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唐曄 曄問仁醫

人 物 介 紹

趙一鳴，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肝臟外科副主任醫師，副教授。博士畢業于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外科 肝癌研究所，先后就職于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外科和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肝臟外科。國際肝癌協會（ILCA）會員，國際肝膽胰協會中國分會轉移性肝癌專委會委員，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數字醫學臨床外科專委會委員，上海市抗癌協會肝膽腫瘤綜合治療專委會委員。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教育部高等學校博士點專項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學基金等多項科研項目，參與國家科技部“十三五”科技重大專項，上海市中西醫平臺建設項目等。獲國際肝癌協會“Junior Investigator Award”(年度亞洲唯一獲獎者)、兩屆湯釗猷-建行肝癌診療研究獎、中國腹腔鏡肝臟外科學院“閃耀菁英獎”、國際肝膽胰協會中國分會美刀手術比賽優勝獎、首屆中國腹腔鏡肝臟手術技藝大賽優勝獎等獎項。近5年發表SCI論文20余篇。參與編寫《中國腹腔鏡肝臟外科學院培訓教材-腹腔鏡肝臟外科學》、《實用腫瘤外科學》等專著。

完成各類肝膽外科手術2000余臺，其中腹腔鏡手術1000余臺。擅長肝膽腫瘤的微創治療（腹腔鏡手術），包括腹腔鏡左右半肝切除術、腹腔鏡右后葉切除術、腹腔鏡肝中葉切除術、腹腔鏡肝尾狀葉切除術、腹腔鏡ALPPS手術、腹腔鏡肝腫瘤射頻消融術等。完成70余例腹腔鏡ALPPS手術治療初始不可切除的腸癌肝轉移，2年生存率達90以上，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為傳統意義不可手術的腸癌肝轉移病人提供治愈機會，大幅提高晚期腸癌肝轉移病人生存率。

采訪筆記

“做腫瘤外科醫生，不再只靠手術功夫就能仗劍走天涯，借助各類現代技術手段，通過系統的綜合治療讓病人的壽命延長，生活質量盡量提高，才能把疾病真正處理好。”

趙一鳴，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肝臟外科副主任醫師，擅長肝腫瘤的微創治療（腹腔鏡手術），完成各類肝膽外科手術2000余臺，其中腹腔鏡手術1000余臺。

做了上千臺手術，他說，內心更柔軟了。因為見過太多絕望的眼睛，他更想為他們找到光明。“醫生不光治病，更要救人。”

他不僅關心療效，也善溝通。“病人求醫，排解身體的痛苦是一方面，也為飽受病痛折磨的心靈，求得一聲回響。所以，我不會做一堵冰冷的墻，我愿意化為一塊吸收痛苦的海綿，患者性命所托，我必以心換心。”

他并不滿足于做好“分內事“，已在為上萬病人未來疾病的管理做籌劃。“希望能夠做到全程管理，最終聯合各地基層醫院建立區域性網絡，分層解決區域性病人的各式問題，讓患者的治療過程更便利。”

他在這個行業已不算新人，但內心依然澎湃。他的理想看上去很美，看上去也很遠，但它們已經都在路上。正如馬斯克所說，只要一件事足夠重要，你就去做它，即使勝算不大。“這也許會成為一場接力，即使到達終點的人不是我，我也要先邁出這一步”，他說。

和他的名字“一鳴”不同，他并不相信一蹴而就、一鳴驚人，“所謂一鳴驚人，是在你的努力沒被看見，或是故意韜光養晦。我相信成功只有不懈努力這一種，這不是一個投機的世界，一定是先有付出才能完成。”

100多年前人類還寄情書信，只能“見字如面”，而今即使遠隔重洋，也能頃刻間視頻會面。我不知未來會如何，不知5年后海平面的高度，不知10年后人類是否會踏上火星，但若現在有更多他這樣的拓土者，未來終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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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醫之路

