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新一屆新加坡國會正式開幕。在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選中，執政超過60年的人民行動黨贏得93個競選議席中的83席，繼續執政。對新加坡社會而言，這是近20年來看點最多的一屆政府和國會：本屆大選被普遍視為以副總理王瑞杰為首的第四代（4G）領導團隊接受選民委托、準備執掌國家的標志，而已經年滿68歲的現任總理李顯龍也已多次表示新加坡不應出現70歲的總理，自己會在大選后不久交棒。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新加坡仍面臨嚴峻的社會經濟挑戰，人民行動黨新內閣并未進行“大換血”，而是在4G領導團隊新鮮血液加入的情況下，保留了第三代領導團隊的資深成員。而李顯龍也效仿李光耀、吳作棟兩位前任總理，在“世代交替”的大選之后繼續出任總理，對4G領導團隊“扶上馬、送一程”。

兩黨制已不遙遠？

對于領導新加坡已經超過60年的人民行動黨來說，領導團隊的更新換代早已形成成熟的組織和運行機制并成功實踐：擔任總理31年的第一代領導人李光耀于1990年正式卸任，此時繼任者吳作棟早已在內閣各部門歷練了11年；吳作棟就任第二任總理的同一天，李顯龍也就任副總理，在輔佐前者14年后于2004年正式成為第三代領導人至今；2011年“分水嶺”大選之后，執政黨便已經開始尋找和培養第四代領導團隊，同年正式入閣的王瑞杰先后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4月擔任人民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和新加坡副總理，在黨內和政府中相繼成為李顯龍的副手，其接班人地位已不言而喻。

此外，李光耀和吳作棟在卸任總理之后均留任議員并轉任國務資政（Senior Minister），繼續為新一代領導團隊提供指導和咨詢。本屆大選前夕吳作棟放棄再次競選議員、完全退出政壇，似乎也進一步預示著4G時代即將正式來臨，而退居二線、咨詢扶持的責任即將屬于李顯龍和他的第三代領導團隊。

從李光耀（上右）到吳作棟（上左），再從李顯龍（下中）到王瑞杰（下左），人民行動黨形成了領導人世代交替的平穩運行機制。

雖然執政黨領導團隊的世代交替、平穩過渡不成問題，但真正的挑戰來自黨外：后李光耀時期的社會深刻變化、疫情之下經濟社會的嚴峻挑戰，4G時代的新加坡會延續一黨優勢制，還是見證政治多元格局的最終形成？

近年來隨著新加坡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這一問題越發被頻繁提及討論。自2011年“分水嶺”大選以來，以工人黨為代表的反對黨發展壯大，近兩屆大選在所有選區挑戰人民行動黨，不僅標志著著執政黨連續11屆大選在部分選區因無人競爭而自動當選的現象徹底終止，更在國會席次中屢創新高，開始沖擊國會一黨獨大的格局。

工人黨于2011年大選首次贏得集選區，本屆大選進一步在盛港集選區力克總理公署部長黃志明領銜的執政黨“夢之隊”，令“地鐵東北線的東北部近乎全線飄藍（工人黨的標志色為藍色）”，多年來被視為不利于反對黨競爭的集選區制度成為其擴充國會席位的堡壘；疫情之下執政黨卻無法復制2001年大選的“聚旗效應”，結果遭反對黨譏諷“利用疫情炒作選情失效”；成立僅一年的前進黨也憑借不俗的得票率獲得兩個非選區議員席位。種種跡象表明，李光耀生前擔憂“會令新加坡淪為平庸”的兩黨制似乎并不遙遠。

然而，近年來新加坡政壇看似令人矚目的變化，尚不意味著政治多元化時代的到來。從政黨實力、組織力量和人才儲備來說，人民行動黨仍具有絕對優勢。

縱然本屆大選反對黨得票再創新高，人民行動黨仍贏得了近90%的競選議席，繼續組建絕對多數政府。執政黨對于重要社會資源尤其是本地媒體的實質掌控確保了社會環境總體對自身有利。法學學者約西·拉賈（Jothie Rajah）筆下的“威權式法治”和相關的選舉機制安排的確遏制了反對力量發展壯大的可能性。英國威斯敏斯特式的議會民主制下新加坡國會議事崇尚紳士風度，講究法治和程序規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惡性政黨斗爭。

在李光耀的領導和塑造下，人民行動黨專業治國、長期規劃、高效執行、保持清廉、及時糾錯，60多年執政成果斐然，至今仍擁有多數選民的信賴，而毫無執政經驗的反對黨只能暫把自己定位為“副駕駛”的監督角色。總的來說，被視為塑造一黨優勢的制度保障和客觀環境并沒有實質改變。

