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攝影師崔益軍提供給“上海相冊”的這組作品堪稱本世紀初上海老城廂圖鑒，太多生動形象的市井氣息值得你細品。作家王莫之寫到：沒有衛(wèi)浴，所以早上經(jīng)常會在倒馬桶的地方碰頭，冬夜會在澡堂里邂逅，如此輕易、合理地打量對方的身體。這是對艱苦、逼仄的老城廂生活的精準描述。老房子里秘密好像是半公開的，人是半透明的。但為什么還有人念念不忘？老城廂的消失從什么時候開始？或許從傳呼電話退場，座機登場開始……

【上海人事】

2004年3月17日，張橋路

（左）2000年3月20日，華興路（右）2013年1月15日，金家坊

2006年8月19日，王家碼頭路

2006年11月22日，光啟路

（左）2005年9月6日，沙虹路（右）2007年7月2日，吉安路

2010年2月21日，隆昌路

2007年8月10日，武進路

2008年7月20日，公興路

（左）2008年1月31日，方浜中路（右）2008年2月26日，天潼路

2007年2月12日，天潼路

2013年7月2日，榆林路

暈船，但還是要出航

我偶爾會海淘幾張唱片，為此，郵政編碼還沒有從我的生活中完全撤離。200031，這串數(shù)字用滬語來念是如此清越，當它進入外國網(wǎng)站的結(jié)算頁面，儼然是鄙人的手機號碼。泄密的問題我倒是不太擔(dān)心，這串數(shù)字之于那個頁面，是我所提供的、距離隱私最為遙遠的信息。

一種生活方式有待清場，正如實體唱片已經(jīng)被流媒體音樂逼至了敦刻爾克的海邊。身處一個快遞消滅郵寄的時代，郵政編碼和上海市區(qū)的那些老房子有著相似的境遇。那些老房子，我其實是羞于面對的，尤其是當它們出現(xiàn)在照片之上，對視的時候，某種心理前提比蚊子還要煩人，好像它們以這種方式呈現(xiàn)過后，接著就該拆遷了。

攝影師的感受也許更加復(fù)雜。大約是十幾年前，我在莫干山路看過一個攝影展，藝術(shù)家來自紐約，在上海待了一陣子，墻上掛滿了他新近拍攝的上海，讓我想起陽澄湖的“汰腳蟹”。朋友介紹朋友，藝術(shù)家受了我的幾句恭維，大意是這些照片很有價值。“譬如那幅，”我指著改造之前的吳江路說，“那些小吃店啊飯館啊，前陣子全都拆掉了。”他非常夸張地哦了一聲，右眉毛像一只大黑貓在避雨的過程中觸了電。次日，我收到了他的電子郵件，讓我推薦一些像先前的吳江路那樣正在拆遷的地方。

恍惚間，我想到的卻是自己供職的那本雜志。能否在上面辟一個新欄目呢？就叫“正在消失的上海”，替換掉已經(jīng)讓我嫌棄的欄目“我最喜歡的上海人”。比起找一個名人去聊另一個名人，我更愿意和老百姓打交道，聽到他們發(fā)出真實的聲音。他們可以是動遷房的一個釘子戶，或者是已經(jīng)簽了協(xié)議，但還沒有搬走。將遷徙之前的生活狀態(tài)封存在雜志，每月推出一篇，換言之，每個月我需要在上海市區(qū)找到一處改造中的地塊。

這個選題當年如果用心去推，我大概會學(xué)那位紐約攝影師，到處打聽。我忘了自己是如何答復(fù)他的，肯定是一封敷衍的回信。如今，我倒是有了一個好答案。“你也不要特地去找了，”我本該在郵件里這樣寫道，“你就帶著你的相機去南市區(qū)的老房子隨便逛逛吧。”還要向他解釋，南市區(qū)是一個已經(jīng)撤銷的轄區(qū)。

下筆至此，忽然意識到，今年是南市區(qū)離開我們的第二十個年頭。所謂我們，主要是一些身份證號碼以310102開頭的人。就我而言，支撐記憶的似乎只剩下這張身份證了，那上面還印有周浦路，一條早已消失的弄堂馬路，全長幾十米，最小的門牌號碼與市百五店隔街相望，號碼最大的，底樓曾經(jīng)開了一家老虎灶。在我的童年，晨光下的老虎灶是很忙碌的，涌滿了來泡開水的附近居民，來燙黃鱔的菜場攤主，還有一些老頭子，譬如我爺爺，喜歡跟幾個拎著鳥籠的老搭子一道在里面吃茶聊天。茶葉還可以自帶，于是，老虎灶一度客串起了廉價茶館。我念小學(xué)的時候，老虎灶還在，上下學(xué)必然路過，偶爾瞄一眼，因為有老頭子坐在里面而想起爺爺。老虎灶的拆除，仿佛是給遠在他方的爺爺捎去的一份禮物，與此同時，那種一觸即發(fā)的遐想也漸漸消失了，在它沾上人生的苦澀之前。

