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電商巨頭亞馬遜在全美各大城市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當日送達”計劃 (Prime Free Same-Day Delivery)。只要會員在亞馬遜上下單，平臺上超過100萬種商品都可在當日內免費送達。“計劃”鋪開11個月，即覆蓋了全美27個大都市圈。然而，彭博社（Bloomberg）的記者很快發現，在一些主要城市——從南方亞特蘭大、達拉斯到中部的芝加哥，再到東邊的華盛頓、紐約，黑人聚居區被莫名其妙地被排除在外。下圖顯示的“空白”叫做羅克斯伯里（Roxbury），是波士頓的一個黑人社區，在“當日送達”茫茫藍海里，它仿佛一座觸目驚心的孤島。

圖片來源：Bloomberg

彭博社的報道毫無意外地引起了軒然大波。亞馬遜回應說，他們從未將種族因素作為是否提供“當日送達”服務的考量——工程師們收集了數據庫里的種種變量，如郵政編碼、當地會員的數量、與亞馬遜倉庫的距離、當值快遞員的數量，以及當地犯罪率等等，用以計算“當日送達”應該涵蓋的范疇；可以確定的是，消費者的種族屬性不在這些變量之內。

耐人尋味之處也正在于此：盡管嚴防死守了種族這條線，并且綜合了各個方面的諸多變量，算法給出服務范疇仍然與美國歷史上種族紅線（redlining）劃分的區域驚人的一致——白人和黑人獲得的待遇和服務截然不同。歷史，再一次，偷偷溜進了現代AI系統的算法里。

然而，故事在這里并沒有結束。一場靈魂拷問才剛剛開始：作為一家私營企業，亞馬遜是否有權將“盈利”作為提供服務的首要考量呢？在購買力相對較低的黑人社區，它是否有權暫緩推行“當日送達”？輿論如果因此將它釘上 “種族歧視”的恥辱柱，是不是有點過分了？一言以蔽之：亞馬遜需要考慮顧客的種族嗎？需要嗎？不需要嗎？

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兩個概念有所了解：一個是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s），另一個是平臺企業（platforms）。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助理教授讓―克里斯托夫·普蘭汀（Jean-Christophe Plantin）認為，在數字經濟中，私有的“平臺企業”正在逐步成為當代生活的“基礎設施”。在2018年那篇頗有影響力的論文中，他舉了谷歌和臉書的例子。比如谷歌，作為壟斷性的搜索引擎，它控制了幾乎整個西方互聯網的入口，一段信息在谷歌上消失了，幾乎就等同于在整個社會知識譜系里消亡了。

當年谷歌還有一個非常有爭議性的項目，叫做“谷歌圖書”。它打算與全美各大圖書館合作，掃描所有館藏圖書，放在自己的網頁上。除卻版權爭議，最大的反對意見來自對于私營平臺一手掌控公共知識的擔憂：過去，作為書籍存在的知識，是由公共圖書館對全民免費提供的，并受到嚴格的政策監管；現在，私有平臺藉由圖書電子化逐漸“控制”了知識，這是否意味著它們也應該承擔起公共圖書館的職責，免費、公平地向公眾開放？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政策監管，是否也可以用來約束私營平臺企業？

公共性和私有性之間的張力，是基礎設施和平臺企業在數字經濟時代的首要沖突。普蘭汀指出，傳統的基礎設施，如電力和郵政系統，被認為具有公共性，應該對公眾提供無差別的平等服務，要將社會平等，而非利潤追求，放在其決策的首位。即使再偏僻的鄉村，只要有一個人居住，作為基礎設施的公共郵政系統也應該對其進行無差別覆蓋。而現代私有電子平臺的崛起，以及其對于利潤的狂熱追求，打破了這一“傳統”。隨著平臺企業逐步取代傳統的基礎公共設施，一系列的沖突也接踵而至。

