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為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霍布斯鮑姆的歷史人生》（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和瑪琳·霍布斯鮑姆（Marlene Hobsbawm）《回憶錄：相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Meet Me in Buenos Aires: A Memoir）撰寫的書評，原載于7月23日《紐約書評》刊，原標題為“透徹、廣博而經久不衰（Clear，Inclusive，and Lasting）”。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2012年，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以95歲高齡去世時，他或許是整個英語世界最知名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被翻譯成世界各國文字，許多還不停地重印再版。霍布斯鮑姆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勞工史研究，但他的作品同樣覆蓋廣泛題材，比如17世紀的危機和厄立特里亞的土匪，工業革命時期的生活水平以及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譯者注：著名爵士樂歌手）的憂郁癥等。他的作品在覆蓋面和普及度方面，幾乎無人能及。他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其作品中展現出的知識分子的敏銳、觀點的鮮明前衛和大膽理智的論斷。他的作品本身就帶有他的印記。那么，我們會從他的傳記中讀到些什么呢？

歷史學家的生活內容大部分其實是挺無趣的。當他們取得了相當成績足以樹碑立傳時，他們的傳記內容通常充斥著冗長的會議，對出版商的抱怨和最終獲得的那些榮譽。讀者們通常并不會對這些學術圈的內斗有多大興趣。同樣的，讀者對于那些雖然很重要，卻又抽象難懂的學術辯論和形成的不同學派也興趣寥寥。但在霍布斯鮑姆這里，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影響力使他贏得了與眾不同的關注。我們該如何解釋他廣泛的讀者群呢？在社會主義思潮衰落的20世紀后半葉，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他，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理查德·埃文斯的這部翔實、公正而引人入勝的傳記未必能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思考視角。

霍布斯鮑姆身上那些獨特的元素從一開始就為他奠定了作為歷史學家的廣博興趣與視野。霍布斯鮑姆出生于一個世俗化的猶太家庭，他父母屬于歐洲歷史上猶太人首次獲得解放的一代人。霍布斯鮑姆的父親帕西（Percy），1881年出生于英國倫敦懷特講堂區，是一個業余拳擊手和運動員，對宗教信仰并沒有特別興趣。除了仍娶了一位猶太姑娘為妻之外，他對宗教信仰并沒有特別興趣。霍布斯鮑姆的母親妮莉·格倫（Nelly Grün）來自維也納，不同于她的丈夫，她出身于一個頗有學識的家庭。

1917年，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出生于英屬埃及亞歷山大港，當時他的父親帕西在埃及郵政電報公司工作。不久之后，他們全家就搬到了維也納，因此埃里克的早年生活歷經了維也納和之后的柏林。這些城市都見證了一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和德意志帝國的崩潰。由于他親身經歷了納粹的崛起，他與同時代大多數的英國人截然不同，更接近于那些歐洲的猶太難民，這些人盡力重塑了戰后的英國學術界。然而，作為英王喬治五世的臣民，他在德國海因里希王子高中讀書時仍被他的柏林同學喊作“那個英國男孩”。盡管他在雙語的環境下長大，英語和德語都很流利，但由于他父親的家族已經在英國生活了好幾代，當他讀大學時候，他可能比同時代大多數人讀的英語文學經典都多。

在倫敦納新頓街維多利亞式的大房子里，他和他的妻子瑪琳共同撫育他們的孩子，他家中的書架向我們透露了他的讀書習慣。樓上書房里堆滿了大家所能想到的那些書：專門的論著，馬恩全集和列寧的作品。但在樓下起居室，你會看到小說、散文、詩歌和戲劇，所有那些他一直喜歡的作品。我在倫敦大學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教書，而這里正是霍布斯鮑姆自20世紀40年代起長期執教的地方。他退休后仍在系里保留了辦公室，并且一直活躍在學院的學術圈子里。

霍布斯鮑姆去世后，有一次我去拜訪他夫人瑪琳，當我們喝茶聊天時，我撿起一本被翻得卷了邊的普及本的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代表作《醫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在扉頁處有書主人的簽名：“霍布斯鮑姆，1944年6月，于索爾茲伯里”。

