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靜安區北京新村的老房子住到上大學，后來出國，回國后工作定居在真正的北京，而不是光以北京命名的老家了。但回想起滬上的日子，如在眼前。

1953年9月21日，父母帶著1歲出頭的大姐從南昌路搬到北京西路1220弄7號三樓的公寓。那時父親30出頭，可能有爺爺的后援，他多年服務于海關。這是一幢修建于三十年代初的西班牙風格四層住宅樓，前后帶花園，在陜西北路和西康路之間。東南方向約20米處，就是2號望德堂（1994年被評為第二批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這幢房子朝南有兩個單元，分別是7號和9號，每單元八家，每層兩家。房子米黃色水泥拉毛外立面上是大開面的小格子鋼窗，淺米窗框現已統一漆成綠色。墻面與屋頂銜接處鑲著紅磚裝飾，稍往下是兩扇對稱的圓形小窗，像是大樓的眼睛。大煉鋼鐵之前，底樓住家的窗外都有黑色金頂鐵藝欄桿防護。從外面看不到的，是樓頂上16個小間，每家一間，約三四平米，帶兩扇小小的氣窗，一般由阿姨居住。大樓設計上一個體現超前安全意識的妙思，是在同層兩家大門中間的墻上設一壁龕，放置大口徑消防龍頭，既防火，又能保證住戶任何時候有水用。平日里父母把直徑十幾公分的開關旋盤藏在家中，以防外人亂動。在偶爾停水的日子里一出大門就能接到嘩嘩的消防水，孩子大人都很開心。

走進大樓單元的拱形木門，可見地面和樓梯臺階上綠白相間的馬賽克，拼圖中間稍帶一點橙色。樓道寬大、亮暢，全靠拐彎處外墻上三扇窗子采光，它們呈30度斜線順道排開。我家客廳、臥室和廚衛開間較大，層高約三米四五，每隔3個月，房管處來為客廳和臥室地板打蠟。家里共有6扇厚實的帶黃銅把手的棕色拱形木門，門框帶絞絲花紋，色系上與棕色的房梁互為呼應。米黃色的四壁上點綴著凸起的、由圓點和弧線組成的不規則圖案。廚衛間地面分別用橙白和黑白相間的水磨石，從地面一直鋪到墻面上齊肩高度，中間無接縫。衛生間墻上的凹陷設計為的是放卷紙，可小時候3角1分一刀的姜黃色草紙還要配給，根本就沒見過卷紙。在室內熱水汀系統不工作、熱水龍頭放不出水的孩童時代，到了冬天，母親給我們在大浴缸里洗澡，可要忙乎好一陣子。這房子有幾個地方蠻有用，一是兩個像模像樣的儲藏室，分別位于玄關和臥室。儲藏室有門，也可用作衣帽間，里面不開燈時黑黑的，所以叫“黑房間”，再則就是后門的外置式安全樓梯，沿扶梯而上，通向樓頂上各家的小間。

黑房間是小時候又愛又怕的地方，稀奇的零食被鎖在里面，小孩盼門常開；至于怕，常常源于夏日乘涼時聽到的與黑暗做伴的鬼故事。臥室邊的黑房間曾是二姐悄悄練習長笛的密室，她在江西黎川插隊，盼望考文工團返回上海。后來母親提前從仁濟醫院退休，她頂替入院，終于走出了黑房間。記得一次南昌表哥來我家小住，二樓賦閑的港務監督局局長曲少華伯伯常來找他下象棋。這位南下干部人高馬大，聲音洪亮，在棋盤上也能馳騁廝殺，表哥與他有幾次對陣，大概不是對手。有次聽到他來，就快快躲進黑房間。現在再看房子北面結構，才領悟到設計師防火的用心。北墻上3個不小的外置式樓梯就是所謂的太平梯，房子不過四層，竟有如此規模的安全出口，這是現在高層住宅望塵莫及的。1978年初，我已在靜安寺廟里上海百貨采購供應站分部工作，下班后天天跑到后門頂層，走進一條暗暗的、長長的通道，找到我家的那個小間，到里面復習考大學，復旦的通知書絕對有它一功。房子北面現在看起來有點凌亂，高大的米黃色水泥拉毛墻面上無序地掛著幾個空調外機，不過后門卻給住戶提供很多日常的方便，比如到鄰家串門，有時路程要比走前門近不少。

