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第四期話題】TA最愛的是我，還是手機？

今天，一日不帶手機出門，絕對是一樁令人坐立不安而充滿考驗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人人都機不離手，人人都變成“手機控”，以致有人認為手機使用最后把人類形體從昂首挺胸變成佝僂蹣跚。刷手機好不好？網上流傳著一則名言：為什么要談戀愛，是手機不好玩嗎？刷手機壞不壞？就算戀了愛，專家提醒：警惕手機成為“第三者”！我們究竟應該和手機“相處”？“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論壇第四期以手機依賴為題，特別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段偉文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的劉永謀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的閆宏秀教授和復旦大學的楊慶峰教授，以北南聯袂、京滬對話的方式從不同角度撰文探討。閆宏秀的《隔屏望，何以善？》提醒人們在使用手機時要守護善。劉永謀的《我們為什么愛刷手機？》分析人愛刷手機的各種原因。楊慶峰的《裝滿秘密的黑匣子》相信手機未來會消失。段偉文《作為后視鏡和夾具的手機》認為手機是人的人工器官聚合體。無論如何，手機與自己的關系值得每個人抽空想想。

電影《完美陌生人》劇照

隔屏望，何以善？

閆宏秀（上海交通大學）

在2012年6月底，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首次超過臺式電腦上網的網民；2020年3月，我國使用手機上網的網民占整體網民的比例為99.3%，即8.97億。毫無疑問，手機因其極高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而被大眾欣然接受，并成為了日常生活之必備。手機上癮或成癮、手機依賴癥等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與此相隨的是，因手機缺席而引發的焦躁不安也如影隨形。人們經常會問：“手機，手機，你在哪里啊？” 當手機不在手時，夾雜著或是失落、或是焦慮等的多重感覺會悄然涌上。

說到底，手機的確是一種技術。但在人類美好生活的構建中，技術以其獨特的效力牢牢地占據著核心位置。人類期待技術與善的之間深度關聯，期冀其能夠為善、構善、至善等。恰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開篇所指出的那樣：“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那么，手機又是如何與善關聯在一起的呢？作為手機發明者的人類，從其通過該技術有效地推進信息的便捷溝通而言，體現了技術與善之間的某種內在一致性；作為手機使用者的人類，在隔屏實現自我與世界關聯過程中，特別是在手機用戶越來越多且人類使用手機的時間越來越長的情景下，又是如何與善關聯的呢？

隔屏觀望，善在指間

當下的智能手機作為一種媒介，集電視、電話、電影與收音機的功能于一體，即將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低清晰度、提供的信息較少且要求高參與度的冷媒介與只延伸一種感覺、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且要求參與程度低的熱媒介進行了融合。因此，這使得手指的隔屏滑動具有了多重意蘊。

如：從手機作為熱媒介來看，作為手機使用者的人類，可以是參與度很低的觀望者。即，人類可以是僅僅通過手指，滑動屏幕，隔屏觀望，用眼睛、聲音等獲取信息。此時，作為觀望者的善，可以簡單被理解為被動接受層級意義上的。此時的善或許可以被詮釋為基于不主動為惡意義上的一種消極層級的善。易言之，此時的人類可以被視為純粹的旁觀者，因為其是完全作為信源載體的屏幕端的一個信宿，且不參與任何惡的行為，僅僅是隔屏觀望而已。

然而，這種行為所帶的結果并非如前所述。即使是隔屏觀望，就已經是貌似不參與的參與。不參與是指沒有進行主動互動，參與是指每次瀏覽都將推動屏幕背后的數據流，且這種推動在網絡的高速推動下可以達到瞬間燃爆的效果。如，你雖然無意間用手指滑動了某個技術推送給你的信息，即使你未曾轉發與評價，也已經推動了該條信息的傳播。若有無數個“你”的指間滑動，就會帶來無數次的數據推動。因此，在智能手機的使用過程中，即使是觀望，也是參與者意義上的，而非作為純粹的旁觀者。易言之，手指滑動，哪怕僅僅隔屏觀望也能并已經將善帶出。

隔屏期望，善在心間

當手機使用者在隔屏觀望的過程中將善帶出時，其與善的關系已經超出了僅僅由技術驅動的消極善。手機使用者用手指滑動屏幕時，其已經以參與者身份的出場方式，更何況人類對手機的使用不僅僅停留在滑動階段。智能手機的諸多App、小助手等與人類有著極強的深度交互性。