霍布斯鮑姆晚年在北部倫敦生活，有著豐富的社交生活，關于這部分情況，他夫人瑪琳在其飽含深情的新回憶錄中有所描述，而這些生活與霍布斯鮑姆早年經歷的感情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1929年的一天，他父親被從工作地方帶回家，最后極其痛苦地死在了家門口，而那時霍布斯鮑姆還不滿12歲。他父親的具體死因我們并不知道。這可以說是他童年逐步經歷的情感疏離中的第一次巨震。平日里，霍布斯鮑姆與他母親更親近。盡管出生在德國，他母親卻將對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熱愛傳給了霍布斯鮑姆，她堅持在家里說英語。然而對霍布斯鮑姆來說，悲劇仍在上演，在丈夫去世9個月后，妮莉也因肺結核病倒了，最終于1931年去世，年僅36歲。

埃里克就此成為孤兒，他與妹妹南希搬到柏林與姨父姨母同住，1933年他們舉家搬到了英國。他對英國并無特別好感，在離開柏林后，他寫道，英國令人無比失望，守舊又無趣。但據一位劍橋友人后來回憶，“他對英國有顆泛濫卻粗獷的愛國心，當他脆弱時英國就是他的精神家園。”這種對英國的忠誠有時候會在他作品中涌現出來。在他關于工業革命的著作《工業與帝國》（Industry and Empire）中他寫道，“我們從未在戰爭中被打敗，甚至很少遭受破壞”，他是用第一人稱的復數（譯注：即“我們”，原文為we）來描述的。

在圣瑪麗伯恩男子文法學校，霍布斯鮑姆的閱讀范圍令人難以置信得廣泛而深入，從法國的布羅代爾，到德國的海涅、荷爾德林和蘭克，還有當代詩人伍爾芙、多斯·帕索斯和艾略特。在他房間的書架上，有莎士比亞、鄧恩、龐德、濟慈、雪萊、米爾頓、赫伯特，以及奧登和戴·路易斯的作品。1935年春天的兩周之中，他就讀了普魯斯特、曼恩的作品，還有《失樂園》的一多半，鮑斯威爾《約翰遜傳》中的15章，以及一些莫泊桑、萊辛的作品，還有鄧恩、維爾浮萊德·歐文和霍斯曼的詩。他也努力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訓練自己成為辯論家。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熱忱（他像熱愛女人一樣熱愛它），他忍受當地工黨無聊的聚會，并開始理解英國左翼與歐陸社會主義間微妙的關系。

在劍橋時，他的博學多識令他嶄露頭角，而他也頭一次體會到英國精英階層的矛盾——它在智識上的自信與狹隘，它的社交性與勢利眼，還有它對于像霍布斯鮑姆這樣外來者的開放態度。他對大學生活的熱愛從戰爭前夕他為舊日校報寫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午后時分有時我能看到科爾默（Colmer）在格蘭切斯特河上劃著單人船，看起來狀態不錯。我猜想，如果我努力找，或許還能看到普爾弗馬克（Pulvermacher）。但是在一堆獨木舟和平底船中間你很難認出每個人，尤其當你在撐船的時候。你們的記者就這樣撐著船，而他總是會把褲子弄濕……現在科爾默在讀一本企鵝出版的圖書，而霍布斯鮑姆則從一場大型的期末派對的宿醉中醒來……即使在1939年，劍橋始終是個相當宜人的地方。

霍布斯鮑姆在劍橋的事業可圈可點：他成為格蘭塔（The Granta）的編輯，“格蘭塔”是雜志當時的名字。22歲時，他被選為劍橋使徒社成員，這一傳奇性的秘密社團成員包括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E.M.福斯特（E.M. Forster），間諜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和里昂那多·伍爾芙（Leonard Woolf）。跟校報編輯部相似的是，使徒社的聚會也體現前輩和年輕人、導師和學生間的平等，他們在觀點上交鋒辯論。霍布斯鮑姆總是會勝利，他對于自己的個人能力充滿自信。他的語調，帶著嘶吼的中古英語，介于學院派和軍營之間的風格，正體現了他的自信。同樣伴隨他的還有他終其一生保持的對學術的專注。

后來的人或許會認為他顯得粗魯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但對他而言其實是只關注那些真正重要的問題，即對于真理的集體追尋。或許由于這種知識的形式本質上是個人的，于他而言顯得更為自由。