有一天我到后門貼隔壁衛衛家捉迷藏，熱情友好的陳家姆媽安排我躲到小小的米箱里，這下可難住了衛衛。我最后出來亮相時汗流浹背，但還是為勝出高興。六十年代后期，衛衛家突然住進一位農村老太太，鄰居不解個中原因。衛衛父母都是醫生，常常和這位非親非故的老人同進同出，里弄干部和后弄堂有名的造反抄家能手頓時對她家客氣起來。我們小孩子仿佛開了竅，驚嘆兩位醫生有辦法自救。衛衛恢復高考后到復旦念書，最終和她父母一樣做了醫生，還是哈佛畢業的。9號二樓包幼蝶是上海灘上有名的京劇票友，收不少學生，家中常有名角兒來唱戲，賓客包括童祥苓和童芷玲。包家伯伯平時儒雅友善，戴副金絲邊眼鏡，頭發總是梳得光光的，夏天手里拿把折扇，穿著米色長筒襪去大商場上班，他是模范營業員，銷售鋼筋鍋子。現在想來包家伯伯是地地道道的“老克勒”。當年大樓里常常琴聲歌聲不斷。除了專業彈鋼琴、唱歌、唱京劇及越劇的，還有美聲唱法、鋼琴、長笛和胡琴的勤奮愛好者。一樓徐醫生家鋼琴伴奏的西洋歌曲常常吸引著周圍過路人，包括騎在大人肩上的小孩。有人竟悄悄把手伸進他家開著的窗戶，拉開窗簾看個痛快。徐家伯伯是牙醫，他的另一絕活是淘舊貨，那時的上海，角角落落里都能發現真古董，本地的、東洋的、西洋的，一應俱全。

有些日子是“今朝弗曉得明朝”（外婆慣用語）。父親六十年代后期離開了醫院，回到里弄勞動。某日，前門樓道里有些不速之客在鬧騰，平時總是客客氣氣的貼隔壁席家大哥突然穿起軍裝，戴上臂章，沖下去制止他們。那時，我家厚重的橡木大門也能幫忙“擋駕”。有天早上，我們發現大門上多了六七個半公分深的小坑，是鐵棒留下的凹痕。我下樓走出單元大門，就有一股強烈的香味撲鼻而來，只見周圍人頭攢動，他們對地上濕漉漉的彩色碎玻璃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原來前一天晚上，住在我家樓上的廣慈醫院婦產科主任、相貌堂堂的法國留學生唐士恒醫生的家被抄了，香水瓶被扔出窗口。門外的香氣久久不散，人們暗地里對法國貨的后勁嘖嘖稱贊。唐家伯伯不久便絕不愿意再配合人世了。

至今讓我非常惋惜，十分懷念的是9號24室時任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的陸家伯伯陸洪恩。他1950年加入上海交響樂團，曾為電影《武訓傳》（趙丹演）作曲，1959年他創作的《年年歡》，是國慶十周年的獻禮作品。夫人胡國美在上海舞蹈學校任鋼琴伴奏師。六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陸家伯伯像往常一樣去團里上班，可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夫人不得已搬出北京新村，只能用三輪車拉家具。他們的獨子陸於為支邊新疆，1979年陸家伯伯平反后回滬，發揮繪畫特長。陸家伯伯生前培養了全國各地不同音樂專業的年輕人，學生王西麟曾將《鋼琴協奏曲》作品56號獻給他。可惜當時錄制的節目太少，但愿有一天，我們能在萬能的網上不費周折地欣賞到陸洪恩指揮家的音樂。陸於為近日告訴我，他父親當年一直鼎力支持兒子的繪畫愛好，百忙中陪他買書看畫展，為他請昂貴的繪畫私教。孫女陸毅是中國美術學院研究生畢業的青年油畫家，開過畫展，受到陳丹青指點，靜安寺千彩書坊里（原張愛玲常德公寓底層）有她作品的展示。后代的成就是對陸家伯伯在天之靈的慰藉，他如得知自己最最鐘愛的貝多芬早已重新進入大劇院，且能通過手機隨身聽，不知會有多高興。

六十年代前期，我們16戶當中7家是醫生（包括我家）、3家音樂藝術界人士、3家商務/教授、2家吃定息收房租做外貿的資方人士和1戶局級老干部。自那以后，一半公寓易了主，新戶中包括上海辭書出版社的高層領導、華東宣傳部高層領導和在日本開美容院的石醫生。幸好尚存的8家老鄰居中，還有當年和我家來往熱絡的遲家。

