崔之元讀皮凱蒂｜大象曲線、婆羅門左派和參與式社會主義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

2020-08-31 10:34

《資本與意識形態》，[法] 托馬斯·皮凱蒂著，[美]亞瑟·戈德哈默譯，哈佛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繼2013年出版《21世紀資本論》之后，又于2020年出版了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的英文版（法文版于2019年出版）。此書長達1093頁，縱橫古今，不免使讀者望而生畏。全書分四部分，各占200多頁篇幅。第一部分討論“前現代”世界各國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會”（Trifunctional Society）, 即“教士、貴族和勞工”，以及“三元功能社會”在法國大革命后向“所有權社會”（ownership society）的轉變。第二部分討論西方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及其當代遺產，包括英國解放加勒比海奴隸時為了贖買奴隸主的“奴隸財產權”而發行的公債的宏觀經濟影響。第三部分討論“所有權社會”在20世紀前70年所遇到的戰爭與革命的挑戰和對不平等的局部改進，以及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經濟和教育改革方案，即“21世紀的參與式社會主義”。本文無力全面評論這一宏大的著作，而僅就書中和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有直接關系的三個概念——“大象曲線”“婆羅門左派”和“參與式社會主義”做些介紹，希望引起讀者去閱讀全書的興趣。

托馬斯·皮凱蒂

大象曲線

“大象曲線”這個概念最初由C. Lakner和B. Milanovic兩位學者于2015年提出，皮凱蒂根據他和全球100多位學者合作搜集的80多個國家的數據，對“大象曲線”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該曲線如下圖所示：

此圖表明，在1980到2018年間，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購買力有60%-12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購買力有80%-240%的增加，而在全球收入中端的人群的購買力增加值則小于最低端和最高端的人群的增加值。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線”，是因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長高于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收入增長。這一“大象曲線”比較符合我們的直覺：全球價值鏈生產的外包效應，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和發達國家的上層階級獲利，但后者獲利更多得多（1%頂層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層人群的收入增加），而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則收入增加較小甚至下降。皮凱蒂進一步給出了2018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收入分配情況：在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國民收入之比，在歐洲是34%，在俄國是46%，在美國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東是64%。

值得注意的是，“大象曲線”是對全球收入分配狀況的描述，而全球財產分配則連“大象曲線”所表示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長的情況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凱蒂提供的被廣泛認為比較平等的瑞典的財產分配在1780-2015年間的演變數據：

此圖表明，在1780-1910年間，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總財產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80年代，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的總財產下降到50%，但受益者是是處于財產分布50%到90%間的人群，而財產分布最底層的50%的人擁有財產比例則幾乎一直沒有變化。其它國家的財產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過之而無不及。換言之，財產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樣的“大象曲線”。也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直觀地理解：農民工雖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們的生活基本上還是“從手到嘴”，儲蓄增長速度不快，離在大城市買房還差十萬八千里。

婆羅門左派

綜合全球收入分布在1980-2020年間的“大象曲線”以及全球財產分布不存在這一曲線的情況，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處于收入和財產的最低50%的人群沒有通過民主政治來改變這一局面呢？這就涉及皮凱蒂書中另一個關鍵概念：“婆羅門左派”（Brahmin Left）?！捌帕_門”是印度歷史上的種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級，皮凱蒂用“婆羅門左派”來描述當前西方的教育知識精英階層。他認為，歐洲和美國1980年代以來政治的一大變化是“婆羅門左派”的興起改變了1950-1980年間的階級投票模式。皮凱蒂提供了如下法國選舉中投票行為變化的軌跡：

此圖表明，在1950-1970年間，法國受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少和財產較少的選民傾向于給左翼政黨投票（法國社會黨、法國共產黨、法國激進黨和綠黨）。例如，在1974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左翼的密特朗在第二輪選舉中以49%的得票率敗給德斯坦（得票率51%）。密特朗在財產分布于底層90%的選民中的得票率為52%，但他在財產分布于頂層的10%的選民中的得票率僅為27%。當時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與財產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也擁有較少的收入與財產。但從1990年以來，這個模式發生了變化，左翼政黨變成了教育程度高的選民的投票對象，即所謂“婆羅門左派”，盡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財產也最高。皮凱蒂發現，“婆羅門左派”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法國，而且整個歐洲和美國都大同小異地出現了“婆羅門左派”。例如，美國民主黨1948-2016年的得票情況如下：