同樣的沖突出現在亞馬遜的故事里。雖然購買力相對不足，但生活在黑人社區的人們卻是最需要“當日送達”服務的——較之白人社會，黑人社區缺乏有機食品商店、優質商場和日常采購設施；由于缺少代步車輛，黑人們也更加依賴于快遞服務。長期以來，這方面的服務由美國公共郵政系統向全美人群無差別提供，但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施行，公共機構的資金預算不斷縮減，郵政系統的服務能力每況愈下。與此同時，私營遞送業務快速崛起，亞馬遜成為真實的“萬貨商店”（“the everything store”），龐大的快遞網無所不達，和谷歌一樣具有壓倒性的市場地位。但是，我們可以用平等和無差別的服務來要求它嗎？我們可以讓它“照顧”一下那些游離在AI系統邊緣的人嗎？

去年，我們團隊做過一個小項目，從“基礎設施”的角度，考察我國移動支付系統的邊界。在科技社會學里，“基礎設施”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叫做“infrastructure inversion”（基礎設施的倒置）。學者們認為，當一個科技系統成為基礎設施，其本身會與各種現存設施和社會規范融合從而變得“透明”與“不可見”。所以與其研究科技系統本身的運行，不如關注它的故障和修理。簡單說，我們是在找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故障點”。

通過訪談和問卷調查，移動支付幾乎無所不包的場域漸漸清晰起來；這些年，從護照換發到醫院掛號，從公共交通到健康碼，各種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和日常生活設施，一步一步地都折疊進了支付寶和微信里。

同時，受訪者會向我們追述在過去的一個月里，無法使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的情境。在一個個小小的故事里，那些游離在中國移動支付邊界的人群慢慢浮現出來：他們是居住在偏遠山區，有銀行賬戶和網絡覆蓋所以無法移動支付的村民們，是城市里不會用智能手機所以沒法掃碼的爺爺奶奶們，是擔心隱私問題不愿意注冊移動支付的用戶們，是因為鎖定單個移動支付服務所以無法使用其他服務的消費者們，是擔心資金安全的大爺大媽們，是有視力障礙的殘疾人群......

如果僅僅把阿里和騰訊當作私營企業，也許這些人群并不重要，畢竟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首要目標客戶，有利潤要求，有年報月報周報和KPI。可是，如果將整個移動支付系統視為正在逐步替代傳統金融服務的基礎設施，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對它們提出類似于問詢亞馬遜的問題——

當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成為無所不包、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基礎設施，并逐漸將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系列公共服務收入旗下，如何確保所有人都能被無差別地接入系統，享受到同等質量的服務？既然任何科技系統都有其固有的邊界和局限，那么決策者是否應該及時“找補”，以確保有足夠的可替代性選擇，譬如在移動支付之外強制現金的使用，或者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提供必需的人工服務？

如果說亞馬遜們的死穴在于“種族”，那么中國企業平臺的命門又在哪里？

亞馬遜種族歧視的故事在美國流傳之后的幾年之后，一則小小的故事也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一位來自安徽亳州的老人，因為沒有智能手機和健康碼，無法使用公共交通系統，必須步行走到浙江。雖然之后故事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但其在中國互聯網引起的巨大回響恰恰顯形了現代科技平臺的界限和邊緣。這些界限和邊緣，從來沒有像這一刻一樣無所遁形。與居住在羅克斯伯里、無法被亞馬遜當日投遞服務覆蓋的黑人們一樣，在我國貌似全能全知的移動支付系統的邊緣，也游離著許多幢幢黑影和血肉之軀。

【參考資料】

[1]  David Ingold and Spencer Soper, Amazon Doesn’t Consider the Race of Its Customers. Should It?, Bloomberg, April 1, 2016. 

[2]  Bowker, Geoffrey C., C. Geoffrey, and W. Bernard Carlson. Science on the ru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geophysics at Schlumberger, 1920-1940. MIT press, 1994.

[3]  Plantin, Jean-Christophe, Carl Lagoze, Paul N. Edwards, and Christian Sandvig.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 no. 1 (2018): 293-310.

[4]  Hong Shen, Cori Faklaris, Haojian Jin, Laura Dabbish, and Jason I. Hong. 2020. ‘I Can’t Even Buy Apples If IDon’t Use Mobile Pay?’: When Mobile Payments Become Infrastructural in China.Proc. ACM Hum.-Comput.Interact.4, CSCW2, Article 170 (October 202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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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虹，畢業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傳播學系，現任職于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她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新興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