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特幣引發的虛擬貨幣運動提供了一次社會實驗

卡爾·波普爾說，科學的屬性是“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物理學之所以被稱為“標準的”和“真正的”科學，是因為科學共同體可以通過可控實驗發現和檢驗科學理論。但是，社會科學無法把社會當作實驗室來驗證某種理論，所以社會科學常常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雖然說社會科學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在實驗室“做出”可控實驗，但是，人類社會偶爾會給我們“提供”社會實驗。比如，一戰后的德國魏瑪共和國和抗戰結束后的國民黨政權濫發貨幣引起超級通貨膨脹，就給經濟學家驗證貨幣數量和通貨膨脹的關系“提供”了絕佳的社會實驗。

當然，這些例子也告訴我們，“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一旦失敗，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因此，我們認識社會現象往往只能從既有歷史現象中觀察、總結和分析，社會活動中“提供”給我們的那些社會實驗我們要倍加珍惜。

2009年，比特幣（bitcoin）的誕生，標志著虛擬貨幣作為一種現象級事件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根據etherscan.io網站的統計，截至2020年3月5日，僅利用以太坊上的ERC20開發的虛擬貨幣就達到24.55萬種。

Coinmarketcap網站按照市值排名對5164種虛擬貨幣進行的回溯性統計顯示，2014年1月1日，虛擬貨幣市場總市值為106億美元（其中比特幣94億美元）；而到了2017年12月17日，虛擬貨幣總市值為8003億美元（其中比特幣3200億美元）。

目前，全球虛擬貨幣交易所（大約）有504家。其中，Coinmarketcap網站跟蹤的318家交易所在2020年4月7日的交易量為1695億美元。而當日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量為1935億美元，中國滬深兩市股票交易量僅為約1000億美元。

從交易量來看，虛擬貨幣交易量接近全球第二大證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超過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交易量。因此，我們認為，虛擬貨幣作為一場私人貨幣的實驗，已經不是單個或偶發的事件，而是一場蔚為壯觀的社會運動。

通過分析這場社會實驗，我們認為虛擬貨幣雖然是一場失敗的貨幣實驗，但同時又是一場成功的技術革新。這是一場尚未終結的社會試錯實驗。

二、一場失敗的貨幣實驗

從貨幣職能的角度看，虛擬貨幣并不成功。虛擬貨幣由于容量有限等技術缺陷，導致交易速度慢、成本高，其無法成為公眾交易媒介，也未能展現普惠金融的優勢。比特幣每筆交易的平均驗證時間要十分鐘，交易擁堵時幾天幾夜也不能完成交易；而你使用支付寶，可以在幾秒內完成支付。比特幣的交易手續費少則幾角人民幣，交易擁堵時交易手續費要二百多元人民幣；而我們國內網銀轉賬是零手續費，國際匯款手續費也不過二三百元人民幣。相比于現有的網銀和第三方支付（支付寶、微信支付），比特幣并無任何便捷性和低成本優勢。

同時，由于投機以及嚴重的價格操控，虛擬貨幣的價格波動率極大，其價格波動率是一般風險資產的三至五倍，無法成為可信的價值儲藏手段。在比特幣發展初期的2011年，曾經在兩個月內價格上漲40倍，從0.75美元上漲到30美元；隨后的2012年2月，價格又跌破2美元，跌幅超過93%。最近的一次較大波動發生在2020年3月12日，24小時內價格下跌38%。

你擁有一個比特幣，就像擁有一個沒有漲跌停限制的小盤股，價格每天都在過山車。試想，你上午拿到比特幣價值10000美元，下午就變成了8000美元，你還敢用它來作為財富儲藏手段嗎？

另外，虛擬貨幣由于內在價值的不確定性，被各種金融詐騙所利用，成為金融詐騙的重災區。我們不妨看一下中國已經立案或者判決的各種區塊鏈旗號的犯罪，就知道這種詐騙已經到了何種觸目驚心的地步。比如，“虛擬貨幣GGP共贏積分”半年之內詐騙3.2億元，PlusToken的“區塊鏈職能搬磚”涉案金額高達200億元。

