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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大鯊魚：什么都有可能發生

2020-08-30 11:2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04 年，建筑系學生付菡給同學曹璞打電話，要組一樂隊。曹璞是她認識的唯一一個會彈吉他的人。幾年之后樂隊巡演，圖書編輯兼貝斯手王靜涵還帶著稿子沿途校對。這個樂隊一出來就備受矚目，這個樂隊就是后海大鯊魚。

熱播綜藝《樂隊的夏天》的第二季在這個夏天的尾巴上開始了，節目開始時，后海大鯊魚的呼聲特別高。比賽到第二輪，他們被淘汰了。主唱付菡回答得干脆響亮：把歌留下來挺重要的，在自己好看的時候有一些視頻留下來就滿意了。還有“不合適那我就回去了”。

樂隊組建至今已經過了 16 年，他們做了三張風格不一樣的專輯，夠特別、也夠炸，攬獲了一大批樂迷。如果你也聽過他們的歌，知道他們的名字，那請你跟我們一起，聽聽幾位成員自己講述的故事。

我覺得搖滾是一種不斷去推翻，去創新的東西，或者它是某種你很堅持的信仰。我對搖滾是有信仰的，但是大家都拿它去定義東西之后我就不太在意了。我所希望的搖滾樂是指真實，自由，和能寫出可以留下來的音樂的自我表達。

我們是一個比較沒有規劃的樂隊，是不是聽起來不太上進啊？但是我們對音樂有野心，要做不斷超越自己的音樂。從小以為自己會從事視覺藝術。我媽是鋼琴老師，教我彈鋼琴我坐不住。直到現在，比如剛才讓我做個頭發花上 30 分鐘，可能我有 20 分鐘都想站起來干會兒別的，但我能坐到那兒畫畫，一畫畫一天。

一開始玩樂隊時我還不會彈吉他，唯一擁有的是想象力，很多歌都是會從畫面出發。最開始聽搖滾是初中英文課，每個同學從家里帶一盤磁帶，我媽給了我一盤磁帶是六十年代搖滾。后來我有一個哥哥幫唱片公司做宣傳，送給我一盤唐朝一盤黑豹。

我上大學學建筑，和曹璞是同學，他介紹我聽的音樂都特別難，后來網上認識的朋友帶我去 LiveHouse，那個時候是去無名高地、豪運，Joyside 已經很有名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原來世界上還有一幫人這么生活，我覺得他們都好酷啊。

看了樂隊演出，我發現他們其實沒有距離我們太遠。一天晚上在無名高地，臺上那個歌手真帥，不知道為什么我就覺得 I can do it。我給曹璞打電話說我們組樂隊吧，他是我認識的唯一會彈吉他的人。我就說我來唱，我也不覺得我唱的好，在我的概念里這就不是一個需要會唱歌的事。我和曹璞一邊寫 demo 一邊找人，我們現在的貝斯手王靜涵跟曹璞是玩唱片認識的，網上有人給了我一個 QQ 號，我又認識了鼓手小武，就把他給加進來了。其實我們之前還有一個鼓手，他們家住得特別高，演完出回家沒電梯了，他不想背著镲片爬十幾層樓，就不一起玩兒了。

第一次在 LiveHouse 演出時我挺激動的，排了幾個月，去一個特別特別小的酒吧演。那天我們來晚了，觀眾都往外走了，我跑臺上對著麥克風說你們別走，還有樂隊呢。人就都回來了。第一場巡演我們跟 Carsick Cars 一起，坐臥鋪火車，路上還買了一袋德州扒雞，感覺跟春游似的就去了。

十幾年，我們一共就發了 3 張唱片。其實是因為我不想做純粹類型的音樂，所以很難被定義。大學畢業我考美院的研究生，學視覺傳達，研究生畢業左右發的第一張專輯。我們都喜歡朋克喜歡很猛的音樂，第一張專輯接近車庫，聽著就覺得特別有勁，我想其實這就是年輕的荷爾蒙。我現在聽交響樂和爵士樂還有一些新的音樂，我會定期看音樂平臺推出的新歌，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為什么我不可以是一個在家里聽交響樂安安靜靜的美婦女？

