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蓬勃發展，長三角地區呈現跨區域創新創業、跨區域市場聯盟、跨區域研發轉化的趨勢。

與此同時，長三角各地政府意識到：人才一體化是解決長三角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重要抓手，需要加快推進人才一體化的政策協同，進一步優化人才資源配置。長三角三省一市的人才發展戰略布局正從各自為政向協同發力轉變。

對標找差，江蘇有人才富集的基礎優勢，積極發揮著“輻射源”作用，但也存在人才綜合競爭力不足、高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流失等諸多問題。因此，江蘇應借助長三角人才一體化的戰略態勢，促進政策協同、突出市場導向，深化產才融合，聚焦人才的“共引、共育、共用、共服”，優化人才體制環境，增強高端人才的磁吸效應，打造長三角人才網絡樞紐。

 一、長三角人才一體化進程中的江蘇現狀與困境

江蘇人才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完善，人才吸引力較強，是長三角人才網絡的流動中心。目前現狀如下：

一是人才流動頻率較高，承擔“中介板塊”角色。江蘇是長三角人才網絡的交互中心，一直是其余兩省一市人才流動的關聯樞紐，地位僅次于上海。基于長三角41個城市的科技人才數據，運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我們發現2018年長三角人才關聯網絡中，江蘇的中心度為35.97，上海、浙江和安徽的中心度分別為47.50、21.36和15.00，其余兩省一市流入江蘇的人才占比為30.12%，同時江蘇也積極向外輸送人才，其流出人才占比為37.85%。因此，江蘇省一直是長三角其余兩省一市人才流動交互的樞紐中心，并且逐漸演變為長三角人才關聯網絡的“中介板塊”。    

二是人才磁吸效應較強，集聚輻射效應較顯著。江蘇近年來一直聚焦培育新興動能，關注智能制造產業的發展，注重人才引進、創新創業、環境優化等體制改革，由此人才吸引力不斷增強。從區域上看，南京、蘇州、徐州三地人才輻射范圍不僅覆蓋江蘇全域，還帶動了周邊省市的人才集聚。

三是人才流動壁壘削弱，多中心層次結構顯現。隨著沿江高鐵、跨江通道、省際鐵路的建設，蘇中和蘇北逐漸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因此，江蘇人才流動方向由臨近地域指向性為主，逐漸轉變為中心城市指向性為主，且省級行政壁壘對人才流動的制約作用日趨減小。基于2018年長三角科技人才數據，運用“核心-邊緣”模型，我們分析后發現，江蘇各城市科技人才關聯的空間格局從東南到西北呈現“核心—半核心—邊緣”層次結構。核心區城市增多且多中心結構初現，半核心區范圍急劇擴張且分布趨于集中，邊緣區范圍不斷縮小且逐漸呈帶狀分布于西部地區。

四是產才融合逐漸提高，人才的鏈網效應增強。立足優厚產業基礎，完善引才用才機制，暢通人才與產業、城市的對接渠道，江蘇逐漸形成一批“產業+人才”特色小鎮，推進人才集聚與產業升級、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此外，沿滬寧線地區產業帶、沿江地區產業帶、沿海地區產業帶以及沿東隴海線產業帶等為長三角區域內的人才集聚提供產業群根基，為人才的創新創業提供了契機，助推江蘇深度融入長三角人才一體化網絡。  

然而，江蘇也存在人才分布不均衡、高端人才緊缺、人才競爭力不足以及人才流失等困境。長三角人才一體化進程，江蘇仍然面臨一些困境。

一是人才規模和人才結構分布失衡，綜合競爭力有待提升。江蘇省內地區之間人才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無論是人才規模還是人才結構，由南到北存在明顯梯度落差。蘇南地區在區位、經濟以及市場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區位優勢，人才規模較大，尤其是高新技術和創新創業人才占比較大；蘇北地區工業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完備，較難吸引人才匯集，高層次人才較匱乏。分布不均和結構失衡制約了江蘇在長三角地區的人才綜合競爭力。2017年江蘇省人才競爭力為84.72，僅次于上海；在消除人才總量上的差距后，江蘇的人才競爭力降低為83.23，落后于上海和浙江。

二是傳統產業領軍企業競爭力強，但新興產業面臨高層次人才競爭壓力。在數字經濟以及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產業領域，江蘇仍略顯不足。如在中國民企500強榜單中，盡管江蘇上榜民企總數與廣東、浙江相當，但江蘇上榜企業多集中于化工、冶金、紡織等傳統產業。同時，江蘇企業雖然數量多，但是總體“大而不強”，尤其是具有產業鏈控制力的龍頭企業不多。例如，大型骨干央企多集聚于北京，著名民企主要集中于廣東、北京、杭州，知名外企則主要集聚于上海。由此江蘇高層次人才的就業與創業發展，面臨周邊地區虹吸壓力。根據中國區域人才競爭力研究報告，2018年江蘇高層次人才流入/流出比小于1，其中核心城市蘇州、無錫和南京等地高層次人才流入/流出比分別只有1.04、0.98和0.51。

三是服務體系和政策環境優勢不足，人才凈流入吸引力相對不足。首先，江蘇人才公共服務機構數量偏少，且省內尚未建立規范的區域一體化人才交流服務平臺，難以與長三角其他地區實現信息共享、資質互認等。