此圖表明，在1948年時，美國民主黨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選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選民中的得票率，兩者之差為21%；而2016年特朗普當選時，美國民主黨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選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選民中的得票率，兩者之差是23%。換言之，在1950-1980年間代表底層工人階級（教育、收入和財產都低）的左翼政黨已經變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黨，雖然這些教育程度高的人群還不是收入和財產也最高的人群。

皮凱蒂認為，“婆羅門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間的西方主要國家交替執政，使得收入、財產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眾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國公投退歐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階級牌當選美國總統的深層原因，說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式已經在其發源地受到重創。

那么，西方左翼政黨（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德國和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等）“婆羅門化”的機制是什么呢？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這是白人工人階級的種族歧視的本性造成的。在皮凱蒂看來，這種解釋過于依賴美國1960年代中期以來的民權運動的經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1968年的競選采用了“南方戰略”，把大量美國南方不滿意民主黨支持黑人公民權的白人工人階級從民主黨爭取過來。但皮凱蒂指出，這種解釋預設白人工人階級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有更強的種族歧視傾向，而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更關鍵的是，左翼政黨的“婆羅門化”在歐洲很多相對沒有美國那樣大的種族問題的國家（如北歐）也出現了，可見“婆羅門化”有更深層的長期社會結構演變的原因，很可能和公共教育投資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仍然人均投資嚴重不平等有關。皮凱蒂認為，不是底層50%的人群因為種族歧視而拋棄了左翼政黨，而是左翼政黨日益代表教育程度高的階層而放棄了改善底層50%人群的社會經濟綱領。

皮凱蒂特別強調指出了西方左翼政黨在二戰后的三大思想失?。簺]能發展出關于更加公正的財產權的理論，沒能應對教育不公平的挑戰，沒能建立新型的國際主義。

參與式社會主義

為了糾正西方左翼政黨的失誤和激發起超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公共討論，皮凱蒂提出了他的“參與式社會主義”（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經濟、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1. 建立“混合經濟”

對中國讀者而言，皮凱蒂改革方案最有趣的一點是他認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是“混合經濟”，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經濟體制。西方國家因為凈公有資產（公有資產減去公債）基本為零（5%以下）或為負，實際上已經不能被稱為“混合經濟”。如下圖所示：

此圖表明，西方國家在1970年代還可以稱為“混合經濟”，因為凈公有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例還在15%-30%左右，但1980年代開始大規模私有化，已經使得凈公有資產的占比下降為零或負。皮凱蒂指出，在他2013年出版《21世紀資本論》時，西方國家中還只有意大利的凈公有資產為負，但到他2019年出版《資本與意識形態》時，美國和英國的凈公有資產也為負了，上圖顯示為在-5%和-10%之間。上圖還表明，中國的凈公有資產占比從1978年的70%演變并基本穩定在目前的30%左右。

皮凱蒂強調，凈公有資產為零或為負，加上“新自由主義”的給富人減稅（例如，里根1986年把1932-1985年間的對富人的聯邦所得稅率從86%降到28%），使得西方國家主要靠發行公債來維持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而對歐盟而言，發行公債又進一步受到1992年歐盟成立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的限制。2012年，歐盟又達成“預算條約”，規定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0.5%。這里的3%和0.5%，都是指“二級赤字”（secondary deficit）, 即給公債付息后的赤字，而給公債付息之前的赤字，稱為“初級赤字”（primary deficit）。皮凱蒂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公債等于該國GDP的100%，利率是4%，那么它需要相當于GDP的3.5%的初級預算盈余（primary surplus）才能滿足2012年預算條約的0.5%規則”。這將嚴重限制國家履行公共投資、社會保障、教育和宏觀經濟管理職責的能力。例如，2018年意大利無法承受0.5%規則，最終歐盟委員會和意大利達成妥協，同意意大利的赤字定在GDP的2%，但這仍然需要意大利維持0.5%-1%的初級預算盈余，而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資增加兩到三倍。這是在國資、國債和稅收三者互動的情況下，國資為負值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力的削弱的一個例證。

2. 建立“公民資本稟賦”和“公民基本收入”

