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御史府的柏樹上，曾有烏鴉數千朝去暮來，后因稱御史府為烏臺。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江蘇吳興），上任才三個月，就因新黨的糾彈而被押入汴京御史臺獄。

罪證是他的詩作，當時給了個諢名叫“詩帳”，由御史中丞李定主持，一首一首地勘問出“訕謗”的罪狀；這就是宋代最大的一場文字獄，著名的“烏臺詩案”。

現今我們來看“烏臺詩案”所涉及的罪證，簡直覺得可笑。

御史們彈章中舉出的例子，有《山村五絕》中的“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戲子由》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八月十五日看潮》的“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或是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或是文人的一時生感，就有怨望之意，也挨不上“訕謗”的邊。

但這種洗垢索瘢的羅織是很可怕的，像《塔前古檜》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攻擊者便說是有不臣之意，與“陛下飛龍在天”對立。虧得東坡舉出王安石“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的詩句，才堵住了對手的嘴。

詩案發生后，垂危中的曹太后（仁宗之妻）及大臣范鎮、吳充等紛紛出言營救；蘇轍請求交納自己的官職為兄贖刑；杭州、湖州的百姓連著為東坡做了一個多月的“解厄道場”；連退職的王安石也出面說了公道話：這一切才使蘇軾得以死里逃生。

宋代對官員的量刑是依原官階贖減，蘇軾最后被追奪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太常博士兩官，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

在評述九百年前蘇軾的這段個人經歷時，《也無風雨也無晴：蘇東坡的詩詞與人生》的作者，文史專家史良昭認為，有必要引入心理學中“自我實現臺階”的現代理論，這里的“自我實現”同“創造”是近義語。

現代心理學家認為，人類有五個層次的基本需要，即生理、安全、社會聯系、自我尊嚴及自我實現，各種需要以居前的層次為其基石，依次排成臺階的形狀。換言之，自我實現須以前四項物質或精神的條件滿足為前提。

不過，以古代的中國讀書人來說，在前三層次先天不足的情況下，自尊心需要卻格外亢奮，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的便是；“身前事”與“身后名”也往往密不可分，以致臺階的四五兩層常常混淆不清，望上去好像短了一截似的。

“烏臺詩案”給蘇軾的打擊是沉重的。昔日的廟廊之器，一下子淪為戴罪之身，把他的人生需要的臺階，炸出了一個大洞。

生活上，他拮據無靠，團練副使僅是從八品的小官，薪給微薄，朝廷還時常折支或拖欠。

安全上，毫無保障，本身屬于管制對象，政敵誹謗陷害的潛在威脅依然陰魂不散，所以神宗讀到蘇軾謝表中“無官可削，撫己知危”兩句，便猜中他擔心挨棒子。

東坡《答李端叔書》中有“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的話，“社會聯系”的需要又落了空。然而最使他不能釋懷的，是這一百三十天系獄事件中在人格和尊嚴上受到的屈辱。

無罪而見謗，歷史上屈原、司馬遷等有過先例，可以推知東坡憤慨的心情。而無罪還要強迫自己相信有罪，這等于把外侮外戕轉化為自侮自戕，心靈的創傷就更劇烈。

樹木受傷會分泌液汁自我治療，人類的語言文字也有類似樹汁的作用。蘇軾希望在詩中創造出一個超拔的新世界，首先是一個超拔的新我，此時他四五兩級臺階，當處于同一平面。所以東坡初到黃州時期的詩作，一言以蔽之，無一不是出于這種修補自尊的動機。

前篇提到了他獄中寄子由的絕命詩，題中是說托一姓梁的獄卒轉交的。梁某是否不負期望，諸家記載不同，有的說不僅子由收到了，而且上達天聽，促成了神宗對蘇軾的開釋；也有的說獄卒藏在枕頭下根本沒敢拿出去，獄解后原物奉還，“子瞻以面伏案不忍讀”。

不管怎么說，這兩首詩確實是流血的傷口，我們代替當事人設身處地，也覺得不堪卒篇，“以面伏案”云云，并不是過火的描寫。

正因如此，東坡最初修復自尊臺階的方法，便是強迫自己痛定后不再思痛，對余痛取全面的不承認主義。他出獄后復用前韻作詩二首，就表現了這種傾向：

百日歸期恰及春，余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斗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

詩中對“此災”輕描淡寫，故意強調“余年樂事”“此去聲名”，似乎滿不在意，卻與日后的大多數詩作格調不同。而且明知“平生文字為吾累”，也表示了“城中不斗少年雞”（唐王勃曾為少年英王撰斗雞檄文得罪，此句謂今后不再弄文墨致干罪戾），卻又“試拈詩筆已如神”，三句并不十分協調。

說到子由（“睢陽老從事”）連累獲罪的一節，筆致也太輕松。因此，這兩首詩實在是有意同“小臣愚暗自亡身”的舊作在感情上來一番對峙，不過是故作達語而已。

恢復自尊的正確途徑是進行深刻的反思。在赴黃州途中所作的《子由來陳三日而別》《蔡州道上遇雪》等詩中，我們看到了作者真實的心態。

詩人承認自己受到這場打擊之后的沮喪：“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

他愧恨：“一朝出從仕，永愧李仲元。”

他憤懣：“失身蹈危機”，“陷阱損積威”。

有時還爆發為一種悲天憫人的激烈情緒：“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

王敦將唾壺敲打出一個個缺口，蘇軾用馬鞭抽擊得積雪四濺，這些都是值得影視導演借鑒的，它們比瞠目握拳的動作表情更加強烈及真實。

在經過縱（時間上的今昔）橫（空間上的物我）兩個方面的深自內省后，蘇軾終于走出了感情的低谷，找到了正確的出路，即以曠達超逸的精神世界來蓄養自尊與自信。

他有名的《初到黃州》就是這樣的一例：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這首詩看起來同出獄時作的那兩首聲氣相似，但它是從現實的余痛中一個筋斗打出來的，用哲學的術語說，是螺旋式的上升，并非簡單的重復。

如果仍以“臺階理論”來對照蘇軾在黃州的表現，我們便發現詩人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為登上此座臺階的頂面頑強地創造條件。

生活上他盡力撙節，實行從湖州詩友賈收那兒學來的“掛叉法”，將月收入四千五百錢分三十份吊起來，每天從梁上叉下一份使用，據元人虞集《道園遺稿》的調查，黃州謫居的日開支還不到日后貶惠州時的三分之一。

他親手開墾黃州東門外的東坡，不僅為了糊口，也為了食力無愧，得到精神上的寄托，從此“東坡居士”“蘇東坡”的名號千古垂輝。

他每隔一兩天就上黃州安國寺默坐，思索哲理，將貫串平生的儒、釋、道思想融會貫通，達到表里澄明的大徹大悟境界。

他交友、出游，尋求外物中真、善、美的因素，建立社會聯系的歸屬。

正因如此，黃州時期是蘇軾政治上的失意期，卻是詩文上的成熟期與豐收期，一大批名作如《定惠院海棠》《念奴嬌·赤壁懷古》《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前后《赤壁賦》，都在此時脫穎而出。東坡到黃州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萬幸，因為他實現了自我尊嚴，也在此同時實現了自我。

圖 | 來自網絡

文 | 選自《也無風雨也無晴：蘇東坡的詩詞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