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對于意識到資本主義為人們帶來了巨大傷害的左翼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終將迎來終結，而共產主義將會成為取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然而，西方社會在這信息爆炸的十年間，目睹了壟斷性科技企業的崛起，這些企業對于內陸地區以經濟權力行使政治權力、以領主式的方式剝削用戶和工人、并讓工作者和生活在貧困地區的人們失去希望。對于作者Jodi Dean而言，資本主義正在不斷惡化，并不斷顯示出新封建主義的特征，而國家政府能否通過強力的干預使人們擺脫“領主們”的控制仍尚未可知。

一

在《資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書中，麥肯錫·沃克問道：如果我們不再處于資本主義中，而是陷入更糟糕的境地，那會怎么樣？這個問題是挑釁的、“褻瀆神明的”且令人深深感到不安，因為它迫使反資本主義者去直面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一種未被承認的依戀。共產主義本應緊隨資本主義到來，但現在卻尚未實現，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仍處在資本主義中？這一未經質疑的假設阻礙了進一步的政治分析。如果我們拒絕嚴格的歷史決定論，那么我們應該能夠思考資本主義異化出不同性質的可能性。沃克的問題引發了一個思維實驗：目前哪些傾向表明了資本主義正在變為更加糟糕的存在？

在過去十年間，“新封建主義”已經出現，它與極端的不平等、普遍的不穩定、壟斷權力的巨頭以及國家層面的變化等趨勢息息相關。保守派地理學家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借鑒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全球自動化經濟會帶來永久的極端不平等這一觀點，設想了美國發展出大規模農奴制度的未來。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將通過從事諸如私人助理、培訓師、兒童保育員、廚師、清潔工等職業，滿足高收入者的需求而生存下來。避免這種新封建主義噩夢的唯一方法是開放補貼和解除對高就業率行業的管制——正是建筑業、房地產業；石油、天然氣和汽車；和綜合農業企業的影響讓勞動者擁有郊區的房子和開放的道路。不同于農奴制的幽靈干擾著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對社會主義的攻擊，科特金將敵人置于資本主義內部。高科技、金融業和全球化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相較于混亂的工業資本主義，它在某些方面更類似于封建結構，對流動性造成了無法消除的障礙。”在這個自由意志主義者兼保守主義者的想象中，封建主義占據了原先由共產主義占據的敵人位置。對于中央集中化和私有財產的威脅是不變的意識形態要素。

盡管并不認同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者對于化石燃料和郊區生活的喜愛，許多技術批評家也同樣對技術在當代封建化中起到的作用表示警惕。早在2010年，科技大師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就在他頗具影響力的著作《你不是個玩意兒》（You Are Not a Gadget）中觀察到了農民和互聯網霸主的出現。隨著少數高科技公司變得更加富有和具有剝削性，這一情況日益突出：互聯網公司所有者利用工人的廉價勞動力和用戶的免費勞動，成為了億萬富翁；同時，城市通過給予公司減稅來吸引大量的勞動力。蘋果、Facebook、微軟、亞馬遜和Alphabet（Google的母公司名稱）加起來的價值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除美國，中國，德國和日本外）。這些科技巨頭的經濟規模和影響力超過了大多數的主權國家，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將他們的統治地位描述為“封建主義的超現代形式”。

Albert-Laszlo Barabasi在他對復雜網絡結構的分析中解釋了建立新封建主義的過程，即以自由選擇、成長和優先依附為特征的網絡世界。在這些網絡中，人們自愿做出聯系或選擇。網站的鏈接數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人們喜歡某樣東西是因為其他人喜歡它（例如，網飛Netflix的推薦系統就依賴于這個假設）。復雜網絡中的鏈接分配遵循冪定律，最受歡迎的項目的點擊通常是第二受歡迎的項目的兩倍，后者的點擊是第三受歡迎的項目的兩倍；依此類推，直到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差異，分布在曲線的尾部。這種“贏者通吃”的效應分布體現了冪律形狀，頭部和尾部的差異極其之大，其分布的形狀不是鐘形曲線，而是一條長尾——好比一些億萬富翁以及十億岌岌可危的工人。復雜網絡的結構吸引了人們的參與：網絡中的項目越多，高層的回報就越大。復雜網絡同時引發了對注意力、資源、金錢、工作——任何給定的網絡形式的競爭，并讓你專注在其中。而自由選擇、成長和優先依附的結果就是等級制度和權力法則，即頂層的人比底層的人擁有多得多的財富。