2008年1月9日，吉安路

2010年9月13日，東沙虹巷路

2010年3月28日，萬裕街

以上，我的回憶沒有跳出郵編200010的區(qū)域。在那里，如今高聳著雙子塔，外灘金融中心鯨吞似的將我的童年化零為整。這無疑是我極少回去的主要原因：那里的改變是如此徹底，已經(jīng)無力喚起我的鄉(xiāng)愁。這類鄉(xiāng)愁以建筑物為媒，通常是在回望的過程中遇見了一前一后、步履不停的感傷與溫暖。虹口區(qū)的舟山路、九龍路，楊浦區(qū)的平?jīng)雎罚陀幸恍├戏孔幽芙o我這種體驗，仿佛自己曾經(jīng)在里面住過。但是，我并沒有入住的沖動，不僅是因為弄堂生活意味著諸多不便。隨著歲月的流逝，童年在我眼里，最明亮的部分早已不是弄堂，而是以弄堂為背景的傳統(tǒng)大家庭以及某種人際關(guān)系。

率先瓦解的是人際關(guān)系，動遷使之失去了往日的親近。這份親近得益于艱苦、逼仄的住房條件：一大家子人擠在十幾二十平米的屋子里，閣樓搭出來還可以睡人；沒有衛(wèi)浴，所以早上經(jīng)常會在倒馬桶的地方碰頭，冬夜會在澡堂里邂逅，如此輕易、合理地打量對方的身體；廚房是共用的，難免會產(chǎn)生摩擦，情商高的，油鹽醬醋不夠的話開口就是。我小時候一度很喜歡看奶奶燒菜，寧波人的飲食結(jié)構(gòu)偏向海貨，經(jīng)常是奶奶在煎帶魚，張家阿婆在爆條蝦，徐家阿婆的紅燒梭子蟹在鍋子里已是香氣撲鼻。還沒有開飯呢，我倒是魚蝦蟹都嘗過味道了。我其實真沒有那么饞，只是阿婆們盛情難卻，好像我不動筷子就是對她們廚藝的蔑視。為此，我那為難的目光游走在奶奶與阿婆之間。我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理解藏在那些眼神里的雜音。張家阿婆大概是為了顯擺，定規(guī)要我吃一口。她的小兒子是做生意的，她們家吃的海貨從個頭到品質(zhì)都像是要去參加奧運會的。有一次，她看到我奶奶在處理新買的黃魚，脫口而出：“哦喲，這黃魚也太小了。”這些，我是聽幾個長輩講的。張家的風(fēng)光持續(xù)了五六年，直到那小兒子因為販毒判了刑。據(jù)說是在云南落網(wǎng)的，講起來可以巨細靡遺，像在說書，很多細節(jié)本該只有當事者才知道，但是在老房子里，秘密好像是半公開的，人是半透明的。

生活在那樣的環(huán)境，人與人糾纏在一起，時間長了，就會延伸出更復(fù)雜的關(guān)系。像是張家，兩個老的與大兒子一家住在我們樓下，大女兒那家與我們是隔壁鄰居。我偶爾會去隔壁打FC紅白機，并不是因為鄰居這層關(guān)系，而是我的小學(xué)同學(xué)W來找他的表哥玩，拉了我一道進去。W住在周浦路老虎灶的樓上，他奶奶和我奶奶是麻將搭子，她們的牌局有時候開在十六號的陸家。陸家的外孫也是我的同學(xué)。陸家的有些情況，我奶奶還是從我這里聽說的。當年，我的同班同學(xué)有五分之一可以說是鄰居。住在九號三樓的B，她的母親與我的父母是同學(xué)，連插隊落戶都分配在同一個大隊。我父母很愛講的一個段子是，他們曾經(jīng)短暫地當過鄰居，大約是在三年自然災(zāi)害的某段日子。后來，因為一場大火，房子燒空了，外公外婆才舉家搬到了離小東門一站路的大東門，他們此后住了四十多年的棚戶區(qū)，以前叫老太平弄的西村，現(xiàn)在是浦江公館。