遲家伯伯遲世恭是梨園京劇世家出身，經典的老生，他曾擔任新民京劇團團長，該團后被合并到上海京劇團。他家是梅蘭芳遠親，《紅燈記》鳩山演員袁世海近親。最近我從遲家長子遲云處確認，他是《西游記》里唐僧演員遲重瑞的堂哥，我也高興得知他女兒遲曉嵐跳槽去一家美國咨詢公司多年，發展不錯，曉嵐通曉英日兩門語言。遲家大哥比我大不少，那時玩不到一塊。小時候家里有電話的人家不多，去哪串門都不必先打招呼，于是就有了應門見面時的驚喜，這是手機時代無法彌補的缺憾。精致的遲家姆媽總是笑盈盈地歡迎我們，她用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和我們談天說笑。鄰居之間那時常常借用油鹽醬醋，一借一還總是樂。我和遲家四女遲靜，小名阿妞玩得最多，我們會把自己關在衛生間，對著大鏡子一本正經地戲仿樣板戲片段，唱著唱著就順手抓起邊柜上的熱水瓶，當作鐵梅的紅燈。一次阿妞擼起窗簾作紅旗，貼到臉上時激動得熱淚盈眶，腳下還跳著娘子軍的正規芭蕾舞。遲家長女遲虹是大姐小學同學，與大家聊得來；老三遲源和我們玩遛跑冰車之類的男孩游戲。他們那時老是逗趣地管我叫“蚊蚊蚊子”，但愿日后我的聲音變得洪亮起來。即使在我家最艱難的那些年，遲家也一直與我們保持著來往。

住9號一層的陶青醫生是廣慈醫院心臟科權威，當年上海灘上知名專家。他給中央首長看病時會有汽車來接送（他家的奧斯汀轎車平時停放在后門外面）。我幾乎從未和陶家伯伯說過話，除了見面叫一聲，但與他妻子倒接觸頻繁，陶家姆媽熱心公益，是大樓的小組長，街道里布置的各項任務她都積極落實到位。9號44室的吳家做進出口貿易，解放前是染料大王。據說演員白楊家的電視機和電冰箱就是胡家伯伯幫她進口的。想來我們北京新村也有長得像演員一樣，甚至比電影明星更漂亮的女士。這是一對住在我們樓后花園對面的周姓姐妹。她倆在弄堂里進進出出時，即使大腹便便、老眼昏花的男士也會慢慢轉過身去瞧個夠，可謂愛美之心人人有。來過我家的客人中，最漂亮的是二姐市少體校老師謝飛梅，我便把這個美麗的名字給了最愛的小孔雀，她是一套玻璃小動物玩具中最出挑的成員。

母親當年是仁濟醫院開刀間護士長，在我家靠她單份工資生活的年頭里，多虧親戚朋友和鄰居給予各種方式的幫助，父母才能繼續把全家老小守護在這套公寓里。大阿姨周末經常拎著一籃子菜蔬來看我們。德云表姐江西勞動大學畢業后就留在當地工作，因為有她，大姐二姐才能一起“投親靠友”到黎川插隊。二表姐德霓在滬工作，帶我們去照相館拍照，去凱司令吃冰鎮汽水和7角6分一塊的三色大冰磚（那時家里老舊的GE冰箱只能當碗櫥）。父親隔離、母親下放、姐姐插隊那年，德雯表姐常常下班后騎45分鐘自行車來陪我們過夜，還帶來廠里的冰凍酸梅湯，并讓我們用她雪亮的26寸永久牌學習騎車。五表姐夫婦過年過節老來探望，姐夫還給復習考大學的姐姐補數學。北京的小阿姨在鐵路醫院當醫生，她常托火車上的相識捎東西給我們，順便請母親代她同事購物，帶回北京。上海那時似乎是全國的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小舅舅以寄住我家幾年的女兒生活費名義給予不少經濟資助。此外，我考上大學與小姑父在外語方面的指教和云華嬢嬢提供的復習資料有關。叔叔文華是上海交響樂團圓號手，《智取威虎山》里“打虎上山”開始部分的那段圓號獨奏就是他吹的，我家那么多年中物色樂器老師自然全由叔叔管了。小兒科醫生的永芳嬢嬢當年也拿著聽筒檢查我這老病鬼肺里有沒有干啰音和濕啰音。常來我家的還有麻醉師朱阿姨，她年輕神氣、熱情能干、成分又好，是全家的好友。父親那時每隔幾周要寫一份改造思想的書面匯報，交街道領導批評指正。幾次以后，匯報內容出現重復，父親被批“不觸及靈魂”，不得過關。無奈中有位好友幫了他大忙。他在市委宣傳部工作，了解國際國內形勢，掌握有關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政策與口徑，自從他幫父親大刀闊斧地修改思想匯報，有時甚至代筆之后，父親過關的幾率大大提升。七十年代中期，父親聯系上了定居海外的妹妹永華，大姑媽給我們帶來極大驚喜與變化。七十年代后期，父親平反了。恢復工作后他干勁十足，在給衛生局出國醫生進修班備課的時候，總不許我們打攪他。回想起來，正是由于親戚朋友鄰居和許多在此無法一一提及的好心人的眷顧和政策上的改革，我家才有可能一直留守在老房子里。