冪律分布并非不可避免的，但這需要政治意愿和制度力量來實施干預。然而，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努力創造有利于自由選擇、增長和優惠的條件。奎因·斯洛波迪安（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義者：帝國的終結和新自由主義的誕生》（Globalists：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記錄了為促進全球貿易而削弱民族國家對經濟控制權的新自由主義戰略。

由于全球新近殖民的南方國家有組織地要求賠償、奪回對自然資源的主權、建立穩定的商品價格和對跨國公司實施管制，新自由主義者曾在1970年代試圖“繞過國家政府的權威”建立新的規則。他們主張采用多層次的監管方式和競爭性的聯邦制,讓政府受到資本而非民主的控制。新自由主義研究者漢斯·威爾格羅特表示：新的競爭性聯邦制要求國家“在聯邦結構中向下分享主權，并在一個國際法律共同體中向上約束自己。”

阿爾貝娜·阿茲曼諾娃（Albena Azmanova）的《邊緣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on Edge）并沒有關注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義如何導致了一種新的、不穩定的資本主義。推動寬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貿易的政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全球市場從“國家經濟通過貿易協定整合到跨國生產網絡”的體系演變而來。但由于這些網絡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不明確的，保持國民經濟的競爭力已成為一個“首要政策問題”。競爭力已經取代競爭和增長成為國家的目標，導致各國優先考慮的不是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打破壟斷，而是“幫助特定的經濟行為者，即那些在全球競爭中表現出色的人”。在承認私人部門一直受益于公共資金后，阿茲馬諾娃強調了一種新穎的資本主義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公共機構會精心挑選能夠被賦予這種特權的公司。”國家不會干預或打破壟斷這些公司，反而鼓勵這些公司的出現并積極獎勵他們。

壟斷集中化、不平等加劇以及國家對市場的屈服，已經轉變了財富積累，現在的財富積累，如同商品生產一樣，通過租金、債務和強制執行在發生著。阿茲馬諾娃指出，經濟中一些相對不受競爭影響的部門（能源、鐵路、寬帶）的私有化賦予了所有者“獲利者的特權地位”。從全球市場來看，在知識和技術行業，知識產權帶來的租金收入超過了生產商品帶來的收入。在美國，金融服務業對GDP的貢獻超過了制造業。資本沒有再投資于生產；它被吃掉并重新分配為租金。穩定的過程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廠的范圍，進入了復雜的、投機的、不穩定的回路中，這些回路越來越依賴于監視、脅迫和暴力。資本主義正在變成新封建主義。

二

新封建主義并不意味著當代的交集或網絡資本主義復制了歐洲封建主義的所有特征。事實上，歷史學家已經成功地證明，單一歐洲封建主義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虛構。在不同的壓力下，各式封建主義在大陸上發展起來。以封建的角度來審視當代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它具有四個環環相連的特征：割據的主權、新的領主和農民、內陸化以及災難主義。

分割主權

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艾倫·梅金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提出，主權分割是歐洲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封建社會的出現，是由于羅馬帝國的行政管理“讓位于國家職能在縱向和橫向分散的管轄”。地方管理采取各種形式，包括領主與國王、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關系，作為行政的補充。仲裁取代了法治、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間的界限被弱化了。政治權威和經濟實力融合在一起，當封建領主通過法律強制從農民手中提取盈余時，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法的，因為領主決定了適用于其管轄范圍內農民的法律。伍德寫道：“其作用是將對勞工的剝削與行政，管轄權和執法的公共角色結合起來。”

