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歲的美國人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近日病逝于弗吉尼亞的家中，這幾乎立即就引起了整個美國外交政策界的“撫今追昔”之情和“今不如昔”之感。雖然就冷戰史或者美國外交研究而言，斯考克羅夫特是一名繞不過去的人物，但是對一般大眾來說，對比亨利·基辛格或者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斯考克羅夫特還算不上鼎鼎大名。

“完美”的斯考克羅夫特

就政策構思而言，斯考克羅夫特在一次采訪中坦誠其頭腦“反應不快，也沒有多少創造性”，在“想出好點子”方面比不上基辛格之類的才華橫溢；然而就組織溝通、輔佐白宮而言，他也自豪地稱“總能在一堆糟糕的主意中挑選出好點子”。言語間，頗有“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之感。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斯考克羅夫特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自1947年成立以來唯一一位兩次出任國家安全顧問一職的人。

從肯尼迪時代起，國家安全顧問就開始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團隊的要職，其與國務卿、國防部長一起被視為國家安全決策中的“三巨頭”。然而與分別掌握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兩位閣員不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居于白宮之中、沒有龐大官僚部門的利益牽扯，往往更容易被總統視為完全的“自己人”。

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責是統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幕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平臺中執掌上傳下達，協調參與委員會的各行政部門的立場，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決策提供全面信息和政策建議，并監督各部門執行總統決策。雖然其理論上的職責不過是組織協調、上傳下達和監督執行，要想干好這一工作卻不像看上去的那樣容易。這一方面是因為要想真正成為協調者，其自身必須擁有總統本人的絕對信任，這樣才有權威來真正掌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流程機制；另一方面是因為一旦擁有了這樣的信任，就很難不逾越本職、插手政策制定甚至是執行。

正是因為這一兩難的存在，很多國家安全顧問都曾飽受批評。他們要么因為與總統不夠親密而成為不受重視的邊緣人，要么“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導致政府內的權力之爭鬧得不可開交。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樣的“明星”國家安全顧問都在不同程度上選擇了后一條道路，這讓他們在臺上時大權在握、風光無限，然而卻也招致了頗多怨恨和指責。事實上，幾乎沒有多少國家安全顧問可以免于這種苛刻的審視。

兩次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本身就說明了斯考克羅夫特在美國最高官場上的過人之處，更何況其風評更是一邊倒的贊揚。不光上級對斯考克羅夫特信任有加，而且同僚和下屬也是交口稱贊。更不容易的是，即使是在美國學界，研究外交決策機制的學者也對斯考克羅夫特推崇備至，創造出“斯考克羅夫特模式”這樣的術語，并將其視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理想形式。就此而言，斯考克羅夫特堪稱“完美”。

馬歇爾式的軍人

1925年出生的斯考克羅夫特的原本職業規劃是當一名飛行英雄。他1947年畢業于西點軍校，獲得了空軍少尉軍銜，如愿以償地成為一名戰斗機飛行員。然而不到一年，他在訓練中駕駛的P-51野馬式戰斗機發生引擎故障。雖然斯考克羅夫特還是迫降成功，卻也因此受傷，修養了兩年。這一變故使他改變了職業規劃，開始在軍隊系統內朝著研究和管理方向發展。

在隨后的二十年中，斯考克羅夫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國際關系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掌握了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語并出任駐貝爾格萊德的空軍武官，在西點軍校教授俄國史和政治科學。1969年，斯考克羅夫特輾轉來到空軍部計劃處，負責國安會事務；1970年3月，斯考克羅夫特成為聯合參謀部主任約翰·福格特上將的特別助理。正是在這兩個職務上，斯考克羅夫特開始和國安會產生聯系，并開始涉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復雜管理工作。

美國的軍旅生活一般會塑造出兩種典型性格。第一種是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他們行事極有條理，常年的軍旅生活讓其從本能上尊重從上到下的指揮鏈條，習慣于組織中的職權清晰、紀律嚴明。在個性上，他們情感含蓄、低調不張揚，總是避免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比起當政治明星，更愿意做一個龐大組織中默不做聲的幕后英雄。第二種則是另一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他們行事極有主見，自信、傲慢、桀驁不馴，愿意在媒體面前拋頭露面，野心勃勃。經過二十年的鍛煉，加上個性和摩門教家庭的熏陶，斯考克羅夫特成了標準的第一類軍人，節制、低調而又意志堅定。

1972年，已晉升為上校的斯考克羅夫特被調入國安會幕僚，擔任時任總統尼克松的軍事助理。過了一年多，由于基辛格的左右手、同為現役軍人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亞歷山大·黑格調任陸軍副參謀長，斯考克羅夫特被選中接班黑格。當被問及為何做出這一選擇時，基辛格曾經表示，這是因為他發現斯考克羅夫特敢于對白宮辦公廳主任、權勢熏天的哈爾德曼直言不諱，而他正需要一位“有膽量對我自己直言不諱的人”。

