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作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產物，簽訂于光緒二十六年（1901年）的《辛丑條約》對清帝國可謂意義深遠。這是清帝國自鴉片戰爭首敗以來所簽訂的賠款數目最為龐大、國家主權喪失最為嚴重的條約。從共和國語境來看，這一紙條約更是中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標志，在侵奪中國物質財富之余，也帶給中國人無盡的精神屈辱。然而，對于已如風中殘燭的清帝國來說，這份條約卻不啻于一個奇跡：京師被占，卻既未亡國更未喪土，事后達成的協議中也無非賠款、謝罪、懲兇之類，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八國聯軍占領了清帝國的首都，但清帝國卻并沒有步波蘭的后塵被列強瓜分，在付出一定代價的基礎上甚至能延續自己的朝廷——對于剛剛對“萬國”下了戰書的慈禧太后而言，夫復何求？

這其中當然有李鴻章作為一名外交官縱橫捭闔的能力，但也暴露出另外一個無奈的事實，那就是清末以降，但凡牽涉到條約，總是與失地有關，以至于《辛丑條約》的寸土未失顯得如此難得。俗話說“弱國無外交”，清帝國的羸弱與退讓似乎在所難免，然而在清帝國簽訂的眾多條約中，卻分明存在著一些異類：列強不但沒有要求清帝國割讓土地，反而在條約中將已占領土交還。

是列強在清帝國這個“東亞病夫”面前保持了意外的克制，還是清帝國的外交長袖善舞實現了“以夷制夷”，又或是“弱國無外交”這個說法根本不成立？想要解答這個問題并非易事，因為每一份“歸還類”條約的簽訂都如同一盤深邃的外交棋局，不了解特定的時代背景，便絕無理清其脈絡的可能。非常之時方有非常之事，非常之約背后，自然也隱藏著非常之局。

簽訂《辛丑條約》現場

退還舟山條約：以退為進的侵略進階

英國是入侵清帝國的始作俑者，同時也首開“歸還”領土之先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結束后的第四年，英國駐華公使德庇時便與欽差大臣耆英簽訂了一份《英軍退還舟山條約》。在這份條約中，雙方明確約定：英國將舟山全島交還清帝國。

舟山群島的交還，是英清戰事的遺留問題。鴉片戰爭時期，英軍武力奪取舟山群島；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國與清帝國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第十二款針對這一地區作出如下規定：“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

也就是說，當清帝國依照《南京條約》將相應賠款支付完畢后，英軍便應當退還舟山等島嶼并“不復占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帝國終于將“所議洋錢全數交清”，故與英國商討退還舟山事宜，遂有此條約。從形式上來看，《南京條約》中所規定的賠款既已付清，那《英軍退還舟山條約》則無非是前款條約履行完畢的收尾；然而從內容上來看，《英軍退還舟山條約》卻以退為進，成為英國進一步侵略清帝國的利器。

因為這一條約在英軍交還舟山群島的基礎之上，還“附加”了四項條款：一、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權利“斷不可廢止”；二、允許英國人租借廣州城珠江南岸地方（河南地方）；三、英國退還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島給予他國”；四、“舟山等島若受他國侵伐，大英王上應為保護無虞”。

如果說第一、二條還稱得上“聲東擊西”的話，那第三、四條的規定，則赤裸裸地將舟山群島劃成了英國的勢力范圍。舟山群島的主權雖然收回，但在“大清大皇帝”背后，“大英王上”的身影已經悄然站立。

故事還沒有結束。《英軍退還舟山條約》名為“歸還”，實則將舟山劃為英國的勢力范圍。那么這一首開勢力范圍之先河的條約，是英國的臨時起意還是蓄謀已久呢？答案很可能是后者。英軍在鴉片戰爭中雖然憑借堅船利炮占據了包括舟山群島在內的定海、寧波一帶，但很快陷入了清帝國的“人民戰爭”中。英軍不怕正規的清軍，但卻不能無視因民眾抵抗運動而帶來的傷亡，所以舟山群島的價值不在于其土地本身，而在于如何利用這一土地從清帝國手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南京條約》局部

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英國外交部就對其侵華全權代表璞鼎查作出了指示：“這些島嶼會助于您的談判，因為它們作為重大讓步的手段；同時還能成為對方履行條約的保證。”