當今手機上網的用戶數量龐大，手指滑動可以將善帶出，但也可以將善擱置與遮蔽。這里的擱置與遮蔽類似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經的警示：在網絡和數字化技術推動下，“超工業時代進入一個系統性愚昧的時代”。類似電視曾經對人類的非強制性深遠影響一樣，同樣地，被手機信息環繞的人類也一樣，也可能會出現“一種新的精神語境及麻木呆滯”。在日常生活中，會聽到有人忍不住抱怨說：“沉迷刷屏、無法自拔”“刷屏致傻”“每日生活以開機與關機為準”等。事實上，這些戲虐方式的描述恰恰以反向的方式道出了手機使用者的隔屏期望。

手機使用者若處于長期刷屏的狀態，那么，基于智能算法、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等的手機系統可將用戶帶入某種信息繭房。這種繭房與斯蒂格勒所言的“系統性愚昧”之間有著某種同構性。但是技術發展的初衷不是將人類帶入愚昧之中，而是期望給人類以福祉。期望，究其本質而言，源自心理預期，因此，隔屏期望，善在心間。

隔屏望善是否可能？

然而，期望的實現需要付諸于行動，僅僅停留在心間的善依然是不夠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用喚醒深藏于藝術世界與詩歌世界中的“思”來走向自我拯救之路，并以此來應對技術對人類的全方面沖擊。這種應對方式因其鄉愁、后思以及重技術批判的特質而被詬病，但其對技術本質與人之本質的深度揭示卻極具價值。

處于手機屏幕端的人類，無論是基于手指滑動的隔屏觀望，還是基于內心驅動的隔屏期望，都是人的本質與技術的本質相互交織的表現。特別是在技術充斥的語境下，人類一直在力圖守護人的本質，且這種守護也極為必要。面對手機與人類生活的深度關聯，人類的隔屏觀望與期望可謂是通往善，但并不是完成了的善。

當今智能手機以技術化的方式導引著人類行為的導引、潛移默化著人類的價值觀與自我的認知等。毫無疑問，善可以借助手機屏幕進行呈現，但這不應該善的真諦。因此，在智能手機叢林中的人類，若要隔屏善，則除了觀望與期望之外，更需要隔屏守望，用理性之行與本真之心的聯袂去守護善，警惕成為林中之鳥而將善遺忘，警惕彷徨在林中路上而找不到善的方向。

我們為什么愛刷手機？

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

從使用手機、沉迷手機到依賴手機，刷手機時間占比越來越大，使用者對手機的控制程度越來越低，手機廠商、各種APP則越來越成功。因為沒有辦法科學地界定出每天使用時間超過多少屬于使用過度，被奪走手機多久出現何種癥狀屬于不能自控，“使用”、“沉迷”和“依賴”手機的修辭學意味濃厚，更多是傳達著情緒上的擔憂和道德上的憤懣。但地鐵上一站，人人刷手機。假若來個外星人，看到人類整齊劃一地低著頭，鴉雀無聲地望著手上的閃亮屏幕，會不會以為是某種集體宗教儀式，或者被某種擁有巨大力量的怪物同時控制？此時，很難質疑對手機的沉迷與依賴不存在。

“真不能怪我”

過度使用手機而不能自控的行為，對手機使用者具有不同程度的危害，被稱為手機依賴。手機依賴既引發各種身體疾病如干眼病、頸椎病，甚至有說會改變腦灰質密度，也導致各種心理疾病如抑郁、智商下降，還是某些社會問題的原因，如夫妻關系不睦、親子關系不調、學生厭學等。很多人認為，作為一種科學概念，手機依賴內涵和外延都不清楚。然而，這并不影響手機依賴被認定為21世紀最常見的非藥物依賴之一。

換言之，玩手機過度已經被界定為心理疾病，常見于大學生、職院學生和女性——這不是瞎說，而是檢索諸多研究后的結論——要是高等職業院校的女大學生，一定要注意——最近發現“銀發族”的也易發病。在此思路之下，可以類比毒品成癮、酒精成癮研究手機依賴，如程度測量、產生機制和干預方法，等等。但是，究竟是得手機依賴癥才愛玩手機，還是愛玩手機才得手機依賴癥呢？