此后，斯考克羅夫特一直竭力為基辛格與尼克松服務，特別是協助基辛格管理國安會幕僚和跨部門協調機制，深得信任。在尼克松接連訪問北京和莫斯科、會見毛澤東和勃列日涅夫的歷史之旅中，斯考克羅夫特都是美國先導組的成員，一力承擔后勤工作。在尼克松因水門事件黯然下臺后，斯考克羅夫特很快得到新總統福特的信任。1975年，為了削弱基辛格的地位，福特決定讓其辭去國家安全顧問一職，專門擔任國務卿，而接手的正是斯考克羅夫特。然而，這一人事任命并沒有惡化斯考克羅夫特和基辛格的關系，雙方配合默契、合作愉快。在福特政府下臺后，基辛格還邀請斯考克羅夫特前往自己一手創辦的國際咨詢公司“基辛格協會”擔任副主席。

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期間，斯考克羅夫特實現了軍銜上的兩連跳，1973年晉升空軍準將，1975年晉升中將。不過為了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也在同年退出了現役。不過之后在官場和私營部門的生活沒有改變斯考克羅夫特的個性。他依然不抽煙、不喝酒，不參加華盛頓的社交活動，據說他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參加一場關于軍備控制的研討會”。在出任老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期間，他得到了與十五年前同等甚至更多的信任。老布什經常對朋友表示，他在顧問中最信任的就是斯考克羅夫特，因為“布倫特對一切都無所求”。

被懷念的斯考克羅夫特

在老布什政府的4年中，斯考克羅夫特雖然依然是一個完美的管理者。在外交決策方面，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斯考克羅夫特果斷敦促老布什做出軍事反應，而在沙漠風暴行動大獲全勝后則勸告白宮要保持克制，不要試圖推翻薩達姆政權，這一系列正確決策為老布什政府和斯考克羅夫特本人都贏得了巨大榮譽。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中斯考克羅夫特堅定主張應當盡早與中國恢復關系，當年的6月和12月，他兩次代表老布什秘密訪問中國，會見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商討緩和中美關系的途徑。

1992年底，老布什在競選中失敗，這也標志著美國外交隨著冷戰結束進入了新的時代。傳統的注重力量平衡、謹慎的現實主義將要讓位于更加激進、對美國自身力量更加自信的自由干預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盡管與布什家族交往甚密，小布什政府的兩位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和斯蒂芬·哈德利也是自己的老下屬和門徒，但是十年后的斯考克羅夫特卻并不認同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反對入侵伊拉克。為此，他還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題為“不要進攻薩達姆”的署名評論文章，一時讓輿論認為這是代表老布什發表不同意見。

對于伊拉克戰爭，思斯考克羅夫特認為這場戰爭讓美國失去了國際社會的信任，而“信任很容易失去，重獲它們則非常困難”，即使美國肯定能夠重獲信任，但是過程也絕不容易。相對克林頓和小布什，斯考克羅夫特與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其實最為接近，而后者在挑選國家安全顧問時也專門咨詢了斯考克羅夫特的意見。

時移世易，短短二十多年，斯考克羅夫特在美國政治光譜中的位置就發生了巨大變化。對此，斯考克羅夫特本人也不乏自嘲：“25年前，我是頭號鷹派。然而盡管我看待事物的方式還和過去完全一樣，但現在我卻是頭號鴿派。”

可想而知，對小布什都“直言不諱”的斯考克羅夫特自然不會對特朗普另眼相待。斯考克羅夫特終生都是共和黨人，但是在2016年的選舉中，他和100多名共和黨國家安全“老兵”一起聯名為希拉里背書，主張這位民主黨候選人才是更適合在這一“歷史的關鍵時期”領導美國的人。他始終認為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上毫無準備，所作所為也糟糕透頂。在斯考克羅夫特手上完美運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更是變得毫無章法、功能盡失，從弗林、麥克馬斯特、博爾頓到奧布萊恩，國家安全顧問幾易其手，最后變成了總統的應聲蟲。

目睹特朗普治下的四年，斯考克羅夫特想必是痛心疾首。在2016年大選結束后，盡管不看好特朗普，斯考克羅夫特依然召集美國外交界的建制派人士，號召他們應該捐棄黨派成見，在政府召喚的時候擔任公職，為國家服務。然而，這番舊派作風在當今的美國并無用武之地：睚眥必報的特朗普寧肯任由大量職務空缺，也不會任命批評過他的人。正可謂“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如今，在特朗普政府“美國第一”政策的肆虐下，斯考克羅夫特的去世更仿佛預示著美國外交的“美好舊時光”一去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