當前，“公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世界不少國家已經進入政策議程和實驗階段。皮凱蒂“參與式社會主義”改革方案的一個新穎之處是他提出還需要“公民資本稟賦”（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本文前面已經引用了瑞典的財產分布沒有“大象曲線”，皮凱蒂進一步提供了全歐洲財產分布的演變：1900-1910年間，歐洲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總財產的80%-90%，而2010-2020年間，這一比率下降為50%-60%，盡管這個數值其實還是很高的。但關鍵在于，這一“小改善”主要為財產分布位于50%-90%之間的中產階級上層所獲取，他們的財產占比從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財產占比則一個世紀以來沒有變化，一直是5%-10%。皮凱蒂認為，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總量的50%的人民的自主創業，也完全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推崇的“機會平等”精神背道而馳。因此，他建議用“年度財產稅”和“遺產稅”來給每個年滿25歲的公民一次性發放“公民資本稟賦”。這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化的遺產繼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凱蒂認為其邏輯不限于土地）。具體來說，“公民資本稟賦”的數額可以定為成年人平均財產的60%，目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財產是20萬歐元，所以每個年滿25歲的公民可以獲得一次性“公民資本稟賦”12萬歐元。這是使資本社會化和臨時化，加強其在代際內和代際間的流動性的重要步驟。

皮凱蒂建議，“公民資本稟賦”的資金來源是累進年度財產稅（占GDP的4%）和累進遺產稅（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來源則是累進所得稅（其中包括社會保障稅和碳稅）。所得稅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連續性月度發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 “福利國家”的公共衛生、教育和養老等開支。具體來說，“公民基本收入”的額度可定為平均稅后收入的60%，隨著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發放額會相應的，但按較低比例減少（例如，其它收入增加10歐元，基本收入減少發放2歐元）。經過計算，皮凱蒂認為實際上獲得“基本收入”的人將是總人口的30%，用當年GDP的5%即可以發放。至于稅率，皮凱蒂的方案是，對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財產、遺產和收入，稅率為60%-70%；對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財產、遺產和收入，稅率為80%-90%。詳情如下圖所示：

3. 發展“勞資共同決定”的企業制度

皮凱蒂十分贊賞德國和北歐國家企業中的“勞資共同決定”制度。德國公司法中的“共同決定”制度（德文Mitbestimmung，英譯為co-determination）出現于1945-1951年間。該制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國1919年的《魏瑪憲法》，其中明確寫入了“經濟民主化”條款。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影響，1918年11月，德國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疤K維?！币辉~在俄語里的意思是委員會，后來專指工人士兵委員會。一戰中戰敗的德國，重返家園的士兵中很多人生計無著，很多企業主也逃跑了。所以，工人士兵委員會接管了不少企業。德國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僅僅存在了6個月，但“經濟民主化”思想的影響是深遠的。1951年，德國首先在煤鋼生產領域推出勞資共決制。按照《煤鋼共決法》的規定，當企業工人達到1000人以上，企業最高決策機構——監事會（或稱為監督理事會）做出決策時，要實行對等共決制（full-parity co-determination），即雇員代表和股東代表之間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決法》規定工人人數超過2000人的企業，要適用“準對等共決制”（quasi-parity co-determination）。這是指當勞資雙方代表在監事會表決時，如果出現表決結果各占50%的平局，股東選任的監事會主席有權投出決定性的一票來做出最終決定。

皮凱蒂認為，“準對等共決制”還是有著偏向資方的局限。他建議從兩方面來改進。第一是“公民資本稟賦”將使得職工有購買本企業股份的興趣和能力，從而可能使職工作為股東在資方代表一方也有發言權。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體制，對投資超過企業總資本10%以上的股東，其投票權將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這樣一來，職工參與企業發展大方向討論的民主權利將得到進一步發展。值得關注的是，法國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較德國為弱的“勞資共決制”：在職工超過5000人的大企業里，12名董事會成員中必須有一名職工董事。英國工黨首相Harold Wilson在1978年建立了研究“勞資共決制”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了“2X+Y”的共決模式，即勞資雙方各提出X名董事會成員，政府再提出Y名董事?！?X+Y”的共決模式在提交給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作為“歐洲公司治理導引”時，沒有足夠多的歐洲國家參加投票，故不了了之。但2016年，英國工黨綱領中正式寫入了一些學者起草的《12點勞動法宣言》,其中包括大企業董事會中職工董事占20%和全部董事由股東和職工的“混合代表大會”產生。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何法國和英國的“勞資共決制”比德國和北歐國家的相對滯后？皮凱蒂認為，原因是從二戰后直到1990年代初法國社會黨和英國工黨一直把“國有化”作為主要綱領，而忽視了大企業內的經濟民主問題。而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在1959年就放棄了“國有化”綱領，而重點發展“勞資共決制”。從皮凱蒂的“參與式社會主義”改革方案既注重“公私混合經濟”，又注重“勞資共決制”來看，他實際上創造性地綜合了德國，北歐，法國和英國（甚至包括中國的“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探索。盡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黨在二戰后的三大思想失敗和“婆羅門化”，皮凱蒂在“經濟民主”綱領上顯然還是繼承和發揚了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傳統。