毒品或酒精成癮有明確的成癮物質，手機依賴中找不出。有研究認為，刷手機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讓人覺得興奮和開心。不光玩手機、吸毒和喝酒時大腦分泌多巴胺，吃飯、服藥、吸煙和談戀愛也會調動多巴胺反應中心。所以，將多巴胺界定為成癮物質，和說刷手機開心是因為愛刷手機一樣，沒有太多意義。

晚上刷手機不睡，有人說是因為手機藍光抑制松果體分泌褪黑素，讓人睡不著。手機屏幕夜間模式減少了藍光，人是不是就不愛玩手機了？再一個，藍光讓你睡不著，不能干點別的嗎？人開著燈不容易睡著，和手機藍光多是同樣道理。問題是：你會關燈睡覺，為什么不關手機睡覺呢？

還有人找到技術的原因，可以分為兩類：手機技術太好，或者太壞。太好派說，智能手機功能強大，使用太方便，想干啥干啥。技術太好，你就不停刷手機啊？好的技術不止手機吧，為什么獨獨愛刷手機呢？太壞派說，智能手機設計故意讓人上癮，刷手機的毛病是設計者害的。奈斯比特認為，讓人依賴加深是高科技的重要特征，稱之為“科技上癮區的擴張”。從廣義上說，改善用戶體驗的設計都催生技術上癮，很難區別有害的上癮設計和增加用戶粘度的優化設計。并且，面對上癮性智能手機，使用者不能自決或拒絕嗎？

當然，可以發現沉迷手機的社會原因。一個美國同事在美國不用手機，有事發電子郵件，在北京不得不買個手機，因為很多事情比如辦銀行卡必須填手機號。當然，買了手機可以只打電話，可聽說他買了手機，大家都讓他裝個微信方便聯系。這個例子說明：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手機世界與現實世界緊密交織，會刺激刷手機行為。

找找自己原因

將手機依賴等同于網絡依賴，沒有辦法找出愛刷手機的原因。為什么女性和大學生更愛刷手機？研究表明：網吧上網主要是打游戲，刷手機主要是使用社交、購物、看新聞和刷微博。所以，一些人認為，手機上癮實際上是社交上癮。維塞爾說：“手機并不是反社交的，正是因為我們是依賴社交的物種，才會想要聯系他人。”但是，社交并非手機的唯一功能，而且手機社交取代真實社交，有時也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遠。

社交過載已經引起大家的注意：社交并非越多越好，手機社交冗余是典型例子，有人將之稱為“手機社交沉迷”，認定原因是各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比如過度從眾的心理，只有在集體中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對此，勒龐在《烏合之眾》早有論述，而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李普曼的《幻影公眾》、米爾斯的《權力精英》、懷特的《組織人》等名著均將之視為20世紀人性演變的新趨勢。

很多人刷手機是由于對信息的饑渴導致的，我稱之為“信息貪婪”：什么都想知道，異國他鄉的一樁劫案，毛線關系沒有的明星偷情細節……當代人處于信息過載而不自知，常常刷貼發圈的時候還順手刷個廣告。為什么呢？好玩。對此，波茲曼稱之為文化艾滋病（AIDS，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抗信息缺損綜合癥），在《娛樂至死》中大加鞭撻。

有人認為，孤僻、自卑或相對缺乏自信的人愛刷手機。許多研究者便如此解釋“銀發族”、女人和大學生愛刷手機的原因：老人孤獨寂寞，大學生前途未卜和懷疑自己能力，女人的自我認知往往依賴他人評價。有種客體化理論（objectification theory）認為，女人愛在朋友圈發自拍照，希望別人對自己外貌點贊而找到能力方面的自信，屬于典型認知偏差。

不少人說，刷手機是害怕和逃避孤獨、不安和焦慮。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提出“自由悖論”：自由既可以讓人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也會讓人感到孤獨和不安，因為獲得自由意味從更緊密的社會聯系中獨立出來。如果主動運用自由全面發展，彰顯人生價值，充分完善自我人格，便實現了積極自由。但是，更多人追求的是消極自由，即從各種社會關系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獨，產生無能無力感和焦慮不安的消極心態。此時，人容易放棄追求自由，以刷手機減輕心理壓力，在其中迷失自我，此即弗洛姆所稱的“逃避自由”現象。