西村的人際關(guān)系更為親近，因為住了很多蘇北家庭。他們喜歡露天就餐，午飯或許只是捧著一個大碗，各自坐在矮凳上吃，晚飯則把飯桌搬到家門口。每到飯點，弄堂里飄著飯菜的香氣，還有街坊如同一家的味道。這時，傳呼電話亭的阿姨可能夾著小紙條跑過來，對樓上喊道：“三十三號的小黑皮，有儂的電話。”弄堂里，好像存在著某種光暈。類似的感覺在幾年后有了變奏式的復(fù)現(xiàn)，當時外婆家新裝了家庭電話，吃年夜飯的時候，座機響起，小孩子搶著去接，然后興奮地喊長輩的名字。再后來，手機登場，長輩過世，年夜飯從傳統(tǒng)大家庭的聚首降格為三口之家的小團圓。

我時常在想，弄堂里的光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轉(zhuǎn)弱的？也許始于傳呼電話的退場吧。但就我個人而言，那個節(jié)點要更早一些，不妨定在1994年，那年冬天，我隨父母搬去了他們單位所在的徐匯區(qū)。于是，我每日清晨要換兩部公交車，一年之后改騎自行車。從復(fù)興中路騎到南車站路大概需要半個多小時，這一騎就是將近七年。我與南市區(qū)的情緣毀于一場高考，這樣說未免殘酷，事實上，即使沒有高考，緊接著還有兩波動遷。我一直沒能融入徐匯區(qū)，周圍的鄰居每幾年就會更替，從本世紀算起，其中還摻進了許多外國面孔。臉是唯一清晰的、可供辨認的，此外，一切皆是謎團。徐匯區(qū)是未知的，我只是住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年，形同一個夢游者。

夢游者這三個字出自赫爾曼·布洛赫的小說，在那本同名小說的第三卷，作者用了不少篇幅來探討價值的貶值。世界是價值貶值的進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一進程是現(xiàn)代的本質(zhì)。

2019年9月28日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5月21日

2017年11月7日

去年，我的父母為了是否拆除家庭電話而煩惱。那臺座機的功用遠比雞肋還要雞肋。“每個月也就二十五塊呀。”最后，他們達成了共識，不拆了，好像那電話是他們養(yǎng)了二十多年的一個寵物，無法割舍。而我呢，卻在心里默算，當初安裝這臺電話花了兩千多塊，相當于當時兩個月的工資。從傳呼電話（傳統(tǒng)大家庭）到家庭電話（三口之家）再到手機（獨立個體），我們的人際關(guān)系一路貶值，這實在是非常符合二十一世紀的情感表達。

文字作者簡介：王莫之，1982年生于上海南市區(qū)，在某本城市指南雜志工作過十余年，閑暇時喜歡寫點小說，寫一些音樂隨筆，著有長篇小說《現(xiàn)代變奏》、《安慰喜劇》，短篇小說集《310上海異人故事》。

攝影師自述：

記得第一張照片是1998年，南市老城廂。我一不深思構(gòu)圖、二不等待光線，我要的是手起刀落，抓拍那些被突然定格的人和事。可以想象，上一秒，他們正在和誰道著家長里短，而下一秒，他們臉上的表情又會如何改變，行動中的人，才是弄堂的魂。 

上海的弄堂，有種獨特的氣味。這里平靜、休閑、溫馨，同時也擁擠、八卦、暗流涌動。這里的人生活得自然隨意，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最大的快樂。我拍攝到那些在路邊倒馬桶、洗衣服做家務(wù)的上海男人，你不會覺得突兀或者丟臉。弄堂是上海文化的根源，塑造了這個大都市最初的城市精神，實用、精明，同時也奉獻、勤奮。

（從左至右）2019年8月2日/2017年8月6日/2017年7月24日

照片的第二部分是我近年來拍攝的上海，如今己經(jīng)退休的我，仍然割舍不了對攝影的摯愛，常常帶一臺只能拍攝黑白文件的相機，依然在光影和敘事的交織中，不斷探索攝影語言新的可能。

崔益軍，1952年生，曾任解放日報攝影記者、申江服務(wù)導(dǎo)報攝影部主任，1982年開始攝影創(chuàng)作。 

“澎湃新聞/視界”發(fā)起“上海相冊”項目，旨在梳理、挖掘上海攝影師群體代表性作品，從宏觀、微觀層面呈現(xiàn)給讀者一系列關(guān)于上海各時期、各領(lǐng)域的影像，并通過與上海作家這一群體的合作，收集撰寫屬于上海的故事，以此碰撞出一種關(guān)于城市發(fā)展脈絡(luò)新的表達方式和觀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