說到從醫，趙一鳴想，應該是源于一張照片，其中一定織進了緣分的絲線，若不然，怎會對從醫如此牽念。

趙一鳴的母親是曾經的”老三屆“，那個年代對醫生有著諸多美好的幻想，即使未能從醫，也留下了一張穿戴白大褂與聽診器的紀念照片，讓曾經的趙一鳴誤以為，媽媽是一位醫生。

高考那年，他隨了母親的意愿進入江蘇徐州醫學院。5年的學習，讓他對醫學有所了解與向往，也因流行的那一句“是男人就學外科“，在心底埋下進入外科的種子。畢業時，家里本想讓他在當地醫院安穩工作，但不安于現狀的趙一鳴，不顧家人反對，孤注一擲讀研，在畢業后閉關復習了一年，終于如愿進入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肝臟外科學習。

在中山醫院碩士研究生期間，趙一鳴遇見了自己的一位“貴人”：王魯主任。來自東北的王主任性格直爽，手術風格大膽明快，過程中卻心細如發，控場能力強，十足的“心有猛虎，細嗅薔薇”。趙一鳴擅長的是肝膽腫瘤的外科手術，不論是開放還是腔鏡的技巧，都師承王主任，而王主任對他而言，亦師亦友，在做學問和做人上，都給予莫大的啟迪。

“2009年，他去美國做訪問學者，經常會打越洋電話給我，和我談見聞，探討純粹的醫學。還推薦我讀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告訴我，要有更多時間思考。”

碩士生畢業，趙一鳴攻讀博士，“拜師”中山醫院樊嘉院長，樊院長在手術臺上游刃有余，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面對一個二三十公分的腫瘤手術，他總是從容不迫，一臺復雜的手術，最終出血量可能只有10毫升左右。在趙一鳴看來，“自帶光環”的樊院長更像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引領者，耳濡目染，以身施教，讓他感受到醫學天地之廣。

跟隨兩位”大佬“學習，打開了趙一鳴的眼界，更給了他奮斗的決心和信心，努力集大家之長，敢于挑戰高難度的手術，在從醫之路上勇攀高峰。

2累并快樂著

2015年，趙一鳴隨恩師王魯教授來到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也開始了他作為外科醫生成長的進階。

第一臺獨立主刀的肝癌手術，可以說是個巧合，趙一鳴永遠都不會忘記。主刀醫生因事無法及時趕到，另一邊手術刻不容緩，于是，趙一鳴腦內過了一遍看了無數遍的流程，一咬牙，“我上！”患者需要做右半肝切除，第一次做這樣重大的手術，拿起手術刀的一刻，趙一鳴拋開了所有的顧慮，幾個深呼吸后找回自信，最終在一個半小時拿下“敵人”。

手術完成后，趙一鳴興奮，卻也有些忐忑，王魯主任什么也沒說，直到晚上聚餐時舉杯，說，“大家慶祝一下，趙一鳴今天獨立完成了一臺右半肝切除！”

這臺手術，趙一鳴證明了自己的實力，此后有了第二臺、第三臺、第一百臺……他主刀肝部腫瘤手術已不勝枚舉，不僅是開放手術，在肝腫瘤的微創治療（腹腔鏡手術）上也嶄露頭角。

腹腔鏡肝臟手術在中國起步較晚，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肝臟外科作為比較早開展的團隊，，至今已完成過2000例的微創腹腔鏡肝臟手術，居于國內領先水平。

趙一鳴表示，肝臟腫瘤的腹腔鏡手術，對病人的益處非常明顯：短期療效較好，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手術時間短、出血少，創傷小，恢復快；而對于腫瘤病人的長期生存，與開放手術效果相仿。但這樣精密的手術，對醫生來說卻是“不友好”的：因為腔鏡下的止血非常困難，而每一刀下去都可能會出現難以控制的出血，所以整個手術過程中都需要醫生精神高度集中。

“肝臟的血管全部隱藏在內部，完全靠醫生的經驗預先判斷，如何操作才能盡量避免出血。因此，一臺右半肝切除的腹腔鏡手術，醫生每一秒都處于亢奮狀態，一場下來身心俱疲。”

腫瘤醫院的平臺強大也代表著壓力，5年的手術中，成功的激動和困難的焦慮，反復沖刷著趙一鳴，把他磨礪得更為強大，讓他體會到了空前的責任感。太多被其他醫院“判死刑”的患者來到科室，顫抖的手拿著檢查報告找到他，為的就是找到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線希望。他說，能收盡收，給生命一個機會，如果我們不做，就真的沒人做了。