有人認為，愛刷手機是因為感到人生沒有意義，無聊才刷手機。拉康認為，當代人的意義從可以為之奮斗的未來理想世界，轉變為只尋求充滿歡樂的“當下”，人類陷入無意義的迷幻之中，感受不到真實世界，遺忘冰冷的社會境遇。換句話說，當代社會主張的意義，如以自我為中心、只關心眼前、把精致的自戀當作終極理想，乃是一種快樂的“無意義”。

在“容易世界”表演

我以為，有的人愛刷手機，是想通過“表演”而成為另外一個人，從而忘記真實世界的無力。所以常有人說，手機上“戲精”、“精分”以及“精神小伙”、“精神小妹”特別多。在手機中，不再有生活，只有表演，只有欺騙和自我欺騙。

不過，當代人愛刷手機，我琢磨最重要原因是：智能手機“制造”出一個“容易世界”，降低人生“打怪升級”困難的感受度。在手機上，任何事情看起來都變得很容易：想吃飯，想買東西，想借錢，想找人聊天，想談個戀愛，想冒充會大佬……手指劃劃點點戳戳就好了。每一次手機使用點滴增加著類似的感覺：世界仿佛為你而生，你便是“國王”或“魔法師”。按照行為主義的觀點，行為的后果會強化特定的行為模式，正面效應增加行為發生的頻率，負面后果會減少之，所以刷手機不斷被離苦得樂的“容易世界”所不斷強化，最終沉迷其中而不可自拔。只可惜一切終究只是錯覺：當沒錢買東西、交網費電費，“容易世界”立馬煙消云散，人生暴露出原本的殘酷面貌。

哪種有道理，君請自選。我定了條規矩：手機不能進臥室和書房，不曉得是否守得住。無論如何，為什么我愛刷手機，絕對是一個意味深長問題。

裝滿秘密的黑匣子

楊慶峰（復旦大學）

從語義本身來看，電話（telephone）是空間距離的克服，手機是一種手持的電話。手機的漢語表達和德語表達（Handy）是相同的，均與手有關。技術的發展使得手機變成了改變命運、拉近距離和裝滿秘密的黑匣子。手機為什么與實現空間拉近的電話有了這么大的區別？

手機是什么？不問，我還知道

面對手機這么一個常見物品，人們已然形成了恨大于愛的兩種態度。一種是非常肯定，認為手機帶來了進步、命運改變、身份提高。1G時代，天線“大哥大”手機盡管只有通話功能，但是卻代表著身份和財富的象征；2G時代，與按鍵手機相伴的是直板、翻蓋、旋轉和滑蓋，收發短信，聯通變得更加容易；3G時代，觸屏手機可以看地圖、拍視頻；4G時代，手機可以實現智能、無線支付、可以提供健康證，一個美好的世界開始打開；5G時代，萬物互聯，智能生活的未來美景就在眼前。有一次和出租車司機聊天，她的家人正好是做華為的，對1G-5G的變化感觸頗深。6G之后是什么?也許超越了想象。另一種態度是極度怨恨。很多人指責手機帶來了極大的危害。比如小孩子看手機視力下降，少年看手機學習滑落、成年人看手機交流缺失。唯獨是老年人，沒有手機，但是卻感受到了冷落，所有的人群都沉溺于手機世界，而忽略了他們。這種情緒是社會普遍存在的。面對這種情況，人們更多感受到的是無奈。感覺一切似乎都脫軌了，無能為力。你可以關閉朋友圈若干天，但是你不能棄之不用；你不能容忍手機沒有電，各種私人、共享的充電寶成為后備電源。

這種矛盾的態度也表現在國內外的電影題材中。近年來，國內外很多電影都以手機為題材，國內的如《手機》里將手機說成是手雷；國外的如《完美陌生人》把手機說出是裝滿秘密的黑匣子；《命運呼叫轉移》中一部手機改變命運的真實寫照；《奪命手機/梯陣陰謀》里面的手機能夠讓人贏錢、發財卻是科幻想象。這些展示手機與生活世界關系的影片也說明了手機與生活世界之間有著被忽略的關系。這為接下來的現象學追問提供了可能。