從《南京條約》的條款中可以看到，璞鼎查出色地完成了這一項任務。舟山群島成為清帝國履行條約的“抵押品”，直到清帝國將賠款還清方得收回。從英國外交部與璞鼎查對話的語氣上來看，英國顯然也沒有想到條約的簽訂會如此順利，于是開始籌劃如何擴大戰果；而當清帝國終于還清賠款并準備收回舟山群島時，英國人的計劃早已成型：盡可能榨取舟山的剩余價值，并將其變成勢力范圍。

這一項任務并不那么容易完成。倒不是因為這一次的談判對手耆英過于強硬，而是英國人提出的要求過多，耆英害怕全盤接受后會激起民變——尤其是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權利一項，早被廣州軍民堅決抵制，耆英在此真可謂左右為難：“不敢竟許入城者，懼激民變；又不敢不許者，懼開邊釁”。在駐華公使德庇時人威脅下，耆英最終采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自今日起兩年后英國官員和人民可以自由進城”。

由此可以看出，鴉片戰爭畢竟只是“首敗”，當時的民眾大多尚未見識英國的堅船利炮，對抵御“夷人”有著盲目的樂觀。廣州士紳在聽聞朝廷準備給予英國人進城的權利時，甚至在衙門口貼出了以下告示：

“在大清皇朝統治二百多年間，宇內升平快樂，夷人安居廣州，從未要求進城。其時，彼輩膽敢進來乎？然而，我國無恥貪官污吏，竟然擅自發出卑鄙告示，許其入城。此等官吏實是來自別省之文人渣滓，利欲熏心，愛財如命，任由夷人進城，制造混亂……倘兇暴夷人入城，吾人定當同心協力，不顧官府。”

言下之意，“夷人”得寸進尺均源于“貪官污吏”的“利欲熏心”；如果真同意讓“夷人”進城，那民眾將“不顧官府”，自行將其驅逐出境。只可惜，當時的天下已經不是“大清皇朝統治”的前“二百多年”了，民眾們的義憤填膺很快就將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英軍退還舟山條約》業已簽訂，而“夷人”即將占據的，又豈止是一個小小的廣州城？

簽訂《南京條約》現場

《辛丑條約》的余波：關內外的鐵路與土地

如果說《英軍退還舟山條約》是假退還為劫掠，那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后的一系列“歸還類”條約，就見證了清末歷史上最為混亂的歲月。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帝國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歸還類”條約，主要包括與俄國的《交收東三省條約》和《交還關外鐵路條約》、與英國的《交還關內外鐵路章程》和《關內外鐵路交還以后章程》，以及與列強的《交還天津來往照會》。這些條約所囊括的地區大多為京畿重地，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清帝國已經陷入了怎樣的危機；而這一連串的“交還”，又表明了這種危機至少在形式上已經安然度過，清帝國的國祚又得以延續下去。

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既已集結，戰事也就開始了。清軍將領聶士成、裕祿相繼殉國，很快京城便被八國聯軍占領——這就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說它是戰爭的確不假，因為慈禧在混亂中的確下了一份《對萬國宣戰詔書》；然而在朝臣的衡平下，清軍畢竟保護了京城的教堂與領使館，使之未受到較大的損傷，這又與普通的戰爭不同。在戰后的談判中，李鴻章極具天才地抓住了這一點，提出這一年的混戰根本不是一場戰爭，而是清帝國遭遇了“庚子拳亂”，因1900年在干支紀年法中為庚子年。在這場動亂中，各國的軍隊為了救援各自的公民而集結，至于清帝國與八國聯軍的戰爭則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這一表述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庚子拳亂”。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好處就是清帝國避免了戰敗國的身份，而列強既然只是在救援本國公民的同時幫助清帝國“剿匪”，那自然沒有理由讓要求割讓土地。列強內部亦有紛爭，歐美列強此時多有遏制俄日二國之心，故李鴻章此論最終被接受，于是之后簽訂的《辛丑條約》就不至于割地甚至亡國了。

《辛丑條約》主要內容大致有賠款、謝罪、劃定使館區、對清禁售軍火、懲治義和團并嚴禁“仇敵之會”的設立、設立外務部。可以看出這幾項內容均與“庚子拳亂”的情節息息相關。《辛丑條約》本名《解決1900年動亂最后議定書》，既是“動亂”而無戰爭，那各國在“庚子拳亂”占領、控制的地區，當然要交還給清帝國了。

