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鴉片戰爭：一斗“雅片”燃起的硝煙

清廷的禁令愈嚴，鴉片的秘密買賣反而愈盛，這背后的無奈現實是清人對鴉片近乎癡迷的熱衷。清朝中期，吸食鴉片成為流行于文人階層的雅好，鴉片更被稱為“雅片”，這已然能與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并論的文人雅趣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更何況鴉片一旦上癮便萬難戒除。在清帝國繁華的各大都市，高檔煙館鱗比櫛次于中心商業區，漸漸成為承載著社會交際功能的重要場所；而吸食鴉片更成了日常待客之道，猶如請友人飲酒喫茶一般自然——如在上海灘約友人一敘至租界上的“眠云閣”、“更上一層樓”等名煙館一榻橫陳，云霞吞吐間決計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樁美事。

上流社會的風雅與下層社會的附庸風雅彼此影響，最終孕育出了頹靡病態而又華麗異常的鴉片文化。資深的癮君子對吸食鴉片的各個環節均精益求精：鴉片要進口于朝鮮、印度支那或是產于云南麻栗壩的精品；煙膏要出于潮州巧匠之手的冷籠佳膏，還要調入珍珠粉、野山參之類補品；更為講究的要數煙具：槍分寶石、蝦須、象牙、沉香，燈有太原、琉璃、寶石——坊間還有“紅木梨花的炕，云銅黃竹的槍，廣州的燈，云南的斗”一說，其間自有一番滋味風情。

然而，賦稅之利與文人之好畢竟改變不了鴉片毒性極大的事實。吸食鴉片之風的盛行極大影響了清人的身體素質，正如俞蛟《夢廠雜著》所言：“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委頓不能舉，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為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鴉片館

受制于鴉片，整個清帝國從朝臣將士到布衣百姓麻桿身體面黃肌瘦，這也成了“東亞病夫”一詞的時代背景之一。危急存亡之秋，清帝國終于對鴉片正式宣戰了。

戰爭的號角是從朝堂之上開始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盧寺卿黃爵滋上了一道言辭激烈的奏疏，仔細算了一筆財政賬：“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年至1831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年至1834年），歲漏銀二千余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由于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甚一日，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聾發聵，請仿周官用重典之治，治以死罪！”

這份奏折之下，還壓著另一位大臣的奏折，上書“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后，豈惟無可籌之餉，仰且無可用之兵”。道光閱后甚為感動，特詔此臣入京商討禁煙方略，并任命其為禁煙欽差大臣兼制廣東水師，負責禁絕鴉片貿易之事——這一位大臣，便是林則徐。

手握圣諭的林則徐至廣州后立刻厲兵秣馬包圍了英國人的商館，數日之后，英商無奈將鴉片悉數交出，林則徐于虎門就地將鴉片盡毀，這便是虎門銷煙。虎門銷煙極大的鼓舞了道光的信心，清廷立即議定新律三十九條，用刑極重：“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為首斬梟，為從絞監候；開設煙館者，為首絞監候，為從發新疆為奴；栽種罌粟、制造煙土者，為首絞監候，為從流極邊煙瘴；凡吸食鴉片者，自令下之日，經一年有六月尚不悛改者，無論官民皆絞監候。”

因新律只適用于清人，林則徐于廣州又設專條：“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拒絕接受，在幾次交涉未果的情況下回國請兵，終于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給清帝國帶來了一份“大禮”：鴉片戰爭。

道光皇帝

南京條約：鴉片戰爭背后的魔幻現實

在戰前對林則徐大言“不患卿等猛浪，但患過于畏葸”的道光，徹徹底底被這一次戰爭打懵了。廈門、寧波、定海、鎮海、鎮江相繼失守，江寧告急。最終，道光同意簽訂了《南京條約》這個城下之盟，中國近代史在此刻，正式展開。

虎門銷煙，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均因鴉片而起。作為戰爭的產物，《南京條約》唯一提到鴉片的條文卻不是將鴉片貿易合法化，而是針對林則徐禁煙活動提出的賠償要求——《南京條約》第四款規定：“因大清欽差大憲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準以洋銀六百萬銀元償補原價。”

