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文獻學研究始自五四新文學誕生后不久，繼承和借鑒了古典文學文獻學的許多治學原則和方法。21世紀以來，新的領域、議題也被相繼開發，進而也產生了新的研究方法。

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和教學的文學理論家陳子善是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在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梁實秋、張愛玲等現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上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今年上海書展期間，凝聚了他多年研究心血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重點推出。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一書從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筆名、書信、日記、文學刊物和文學廣告、文學社團、作家文學活動、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十個角度，以個案研究的心得具體展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基本面向，進而探討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收入本書的《〈吶喊〉版本新探》《〈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的重編》《巴金〈懷念蕭珊〉初稿初探》《〈野草〉出版廣告小考》等篇，都是首次編集。

8月16日，陳子善與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陳思和、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圖書策劃人陳麥青來到思南公館，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新書交流分享會上與讀者暢談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魅力，并探討文獻學這一傳統學科在現當代文學視域下如何煥發出的新的活力。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新書交流分享會

從研究魯迅書信開始，像“滾雪球”一樣地研究大家

活動伊始，陳子善就向讀者分享他走上文學研究的最初經歷：“我是從研究魯迅的書信開始走上現代文學研究之路。當時我參加一個魯迅書信的注釋工作，就必須要把信的內容吃透，不斷去查詢、考證。也因此，漸漸養成了對文獻感興趣的習慣。”

“后來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我除了教書之外，開始有了一些對文學史的追求。我想去了解作家，發掘他的作品、生平、相關研究。后來我也讀了一些前輩寫的關于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著作，嘗試把古典文獻的研究方法和國外的文獻研究借鑒過來。”回想這一過程，陳子善覺得似乎也很自然，因為自己喜歡，這份事業就一直堅持了幾十年。

從魯迅到其好友郁達夫，再到周作人、張愛玲、梁實秋、徐志摩……正如陳子善所言，他像“滾雪球”一樣地去收集、研究這些大家，“在對這些作家感興趣的前提下，我不斷地去擴大研究，希望有一些新的推進和新的發現。不過無論你喜歡不喜歡、贊成不贊成，魯迅、周作人、徐志摩這些人，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絕對繞不過去的。”

陳思和評價《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是陳子善的經典之作：“在上個世紀的戰爭和運動后，大部分作家的東西都已經找不到了。他能這樣沙里淘金，一篇一篇地找出來，真的非常不容易。今天我們現代文學的資料能夠達到一個比較完整的程度，擁有各種龐大的數據庫，絕不能忘記像子善兄這樣披荊斬棘的一批學者，他們能夠沉下心來，不計利益地去做研究。沒有這一批學者的無私奉獻，我們看不到今天的研究成果。”

陳子善

理論落在了實處，不會空洞虛無

陳子善在序言里說到，書中的討論從他自己的研究實踐出發，每個方面選取數篇長短不一的論文組成“十講”。“用一系列例證來體現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魅力，以及它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而言又意味著什么，也許是一個新的嘗試。”

陳麥青認同道：“近年來我們雖然出了幾本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性的書，但我個人認為這些書基本還是理論總結比較多，不是從自己的親身實踐而來，這里面總是隔著一點。而《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里的內容全部是陳老師自己親身實踐以后歸納出來的。”

周立民表示，現代文學文獻學通常側重理論：“現在是做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黃金時代，原來不能發表的書信和日記在最近幾年大量涌現，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理論上的建構和辨析，這讓我有一些感觸和隱憂。比如說對現代文學的一些原始報刊、原版書、手稿文獻等，哪怕是影印本，我們到底看了多少？倘若不是在這基礎上建構理論，僅僅通過理論的預設再返回來，這種建構挺危險的。”