手機是什么？問了，我反而不知道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手機克服了固定通話的限制，變成了與手有關的物品。如果手機僅僅是一個物品，那么它無法解釋本來只是手持的工具為什么與命運和生活世界關聯在一起。手機是人的延伸，但是技術哲學式的回答并不是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認識。這個觀點是來自技術哲學的一個認識。梅洛龐蒂分析過一個貴婦帽子上的羽毛，說是這是知覺的延申。如今的手機，也是手的延伸。微信中搖一搖實現了“撩”的功能很快讓你找到一個異性朋友。手機起到了一個空間拉近的功能，這種注重結果的解答讓我們看到了一些本質的東西。3G手機的空間拉近一直符合電話的語義學。telephone本義就是遠方的聲音，將遠方的聲音拉到我的面前，讓我從聽覺上感受到你的聲音。這個時期的手機只是聽覺的拉近。通過聽到某個聲音然后想象出對方的樣子。但是往往會弄出笑話：聲音甜美一定長的漂亮動人嗎？4G時代手機的空間拉近超越了語義學，至少在聲音意義上超越了。它所展現出來的是全方位的拉近。通過圖片，我可以直觀感受到與聯系者的樣子。通過視頻，一個鮮活的人就會呈現在面前。手機是世界整體性的顯現。這種海德格爾式的觀點需要被注意到。世界以技術的方式顯現自身，手機已經脫離了telephone的本義，整體性以手機顯現了自身，正在建立的萬人、萬物互聯構建起一個技術整體性。手機不再是以孤立的、屬人的物品存在，而是將自身表現為非對象的整體性。正如伽達默爾所言，“整體性并不是對象，而是包圍著我們并且使我們在其中生活的生活境遇。”

既然不是對象，手機必然會消失

我們太熟悉手機是工具這樣的觀點了。按理說，面對手機帶來的社會問題時，應該從人的自控力去尋找問題的根源。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們會發現這種追根溯源直接抵達到手機，而忽視了對人自身的批評。人們似乎有些避重就輕。面對這種悖論，我們需要加以分析。

荷蘭哲學家維貝克對于上述現象給出的解釋是：手機和人構成了一個共同體，我們沒有辦法單純談論人的自控力，因為手機已經無形中改變了人的生活和行為習慣；也沒有辦法單純地指責手機，因為這似乎又陷入了主體逃避責任的陷阱。所以，面對這種狀態，需要注意到手機作為道德能動者的因素，在手機與人構成的關系中才能夠更好地處理上述問題。可是這樣一種思考，卻沒有想到手機在未來的存在狀態。

手機在未來會消失嗎？必然會。在未來社會，手機會被更為更為高級、更為小巧和便捷的技術取代。這一點技術哲學家唐伊德早已分析和闡釋過了。高新技術具有小型化的趨勢。不僅如此，我們看到大腦深度植入芯片和神經植入芯片將會成為現實中的技術。這些芯片可能會以納米級的形式存在，卻能夠實現以前手機的全部功能，通訊錄下載、實現通話、觀看視頻等等。空中的微粒也許會成為通訊的介質。但這種技術的消失不是我們的重點。我們的重點是手機作為對象的必然消失。

既然手機不是工具性存在，那種人類學的理解已經不適合現代技術的認識，而整體性將成為看待手機的視野：手機將自身作為整體性建構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手機取代了語言，我們看到的是物質化解釋學的生活實現。手機包圍著我們并且使我們生活在其中，手機成為我們的生活境遇。如果這樣，最為熟悉的體驗開始浮現：戴在我鼻子上的眼睛不再是作為對象的眼鏡，它成為我生活世界的、透明的構成部分，融為一體地嵌入其中。整體性也意味著我們對之視而不見和“熟視無睹”。同樣，在整體性邏輯的推動下，手機消失會變得不可避免。先是從物理介質，然后從關系上，它會成為記憶之物，逐漸消失在歷史的地平線。

作為后視鏡和數據夾具的手機

段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

說起手機，不禁想起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著名的煙斗系列的第一幅作品：在繪有一只煙斗的畫中寫著“這不是一只煙斗”的句子。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你不論將手機看做移動電話還是移動終端，都會發現它越來越不像手機，而越來越像照相機、電腦、電視機、監視器……它不僅將普通的數碼相機和攝像機擠出了市場，甚至連電信服務商的短信和通話服務也快被它逼得無路可走。手機的發展，非常生動的體現了人與技術的本質，恰在于不可預見的變化與生成，這使得人與技術的未來，傾向于擁抱開放性和偶然性，而不拘泥于固定的屬性和一定的方向。