我們第一次在學術圈中聽到他尖銳的聲音是在1950年的巴黎，當時第九屆國際歷史學科大會正在召開。這是戰后首次歷史學家的大聚會，學術界的權威都集聚于此。霍布斯鮑姆很可能是受到他在劍橋的導師邁克爾·波斯坦（Michael Postan）的邀請前往的。在聲名顯赫的大師，如法國經濟史學家埃爾內斯特·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等人的邊上，霍布斯鮑姆幾乎是個無名小卒。在經濟史的論壇上，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這位開創了國民經濟指數研究的先鋒人物，提交了一篇關于這一領域當代趨勢的論文。克拉克試圖通過呈現經濟增長的勝利來驅散爭論。霍布斯鮑姆站起來評論說，“克拉克的論文正告訴我們經濟史研究不應該怎么做。”沒人能指責他說得不透徹。

由于霍布斯鮑姆主要是以學者身份為大家所知，我們或許會忽略這樣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在他年輕時寫作于他是何等重要，以及他曾經多么渴望寫作。很多年來，他不斷寫作小說、情感記錄、提綱和日記。在劍橋時他為《格蘭塔》寫作，后來又為頗受歡迎的插圖月刊《小人國》（Lilliput）寫作。戰爭期間，他寫了一系列關于軍營生活的作品。他在軍隊中感到失望，并對他的政治主張產生懷疑。1946年他著手寫作畢業作品，這在當時是個不同尋常的選擇，對他來說，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他認為歷史研究能拓寬他寫作的視野。即便在他寫作博士論文期間，他仍不時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撰寫書評，并開始在BBC廣播臺做主題廣泛的節目。

由于他自身的出色和導師的慷慨支持，霍布斯鮑姆成為了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并于1947年在貝克學院獲得經濟和社會史的終身講師職位。1950年夏天他完成博士答辯，那是關于費邊社的研究，而這一主題他后來不曾再關注。他開始發表對蕭伯納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這使他的學術研究重點轉向了19世紀甚至更早時候。 對勞工史研究者來說，貝克學院是個很合適的地方。貝克學院當然并不是什么象牙塔，它的學生來自勞工大眾，他們只能選擇上夜校。在20世紀后半期，這里成為了霍布斯鮑姆的家，也成為訓練他成長為走向大眾學者的基地，而他也以此聞名于世。

霍布斯鮑姆的作品能夠走向大眾不僅是由于他思想和表達的清晰，更多是由于他對于歷史學學科經歷的變化的深刻理解。在他1961年10月發表于《泰晤士文學增刊》上的文章中，他寫道：

在過去25年中，學術保守主義者的既定的（如果不是官方的）正統觀念越來越處于守勢。總體上說，這些正統觀念把整體史的研究限制在編年敘述中，以基于上層的政治、外交、戰爭等的特殊解釋作為補充。他們認為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基于嚴格評估過的材料，來尋找“客觀發生的事實”。

霍布斯鮑姆接著寫道，這種傳統的關注點已經因為兩重原因發生了改變。人們開始猶豫不決但明白無誤地感受到，不僅由于歐洲在大戰中的損耗，更因為戰后歐洲帝國的命運以及在第三世界興起的反殖民運動，歷史的書寫亟待涵蓋全球。同時，主流的關于政治、外交、機構、軍事的歷史敘述受到戰后社會科學興起的影響，轉向社會和經濟史的書寫。霍布斯鮑姆便是擁抱這種變化的學者之一。

英國歷史學界的轉型是緩慢的，而且知識界的轉型動力往往是來自學院之外的。這種轉型的推動力來自工人教育中的左翼文化在工黨和工人教育協會中傳播的影響。霍布斯鮑姆加入的英國共產黨（CPGB）也是推動因素之一。正如霍布斯鮑姆理解的那樣，英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無疑是失敗了，或許它可算是歐洲主要國家中最失敗的共產黨，但它有一個持續存在的成就，那就是英國共產黨的歷史學小組。這源自霍布斯鮑姆和一小撥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基于對勞工史和工人階級研究的共同興趣而發起了歷史學小組。1950年，歷史學小組決定發行一個新的刊物，兩年后這本名為《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 ）的刊物成為一種更開闊、更外向的歷史研究方法的標志。