4. 發展公共教育投資和升學機會的公平化

皮凱蒂認為，西方左翼政黨在1980年代以來的“婆羅門化”和教育機會不公平有著密切關系。他提供了法國2018年時公共教育投資不平等的如下圖示：

此圖說明，對所有2018年20歲的法國青年，他或她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資大約是12萬歐元，即平均15年求學期每年8000歐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歲就結束了學校學習，他們實際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歐元的公共教育投資，平均每年6000-7000歐元。而對于25歲才完成高級學位學習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實際上享受了20萬到30萬的公共教育投資。

皮凱蒂承認，“教育公平”的概念十分具有爭議性。但針對上圖所顯示的法國公共教育投資的不平等現象，他認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是：讓16歲就結束學校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時點自主選擇繼續間斷性學習，直到他或她實際上享有和25歲才離開學校的人同樣的公共教育投資。同時，皮凱蒂強調，高中和大學的錄取標準應該考慮學生的家庭背景。這一考量可以用兩種方法：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為錄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學生的居住地作為打分的因素。皮凱蒂認為自己不能提出一勞永逸地解決教育公平的方案，而是希望他提出的初步的教育改革設想能夠激發更廣泛的公共討論。無論如何，他認為目前法國高中的錄取公式算法（Affelnet）和大學錄取公式算法（Parcoursup）仍然是“國家機密”，是很不應該的。

5. 用公民“民主劵”克服富人“政治獻金”

皮凱蒂深知，目前西方國家選舉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獻金”實際上已經破壞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他的上述改革設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議程。因此，他的“參與式社會主義”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人政治獻金。

給每個公民發放“民主劵”的設想，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開源軟件法律問題的萊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國西雅圖市的選舉中被正式采用。西雅圖市的每個公民在選舉注冊時自動收到4張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們用來自由支付給自己支持的候選人。選擇接受“民主劵”的候選人必須嚴格遵守競選支出限額（spending limit）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獲得個人超過250美元的捐款。對于選擇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選人，也不得獲得個人超過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圖“民主劵”實踐的重要意義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國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總統選舉公共基金”的若干規定。

“總統選舉公共資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獻金”。每個美國公民在報稅時可以在稅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納稅額中劃給總統基金3美元”一欄中打鉤。這3美元不是額外支出，而是在納稅人本應繳稅的額度內。但公民不能指定這3美元劃給具體哪個黨的總統獲選人。197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特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福特被劃撥給同樣的2180萬美元的競選經費。這是用公共資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獻金”的重要進展。然而，“總統選舉公共資金”的具體設計上存在嚴重漏洞。第一，由于納稅人在報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黨，導致很多人對在報表中打鉤不感興趣，從來沒有超過35%的納稅人這樣做，雖然3美元并不是個人的額外支出；第二，盡管競選支出限額是必要的，但美國沒有與時俱進，支出限額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競選中電視廣告等費用不斷上升；第三，總統候選人有不使用公共資金的選擇權，從而也不必受競選支出限額的限制。有些令人吃驚的是，一直力主用公共競選資金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獻金”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卻在2008年成為了1976年以來第一個選擇不使用公共競選資金的總統候選人，而當年他的對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仍然使用公共競選資金。奧巴馬的初心是他可以利用眾多支持者的小額捐款，從而不必受使用公共競選資金的支出限額的掣肘。不料, 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判決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機構和工會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論自由”，其額度不能受到限制。因此，從2012年以來至今，所有美國總統候選人都選擇不使用公共競選資金，使得“總統選舉公共資金”名存實亡。

總結世界各國的建立“選舉公共資金”的經驗和教訓，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茱莉亞·卡熱（Julia Cagé）教授在《民主的價格》一書中提出了在法國實行“民主平等化劵”（democratic equality vouchers）的設想：類似于197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公共資金”，法國公民在年度報稅單上有打鉤的選項，但與之不同而類似于2017年西雅圖市政選舉“民主劵”的則是，法國公民在打鉤時明確將7歐元的“民主平等化劵”配置給自己支持的政黨和政治運動。同時，嚴格限制甚至禁止私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獻金，廢除法國目前高達7500歐元的個人政治捐款額度。皮凱蒂完全同意茱莉亞·卡熱的“民主平等化劵”設想，認為在年度報稅時意向明確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劵”實際上是一種“軟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非要等4到5年才能在選舉中表達政治態度，而是年度性的對各個政黨和政治運動進行評價，這將有助于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展開和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對話，而不是僅僅傾聽富有的個人和大公司的意見。