第一張專輯出來反響挺好的，還得了 2008 年音樂風云榜的三個大獎。第二張專輯概念有點超前，評論呈兩極化。那時候我喝最烈的酒，蹦最猛的迪，辦最時髦的派對，頭發天天染。第二張專輯我們就選了電子和搖滾結合，做得更科技、更兇狠一點，探討人與互聯網的關系。然后酒喝完了，早上在大街上醒來，被嘔吐物里飛出的馬踢了腦袋，然后騎著馬去看大山大河，回來做了張自由的專輯。

也有過很迷茫的時候，也沒有很嚴肅地說我們要解散，樂隊自由散漫。我過了 Party 那勁就覺得這是在浪費人生。樂隊的人都長大了，也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庭，就我還在傻玩兒。第三張專輯之前，我們出了《猛犸》和《Bling Bling Bling》，兩首歌都挺受歡迎的，迷茫是在這里扭轉的。我寫了《猛犸》的 demo，曹璞加了很標識性的旋律。《Bling Bling Bling》是他先出了副歌旋律，我去寫其他的部分。一開始對音樂沒有那么多掌控，聽英文歌就寫英文，自己寫的中文歌就覺得特土。這兩首歌都是中文，這很重要。但排練的時候我第一次唱“滿天的星光啊，哪里是我的家”，曹璞還是覺得有點尷尬。他是一個很酷的人，開始有點不習慣。我們也經常吵架，吵得時候也很兇，一起工作的人吵架很正常，但對樂隊而言這也是很大的內耗。

第三張專輯我開始寫了更多的中文歌，創作了主要的詞曲部分和專輯設計還有演出策劃這些事。有些人認為這張唱片不時髦，但那些表面上看著時髦的形式也不是我追求的了。我們追求的是靈魂，我以前想在 club 里跳舞，后來想在大自然里跳舞，原始人的那種舞，生個篝火，多酷啊，你能說它不時髦嗎。2016 年第三張唱片之前，我們去西藏巡演完，開車到離珠穆朗瑪峰大本營很近的地方，遠遠的看到珠峰，可以拴一個小小的東西留在那兒，我們寫了三個字，就是“心要野”。也不是什么洗滌心靈，就是你看大山大河會覺得有些東西真的無所謂了。

對于我們來說，樂隊的不確定性是一直都在的。2018 到 2019 這兩年到了大家又去做各自的事情的階段。我去紐約找一些樂手做了一個藝術項目，包含攝影、繪畫以及視頻。但我覺得樂隊對于我就像家庭，所以我又回到北京，我們繼續開始新的創作。

為什么樂隊要成為人生的枷鎖呢？它是因為我們熱愛所以在一起的，如果不開心、不熱愛就不在一起了。我不是一個堅信搖滾不死的人，我覺得堅信一個事情永遠存在這個想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現在我們回到“熱愛”這個狀態里，不想太多。也許 60 歲后，我可以去做漫畫家，這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樂隊的夏天》對我而言是個契機，去年我們還在自己做很多事情，精力有限。我們 2007 年簽摩登天空，在做完《心要野》之后又離開，自己做了兩三年。去年年底我們在做老板和做音樂之間做了一個選擇，如果選擇做公司，我就該放棄音樂，專心做個商人。我覺得沈黎暉（摩登天空 CEO）就是做了一個選擇，他不可能又做清醒樂隊又做自己的公司，他選了摩登天空。

我上這個節目其實壓力還挺大的，期望值太高了。現在曹璞在國外回不來，小武去做自己的錄音棚了，樂隊加了吉他王梓和鼓手曉東，我們重新出發。我希望我可以把這個樂隊扛起來，新成員進入之后我們更多的時候靠的是互相理解和體諒，跟談戀愛一樣，而樂夏就像西游記里我們幾個人經歷的又一個故事，我們變得更默契團結了。

對我而言，去了個綜藝節目把歌留下來挺重要的，另外我覺得在自己好看的時候有一些視頻留下來不是挺好的？我不認為我能有很好的綜藝感，如果不合適，那我們就回去繼續在大自然里唱我們的歌，也沒什么。