一開始，《過去和現在》雜志的編輯把社會變化研究作為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同時聲明他們的研究將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注意到持續不斷的對于“19世紀歷史研究建立起的科學方法”的認同，他們對唯心主義和對客觀性的錯誤認識進行批判。他們承諾，將通過持續探索來擴大在英語世界公眾中傳統歷史研究的狹隘視野。這并不帶有特別的共產主義思想，他們很快擴大了編輯隊伍，吸收了新的不帶黨派主張的編輯成員。

第一期《過去和現在》雜志旗幟鮮明地以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作為靈感來源。當時的巴黎，這種向經濟社會史的轉向已經開始了，而霍布斯鮑姆正在與這些法國歷史學家建立緊密聯系。在人民陣線的年代，霍布斯鮑姆曾到過法國首都巴黎并愛上這里。在戰后它則為霍布斯鮑姆提供了思想和情感上的支持和靈感。1950年巴黎歷史學家大會上，他開始與那些歷史學家建立聯系，后來他稱他們為“（當時）歷史學研究邊緣人物的奇妙組合”：他們是讓·弗雷梅特（Jean Meuvret）、皮埃爾·維拉（Pierre Vilar）、埃爾內斯特·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和波蘭大屠殺的幸存者瑪麗安·馬洛維斯特（Marian Malowist）。他們都是杰出的歷史學家，后來他們與霍布斯鮑姆不僅成為知識上的同道，也成為了朋友。通常他們是帶有左翼主張的，但很少有人是法共成員，而有一些，比如弗雷梅特和布羅代爾，他們甚至并非左翼學者。霍布斯鮑姆在學術問題上常常是異端的。他們所共享的是關于大蕭條、納粹主義和戰爭的共同經歷，以及對歷史是理解當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的共識。

布羅代爾認為，歷史學因社會科學而豐富，或者歷史學本身就是社會科學，甚至是它們中的女王，他因而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和后來的巴黎人文科學之家建立了新的團隊。霍布斯鮑姆本人法語嫻熟，他和這些機構密切合作，也曾多次訪問這些地方。他和布羅代爾的助手赫勒（Clemens Heller）關系尤其密切，20世紀70年代兩人曾共同組織歐洲社會史研討會，并把大西洋兩岸一批領軍人物匯聚到一起。他們是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查爾斯和路易斯·蒂莉（Charles and Louise Tilly）、愛德華和多蘿絲·湯普森（Edward and Dorothy Thompson）、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瓊·斯科特（Joan Scott）和米歇爾·佩羅（Michelle Perrot）。有人或許會說，其他人把精力投入了政治運動，而霍布斯鮑姆則貢獻給了他的職業。這些研討會就是他在默默付出并發揮關鍵作用的結果。他在貝克學院這樣的無名之地蟄伏，處于學術圈的邊緣，或許反倒成為了一種優勢。假如他身處牛津或是劍橋，他的興趣很大程度將會轉移到一連串的學院事務中，和他幾乎同時代的同行，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也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和獲得諸多榮譽的導師，但他在研究領域的影響力要小得多。霍布斯鮑姆卻以他的著作和工作改變了歷史學這一學科近二三十年的面貌。

以下因素或許助推了霍布斯鮑姆的成功：他的成熟恰好伴隨著大眾閱讀的黃金時代的來臨。隨著二戰后學校的興起、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提升，大眾需要更多的閱讀。20世紀中葉英國大眾購買圖書的數量是驚人的，與美國相比人均購買量取得了驚人的增長。圖書業的加速發展也要感謝20世紀30年代隨著企鵝出版社的創立而到來的平裝書革命。艾倫·雷恩（Allen Lane）開創性的“鵜鶘系列”圖書證明了非虛構性著作的受歡迎。戰后還出現了其他的專業出版系列，如歷史學家皮特·曼德勒（Peter Mandler）命名的“書蟲系列”，美國“良師系列”等等。特納（R.H. Tawney）的著作《宗教和資本主義》（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30年代由“鵜鶘系列”出版，1947年之后又進入了“良師系列”，是戰后的暢銷書之一。1960年代的“富塔納系列”（Fontana，柯林斯出版社的一個平裝系列）出版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意識流作品和1950年代的戰爭回憶錄，開啟了影響深遠的歐洲歷史系列。“鵜鶘系列”在1962年出版了卡羅·齊波拉（Carlo Cipolla）的世界人口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同年霍布斯鮑姆的著作《革命的年代》（Age of Revolutions ）由美國“良師系列”出版。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那樣，這并非是巧合，一系列非虛構平裝書的出版與霍布斯鮑姆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是同時發生的。他趕上了好時候。