能堅持如此高強度工作的人，內心都極為強大。對于患者來說，趙一鳴就是一枚定海神針。每每手術成功，見到復查的患者時，他的心總能再度為當初學醫的目標而澎湃，眼前鮮活的生命得已延續，不再痛苦地呻吟，這一刻讓再多夜不能寐的夜晚和再多風塵仆仆的白日，都變得分外值得。

3理想，都在路上了

有人可能會奇怪：為什么趙一鳴經手的大部分病人，即使術后出現并發癥，仍然和和氣氣？

其中的秘密，就來源于王魯教授的教導：不光要有刀上功夫，也要下”嘴皮功夫“。溝通是人類的橋梁，而腫瘤患者又更為敏感，多與病人溝通，不僅能更了解病情，還能讓病人感受到在抗癌的過程中，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醫患誠心相待，自然調和了矛盾。

換位思考，將心比心，讓趙一鳴得到了病人的理解，也讓他找到了今后發展的方向。

趙一鳴觀察到，現在患者從掛號到完成手術出院間的迷茫和種種難處，這讓他決定出手相助，定下了實現肝膽腫瘤患者的全程管理的目標。

他說，”如果把做醫生比做開一間公司，病人就是客戶，吸引客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用戶體驗，國內的患者缺乏的正是這種用戶體驗，但這是可以改變的。我已經開始著手聯合志同道合的人和資源幫我實現病人的全程管理。”

在趙一鳴看來，一位醫生面對成千上萬個病人精力有限，但若能夠獲得其他基層醫院的支持，組建專門團隊乃至最終建立區域性網絡，囊括上級醫生、下級醫生和病人三個方面，來切實解決區域性病人的問題，就能讓病人獲得更高效治療、更好的體驗。“如果有朝一日能實現，可能比現在開好一個刀，治好一個病人更重要。”

此外，國內肝癌的早期篩查和宣教，同樣牽動著趙一鳴的心。

長期的一線工作，讓他更能理解——國內早期肝癌發現率低，對患者而言失去了很多治療的機會。他表示，我國是肝癌大國，每年新發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占到全球的50%以上，據統計，我國大多數肝癌患者發現時即為晚期。“為何日本、韓國的肝癌人群治療的5年生存率是遠高于中國？其中的差別就在于早篩這個步驟：早發現，早治療，就更可能好轉。”

同時，國內患者對于癌癥的認識不足，也阻礙了肝癌的治療。趙一鳴說，”部分農村患者即使早期篩查出來疾病，政府也給予一筆資金支持治療，但因病人觀念差異，覺得反正治不好，今后也負擔不起，因而拒絕治療，這讓我覺得非常可惜。“

同時，又有一些病人被社會上打著“腫瘤專家”幌子的不法機構騙錢，不愿去正規醫院接受根治性手術。這讓趙一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果能夠加強宣教，就能減少這些被浪費的機會，挽救更多被耽誤的生命。

有理想的人,生活總是火熱的，雖然如今離目標仿佛很遠，但趙一鳴一直將這不變的理想刻在心底，并一點一滴地努力踐行。他相信，只要心底的火不熄滅，總有一天能將前路都照亮。

口述實錄

唐曄：趙主任，您是何時接觸腹腔鏡肝臟手術的呢？

趙一鳴：2005年，王魯教授是國內最早開展腹腔鏡肝臟手術的一批人，因為腹腔肝臟手術比較難，起步晚，那時候我們艱難地開展，硬著頭皮咬牙堅持下來了。現在腫瘤醫院這個平臺，有大量病人，尤其是全國各地的復雜病例。

我一直覺得我是幸運的，許多幸運都在我身上集中了：老師給我機會，又奠定了很好的腔鏡基礎，現在又遇到了這么好的平臺，這么多復雜的病例，所有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