條約中被稱為“庚子賠款”，這筆賠款名義上為各“受害國”的損失及平叛動亂的軍費，但論其數額則遠遠超過。不過美國在扣除其損失及軍費后，決定將剩余的賠款退還，清政府乃提出用這一筆退款作為派遣留美學生的學雜費，這又衍生出一部“庚款留學史”。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針對退還“庚子拳亂”的“歸還類”條約開始紛紛簽訂。首先是清俄之間的《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了俄國分三期將所駐各軍陸續撤退的條款。不過俄國覬覦東三省已久，在第二期撤兵時重新提出了“七項撤軍新條件”，試圖將東三省變成其勢力范圍，由此引發了之后的的日俄戰爭。

其次為清英之間的《交還關內外鐵路章程》及《關內外鐵路交還以后章程》。根據這兩份約定，英國將京津、津榆并續筑至通州、正陽門及永定門內的各段鐵路交還，但依然由兩國共同管理。

之后為《交還天津來往照會》。八國聯軍在戰時設立天津都統衙門治理天津一帶，清帝國于此要求各國將天津交還直隸自治。各國同意，但同意保留了包括駐扎軍隊在內的一系列權利，而且清帝國不得在這一帶駐扎、設防，炮臺也不得重修。

最后是稍晚簽訂的清俄《交還關外鐵路條約》，俄國交還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處鐵路，但要求同享英國在《交還關內外鐵路章程》中所受的權利。關內外鐵路的關內外鐵路毗鄰清帝國政治中樞，干系極大，故英俄兩國在競爭筑路權時便發生過激烈的摩擦。最后繞過清帝國直接互接照會方達成了互不妨礙的約定。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這幾份條約，也算是為這一段鐵路之爭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

義和團成員

俄日邊疆戰爭：從巴爾魯克山到東沙島

如果說《英軍退還舟山條約》背后是英國人的心機與訛詐，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一系列“歸還類”條約是“庚子拳亂”的余波，那《收回巴爾魯克山文約》與《收回東沙島條款》便稱得上是實至名歸的“歸還類”條約了。

清朝末年，掠奪領土最甚者莫過于俄國。俄清兩國有著當時世界上最為漫長的邊界線，而這條邊界線無數不受到俄國的覬覦與侵擾。19世紀50年代以降，俄國已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勘分西北界約記》、《伊犁條約》等數量眾多的條約割占了清帝國150余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這依然沒能滿足俄國沙皇的野心。“庚子拳亂”后，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黃俄羅斯計劃”，在清帝國版圖上從喬戈里峰直到海參崴劃了一條直線，意圖將直線的北面全部占領，而位于新疆西北部的巴爾魯克山，正是一處戰略地位重要的地區。

事實上，清帝國在上述條約簽訂的過程中已經作出了相當的努力。光緒九年（1883年）《塔爾巴哈臺西南界約》即將簽訂，清軍在一再努力下努力將“其巴爾魯克山及塔爾巴哈臺所屬地方仍屬大清國地方”寫進了條約，在法律上確定了巴爾魯克山的歸屬權。

沒有爭得歸屬權，俄國遂以其邊界哈薩克人一時全部遷移困難為由，要求租借巴爾魯克山十年，引發出巴爾魯克山租借案。新疆地方官員也深知俄國此舉為“假租借為劫掠”，租借的第九年，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額爾慶額便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奏折提出了俄國人拒不歸還的可能性：“借予俄人巴爾魯克山地方，至明年九月將界期滿，請飭總理衙門預先照知俄使，將俄屬哈薩克陸續遷移……如到期照知，必以哈薩克遷徙困難籍辭推委，以呈其覬覦之計。”

額爾慶額的擔憂不錯，租約到期之日俄國人果然提出繼續租借的要求，由此引發新疆軍民的眾怒。幾經談判后，俄國終于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同意簽訂《收回巴爾魯克山文約》，但又以有數千戶人家無處安置，繼續占領巴爾魯克山南段的戰略要沖。清帝國在此時并沒有坐視不管，終于在次年又簽訂了《收山未盡事宜續立文約》，規定“所有未經搬回俄境留住該山之戶，均……交給中國管轄，作為中國人民”。清帝國在之前的談判中已經喪失了整個外西北，到此時終于在巴爾魯克山的紙面戰役上取得了一次小勝。