霍布斯鮑姆的寫作技藝也對他的成功有很大幫助。盡管霍布斯鮑姆的著作在大學課堂上一直被使用，但它們本身并非教材，事實上霍布斯鮑姆對歷史學教科書持懷疑態度。在他看來，歷史學，不像自然科學，缺乏一個“公認的問題和潛在的答案的主體”，這其中的空白往往由老式的無聊鋪敘所填充，這些內容可能并不是錯的但卻是“不相關的”。他將自己的作品描述為“高級的通俗化……面向知識階層和受過教育的公民”。他的著作是高級的，卻又是引發爭議的綜合體。通過他飽滿的敘述，他的書給讀者一種橫掃歷史變遷的感覺。他注意到，描述一張網比講一個故事要難。

他成功地展現了那些看起來獨立的現象，諸如新的詞匯、觀念、藝術形式、城市化趨勢和王朝的興衰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并且只能通過彼此間的關系被理解。這樣的工作其實比看起來的要難得多。霍布斯鮑姆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隱藏其研究的深度和復雜性。有時候他被認為不是一個擅長檔案研究的學者，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正如《艦長之舞》（Captain Swing）等著作表明的那樣，這部書根據文字檔案在一項對19世紀30年代一場反機器的農業暴動的研究中對英國鄉村社會進行了復原。但歷史，像其他學科一樣，正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研究者最缺乏的技巧便是綜合的能力。在這方面霍布斯鮑姆堪稱為大師。

到1980年代后期，霍布斯鮑姆已經取得了世界級聲譽。毫無疑問他是最知名的左翼歷史學家，而在1978年馬克思紀念大會上的演講“工黨的急行軍已然停滯不前？（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為他贏得了更為廣泛的關注。這篇文章在一本相對無名的刊物《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上發表。這是一篇犀利的分析，它直指戰后社會主義者面臨的挑戰。由于戰后社會共識的消解，撒切爾的新保守主義從中獲利。“工黨急行軍”一文指明了使得舊的工人階級聯盟分裂的力量：婦女和移民正越來越多地加入勞動力大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侵入了英國傳統的勞工領域。戰后由學生和白領工人組成的激進的選民與舊日的勞工階級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加劇了左翼的異質性。在霍布斯鮑姆看來，恰恰在資本主義進入世界性危機的階段，這些因素悲劇性地削弱了他所說的“勞工階級和他們的運動”。四十年來，這一論斷仍然令人信服，并且不僅僅局限于英國。

霍布斯鮑姆作為一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可以追溯到1931-1932年的冬天，在那時候他就為一個和德國共產黨有關的團體散發反納粹宣傳冊。他與英國共產黨的親近是個公開的秘密，這使他在戰時和戰后始終處于監視之下。然而，就如他的政黨領袖和軍情五處的監視者一直以來所知道的那樣，遵守政黨的路線相較于他的智識追求一直是處于第二位的。舉個例子，意識形態上面，英國共產黨更喜歡民謠而不是爵士樂，但這并不妨礙霍布斯鮑姆常年為《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寫作關于爵士樂的文章（以弗朗西斯·牛頓為筆名）。雖然在1956年“匈牙利之春”后他仍留在黨內，但他在政黨內部公開發表反對意見。黨內領導人多次希望他能夠辭職，這或許也是他不愿退出的原因之一。有一點很明確，對霍布斯鮑姆來說，身為一個黨員，并不意味著要積極推動革命。基于環境和他本人的意愿，霍布斯鮑姆更多時候是一個觀察者，用道斯·帕索斯的話來說，“我是一個作家，作家就是那些始終堅持站在邊線上的人。”他的激進主義形式在于寫作和教學。

當柏林墻被推倒之時，霍布斯鮑姆的共產主義觀點贏得了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在1994年他的著作《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發表之后。這部作品為差不多是30年前開啟的《革命的年代》四部曲畫上了句號。盡管這四部曲并不能視為是一部作品，它們其實為一個宏偉的理想所推動的：那就是試圖去追尋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更迭，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革。這種變化初始于歐洲并擴展至全球。然而今天的媒體，尤其是英國媒體，關注更多聚焦在他個人與英國共產黨的糾葛而不是他的研究之上。