在新封建主義下，社會最直接的政治特性再次彰顯出來。全球金融機構和數字技術平臺利用債務將財富從世界上最貧窮的人重新分配給最富有的人。民族國家鼓勵和保護特定的私營公司，通過包括稅收、罰款、行使留置權、資產扣押、許可證、專利、司法管轄區和邊境等手段，以經濟權力的形式行使政治權力。與此同時，經濟權力保護那些行使權力的人不受國家法律的約束。為避免征稅，10％的全球財富被存儲在離岸賬戶中。城市與蘋果、亞馬遜、微軟、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的關系就好像這些公司本身就是主權國家一樣——城市與它們談判，試圖吸引它們，并按照它們的條件與它們合作。資金短缺的市政當局使用精心制定的罰款制度，直接從人們手中沒收資金，這對窮人的影響最大。在《無罪的懲罰》一書中，亞歷山德拉·納塔波夫記錄了在美國龐大的刑事體系中，輕罪法的范圍之廣。窮人，尤其是有色人種會因虛假指控而被捕并被說服認罪。以避免因對指控提出異議而面臨牢獄之苦。他們的認罪不僅會被記錄在案，而且還會被處以罰款；如果他們錯過付款，他們將被處以更高費用的罰款。在密蘇里州弗格森（Ferguson）發生暴動、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謀殺之后，我們對這種不合法的法律制度和不公正的司法制度進行了簡短的調查：“該市市政法院和警務人員公開從數百萬低收入的非裔美國人手中收取罰款，”警察被指示“為了增加收入而進行逮捕和發布傳票。”就像封建領主的奴才一樣，他們使用武力直接從人民手中奪取價值。

新領主和農民

封建制度關系的基本特征是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使農民受到地主的直接剝削。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了由領主控制的水磨坊等剝削性壟斷企業; 農民必須在領主的磨坊里磨自己的谷物，并為勞動付錢。因此，農民不僅占有、耕種著不屬于自己的土地，領主則作為他們“整個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的管理者和主人”。資本家的利潤來自于工人通過生產商品所產生的剩余價值；而與資本家不同，領主通過壟斷、脅迫和地租來獲取價值。

數字平臺是新的“水磨坊”，它的億萬富翁老板是新的領主，數千工人和數十億用戶就是新的農民。科技公司只雇傭了較少的勞動力，但卻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它將整個行業圍繞數據采集、挖掘和部署進行了重塑。勞動力的減少表明了數字技術的新封建化傾向，資本積累很少通過商品生產和雇傭勞動實現，而是通過服務、租金、許可證、費用、免費工作（通常以參與為幌子）以及被視為自然資源的數據實現的。平臺作為中介構成了用戶活動的基礎，為他們的互動提供了可能。谷歌讓人們在一個不可思議的、密集變化的信息環境中尋找信息成為可能。亞馬遜讓我們輕松地找到商品、比較價格，并從知名的或未知的供應商處進行購買。優步讓陌生人可以拼車；Airbnb讓人們可以“合租”房屋和公寓。而這一切都是由巨大的數據生成和流通實現的，平臺不僅依賴數據，同時也會產生更多數據。使用平臺的人越多，這些平臺就會變得越有效、越強大，最終會改變它們所在的大環境。

平臺的另一大特征是它的雙重信息提取。與農民別無選擇只能使用水磨坊不同，平臺不僅通過自我定位讓使用平臺成為人民的基本需要（例如銀行，信用卡，電話和道路），并且進一步為平臺所有者生成數據。用戶不僅要為這項服務付費，平臺還會收集使用這項服務所產生的數據。同時，云平臺會像按土地面積征費那樣來提取租金和數據——最極端的例子是優步和Airbnb，它們依靠自行負責維護、培訓和規范工作方式的途徑來雇傭外包員工，在沒有任何房產的情況下收取租金。員工的汽車不再是私人交通工具，而成為了賺錢工具；一個人的公寓不再是居住的地方，而是用來被出租的。消費項目被重置為積累財富的手段，個人財產成為了優步和Airbnb領主用來進行資本和數據積累的工具。用戶成為農民，即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但他們的勞動反而增加了平臺主的資本——這一切都是新封建主義式的。