攝像頭與屏幕構成的新物種

七、八年前，經常有朋友特意更換了一部老款的非智能手機，說是刷智能手機太浪費時間。這些年來確實有極個別的人堅持下來了，甚至成為不用手機的圣徒。但對于在我身邊的大多數人而言，智能手機已無異于長在身上的一種多功能器官了。如果從生物學的視角來看，智能手機非常像能夠長出各種器官的胚胎干細胞，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能用出某種新功能。

只要你愿意,出門的時候完全可以用手機跟家里的寵物聊天。昨天在騎共享單車的時候，我還在想如果將手機固定在車把上，打開前置攝像頭，就可以當成后視鏡了；如果再編寫個應用程序，甚至還能認出路上有犯罪嫌疑的車輛自動報警。在直播帶貨的熱潮中，已經沒有人懷疑手機屏幕的強大力量。甚至有人早就用這個小小的屏幕，勾兌出各種穿越半個地球的生意，比方說，讓中國退休的佘太君們白天通過手機屏幕看守美國地下停車場夜間的監控視頻。

手機已不再是最初“大哥大”時代充滿質感的磚頭，可輸入屏幕、前后攝像頭再加上固有的話筒和播放功能，手機成為人和世界得以遭遇和呈現的界面，也令人的眼睛和手指開啟了一段新的進化歷程。智能手機顯然不再只是人的器官的延伸，而成為人與人工器官的聚合體，它不僅賦予拇指點贊功能，讓黏在屏幕上的人眼冒著早衰的風險，甚至已經成為人所繁殖出的伴生物種。這個新的伴生物種無異于一種魔幻的生命體。有了智能手機，你的眼睛只需看著它的一只眼睛——死死地盯著你的前置攝像頭，而不再需要直面真實世界，也不用正視與你交互的人的眼睛。

你只需要盯著屏幕這面技術化的鏡子，世界就會在屏幕的界面上呈現，而這虛擬的世界可能來自另一部手機的一只眼睛——用于代替人記錄世界的后置攝像頭。這兩組人工眼睛和一面技術化的鏡子，甚至可以讓你憤怒地面對人和世界，而不用擔心會有拳頭從沒有厚度的屏幕界面沖出來。當然，它們實際上可能讓你更愿意順著他人和世界的意愿，以換取可有可無的點贊或真金白銀的禮物。一旦你意識到手機是一個魔幻的生命體，拿手機的時候會想到它的傳感器或許正在根據你的力度感受你的喜怒哀樂，而摔屏的時候它并不會有絲毫的痛感，因為你的心已經疼過了。

移動時代的數據夾具？

人與技術的伴生迫使人與世界一起加速演化，以欲望作為燃料的資本引擎使得“我不是我”、“在這里，又不在這里”成為這一演化的基本邏輯。手機并不是孤軍奮戰的魔法師，其背后有著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巨型機器系統，手機不過是一切讓事物流動起來的怪獸用于誘惑人和掌控人的敏感器官。不論對這個巨機器或流動怪獸的想象是否讓你感到舒適，人、機器、金錢、想象和構思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和越來越高的頻率移動，這種移動正在徹底重構著人們用以理解世界和掌控世界的可見事實。而這種可見事實的基本來源就是手機及其聯結的各種網絡。

閉目想一想，數十億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都攜帶著手機這種口袋大小的聯網計算機，就應該意識到，這些具有內置數碼相機、視頻和語音記錄功能以及定位系統和各種傳感器的手機的認知潛力何其巨大。從地震災害到疫情傳播，從鳥類觀察到人類大規模流動與群體行為研究，具有移動性的手機的分布式數據采集和計算能力，正在構建出前所未有的復雜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分析與理解，惟有借助自動化和智能化的數據分析才有可能。