我小時候的理想是想當攝影師，沒想過玩樂隊能當成職業。現在一下子二十年過來了，我成了個吉他手。

彈吉他我媽比較支持，我爸不太支持。我接觸音樂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歲多。我是八七年的，八九年九零年那會兒我媽就抱著我去看崔健演出了，在外交人員夜總會，現在的漁陽飯店。我上小學以后有了才有了 club，五六年級看花兒樂隊演出，我覺得這幫人真厲害，我也想這樣生活。我爸覺得我喜歡照相機是好興趣，給我買了好多照相機，我媽把一個照相機給賣了，拿錢帶我去新街口琴行。我一坐那兒就會打鼓，琴行老板驚了，我也驚了，我媽更驚了。

我其實沒學過彈琴，教我吉他和教我英語的都是 Beatles（披頭士樂隊）。我把他們所有歌詞背下來了，照著歌兒撥楞琴弦，這么學著學著，吉他英語全會了。有一段時間我考試考不好我爸就把我琴收起來，我等夜里兩三點再彈，在一個放衣服的房間，電吉他不插電，冬天天氣特別干燥，我又不敢開燈，就拿個塑料撥片彈，有靜電火光。

我初三組建了 Gala 樂隊，心情有點像野人剛看見火的感覺，就是我要玩樂隊了。有一個網站叫吉他中國，我發帖拍了我屋子照片，有我媽給我買的琴啊、鼓啊、音箱啊。一人跟我發短信說：你好，看了你那個想玩樂隊的帖子，照片里東西是你爸的還是你的？我說是我的。這人就是 Gala 樂隊的主唱，那時候我十五歲他二十歲。他見著我就給我放他的 demo，我一聽哎喲這有點像樸樹，我一彈琴他眼睛一亮，一拍即合。他在大學認識一貝斯手，我們仨就變成 Gala 樂隊了。如果當年主唱說缺鼓手我就打鼓了，我鍵盤貝斯全會，只不過后來就專注吉他了。

我那時每天就想彈琴聽歌，同學也不理，除了英語全不學。我愛敲桌洞，戴一個耳機躺桌子上假裝打鼓，座位坐過講臺邊上。老師都煩死我了，開家長會請家長，我媽也挺酷，還跟老師說，就我們家這種孩子你還生不出來呢，老師也驚了。我爸給我設定的人生目標特別宏大，是希望他兒子以后讀清華大學研究原子彈，看我搞樂隊他一直著急，直到有一個雜志采訪 Gala 樂隊，他讀完之后才有點改觀。

那會兒感覺我這輩子就跟 Gala 樂隊的另外倆人一起玩了，沒想過以后。Gala 第一次演出是 04 年，在無名高地；出專輯錄音是我管我爸要了一千塊錢，去中關村一張一張刻盤。趕上樂隊巡演，我就周五走周日回家，第一次是去?沙，覺得這不跟那個 VCD 里邊的外國的一樣，背著琴上火?站。2004 年底我已經做了賭?樂隊，后來我就離開了 Gala。

2005 年我認識了后海大鯊魚，是全世界最純潔的那種認識。那晚故宮西門的老 what 酒吧演出，小黑板上用粉筆寫著個后海大鯊?，我覺得看這名字肯定是一幫二次元的小女孩。沒想到人家一上來就特帶感，我印象特深。他們第一張專輯比現在更生猛。幾個樂隊演完一塊兒在?口呆著，拿一瓶?島啤酒，互相瞎聊天，問對方喜歡什么樂隊，這就算認識了。

我這人晚熟，直到三十歲才開始有點兒正形兒，之前就是瞎玩想干嘛干嘛。我高考報考過傳媒大學、北京電影學院，專業過了但考試分不夠，我一拍大腿，覺得上大學這事跟我沒關系了，沒退路了，那就干樂隊干到死就完了。后來去美國上學學攝影，就覺得玩搖滾玩膩了，想干點兒更高雅的。我走了以后賭?樂隊就停滯了，我回國又把這個樂隊重組了起來。

樂手離開樂隊分為幾種，我去上學了大家都祝福我。還有的離開是因為我煩你你煩我沒意思，要么就是沒錢大家一拍兩散都不用做了。

我 2018 年加入的后海大鯊魚，我一進來變成了一瓶膠水。我愿意在這個時候加入樂隊就是因為我喜歡這里的人，覺得他們音樂好，甭管你們變成明星還是解散了，但是我在歷史上我融入過他們，參與了新歌傳統工作。后海大鯊魚的制作周期比較慢，18 年到現在就做了一首歌，也挺好。大家沒事兒也一起排練，一起玩，不是每次見面都是為了創作那種，就是高興。