科技巨頭有極強的榨取性。由于許多“輔助”的需求，它們享受的稅收減免實際上是從社區中抽取了許多資金。科技巨頭的出現推高了房屋租金和房地產價格，趕走了價格適中的公寓、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群。Shoshana Zuboff對“監視資本主義”的研究指出了技術封建主義的另一個方面——兵役。像國王手下的領主一樣，Facebook和Google與強大的州政府合作，共享那些名義上被禁止收集的信息。總的來說，現在網絡技術的“提取”是普遍的、侵入式的和不可避免的。現在并不是農民和領主的時代，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這要歸功于差異化的法律架構，該架構保護公司、所有者和房東，同時使工人和下層階級遭受監禁和苦難。

“腹地化”（Hinterlandization）

新封建主義的第三個特征是與封建主義相關的空間性。即受保護的，通常是熱鬧的中心，而周圍是農業用地和荒涼的腹地。我們也可以將其描述為城鄉之間的分割,城市和農村、中心社區和周圍的村落；或者，更抽象地來看，是圍墻外部和內部的區別, 是安全與危險的、繁榮與絕望的分界。伍德說，中世紀城市的本質是寡頭政治，“統治階級通過為國王、皇帝和教皇提供商業和金融服務而富裕起來。他們集體控制著周圍的鄉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從那里攫取財富。”城市之外的游牧民族和移民面對著難以忍受的環境，尋找新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但卻經常處處碰壁。

美國的內陸地區是充滿失落和拆遷的地方，充斥著關于過去繁榮的資本主義的幻想，這在一段時間內可能讓一些人徘徊在希望中，期望他們和他們孩子的生活會變得更好。作為工業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廉價勞動力，這些“腹地”為新封建主義的強化剝削提供了條件。內陸地區的人們不再制造東西，而是堅持在倉庫、呼叫中心、一元店和快餐店工作。菲爾·尼爾（Phil A. Neel）的最新著作《腹地》（Hinterland）指出了埃及，烏克蘭和美國的格局——到處都是荒蕪的荒地和城市。

政治上，內陸地區的絕望表現在城市以外地區的運動中，這些運動有時圍繞著環境問題（水力壓裂和管道鋪設的斗爭），有時圍繞著土地（私有化和征用），有時圍繞著服務的減少（醫院和學校的關閉）。在美國，槍支政治使內陸地區與城市對立。我們可能還會注意到，“腹地與中心”在城市內部重新得到劃分。這體現在對貧困地區的拋棄，也體現在資本主義中產階級化過程中對于貧困地區的“根除”。在一個城市變得富裕的同時，更多的人變得無家可歸——想想舊金山、西雅圖、紐約、洛杉磯吧。

對社會再生產的日益重視是對腹地化，即對喪失了再現宜居的生活條件能力的情況所作出的反應。這體現在自殺率的上升、焦慮癥和吸毒成癮的增加、出生率的下降、預期壽命的降低以及精神病性社會大規模槍擊中的自我毀滅上。它出現在崩潰的基礎設施、不可飲用的水和無法呼吸的空氣中。腹地化的痕跡寫在人的身上和這片土地上。隨著醫院和學校的關閉以及基本服務的減少，生活變得更加絕望和不確定。

災變說

最后，新封建主義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感。在一個嚴重不平等和變暖的地球上，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全，資本主義征用社會盈余所帶來的災難是真實存在的。