在機器“看來”，這一切都只是數據的流動和對這種流動的引導。但對持有手機的人來說，手機無異于隨身攜帶的數據化特洛伊木馬。看到這里，你或許想到我又要吐嘈人如何被機器監控、被算法控制云云。但我想說的是，對移動事物的監測和控制其實是移動時代的內在邏輯，數據與信息監控是使得移動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而且監測所形成的數據流本身就是各種移動所需要的觸發信號。比方說，當你通過刷手機通過地鐵閘機時，如果沒有實時的數據監測網絡作出及時反應，確保你這個移動事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你就無法體驗一刷而過的順暢移動。

手機實際上不再是電信系統蜂窩移動網中的一個移動單元，而已與包括交通系統、城市空間、安全網格等在內的各種泛在網絡綁定在了一起。在你攜帶它四處移動的每一步，手機都扮演著使你的移動更為順暢的移動中介的角色。由于你的位置信息是手機必須與通信網絡交換的元數據，而且通信網絡會與其它網絡共享這些數據，以確保整個泛在網絡系統的安全運行。實際上，在以信息和數據高速流動為前提的移動時代，所謂移動不僅僅是空間的位置改變，各種交互行為和數據、符號、圖像、視頻的遷移都意味著移動，甚至不久的將來，人的思想和意念的變化也屬于可監測和控制的移動對象。

數據監測是為了使得移動更為順暢，各種手機界面上發生的交往、交易、娛樂也是以數據監測為前提的。從整個泛在的網絡系統來看，為了使各種復雜的移動有序進行，就不得不運用數據的監測和分析對人的行為進行猜測或預見，甚至采取預防性的控制。就像機械工人在加工器件時需要將零件固定一樣，面對拿著手機四處移動并且心思萬千的人們，社會巨機器反過來也需要以手機為數據夾具，以確保在移動中變動不居的人和世界具有某種穩定性和可控性。由此，從內容推薦算法、人臉識別、智能手表到健康碼，都可以視為數據夾具。當你把手機綁在手臂上步行或跑步的時候，手機這種新夾板要矯正的，并不是你的錯位的骨骼或關節，而是你的運動行為。

而且，作為數據夾具的手機還可能會進一步調節你的心思。在人們的內心意念不能影響外在世界的時候，心動和旗動是兩個分離的事件，人擁有胡思亂想的絕對自由。而假如將來人們可以通過數字網絡用意念讓旗子飄揚起來的時候，是否需要通過某種可穿戴設備和手機中的數據特洛伊木馬一起，給人的意念和思想安上精細的數據夾具？

逃離手機魅惑需要人的野性

手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機會使人成為什么？在現在看來，人的宿命似乎是在與技術的伴生中盲目地開啟一段又一段新的進化，而這種進化在當下似乎進入了以制造自我欲望為藥引子的自我的自動化生產階段。對于這個階段，從海德格爾、馬爾庫塞到斯蒂格勒表達過太多的不滿，以至于我都懷疑這些大同小異的不滿不過是小罵大幫忙，其論述固然高深，客觀上卻麻痹了人們為改變自身命運采取行動的可能性。在反思和批判者看來，手機對人的魅惑日盛，正在使人們變得缺失關注力甚至更加愚蠢，讓孩子們從小就沉迷于手機和屏幕不能自拔，甚至會令人放棄反思自己生活的勇氣。

若果真如此，又當如何逃離手機的魅惑呢？海德格爾不是說過“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嗎？面對以手機為界面的數據化和智能化的荒野，出路又何在呢？生活在技術圈中的人們會聽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勸告嗎？但不論如何，拯救的力量和行動最終取決于人自身的抉擇。《沙鄉年鑒》的作者亨利·大衛·梭羅曾指出，世界的救贖存在于荒野中。其中所說的荒野往往被環保人士誤讀為自然中的荒野，而梭羅的本意指的是人類殘存的野性。面對手機魅惑的沖擊，人所殘存的野性又何在呢？對此，我現在唯一能夠想到的是，或許人的野性亟待人被徹底挫敗乃至沉淪得一塌糊涂時才能激發出來。

真的是哪里有沉淪，哪里就有拯救嗎？其實，這類似是而非的說法，很可能一下子就把天聊死了。不如想象一下人與手機魔幻的未來：手機的攝像頭自由飄蕩在空中，屏幕可以隨時在目光或手勢觸發下浮現在眼前。再往后呢？或許那目光和手勢是人的代理機器人的……那人干嘛去了呢？是在迷夢里把手機扔進黃浦江或塞納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