我倒不怕上電視，但曹璞跟我說，他很怕那種出去吃個飯誰都認識他的感覺。我就說這也沒什么啊，讓別人聽聽你做的音樂，又能上個電視何樂不為呢？我這人就不愛緊張，但上《樂隊的夏天》我是真有點緊張，錄節目的印象是一天采訪你八個小時，“大家好，我們是后海大鯊魚”這話一天要說二十遍，平均我去錄一期回來能瘦六斤。

我本科是英語專業，畢業后一直邊玩樂隊邊做兼職翻譯，翻譯歐美音樂雜志樂評、瑜伽、電腦游戲和心理學相關的書籍等等，只要感興趣的都會去做。那時候還沒有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在巡演路上時，很多翻譯活就去網吧完成。

2009 年開始，我上了兩年班，做圖書編輯。頂頭上司是我高中同學的大學同學，她罩著我，說玩樂隊不影響工作進度就行，那時的我，出門書包里就總裝著一摞稿子，火車上、飛機上看。

之所以去上班也是為了讓家里父母放心。爸媽是比較傳統的知識分子，我父親就是英文翻譯，他年紀很大（60 歲）才有了我，對我期望挺高。但后來我還是把生活重心逐漸放在了做樂隊上。父母見我用心并且快樂地做著這件事，也就很支持我。后海大鯊魚有一次在朝陽公園的音樂節演出，我爸還去看了，我演完收拾東西滿處找不著他，發現他在電子舞臺那兒看，特逗。

第一次開始練吉他的時候是鄰居發小教給我，第一次接觸搖滾樂是初中同學借我的兩盤磁帶：《夢回唐朝》和《黑夢》，也是這位同學帶我去的打口店，我買的第一張打口是 Dio 的《Strange Highways》。特別喜歡他，雖然完全做不成他那種音樂，但磁帶我一直留著。

花兒樂隊吉他手石醒雨，當時還沒加入花兒樂隊，我們同一個初中，他在我隔壁班，他和我班上三個同學組了樂隊。我老去看他們排練。覺得電吉他的聲音太好聽了，就一個學期沒吃中午飯，攢了零花錢買了一電吉他，還有 zoom505 效果器。就開始聽歌扒帶，下意識地參與到搖滾樂當中了，繼續也買了很多打口磁帶。

在這個打口店，我結識了未來樂隊的吉他手曹璞。

組樂隊必須所有人都勁兒往一塊使，這樂隊才能成。

我大二參與組建后鯊，開始是我跟付菡、曹璞，還有我一個高中同學曹軒，他打鼓。曹璞把我跟曹軒叫過去的，因為我們仨都是在打口店認識的，曹軒和曹璞又是鄰居。當時樂隊沒有貝斯手，所以我就換了個樂器試試。

之后小武加入了，大家就是心無雜念地玩樂隊，樂隊排在生活第一位，比上班，搞對象都重要。

印象中有一次和曹璞一起騎車，從垂楊柳去酒仙橋看便利商店演出。當時覺得太遠了，回來時候都迷路了，越騎越黑，路邊沒有了路燈，只有大鏟車從身邊呼嘯而過。反正那時候特認真地看別的樂隊演出、學習，小武那時候還會用DV錄樂隊現場，拿回家一遍遍仔細研究。現在網絡太發達，一切都太方便，得到的太容易了。

剛開始排練一排就排六七個小時，排完回來宿舍同學都刷牙洗臉了，我自己剛開始上自習寫作業。

2009 年我們去美國巡演挺難忘的，我們跟王梓（他當時在的賭鬼樂隊），還有刺猬，從洛杉磯出發北到西雅圖，最后到紐約。“美式金杯”，車上坐了三個樂隊，11 個人。后備廂里樂器多到得拍張照片，每次演完出，必須按照片的順序拼裝后備箱才能蓋得上。

樂隊經歷過各種吵架，我一般都是勸架的那個，付菡跟曹璞有矛盾的時候，她會讓我跟曹璞說“你讓他把吉他聲關小點兒”，他們倆因為一個和弦掰過面呢還（笑）。

做搖滾樂最吸引我的就是可以有豐富的想象力，不受限制。做音樂永遠能有讓你驚喜的、新的聲音出來，感覺永遠沒有盡頭。第三張專輯有一個特別怪的歌《88 奧林匹克》，歌里我們用嘴模擬一個地鼓的聲音，大家一塊“嘀”，這種玩法特別有意思。

