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長庚大學宋史學者黃寬重先生“習史近五十年”，尤“眷戀南宋”，201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新著《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系》，這本書南宋時代士大夫的仕宦、文學交流、人際交往為議題，討論了他們的文學作品即人際關系中所反映出的士人的文化生活、南宋一朝之政治發(fā)展和社會文化。2020年6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簡體中文本。本文選摘自書中《南宋政治研究的三重視角》一文的“人際關系”一節(jié)。

人際關系對了解士人在變動甚速的南宋政局中仕途順遂與否，具關鍵性。宋代士人透過科舉爭取仕進；入仕之后，尚須獲得長官的薦舉，才能晉升高位。薦舉制度，使士人從學習到任官的過程，除家族、婚姻之外，尚須以才學、嗜好、理念，與長官、前輩乃至同學、同鄉(xiāng)、同年、同僚交流，以期爾后發(fā)揮積極作用。由于受教育與任官的過程長、變動大，因此經營人際關系是長期的。不過因為政局變動頻繁、執(zhí)政更迭迅速，高官進退容易牽動相關師友的仕途榮枯；像趙鼎被貶，受牽連被整肅的幕僚、親友，多達三十多人。孝宗以后的政治運作雖稍減肅殺之氣，突顯包容之道，但在與金和戰(zhàn)路線之外，又夾雜道學與政治的糾葛，使政局的變動、執(zhí)政的輪替、路線之爭更為頻繁，讓參與其事的官僚群體命運瞬變。

政治環(huán)境的變動趨于常態(tài)后，士人為避免在政局與人事變動中影響仕進，著力經營多元的人際關系。除部分顯宦名儒無視榮辱、堅持己意之外；一般隨從者則會在既有的人際關系外，尋求庇蔭的途徑，或轉換心態(tài)依附新貴，以趨吉避兇。不過，此一作法，在傳統(tǒng)社會容易招致批判；因此在記錄個人的傳記中，對此種心態(tài)乃至行動上的改變，多略而不談，或是委婉辯解。

這種現(xiàn)象可以在孫應時的生涯中，明顯呈現(xiàn)。孫應時出身于以儒為業(yè)、爭取功名的清貧家族；自幼努力舉業(yè)，在太學期間師從陸九淵等道學名儒，轉益多師。中進士后為求仕途順遂，不論在親近道學的史浩家任教席或任親民官，均廣泛結交同道。此時，道學名儒之間，雖有學術爭鋒，但其謀得君行道、參政的氣勢正盛，而與執(zhí)政官僚爆發(fā)爭執(zhí)；孫應時適逢其會，每為道學發(fā)聲。孝宗逝世后，政局遽變，孫應時的師長陸九淵、史浩已死，朱熹、丘崈被罷，他雖晉升京官并任常熟知縣，致力地方教育文化的發(fā)展，但受韓侂冑、趙汝愚爭權，慶元黨禁之累，被視為道學余黨，處境艱難。為化解危機，他轉而向與韓侂冑關系密切的張孝伯及繼丘崈任蜀帥而作風與丘迥異的趙彥逾，尋求救解。最后在張孝伯救護下，獲得平反。孫應時曲折的生命故事，訴說著一個基層士人在政治與道學糾葛中的處境與肆應之道。不過，不論是楊簡所撰的“壙志”，或《寶慶會稽志》傳記的內容，都相當簡略；只有透過仔細爬網《燭湖集》，才能看到他完整的經歷，以及在變動迅速地政局中，如何經營多元的人際關系，乞求仕途順利、避兇趨吉的心路歷程。關于這方面的記載，并不見于他的傳記中。