至今我最記得的幾個老數字，除了家里電話538775和16塊4角4的百斤大米價，就是每月35塊4角4的房租。我家前住戶是萊頓大學博士張天澤先生。1953年我家搬來時，這棟洋房由美業地產公司管理，它們在外灘12號辦公。俄羅斯經理人Reyer很有現在說的市場觀念，希望租戶頻繁更替，他好漲價。我們的樓和弄堂里多處房產的產權現都歸屬湖南省天主教會，天主教主管神甫Blanco和其他高級教士當年也住在此地。真不知我家搬來之前的20年里，這棟教會房產何時起租，租金又是什么數字。高房租換來的老宅，確實是個避風港。黃昏時分，父親干完一天體力活，有時坐在客廳角落的藤椅上抽悶煙，有時又一個接一個地唱著好聽的英文歌，他還能把英文26個字母倒背如流，笑得大家滿口稱好。父親喜歡問我們學校的情況，睡前他慣于細讀報紙或舊書。那些年里，母親利用休息時間結絨線,漂亮別致的衣服、帽子、手套、圍巾和領套贏得周邊人不少贊賞，她找沈阿姨給三姐指導作文，父親不在時給我示范朗讀英語課本，并常用寸金寸光陰督促孩子們。幫忙家務的小腳好婆，常常于夏日午后靠在開啟的后門門框上，一邊打著瞌睡，一邊拿著放大鏡瀏覽舊書和越劇節目單。她有幾位好子女孝敬，手頭還比較寬裕，時不時給我們零錢去買雞仔餅、薄荷粽子糖和生煎饅頭，供大家一起享用。大姐以蓓寫得一手好字，仍經常練習，她后來從江西黎川回城讀華師大地理系，男女同學常來家里玩，夸她功課好。二姐以苓插隊前畢業于市青少體校，告假從黎川回家后跟私教學國畫、吹長笛、做裁剪，還炒得一手好菜，做什么像什么。三姐以菁后來也考入復旦英文系，她帶薪讀書，管我每月飯票錢。四五歲時，三姐和保姆鳳珍外出時走失，被好心人送到曹陽新村派出所，因為她把北京新村誤記成了當年家喻戶曉的惠民工程曹陽新村。整晚，父母急得團團轉，鳳珍也自責得要尋死。次日早上父母在派出所終于見到三姐，她上來就說，大餅油條真好吃。被父親稱作我家老五的是表妹朱若裕。六十年代后期，小舅舅小舅媽從清華把女兒小裕送到我家住幾年。初到時還在咿呀學語的她很惹人喜歡：弱弱的身子、小小的圓臉、大大的眼睛，雖不會說話，卻什么都明白。小裕喜歡玻璃紙和糖紙頭，我們一起搭積木、講故事、辦人家家(做家家）并用樹葉斗老將玩。在磨練人的成長年代里，老家中每個人好像都沒太閑著。一次，父親參加里弄思想匯報例會時挨批，原來有人說我家平時笑聲不斷，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日后我們盡量保持安靜，仍常笑出聲來，虧得有四壁厚實、門窗堅固的老房子掩護著。

六七十年代還有個好玩的現象：“喊”同學一起去上學。我家離學校近，每天上下午都有幾位女同學走到樓下，仰著頭齊聲高喊我的名字。她們風雨無阻，回憶起來真是難為了發小。從小學到初中，我們每天一起走過陜西北路、北京西路上的幾幢名宅，例如貝公館（貝聿銘親戚家）、雷士德醫藥研究所（當年是與父母工作單位仁濟醫院配套的研究機構）、何世儉住宅（上海辭書出版社）以及舊上海有遠東第一豪宅之稱的吳文同住宅“綠房子”。離我家近在咫尺的“寄鶴廬”是蔣介石和宋美齡1927年12月1日舉行婚禮的宋家老宅，在西摩路(現陜西北路）369號。據說這幢洋房原來是《申報》主筆黃式權的。這些老房子大都建于20-30年代間，故事很多，我們當時卻知之極少。

上海有名堂的老宅不勝枚舉，相形之下，北京西路1220弄的那幢房子平平常常，無非是中產階級棲身之處。然而，她畢竟是我曾經的家，承載并見證了我長大過程中的諸多感知、感動和感恩。在這幢老房子即將迎來90高齡之際，祝愿它50年后還像今天一樣，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