僅從法理角度來講，《南京條約》并沒有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只是籠統地規定“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真正明確鴉片貿易合法性的是咸豐八年（1858年）簽訂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第五款的規定：“洋藥準其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叁拾兩，惟該商止準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只準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并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后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定貨稅。”

所謂“洋藥”，即是鴉片。這一款規定中英國人對于鴉片貿易的規定相對保守，而且只保留了在口岸買賣的權利，同時明確中英《天津條約》第九款對英國人的往內地游歷、通商的保護并不及于鴉片。可以看出，身為戰勝國的英國，對于鴉片貿易這一不光彩的商業行為，也頗為小心謹慎。

《南京條約》內容

直到在光緒二年（1876年）簽訂的中英《煙臺條約》中，這份小心謹慎才漸漸化為理直氣壯。《煙臺條約》第三端第十二款規定：“洋藥一宗，威大臣議請本國，準為另定辦法，與他項洋貨有別。令英商于販運洋藥入口時，由新關派人稽查，封存棧房或躉船，候售賣時洋商照則完稅；并令賣客一并在新關輸納厘稅，以免偷漏。其應抽收厘稅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辦。”

由此，鴉片貿易在大清帝國正式合法化。而歷史的黑色幽默恰恰在此顯現得淋漓盡致——對于清朝沿海各省來說，鴉片貿易雖有危害，但也會帶來利好。《煙臺條約》中規定應抽收厘稅由各省酌辦，這里的洋藥厘金在各省地方稅收中都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如果真要禁絕鴉片，這一部分洋藥厘金便打了水漂。

清廷官員們對鴉片的態度比起文人雅好來說更加務實：鴉片對癮君子來說是剛需，禁煙一方面會減少稅收，另一方面也會刺激走私。而不禁煙呢？國勢至少看上去沒有變得更壞。就在滿朝官員在為鴉片貿易之利弊爭得不可開交之時，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公開發表的《中國先睡后醒論》引爆輿論而大噪。一邊是文中“重修合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的呼聲，一邊是朝堂規范鴉片貿易的奏請，此時的大清帝國，實在是極具魔幻色彩。

這一場混亂而精彩的鬧劇，終于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迎來了尾聲。隨著國際對鴉片貿易的聲討以及英國工業結構的轉型，英國主動取消了對清鴉片貿易出口的特權。這一年的《禁煙節錄及來往照會》中，英國承諾以十年為期，漸次禁絕鴉片。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照會中還出現了“嗎啡及嗎啡針之害尤勝鴉片”之語——看來毒品的發展，又在人類的硝煙彌漫中向前邁了一大步。

1912年1月23日，世界上第一份國際禁毒條約《國際鴉片公約》終于在海牙簽署。只是此時清帝國已是危在旦夕。22天前，中華民國于南京——正是《南京條約》簽訂的地方宣布立國；21天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統宣布退位，清朝滅亡。只是，中國人與鴉片的戰爭，遠遠沒有結束。

一個謠言

清末新政：攝政王與地方督撫的另一場鴉片戰爭

清朝對鴉片的曖昧態度源于鴉片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非正常貿易所能比擬。事實上，鴉片稅一直是清末稅收的重要來源，尤其是一些沿海省份，鴉片事關地方經濟命脈，在存廢問題上地方總督、巡撫不惜與朝廷翻臉，于是清朝最后幾年的禁煙活動便就引發了另一場內部“鴉片戰爭”。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開始預備立憲；光緒三十四年，《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宣統元年（1909年）各省咨議局選舉。雖然在歷史的車轍上向前望去，清朝已經進入了不折不扣的尾聲，但在當時的朝野上下，清朝依然中興有望，尤其在咨議局選舉已經形成氣候的背景下，大清帝國很可能會漸漸轉軌為大清民國。如果歷史果然如此發展，或許鴉片也真的會從此在中國消失——當時清廷主持新政大局的攝政王載灃在鴉片問題上極為強硬，尤其是意識到斷了鴉片貿易也便斷了眾多地方督撫財源之后，禁煙的決心更加堅定。