在黨爭對抗中，個人對應環(huán)境的因應之道，更值得關注。以往學界探討南宋一波波政局變動時，多將對抗與遭遇的焦點集中于群體，且認為是前后相續(xù)，一以貫之的行動。最明顯的莫過于將光宗以來士人卷入學術與政治的糾葛，視為兩個爭奪政局主導權，互相攻訐，彼此對立的群體；以致認為寧宗初期的慶元黨禁，系由推動黨禁與被禁錮兩批立場明確的官員所造成的，甚或指為“集團”，強化其集體性。姑不論慶元黨禁的真相如何，僅細究每位參與者的生命歷程，會發(fā)現(xiàn)這些人群體意識并不強烈，后來的遭遇也因人而異，差異很大，很難視為“集團”；如被列入黨禁名單中的項安世、周南、黃度、葉適等人，除了短時間被罷之外，因分別與錢象祖、韓侂冑的關系，參與韓侂冑所推動的北伐軍事行動，反而在嘉定之后遭貶。孫應時、王柟，雖未列入黨禁名單中，卻也受到牽連，后因得錢象祖、張孝伯等與韓侂冑關系密切者的救助，才免于禍。反之，許多在黨禁過程中打壓道學的重要角色，卻在嘉定更化后，或得以全身而退，且境遇榮枯有別。這些官僚的不同遭遇與結局，固與心態(tài)轉變有關，但也不可忽視他們在不同時期的人際關系所發(fā)揮的作用。可見在復雜多變的政治環(huán)境中，影響士人的命運與仕途順逆的因素很多，人際關系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時，持集體性或前后一貫的觀點看待歷史事件與人物，是過于簡單且有盲點的。

在南宋中期道學與反道學之爭中，列名偽學的有五十九人，攻偽學黨人有三十六人；研究者多將之視為是兩個立場迥異的斗爭群體，這是自李心傳《道命錄》及晚宋《慶元黨禁》這兩本書以來，長期被接受的說法。不過，對是否存在逆黨之說、相關黨禁名單及彼此之間群體意識的對立等問題，近來相繼被修正，如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就以道學為例，說明個別立場的轉變。本人在研究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期間的遭遇與對應的論文，也有相關的討論。鄧小南在研究何澹及其家族的論文中，則指出被視為主導偽學之禁，為韓侂冑斥逐異己的何澹，能在史彌遠執(zhí)政后免去被整肅、保全名聲的諸多原因中，與他的家族與

朝野人士有廣泛交流，及他與楊萬里、尤袤、羅點、樓鑰、葉適乃至衛(wèi)涇等人的關系不錯，都有一定的關聯(lián)。這些都是透過人際關系對個案進行細致研究所得的新觀點。

本文則擬舉另一位被列為攻偽學黨人的倪思為例，說明在世局驟變中，參與其事者個性、人際關系與仕途榮枯是相關的。倪思（1147—1200），字正父，號齊齋，是湖州歸安人。關于他的事跡，除《宋史》本傳外，就以魏了翁寫于端平三年（1236）的墓志銘內容最為豐富，也最能顯現(xiàn)他的性格與遭遇。

從魏了翁所寫的墓志銘來看，倪思早年的表現(xiàn)相當杰出。乾道二年（1166），二十歲那年中進士，三十二歲中博學宏詞科，又通過館職試；歷任國子正、太學博士、太常博士、校書郎、秘書郎、中書舍人等，屬于宋廷培養(yǎng)政治菁英的清要職務。四十五歲就位居禮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職；顯示他的才學能力均獲肯定，才能平步青云，仕途順遂。

不過，倪思耿直批判朝政與秉政者的個性，讓他在爾后復雜多變的政治環(huán)境中，屢次受挫。倪思在孝宗、光宗二朝，批評朝政的弊端，特別對近幸、后黨侍恩預政的批判，曾獲趙汝愚“讜直如此，吾黨不逮”的贊譽。慶元元年（1195）被召為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表達對他的期望說：“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哉。”對他言行多所肯定，希望他能共秉朝政。次年，甚至與葉翥、劉德秀，共同主持省試。但因性格耿直，意見多與秉政的宰執(zhí)不同調，從慶元二年（1196）起，連遭劾罷；先后五次奉祠，仍直道而行。開禧二年（1206）秋，倪思再度入京，任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向寧宗直諫政壇上存在無恥的風氣，說：“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并指韓侂冑被蘇師旦蒙蔽是“聰不足”，與李林甫、楊國忠的晚年相似。這些言論，讓韓侂冑十分憤懣，向參知政事李壁抱怨說：“子嘗言倪正父之為人，今始至即立異”，并嗾監(jiān)察御史毛憲論劾罷倪思。