執政黨主動求變

自1965年獨立以來，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成功地把新加坡打造為高度發達、高度開放，同時政治結構高度穩定的現代國際化大都市，可謂是現代國際社會鮮見的成就。不過高度開放必然伴隨著多元化思潮和多元社會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沖擊新加坡實質性的一元政治結構。

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的成功有賴于高度開放、“將世界作為我們的腹地”（李光耀語）。這樣的新加坡不可能依靠逆全球化的閉關鎖國手段維系一黨優勢制。經濟騰飛、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更是為多元社會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土壤。執政黨也無法憑借家長式說教澆滅年輕一代對于更多政治競爭的期待。進入4G時代，執政黨唯有揚長補短、與時俱進、適應變化中的社會環境，妥善處理民眾關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方可最大程度維系競爭力。

不同于“建國一代”，如今的新加坡選民出生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習慣于現代社會的高標準生活方式；他們普遍接受過良好教育，又身處信息時代，不會認為對公共生活的思考判斷、認知和選擇是執政精英的專利，更不認同執政黨精英化、家長式、強勢的領導風格。

從2011年李光耀的“選民后悔論”爭議（編注：當年的大選中，李光耀在一個爭奪激烈的選區警告選民，如果投票支持反對黨，他們會“后悔”），到今年執政黨候選人林紹權退選事件，無不體現選民心態的微妙變化。近年來執政黨處理就業、移民和社會福利等問題并不完全令人滿意，而今年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加劇了執政黨的競選壓力。

隨著工人黨等反對黨出現更多成熟、理性、專業且更加親民的候選人，甚至吸納執政黨的精英人物（如原人民行動黨資深議員陳清木成立的前進黨），不必再“俯首甘為副駕駛”，選民也可以通過其它選擇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果執政黨遠離人民的心理訴求，那些看似對執政黨有利的客觀條件也可以反噬其優勢地位。

人民行動黨也意識到今非昔比的社情民意，主動求變，力求繼續贏得選民的支持。李顯龍在7月27日新內閣宣誓就職儀式的講話中承諾將回應選民的訴求。

雖然堅持精英治國的原則，執政黨也注重提拔年輕力量進入政府：本屆大選人民行動黨提名多名40歲左右的候選人，其中6名勝選議員進入新內閣；相比被批“精英主義”而被迫退選的林紹權，更加親民的新任貿工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陳圣輝代表著執政黨贏回民心的新生代力量。

同為高管出身、執政黨大力拔擢的年輕精英，林紹權（上）和陳圣輝（下）的不同遭遇也是新加坡社會變化的體現。

“新加坡年輕人有權做出選擇”

在開幕的新一屆國會中，反對黨初具組織規模，不再是屈指可數的零散力量。執政黨也面對現實，不僅變革現有體制，更主動改變自身及其對在野力量的態度。李顯龍則在新內閣宣誓就職演說中承諾將順應多元化這個不可抵擋的趨勢，他在給新一屆執政黨議員的公開信中也表示“我們必須期待國會有更尖銳的提問和辯論”。

其實，人民行動黨早已開始主動采取措施變革政治體制，改變現有的一黨優勢制。2016年執政黨主導國會修憲，已將國會反對黨議員人數上限增加至12人，并賦予非選區議員與民選議員同等的表決權。本屆大選后國會更是效仿英國議會制度，正式委任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為國會反對黨領袖，賦予相應的職責和特權，包括在國會的優先回應權，與執政黨議員和內閣成員享有同等質詢、辯論和發言權利，并有權聽取政府在國家安全、對外關系、出現全國危機時的機密報告。反對黨得到更多制度性的保障，話語權和影響力勢必進一步增強。

隨著工人黨黨魁畢丹星（左）成為首位官方委任的國會反對黨領袖，總理李顯龍（右）也更加重視反對黨的存在。

相比于動輒把“精英治國”掛在嘴邊、對反對力量充滿戒心的李光耀，現在的執政黨領導人至少持有更加寬容、溫和的態度與行為。李顯龍不僅意識到要面對反對黨更加尖銳的聲音，更呼吁反對黨在國會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共同參與國家建設。

從本屆大選來看，現在的新加坡選民持有“二者兼得”的心態：依然信賴、支持人民行動黨執政，但也希望國會存在更強大的制衡力量，確保執政黨在壓力之下保持謙卑、走進民眾。如果有朝一日選民心態的根本性變化或執政黨自身喪失活力導致多元政治的到來，無論對新加坡是好是壞，也正如李光耀所說，“新加坡年輕人有權做出選擇”。

（作者系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