于是，禁煙便成了清廷與地方勢力角逐最主要的戰場。想想會讓人覺得可悲，清帝國在滅亡的最后幾年，中央與地方還在為是否取締鴉片而爭吵不休，在經濟利益面前，民族大義、國家前途，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在一系列的摩擦中上，廣西巡撫張鳴岐終于公開對禁煙這個“國策”發難：“明知禁煙乃功令所在，展限為眾謗所歸，惟事關省市安危，不敢拘泥原案，務虛名而受實禍。”言下之意，反對禁煙也是憂國憂民，寧可經受罵名也不能讓國家受禍。張鳴岐的理由很充分，鴉片商早就給巡撫交了底：“大宗貨物以煙土為重，商務命脈全賴賬目為流通……煙土店一經歇業，則賬項無著，必致搖動全體。”

咨議局

張鳴岐的擔憂不無道理。廣西財政久賴鴉片貿易，如果貿然禁煙，一方面廣西經濟會轟然崩潰，另一方面合法的鴉片會趨向走私，在國家動蕩之時不但不能真正禁煙反而會白白喪失鴉片稅的豐富利潤，而這正是張鳴岐對抗禁煙國策的底氣。

清廷也不是不明白其中利害。宣統元年（1909年），資政院預備國會曾匯總禁煙后的鴉片稅損失，這個數字達到了驚人的二千八百多萬兩白銀。載灃如何不需要這筆銀子呢？不過載灃同時也明白，這筆鴉片稅真正收入國庫的著實有限。太平天國運動之后，各省督撫早已是“宰制一方、威福由已”，商業稅更是自行征收——毫無疑問，禁煙不僅僅是為了禁絕鴉片，同時也可順勢壓制地方，取得一箭雙雕之效。

只是，大廈將傾，非載灃一人可支。短短兩年，在南方的革命黨與北方的北洋軍閥的分別運作下，清帝國一夕坍塌。志大才疏的載灃不能綏靖地方，便只能綏靖靖國家，大清民國既然不能成立，于是中華民國也便應運而生。

可憐，禁煙之事，也就此隨著朝代的更迭而劃上了何止符。中華民國長時期處于軍閥混戰中，各個軍閥為緩解財政壓力，或明或暗都開始種植鴉片——除了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山西王”閻錫山，中國大地上再一次鴉片橫流。當此之世，反倒是國際社會開始幫助、督促中華民國禁煙了。

民國二年，在由美國改良會傳教士丁義華主持上海中國青年會會議上，與會代表團一致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嚴禁鴉片，“以修改中英煙約，實行恢復禁煙主權為宗旨”。但在道德與經濟的戰爭上，道德從來都不是勝者，中原大地的戰火年復一年，而有戰火的地方，就一定有鴉片。直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才設立禁煙委員會以幅鏟除中國吸食鴉片的風潮，并頒布了一系列禁煙法規，只是歷史留給中華民國的時間，也不多了。

清帝國一夕坍塌

結語

三百年來國殤亂。后世史學家每每感嘆鴉片誤國、煙草害命，但在與鴉片與煙草的戰爭中，人類從來不是勝利的一方。中華民國時期，天然具有巨額利潤的鴉片重新為軍閥所用，再一次泛濫整個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南京國民政府再一次提出了“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的政策，可是直到1939年黃炎培視察西康時，滿眼所見依然是遍地鴉片。禁毒之困尤此，禁煙則更是難上加難。當后世的煙民吞云吐霧之時，有誰會對在意香煙包裝上“吸煙有害健康”的提示呢？

回顧中國禁煙的律法條約，或許唯剩下光緒十年（1884年）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在歷史的角落中冷笑吧。那是《望廈條約》第三十二款的規定：“合眾國民人凡有擅自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只冒合眾國旗號做不法貿易者，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

半個世紀之后，這個禁止鴉片貿易的合眾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而條約的另一個簽訂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