第二張專輯之后，樂隊經歷了挺難的一段，大家都有點迷失方向了。我特別喜歡第二張專輯，崇尚形式感，有好多電子樂成分。但付菡反思自己是不是需要跟聽眾有更多的交流，但又要求歌的藝術性、呈現形式。最后第三張《心要野》，我覺得做到了兩者兼顧。

17 年以后，我經常去國外看大型音樂節，聽不同的樂隊，新的音樂，不斷開闊自己的眼界。

這兩年我們可能又要再去經歷這個過程了。包括人員變動，但我知道，想太多這些都沒用。我喜歡不斷迎接挑戰。

我在后海大鯊魚的第一場演出是 2018 年 12 月，我們去哈爾濱。后海大鯊魚的舞臺全是人，我沒演過臺下全是人的，感覺那個爽啊。

我之前沒聽過后海大鯊魚，2018 年中后鯊招鼓手，我是旅行團樂隊的彪子介紹過來的。來后海大鯊魚之前我上過班，當了 5 年行政管理。我是喜歡打鼓，并不代表我一定喜歡樂隊的形式，那時的想法是我只要能繼續打鼓就行。

我是遼寧人，東北人處理學習不好的孩子一般都是要么送去當兵好好磨練磨練，要么直接送去工作。我學鼓是因為小時候學習不太好，家里想讓我去當文藝兵。我舅老爺是藝術館的，覺得架子鼓這活兒比較冷門，競爭小，建議我學學試試。正趕上我媽去商場買東西兌獎券中了個冰箱，她直接給退了，添錢買了一臺國產的二手鼓，讓我學。

我真正喜歡上搖滾樂是在初中一年級，那時候做文藝兵的事已經黃了。舅老爺就在家教我打鼓教我樂理，但他沒跟我講過鼓跟音樂的關系。我 93 年開始學鼓，五年級才在音樂里聽出來里頭有鼓。初一在中國金曲合輯里聽到了竇唯的歌，只有一首《噢，乖》，歌手名字還被印成了寶唯。聽完感覺太奇妙了，沒法用語言形容，我特意去音像店問，老板也沒看懂。有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哥們兒告訴我這是黑豹的主唱，我就去買了一張《艷陽天》，稀里糊涂地聽了。

好多人說音樂可以拯救一個人，對我而言，它確實像一種精神支撐。有一天我在馬路上看見一個背吉他的男的，我長那么大從來不主動跟陌生人說話，那天我就沖上去就跟他聊。他說他是什么中專藝術班的，我跟我媽說要去那學校，你幫我報個名。結果一去，發現班里有七個吉他手。

我是 2000 年 12 月份來的北京，不到 20 歲，其實也是因為巧合。那時候我在中專組了個樂隊叫“自由人”，最后這個自由人換了無數人，所有人都不是原班人馬了，后來我又做過別的樂隊。來北京是一個同學打電話找我過來當鼓手，但后來我倆因為一些事兒就不在一起玩兒了。又有人介紹我去別的樂隊當鼓手，那個樂隊偏英式，新浪潮，他們是 99 年新成立的，但 2000 年的時候就已經有成熟作品了，簽了公司準備發專輯。

來北京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就要出唱片了，跟我在外面飄了幾年一回學校看見七個吉他手的感覺有點像。夸張點講，過馬路我都加倍小心點，感覺自己真的夢想成真。但這事兒的結局也不太好，2001 年本來我們準備要錄四首歌的 EP，正躊躇滿志呢，結果 2003 年 2 月非典來了，大家都得歇著，過后就面臨著音樂環境變化對唱片的沖擊。樂隊專輯也沒發，一直這么耗著，偶爾演出。最慘的時候，二十多塊錢就出去演一場。

2007 年樂隊不做了，我去旅行團面過試，失敗了。后來我去了一家臺灣人開的公司，做了兩年多企劃宣傳。那個公司倒閉之后我就又回東北了。一開始想去音樂學校做個老師，后來正趕上一個朋友開了個音樂教室，我就去那了。那時候覺得自己青春期全都浪費了，但那兩年有一個好處，我能特別專注地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