唐曄：10年來，您對腔鏡手術有什么更多的理解？

趙一鳴：肝臟的腔鏡手術比較晚，2008年第一屆全球的腹腔鏡肝臟手術專家共識是在美國舉行，至今就10年出頭。腔鏡底下不像開放器械手術，可以從容止血，在腔鏡下止血是非常困難的。那么，這對肝臟的腔鏡手術提出另一個非常高的要求：在器官出血之前就要做好預判。

比如，腸癌肝轉移手術，在我們中心算是很多了，我們每年完成500臺腸癌肝轉移的切除手術，在全世界都占一席之地。那么難在哪呢？難并不是在手術中，而是在決策里。因為腸癌肝轉移時，大家都認為是四期腫瘤了，就不視作一個積極治療的對象，但事實并非如此。依據我們的經驗，如果腸癌肝轉移的患者，能得到手術切除的機會，會大大延長病人壽命。手術當然也有挑戰：因為腸癌肝轉移的病人，很多在術前會接受包括化療、靶向藥物等治療，對肝臟損傷嚴重，所以，這種肝臟比正常肝臟容易出血，對醫生是很大的挑戰。

唐曄：這5年的成長里，有沒有一臺特別難做的手術讓您幾乎下不來臺？

趙一鳴：有的，而且不止一臺。但這個不是壞事，說明你在成長，而且病人足夠多了，才會去挑戰高難度的手術。

曾經有一臺手術，患者是一位腸癌肝轉移的65歲女病人，腸癌術后發生多發的肝轉移，在化療后腫瘤有退縮，準備做一個右半肝切除，但患者的手術窗口期很短——必須在窗口期開刀，否則腫瘤會進展。收治的時候，我是猶豫的，但是病人很迫切。

開進去那一刻，我還是很猶豫的，因為在刀劃下時，我看到血彌漫開來，我很慌，但我咬著牙壓住它，然后在最快的時間內把手術拿下。那天，輸了800毫升的紅細胞，400毫升的血漿。關腹后下了手術臺，我一晚上都沒睡著，一直在擔心這個病人。好在，病人順利康復出院。這樣的手術，考驗的是醫生對疾病、對治療方式的選擇。其實，我后來也在想，如果再來類似病人，我會怎么做？我想，還會開刀。因為我知道，她只有接受手術才能有生機，所以我還會冒著風險去開刀。

唐曄：您覺得，怎么才是一臺好的手術？

趙一鳴：手術的好壞，當然要看手術技巧，手術美觀，這是一方面，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術前的判斷：假設我有能力做這一臺手術，但這個病人需不需要動這一刀？這是最難的。我們見過很多情況，有些手術根本沒有必要做，也有些手術盡管有必要，但手術造成的創傷會推遲術后的治療，最終導致適得其反。說白了，術前的判斷、抉擇，時機的把握是更重要的。

面對腫瘤病人，不光要考慮到手術是否能完成，術后能不能順利康復，還要考慮到生存時間有多長，生活質量如何？這也是更需要考慮的。所以在腫瘤外科，手術在系統的治療中可能是占1/3左右，還有剩下2/3的工作要做。

唐曄：您解釋一下。

趙一鳴：我們肝膽外科，會面對很多肝癌的病人和膽道腫瘤病人。中國的肝癌患者占全世界的55%。這群病人中，比如10個病人中，只有1~2個可以接受根治性的手術，8~9個病人是因為腫瘤分期比較晚或者是肝硬化等各種原因無法手術。這些病人之前沒有很好的辦法，2018年底以來，有很多新的針對肝膽腫瘤的新的藥物，包括靶向、免疫治療，在這方面有很多進展，我們科室也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發現，這幾種藥物的不同的組合在進行合適的搭配之后，患者的腫瘤程度會有明顯的退縮，患者的生存會有明顯延長。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

反過來，對外科也有明顯的影響。比如，患者的腫瘤很大，在一個臨界可切除的狀態，如果借助現在的藥物的手段，把腫瘤退縮掉，患者就能接受根治性切除手術；還有，開完刀以后一部分病人容易復發，我們通過系統的藥物來降低概率，能使這部分病人生存有明顯延長。