人才公共服務方面，包括人才交流、醫療衛生服務、科技以及通訊基礎設施在內，仍不夠完善，省內尚未形成統一的人才服務標準，與上海和浙江相比，公共服務優勢不明顯，導致人才外流問題日益凸顯。如2018年，江蘇籍高校畢業生選擇出省就業人數占比達22%，且留在江蘇就業的研究生僅占該學歷就業總數的50%左右；而浙江留在本省就業的研究生比例為58%，上海留在本市就業的研究生比例則高達75%。再如，海歸就業選擇的前四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南京、蘇州分列第十位和第十二位。海歸創業選擇的前四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成都、廣州，蘇州位于前十，而南京位居十名之外。

 二、江蘇如何抓住人才一體化戰略機遇

在長三角人才一體化的戰略背景下，江蘇應借鑒京津冀和粵港澳大灣區人才一體化經驗，明確江蘇人才發展的戰略定位，搶抓人才一體化的戰略機遇。明確制度建設、平臺搭建、資源對接等具體方向，打造人才體制改革的創新高地、構筑創新創業人才的集聚中心、塑造“產才深度融合”的示范區。

一是加快體制改革，借力政策一體化，提升引領作用。

圍繞長三角人才一體化的戰略目標，提高江蘇同長三角其他省市人才政策的協同程度，增強整體性和系統性，主動融入長三角人才一體化網絡體系。

借鑒上海、浙江等省份探索經驗，更深層次推進人才體制機制改革，并且提高政策的差異性、特色性和吸引力；聚焦重點領域、高端人才，進一步推進以“放管服”為核心的流程創新、政策創新和制度創新，構筑對“高精尖缺”人才具有磁吸力的制度優勢。

對近五年江蘇出臺的人才政策實行跟蹤測評，構建動態調整機制，推進“333”“雙創計劃”等人才工程的改革創新，提升人才政策的成效，提高江蘇在長三角人才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引領作用。

二是立足產業優勢，依托產業一體化，深化產才融合。

一方面，借助產業一體化，發揮蘇州、無錫、南通毗鄰上海的區位優勢，承接上海對外轉移的制造業、研發產業乃至總部經濟，借助產業鏈群優勢吸引人才來江蘇就業創業，促進人才鏈與產業鏈深度匹配；強化與浙江等周邊區域的產業互補，以“強鏈”、“補鏈”為導向，加強與浙江等周邊區域的人才共享、共用，促進人才鏈與產業鏈的互補共享。

立足實體經濟基礎，引進長三角科技領軍人才，布局前瞻性產業技術創新專項，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型企業，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加快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同時，建立健全“雙招雙引”機制，以高水平大學為依托，搭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研發中心，集聚國際頂尖人才，重點集聚突破性技術和卡脖子技術的研發與攻關，形成“以產引才、以才促產、產才融合”的良性循環。

三是融入人才網絡，依靠市場一體化，承接溢出效應。

推進省內人才市場、勞務市場、就業市場融入長三角區域人才大市場，發揮和激發企業引才的主動性，促進區域內人才的自由流動，使得人才等創新要素集聚于先進制造業，以支撐“一中心”“一基地”戰略目標的實現。

促進區域內高校和企業的“產學研”合作，加速人才等創新要素的流動共享，以通過“干中學”的合作模式培養復合型緊缺人才。

吸收上海、浙江等省市的溢出人才資源，創新“用人單位+項目+人才”等精準化引才用才模式，促進人才調配的有形市場與無形市場互補協同，更好滿足江蘇高質量發展的人才需求。

四是強化區域協同，借助平臺一體化，加強人才共享。借助上海全球科創中心等高能級平臺的輻射作用，支持江蘇各地在上海高能級平臺設立“人才飛地”，鼓勵通過托管、共建等方式深化合作。

通過資源平臺、數據平臺、項目支撐、實驗平臺、園區載體等更好地參與到長三角地區人才資源交流合作，吸引高端緊缺型人才來蘇交流合作，聯合打造開放型科技人才的合作平臺。

鼓勵江蘇企業在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知名高校附近設立研究院，加強與長三角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聯盟發展，聯合建立共性技術研發中心，聯合開展重大技術攻關，聯合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充分發揮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南京江北新區對人才吸引的引領作用，以及諾獎小鎮等特色小鎮載體的吸附效應，積極推進“招院引所”，構建人才柔性共享機制，吸引長三角人才為江蘇出謀劃策。

五是優化服務環境，利用服務一體化，提高磁吸效應。依靠長三角區域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標準，提升服務質量和精準度；與長三角其他城市共同構建人才服務的“一卡通”機制，推進公共服務的普惠式開放共享；聚焦人才的關鍵小事打破壁壘，分層分類開放公共服務資源，推進高端人才的順暢流動，使得人才在流動中釋放紅利。

與長三角其他省市共同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合作建立統一標準的人才大數據云平臺，實現跨地區的共享應用，提升公共服務便利化水平；完善人才的養老、醫療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基礎設施以及人才軟環境建設；共同建立起與國際接軌的科研條件、成果轉化、專利申請及保護等創新創業環境，保障高端人才來得了、留得住、出成果。

（作者鄭江淮系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黃永春系河海大學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