更為嚴重的是，虛擬貨幣由于匿名性和跨國界性，使其具有很高的洗錢內在風險，虛擬貨幣已經成為犯罪和恐怖活動進行支付的重要工具。研究指出，四分之一的比特幣用戶、二分之一的比特幣交易與非法活動有關，2015-2017年，每年大約有720億美元的規模，相當于美國和歐洲每年毒品犯罪金額的總和。無論是相對數量還是絕對數量都是非常驚人。難怪時任國際反洗錢組織（FATF）的主席在2018年10月公開撰文，呼吁各國重視虛擬貨幣被犯罪活動所利用的嚴重性，因為“虛擬貨幣已經與金融犯罪手牽手”。

三、一場成功的技術革新

比特幣雖然以私人貨幣為目的，但是，它同時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技術——區塊鏈技術。區塊鏈技術由虛擬貨幣引發，但區塊鏈并不等于虛擬貨幣，區塊鏈早已超出了虛擬貨幣的范疇。虛擬貨幣雖然本身是一場失敗的貨幣實驗，但催生一場成功的技術革命，引領了一系列影響經濟模式和社會格局的技術創新，影響到價值流轉、權利證明、商業模式等各個方面。

第一，比特幣自治社群的成功運轉，證明了不依賴于第三方信任的價值流轉的可行性，非中心化的商業網絡因而得以實踐。比特幣在沒有任何外來暴力干預的情況下，自發形成了幾千億美元的市場，而且這個自發市場還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這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二，智能合約運行在區塊鏈上，完成了不依賴第三方的數據可信性和強一致性，使合約的自動化執行具備了可能性，機器商業成為現實。所謂機器商業，也就是在區塊鏈這樣分布式的可信運行環境上，用代碼寫成的智能合約，可由機器自動執行，這些合約可構成虛擬合同、虛擬商業關系、虛擬企業等，形成能夠由機器按照代碼規則自動執行商業合約和價值轉移的新型商業形式。

我們相信，區塊鏈和智能合約技術已經取得的局部實驗成功，預示著這個技術對商業模式和社會格局改造的巨大潛力。

四、一場尚未終結的社會試錯實驗

從動態的角度，也許十年時間還太短，我們不能以一時的困局就否定競爭和進化的力量，通過反復的試錯，可能會最終產生意想不到的成功治理模式。

針對虛擬貨幣實驗中遇到的問題和不足，“臉書”（Facebook）正在籌劃推出“天秤幣”（Libra），試圖通過法定貨幣儲備資產、中心化管理解決內在價值不足、交易容量小以及自治社群弊病。

同時，很多中央銀行也正在抓緊研究論證或者積極試驗“央行數字貨幣”，試圖在吸收虛擬貨幣技術優勢的同時強化法定貨幣的地位。虛擬貨幣是一場尚未終止的貨幣社會試錯實驗，引領了一場會顛覆既有商業模式和社會格局的深刻技術革新，此為央行法定數字貨幣推出的背景，央行數字貨幣又將是怎樣一番天地，我們拭目以待。

總之，這場虛擬貨幣的社會實驗給我們提供了絕佳的觀察機會。當然，我們不能因為虛擬貨幣執行貨幣職能的失敗和產生的負面效果，就對虛擬貨幣及其帶來的區塊鏈技術創新進行全面否定。而應當認識到，虛擬貨幣所帶來的區塊鏈技術創新可能對經濟模式和社會格局產生革命性影響。對于新型虛擬貨幣及區塊鏈技術的金融應用，應當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回應，并給與充分的試錯空間，在堅持基本監管原則的前提下包容新的創新。

（作者史巖為經濟學博士，就職于中國金融出版社；吳云、朱瑋合著有《區塊鏈簡史》。本文源自吳云、朱瑋發表在《金融監管研究》2020年第6期上的論文《虛擬貨幣：一場失敗的私人貨幣社會實驗？》，澎湃新聞刊登的這一版本，作者進行了一定的改寫，感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