他強調實踐先于理論的重要性，并對《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一書作出分析：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陳子善有自己的理論構建，但并不是以理論的面貌來呈現，每篇文章都是從具體的問題出發去談。通過這樣的方式，將理論落在了實處，不會顯得空洞虛無。“在有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子善老師能把很多小題目做成一個大題目，將文學史上很多內容勾連起來，從而解決掉一塊塊文學史的‘攔路石’。這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周立民還提及陳子善這代學人為后人打開了“重寫文學史”的思路。“我們從子善老師的文學版圖里能夠看到他開放的文學研究觀念和他的情懷。作為研究者，他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不狹隘。他沒有用某一階段的政治教條或思想來硬性要求文學史或作家，因此這樣呈現的文學版圖才會是逐漸接近原生態的自然版圖，情懷也由此體現。”

在今年上海書展期間，陳子善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重點推出

通過文獻學功底，把收藏的快樂分享給大家

周立民還提到，近年來現代文學的資料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維度——“收藏與拍賣”。“這也是過去的學者不太注意到的，但是子善老師比較早就發現了，而且充分利用了私人收藏家的個人收藏，還有拍賣市場的一些拍品。其中有些資料真的可以顛覆我們原來的一些概念，從而填補學術空白。”

“子善先生第一是愛書，第二是善于收集，他以前每個禮拜都會去文廟淘書。我認為他完全稱得上是這一代的 ‘現代文學資料數據庫’，藏書非常多，我對他很佩服。”陳思和感慨道。

在分享會現場，陳子善也帶來了三本收藏的珍本，分別是電影劇作家鄭伯奇的短篇小說集《打火機》、作家沈從文的《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和翻譯家傅雷的譯作《貝多芬傳》。陳子善坦言收藏這些書并不出于它們的收藏價值，而是因為他與這些書的作者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和故事，這才讓他產生了“占有的欲望”。

作家鄭伯奇（1895-1975）短篇小說集《打火機》

對于鄭伯奇的《打火機》小說集，陳子善透露：“我和作者鄭伯奇見過面，只要是見過面的作者，我都盡全力去收集他的作品。當時我剛剛走上研究之路，去西安專程拜訪他，發表了一份訪談，一年多后鄭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收藏這本書這也是我對他的一份念想。”

“另外這本書是來自當時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良友文學叢書，每一套叢書都有100本的編號簽名本供給讀者，現在保存下來的數量很少。”陳子善說，他手上這本《打火機》簽名本的編號是28號，極具紀念價值。

“陳老師收藏的這些本子，其實并不是市場上大家都認可的那些收藏品，而是對他自己來說有特殊意義的東西。他通過自己文獻學的功底，把自己收藏的快樂分享給了大家。”陳麥青說。

史料整理不僅為了當下，更為了后人的將來

對于今天的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陳子善指出了其優勢和缺陷，“現在的年輕學子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互聯網。以前不能上網搜尋，現在如果運氣好的話一天就可以發現好幾篇集外文。但是有一個問題，現代年輕人已經看不到原刊，包括原始的報紙、原始的雜志，他看不到原始的初版本，只能看電腦屏幕。如果你不看原始的資料，其實就和真實距離比較遠了。”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作家鮮有關注。所以文學文獻研究的工作在互聯網時代下，怎么繼續進一步推進，其實對年輕的一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電子化的這些資料，對這些史料的整理也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顯然傳統指標的整理方式不完全能夠適用這些事情。實際上由于載體的變化，內容肯定會有問題。” 陳子善指出，電子化資料未必能長期保存，也幾乎沒有備份，這為未來的文獻研究帶來了新的難題。

他鼓勵年輕學者要從現在做起，不能等到資料缺失以后再去尋找，因為研究價值不分高低，也無法預估。“一些 ‘80后’作家的作品，如果現在不去收集，等到幾十年以后很多早期作品就完全淹沒了，萬一他們中間以后出現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呢？所以現在要做的就是盡自己所能把這些東西都保存下來，即便暫時無法使用，將來肯定有用。史料的整理不僅僅是為了當下，更是為了后人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