一種松散的、神秘的新封建意識形態，編織在一起并擴大了末日的不安全感，并且似乎正在逐漸被神秘主義、技術異教徒和反現代主義者所接受。例如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神秘的榮格主義（Jungianism）和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亞特蘭蒂斯（Atlantis）和Hyperborea的神話地緣政治也逐漸顯現出來。也許我們還會注意到，科技行業內的“新反動派”正在崛起，像PayPal的億萬富翁創始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就認為自由與民主是不相容的。在2012年的一次演講中，泰爾解釋了封建制度與科技初創企業之間的聯系：“沒有創始人或首席執行官擁有絕對權力。它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結構。人們授予高層領導各種力量和能力，然后在事情出問題時責備他們。”和其他硅谷資本家一樣，泰爾關心的是如何保護自己的財富不受民主主義的侵害，因此他提倡“出走”和“孤立”的策略，比如在海上和太空殖民，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財富被征稅。極端資本主義演變成了新封建主義的徹底分權。

對于那些處于新封建主義鴻溝另一端的人來說，相較于意識形態，阿片類藥物、酒精、食物以及其他可以減輕絕望、愚蠢、無休止的苦差事帶來的痛苦的存在才是解決焦慮和不安全感的良方。Emily Guendelsberger描述了工作中的科技監控所帶來的壓力——遲到幾秒鐘、沒有完成任務、上廁所太多次都會為員工帶來被解雇的風險。被技術監控的、重復的、低控制度的、高壓力的工作會直接導致“抑郁和焦慮”。無處不在的工資盜竊帶來了不穩定的薪資，而不確定的工作時間表被譽為“靈活”，這一切都讓人倍感壓力、令人沮喪。新封建主義的災變論可能是個人的、家族的或地方性的。當你經歷了幾代人的災難之后，對諸如氣候變化等問題作出回應就變得異常困難。

三

把處在不穩定階段的資本主義看作后資本主義和新封建主義對我們有什么好處? 科特金等保守派認為，新封建主義的假設幫助他們識別出需要保護的對象——即“碳”資本主義和美國化的生活方式；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了需要與之斗爭的敵人：通過犧牲中產階級來致富的資本主義精英，即綠色科技企業家和他們在金融業的盟友。新封建主義是他們“診斷”中的一部分，目的是爭取工人階級來支持特定的資產階級產業，即化石燃料、房地產和大農業。

對于左派來說，新封建主義讓我們了解到主要的政治沖突是由新自由主義引起的。今天的主要對抗并非發生在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盡管這種說法在左派自由主義者中很流行，但考慮到金融家、媒體、房地產大亨、碳產業大亨和科技億萬富翁等寡頭的力量，這種說法變得幾乎毫無意義。而從“民主受到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威脅”這一角度來看我們的現狀，會使得人們不再注意全球聯網下的交互式資本主義是如何加劇民眾憤怒和不滿的。向右極化的背后是經濟學：復雜的網絡產生了極端的不平等和贏家通吃的分布模式，而人們的右傾是對這種加劇的不平等的反應。當左翼力量薄弱，或被主流媒體和資本主義政黨阻止政治表達時，民眾的憤怒就會被其他愿意攻擊制度的人所代表。在當下，極右派就成為了人們的代表。因此，從新封建主義的角度思考會迫使我們正視極端的經濟不平等對政治社會和制度的影響——億萬富翁們囤積了數萬億美元的資產，把他們圍在自己的飛地里，而數百萬人成為了氣候難民，數億人的生活前景黯淡，為生存而苦苦掙扎。

新封建主義的賭注也標志著勞動關系的變化。社會民主是以勞資雙方的妥協為前提的。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區，有組織的勞工造就了一個以合作換取美好生活的工人階級形象。工黨的失敗以及福利國家的解體本應一勞永逸地證明，需要向資本主義剝削作出妥協的戰略已經宣告破產。然而，一些社會主義者仍然希望出現一個更友善、更溫和的資本主義——仿佛資本家會友善地屈服，仿佛他們不會受到股票回購比生產投資更有吸引力這一市場邏輯的約束。新封建主義的假設告訴我們，任何以延續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勞動斗爭都必將死去。同時，資本主義已經變得更糟了。