《攆茶圖》

韓侂冑被誅后，倪思與樓鑰等人再被召入京，是更化朝政的要員。他任兵部尚書兼侍講，在參與與金議和決策中函韓侂冑首級一事，扮演重要角色，甚至處置韓的余黨。據《四朝見聞錄》乙集所記，倪思在宋廷集議函韓首時，勸持異議的王介說：“一侂冑臭頭顱，何必諸公爭。” 不過此一說法，在魏了翁的墓志銘完全不提，《宋史》本傳則說“思謂（函首一事）有傷國體”。明顯回避參與函韓首級的角色一事。次年三月，出任同知貢舉，與樓鑰共同主持進士考試，及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顯見他涉入處置韓侂冑及其黨余頗深，被新執(zhí)政者視為推動更化的重臣。

然而，倪思又因耿直的個性，再遭廢罷。他既對宋廷追賜贈寧宗第八子垍為太師尚書令一事，表達異議，又一再針對史彌遠除新任而宰相錢象祖不得與聞，恐再蹈韓侂冑專權的覆轍，向寧宗建言，引起史彌遠的不快，因而自求外任。他接著批評陳晦以“昆命元龜”之語稱頌史彌遠，被殿中侍御史劾以“藩臣僭論麻制”，遂遭鐫職罷任，從此鄉(xiāng)居十年，于嘉定十三年（1220）十月卒，享年七十四歲。死后并無謚號，行狀、墓志資料均無存。

端平元年（1234）理宗親政，因濟王案被史彌遠壓制的理學家，如魏了翁、真德秀當道，倪思獲得平反。先是由蔣重珍撰行狀，呈請謚號，端平二年獲“文節(jié)”謚號；次年由魏了翁撰寫內容豐富、對倪思評價極高的墓志銘，顯然視他為道學之人；墓志中對不利于他的事跡，則略而不記。然而在理宗后期撰成的《慶元黨禁》一書，卻將倪思改列為攻道學黨人的三十六人之一。所持的重要理由大概與葉翥、劉德秀主持進士省試時，黜落義理士人，奏請禁語錄、大經、論孟諸書相關，被視為打擊道學者之一，但葉紹翁認為倪思并未黨附韓侂冑，及配合葉、劉的行動；若結合《宋史·韓侂冑傳》 、魏了翁墓志，及嘉定初與樓鑰共同主持進士考試的事實，顯然將他視為攻擊道學黨人之一的合理性不足。

因此，要想解開倪思的仕歷與死后地位的變化之謎，在他的個性之外，可能尚須從人際關系去了解影響其地位、聲譽榮枯的因素。由于倪思甚早參與政治，且發(fā)跡甚速，在不同職位與同僚相交，甚而相互扶持；他先后與王淮、周必大等宰執(zhí)，及樓鑰、楊萬里、葉適、衛(wèi)涇，乃至魏了翁、袁燮、真德秀、劉宰等人，廣泛交往。但他個性耿直，發(fā)言多與當道相忤，并非甘愿雌伏于一人之下，致屢起屢仆。在政局變動、政爭激烈的寧宗一朝，先后得罪周必大、趙汝愚、韓侂冑。特別是韓侂冑秉政時，他雖兩次召用，都以直言被罷。魏了翁曾為此事向葉適探問其得罪周必大、趙汝愚與韓侂冑三個人品差異極大的權臣的原因，葉適說：“公之心蓋不茍于隨者。”表示倪思并不是一個黨附謀利、見風轉舵的投機者。這樣的個性處在復雜多變的政治環(huán)境中，不僅仕途升黜變化大，而且容易影響政治地位或歷史評價。像倪思這樣仕歷變化甚巨的士人官僚，在南宋中晚期并非個案。關于此一議題擬另文說明。

總之，快速變化的南宋政局，對大小官員都帶來沖擊，既影響仕進，也出現(xiàn)各種復雜的遭遇與因應之道。不同的生命轉折，都影響其生平事跡的記述；這些變動，既凸顯舊時代的政治壓力，也彰顯新的政治轉型；而從忌避到解放的過程，同樣揭示時空的轉變及人際關系的影響力。對這類人物，若僅憑記錄個人生平事跡的各種傳記數據去探討，實難有圓滿的解答，因此，充分利用文集相關數據所提供的多方面信息，并考慮政治場景、時空因素與人際關系，才能在政局轉變中掌握個人的生命歷程及南宋政治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