現在的腫瘤外科，不單單是手術，還要涉及綜合治療。我覺得，不光是我們腫瘤醫院的外科，所有的外科醫生都要有腫瘤學眼光。

唐曄：您的意思是，一個腫瘤外科醫生，應該具備更多腫瘤內科醫生的能力嗎？

趙一鳴：是的。我之前總是關注這個刀能不能開，開的刀有多難。到腫瘤醫院以后，發現大不一樣，腫瘤醫院是講究MDT（多學科合作診療），我們肝臟外科剛成立時沒有經驗，就去學習大腸外科的多學科：他們的外科醫生非常精通臨床實驗和藥物治療。我們對此很驚異，后來發現這是必須的，所以，我們現在的MDT也講究循證醫學證據，開展各種臨床試驗，如今科室承擔很多全國甚至全球多中心的研究。其實，現在腫瘤領域，外科、內科界限已經很模糊了。對我來講，是對醫學的的一個新的認知，對體力也是挑戰，但我們有責任做好，否則，會被這個領域淘汰。

唐曄：說一個令人開心的病例吧。

趙一鳴：我剛開始看專家門診的時候，有一位云南的病人，是年近70歲的老先生，肝臟右葉有一個長達20公分的巨大肝腫瘤，當時需要做右半肝切除，但是他左半肝體積很小，那可怎么辦呢？

有一個新術式叫ALPPS（即聯合肝臟離斷及門脈結扎的分次肝切除術)，這一類病人需要切除肝部腫瘤，但剩下的余肝體積小，不夠用，那么手術分兩期來做——肝臟有兩條血供，第一期手術把腫瘤這一側的血管結扎切斷，把左右半肝分開，讓左右側的血流完全分離，這時候大量的血液會流向剩下的這一側，剩下這一側肝臟會快速增大，給病人創造根治性手術的機會。手術是2007年德國人發明的，全世界都有外科醫生在積極地做。在ALPPS的注冊網站上，至今全球做了約2000例手術，而我們到現在為止做了70多例。

說回這個病人，那個時候他僅剩的選擇就是ALPPS，其實，這是一個巨創手術，圍手術期的風險高于常規手術。當時我就和他兒子談，他兒子非常堅定，給了我信心，我才能放開手去做。醫患關系，就是一個相互的關系，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事情才能做下去，才能把我的能力發揮到最大。

經過兩次手術，前后兩個月，把手術完成，腫瘤切除了，患者順利出院。這臺手術給我觸動很大，對我以后做這種高難度手術，給予強大的信心。患者是云南的少數民族，很淳樸，性命相托。現在他每年都要來復查，帶一些當地土特產，對我來講，就是一種心靈上的慰籍。

唐曄：在手術的時候，您是最放松的？

趙一鳴：對。沉浸在手術當中就行了，啥都不用管。手術以外的世界，那是真實的世界，而你在手術中時，可以不去面對。

唐曄：平時通過什么來排遣自己的焦慮，疲勞？

趙一鳴：我喜歡打游戲，比如王者榮耀。說實話我心態還是蠻年輕的，能接受一些新事物。另外，我喜歡看人物傳記，那天出差在高鐵站瞎逛書店，買了這本書《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自傳》，封面上一句話很值得玩味：自己的理想，跪著也要完成。我很佩服他，他很有創造力，干的都是開創性的事業，他說，小時候的夢想，幾乎都做到了。

唐曄：如果再來一次高考，您會選擇學醫嗎？

趙一鳴：我還是會學醫。因為經過了這些年，我更加確認，我適合做醫生。

原因有這幾點，第一，我喜歡創造性的工作。我最初覺得醫學很枯燥，但事實上，醫學上的偉大創造是可以改變整個人類社會的，而且，總歸要有一個先行者；第二，做醫生要有責任心，我自認我是有責任心的，我會替病人去考慮問題，將心比心；第三，做醫生要有一個大目標，大的精神世界，我可以認識到這一點。我一直想改變肝癌疾病的現狀，我覺得，早篩就是能解決中國肝癌的整體現狀的事情。人要感恩。我不聰明，但我很幸運，我感謝我遇到的人與事：我的老師，我現在的平臺——腫瘤醫院，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們的病人。

所以，如果再去選擇，我還會去做醫生，我想，我具備這些特質。

采訪/唐曄 編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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