當他被記者反復問及為何仍保留共產黨員的身份時，霍布斯鮑姆通常回答，他不愿讓以前的同志們失望，但這個回答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尤其考慮到他與政治光譜各處的人都有著親密友誼。或許真正的解釋在其他方面。事實上在他早年失去父母，歐洲正籠罩在納粹陰影之下時，正是共產黨給他提供了一個家。但這個回答不會是霍布斯鮑姆這樣的人給出的，畢竟他是拒絕用心理分析法的。

黨員的身份至少在某一方面影響了他的作品。在與意大利記者安東尼·波利托（Antonio Polito）（他本人長期是意大利共產黨成員，或許也是唯一因為打網球而被開除的）的談話中，霍布斯鮑姆承認，他為了避免傷害同志們的感情而選擇回避談論20世紀的問題，而是更多關注于19世紀的研究。這意味著，他的共產主義信仰使得他進入了特定的歷史學研究領域，那是他確信與現在無關的領域。（戰后許多杰出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歷史學家專注于中世紀歷史的研究也是基于類似的原因）在選擇寫作的題目時，保持思想上的自由被霍布斯鮑姆納入同樣的考量。不可避免的是，在著作《極端的年代》（那是他唯一一部討論20世紀歐洲歷史的著作）中，迫使他進入了不適的領域，而這部書的分量也較小。

不同于他的共產主義信仰，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使他的作品得以豐富，也融入到他的作品當中。當他早年在圣瑪麗伯恩文法學校念書時，霍布斯鮑姆就服膺于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觀點，即歷史是一個進化的過程，而危機是其中的標點。霍布斯鮑姆強調危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的進化論觀點隨著時間而衰退，他關于資本主義是建立在根本性不平等之上，因而會發生崩潰性危機的觀點則并未改變。這一觀點使得他的作品在新的世紀，盡管經歷了蘇聯的消亡，仍具有與讀者對話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觀點也強化了他對于過去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的觀點。在霍布斯鮑姆看來，歷史是不可分割的。作為一個社會歷史學家（他在50年代就獲得的稱號），意味著需要從整體上解釋社會變化。1950年他在巴黎歷史學家大會上就說明，“將社會史從其他歷史部分分離只是一個專業化的工具，盡管出于實踐需要，我們被視為‘社會歷史學家’，我們的目標并不是寫作所謂的‘社會史’，而是寫作在現實世界不能被劃分的歷史。”不同于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關注于物質層面，霍布斯鮑姆對經濟史有他的理解，那就是經濟史不單純只是經濟的。他總是對諸如音樂、好萊塢、小說等這些或高雅或通俗的文化領域頗感興趣，以至于他無法把這些因素視作是歷史中的二等配角。

當霍布斯鮑姆被問及馬克思與21世紀早期的聯系時，他特別強調“對他觀點的整體性的認識”。有些批評者認為這一定義與馬克思本身無關，但事實上，這種理解社會變革的整體性觀點，以及馬克思對于危機和其背后的社會公平的關注，很難以其他方式來認識。當你回看今日學術研究的日趨專門化，在今天這一點已經比霍布斯鮑姆的時代更加明顯了，你就會明白這種整體性的認識如此難得的。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并非一個教條主義者，霍布斯鮑姆屬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在于建立一個智識的公民社會。在他看來，理論上的純粹或精妙并非題中應有之意，平實的語言也不意味著膚淺。因為學術研究如果無法走向社會大眾，它本身的價值就很渺小。從某種意義上，霍布斯鮑姆的政治觀點為他的學術實踐提供了道德標準，也為大眾閱讀提供了獨特視角。霍布斯鮑姆本人并非是個歷史敘事者，但在80年代他熱切擁抱了敘事史學的回歸。然而，今天的許多歷史學家僅為他們能講出一個精彩的故事感到驕傲，卻很少關注到如何建立論斷。逸聞是有趣的，但他們提出的分析卻太薄弱了。霍布斯鮑姆留下的財富在于他開創的寫作方法，讓歷史論斷富有生機。他提醒大家歷史是個共享的事業，需要開放的心態，保有開放的結論。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仍會繼續閱讀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