茱莉亞·卡熱著《民主的價格》

6. 新型國際主義——社會聯邦主義

皮凱蒂的“參與式社會主義”改革方案，如果僅僅在一個國家內實施，將會遇到很大困難。上文提到，他主張利用累進年度財產稅和遺產稅建立“公民資本稟賦”和利用累進所得稅建立“公民基本收入”，這將會導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財產轉移到別國的避稅天堂。皮凱蒂指出，歐盟內的避稅天堂主要是盧森堡、愛爾蘭、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國。2014年，一群國際記者發布了“盧森堡解密”（LuxLeaks）,揭露盧森堡政府建立避稅天堂的種種隱蔽做法。在1995-2013年間任盧森堡財政部長和首相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間擔任歐盟最高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目前歐盟的制度基礎是2007年通過的《里斯本條約》，其中明確規定歐盟的共同財政和社會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成員國一致同意，每個國家都有否決權，而有關商品，資本和人員流動和市場規制的政策則可由“有條件的多數原則”（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決定，需要55%的成員國同意，且其人口達到歐盟總人口的65%。由于“一致同意”原則，歐盟各國共同的財政和社會政策極難出臺，這從2008年金融危機和當前的新冠肺炎危機中歐盟都未能發行共同債劵（common bond）可以明顯看出。而沒有共同的財政政策，歐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員國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很多歐盟國家的普通民眾認為歐盟只是“市場聯邦主義”，而不是“社會聯邦主義”。2016年英國的退歐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蘭等東歐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都說明如果不建立“社會聯邦”，歐盟已經難以為繼。

為了發展新型的國際主義——“社會聯邦主義”，皮凱蒂等人發表了《歐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歐洲民主化公約》（http://tdem.eu/en/manifesto/），并發起了歐盟成員國公民的對公約的簽名運動?！稓W洲民主化公約》提出建立“歐洲公民代表大會”（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來自各成員國的議會議員，20%的代表來自1979年以來普選產生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皻W洲公民代表大會”將有權批準四項最重要的歐洲范圍內的“共同稅收”——公司利潤稅、高收入所得稅、大額財產稅和碳稅，從而克服避稅天堂對“參與式社會主義”措施的阻礙?！皻W洲公民代表大會”作為一項制度創新的新穎之處在于，它許可歐盟成員國的子集（如德國-法國-比利時）組成“三國公民代表大會”，征收三國范圍內的四項“共同稅收”，這樣來逐步過渡到所有成員國的共同稅收?！肮餐愂铡钡挠猛究捎袃煞N：一是將50%的“共同稅收”返還給各成員國用于削減國內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稅負，二是將另50%用于歐盟范圍內的科研、教育、環保。同時，“歐洲公民代表大會”的“社會聯邦主義”邏輯不限于歐洲，皮凱蒂認為完全可以建立“歐盟-非盟公民代表大會”及其子集。他尤其關注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會已經提出的“非盟共同稅收”設想。這樣，新型的21世紀“國際主義”初現輪廓。下圖皮凱蒂給出的一般性的“社會聯邦主義”圖示：

以上是對皮凱蒂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的簡單介紹。也許有的讀者覺得他的“參與式社會主義”全球改革方案是烏托邦，或者削減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帶來效率的降低。其實，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國的人們已經意識到，目前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必須進行深刻的制度變革，不僅許多傳統左翼人士這樣想，而且許多傳統右翼人士也這樣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機更強化了人們這種認識。皮凱蒂說，他的改革設想的出發點類似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中的“差異原則”：資源和機會應該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時才是合理的，否則就應該削減不平等。這個“差異原則”的直覺非常簡單：不平等對強勢群體總是有利的，只有當它對弱勢群體也是有利之時，才對社會整體有利，使得社會得以超越“在貧困中的平等”。正因為如此，連“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哈耶克也自稱同意羅爾斯的“差異原則”。然而，由于羅爾斯沒有對不平等給弱勢群體帶來的影響做定量分析，導致哈耶克可以聲稱非常巨大的不平等也是對弱勢群體有利的。上面提到皮凱蒂的定量研究則證明，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財產占比一個世紀以來沒有變化，一直是5%-10%，這就說明當前的財產分配狀況是不符合羅爾斯的差異原則的。處于財產分布頂層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擔的犧牲（皮凱蒂提出的財產稅和遺產稅的稅率其實和1930到1980年前英國和美國實行的稅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人生機會，而多數人的創造性一旦得以發揮，將促進社會整體生產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