在以服務業為主的北半球中，大多數人在服務業工作。部分人發現，他們的手機、自行車、汽車和房屋失去了作為個人財產的性質，轉而變成了生產資料或收取租金的手段。消費品和生活方式與平臺被捆綁在一起，成為平臺所有者積累財富的手段。我們大多數人構成了一個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只有滿足高收入者的需要才得以生存下去。美國勞工統計局的一份報告稱，在未來10年里個人護理助理將成為增量最大的職業，這些勞工不是衛生工作者，而是為人們洗澡和清潔的助理。統治階級需要龐大的傭人部門——清潔工、廚師、雜貨商、收銀員、送貨員、倉庫人員等等。這些部門提供了新的斗爭場所、成為了工人發揮力量的對象。因此，護士和亞馬遜員工的罷工針對的是富人的需求，即阻止富人們獲得生存手段。如果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斗爭會爆發在生產點；而在新封建主義下，勞動斗爭則會在服務點產生。

最后，新封建主義讓我們認識到當代左派的一個主要弱點：那些最流行的左派思想是肯定而不是反對新封建主義的。地方主義鼓勵了對用戶和勞動者的捆綁、技術和平臺方法強化了層級不平等、市政主義肯定了城鄉劃分。對地球上一半的城市居民（包括82%的北美人和74%的歐洲人）來說，依賴于農民經濟來獲取好的生活是可行的；而對因氣候變化、戰爭和商業土地盜竊而流離失所的數百萬人來說，這樣的做法也是可行的。事實上，許多居住在內陸地區的人面臨著政治、文化、經濟和氣候的問題，他們無法通過農業工作生存下來。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站不住腳的生存主義做法，它所承諾的僅夠讓那些住在內地的人繼續生存下去，勉強夠讓城市的租房者給房東上繳租金。現在，災難論成了一種時髦的消極態度，它詆毀希望和努力，好像接下來的幾百年都不重要似的。

綜合目前這些左派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事自給農業和手工奶酪生產的小群體的未來：也許他們會在城市邊緣生活，在那里有生存主義者的飛地和操縱無人機的技術工人制造的城市花園。這樣的群體以共同的方式重現生活，但他們必然是小規模和地方性的，并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排他性的和精英的。它的排他性體現在人數的限制上；在文化上的特定性和去廣泛性則代表了這種生活精英主義的一面。

與解放從事多種有償、低薪和無償勞動的跨國工人階級的愿景不同，當下的左派在重述新封建主義時并沒有看到工人階級。當想象工作時（有些左派認為我們應該采用“后工作想象”），工作要么是浪漫的、無風險的農業工作；要么是技術工作，即“非物質勞動”。 到目前為止，對呼叫中心繁重工作的曝光，更不用說Facebook等網站因令人不安的非法內容而引發的勞動“創傷”，已經讓“非物質勞動”這一概念存在嚴重問題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后工作的假想消除了基礎設施的生產和維護，也使社會再生產所需的大量勞動以及底層的國家結構消失不見。因此，新封建主義的假說讓我們看到了流行左派思想的吸引力和弱點。它們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們具有主導感；他們之所以軟弱，是因為這種主導有著新封建主義傾向的表現。

正如資本主義下的封建關系一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剝削關系在新封建主義下仍然存在。但不同之處在于，非資本主義的生產維度——征用、支配和武力——已經變得更加強大，以至于假設勞動者和資本家在勞動力市場上平等而自由地相遇（即使作為一種管理上的假設）已經不再有意義。這意味著租金和債務在財富積累上比利潤更重要，工作本身越來越超過工資關系。當資本主義全球化之后，它利用自我轉化，通過數字網絡和大量的個性化媒體生成，來封閉或挖掘人類生活的特征。這種自我蠶食帶來了新的領主和農奴、為平臺擁有者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造成了社會的極端不平等，并通過迫使許多人在內陸滯留和掙扎，以確保這種不平等的分裂主權得以延續。

（本文原文刊載于《洛杉磯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