掠奪領土最甚的是俄國，那為害最甚的莫過于日本。就在西北邊界的巴爾魯克山租借案塵埃落定之時，清帝國的南部海疆又起爭端。這一次的敵人，是日本。

“黃俄羅斯”計劃并未完全實現

經過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的日本，當時已經躋身于列強之林。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通過《馬頭條約》割占臺灣島，順勢將勢力擴展到了南海。日本的擴張引起了盤踞于兩廣、越南一帶的法國的恐慌，后者立刻于光緒廿三年（1897年）與清帝國簽訂了《海南島不割讓照會》，要求“永不將海南島讓予任何他國，不論久暫”。這一照會暫時打消了日本對海南島的覬覦，但海南島之南，畢竟還有浩淼的南海。

就在“庚子拳亂”剛剛結束的時候，一位名叫西澤吉次的日本商人被風浪吹至東沙島，無意中發現了島上儲量驚人的磷礦。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西澤吉次返航，這一次他帶了百余名礦工及大量建筑材料，準備大力開發東沙島。

這一番開發的確不易。西澤吉次自稱“不知費盡幾許心力，始能使世間從‘無知名之島’，一變而為貴重之地”，同時極為自豪地將東海島命名為“西澤島”。從探險家的角度來看，西澤吉次的確算得上成功，但問題就在于東沙島并非如西澤吉次所說是“無知名之島”而是清帝國的領土，島上原有清帝國漁民所建的天后廟等建筑。西澤吉次為了“滅跡”將這些原始建筑盡數拆毀，所以這一次拓荒也就很難說是合法行為了。

西澤吉次的行為很快為清帝國官員所聽聞，然而當時的傳統輿圖方位模糊又缺乏島名，確定西澤吉次所開發的是清帝國領土還是無主島嶼并不容易。兩廣總督張人駿初以為“似非粵省轄境”，經過好一番查證終于確定東沙島“確是中國之地，不可置之不問”。

于是清日兩國關于東沙島主權歸屬問題展開了外交大戰。日本力主東沙島為無主島嶼，應遵守先占先得的慣例。如果清帝國認為東沙島為其轄區，則當有地方志等確鑿證據。中國歷代的地方志只重陸地而忽略海島，《柔遠記海圖》中雖有東沙之名，但只有方位沒有里程，這如何能找到確鑿證據？就在事件陷入僵局之時，張人駿得到一本英國出版的《中國江海險要圖志》，在這本英國官方的地圖集中，明確將蒲拉他士島（東沙島的英文譯名）視為清帝國領土。《中國江海險要圖志》、《柔遠記海圖》與被西澤吉次拆毀的島上建筑遺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日本由此承認了清帝國對東海島的主權。

既然主權在清，日本人的重心就放在了西澤吉次的產業當如何收購上。經過一番拉鋸戰，雙方終于達成《收回東沙島條款》，主要內容為清帝國以廣東毫銀16萬元收買西澤吉次在東沙島上的產業，同時西澤吉次交還稅款等其它費用折合廣東毫銀3萬元。也就是說，這一場外交戰完好地保證了東沙島的主權，并廣東毫銀13萬元的代價將西澤吉次的產業收購，可以算得上是清帝國的一次外交險勝。

《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

結語：遼南條約

其實清末所簽訂的“歸還類”條約，還有一份影響極大，而且更加彰顯了弱國亦可以利用列強矛盾求得生存究竟的外交之道，這便是《遼南條約》。甲午戰爭后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割占遼東半島，直接引發了俄國的憤慨。該條約簽訂后，俄國遂聯合德、法兩國對日本提交照會，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史稱“三國干涉還遼”。大戰之后的日本無力再起事端，同意以清帝國支付3000萬兩白銀為代價贖回遼東半島，這一事件的結果，便是光緒二十九年（1895年）所簽訂的遼南條約。

可以見得，晚清簽訂的“歸還類”條約名稱相似，但內容與影響卻千差萬別。《英軍退還舟山條約》名義上的退還，事實上卻是列強對清帝國的進一步訛詐；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一系列“歸還類”條約則是“庚子拳亂”的余波；《遼南條約》則更是大國爭霸戰——真正意義上的“歸還類”條約，唯有《收回巴爾魯克山文約》和《收回東沙島條款》。只是這兩份條約，北不能抵御俄國的鯨吞，東不能防止日本帝國的虎視，沒有國力作為保障，法律上的勝利顯得如此蒼白。

雖說是弱國無外交，但如果能洞察世界局勢，弱國也能依靠其長袖善舞從中漁利，李鴻章之作為正是其中代表。如此看來，清末一批批外交官雖然沒能讓清帝國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但他們的“功績”也足以讓后人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