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華人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19世紀伴隨新大陸發現而來的殖民擴張形塑了全球貿易體系，在殖民地勞動力需求以及國內政治動蕩和經濟凋敝的背景下，大量沿海青年以“契約勞工”的身份進入全球貿易網，被送往古巴和秘魯。據統計，僅僅在1848年-1888年間，就有大約142000名中國人簽署了在古巴工作的契約。20世紀初期隨著墨西哥、加拿大以及美國排華政策的興起，大批攜帶著資產的華人移民到古巴，重塑了哈瓦那華人街多元的階層結構，使之被譽為“拉丁美洲最大最重要的華人街”。然而隨著20世紀60年代卡斯特羅社會主義改革的施行，島上曾經達到150000人規模的華人社會倏然解體，四散流向其它國家。此后，留下來的華人雖也抗拒“古巴文化的侵蝕”，卻在時間面前顯得力不從心。隨著島上老一輩華人逐漸離世，華人社會文化環境凋零，他們的后代或是逐漸融入了古巴大社會環境中，或是離開古巴到別的國家尋求發展，老一輩華人曾在這片土地上創建的燦爛文化正在走向消亡。根據古巴中華總會館（Casino Chung Wah）2020年年初的數據統計，當下整個古巴島上的自然華人（chino natural，即在中國出生定居于古巴的中國人）僅剩下102人，他們幾乎都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平均年齡在70歲左右。

依托于“龍崗總會所”建立的“龍崗老人之家”是古巴島上建立的第一個華人養老院，始建于1991年，目前聚集了102位自然華人及其后裔中的80位。他們或年老體衰，或貧困無依，或屋漏無庇所，或不會烹飪，“龍崗老人之家”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環境讓他們安享晚年。在這里他們可以享用到免費三餐，可以與老朋友們一起聊天說“廣東話”，一起度過中國傳統節日，一起學習中國文化。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龍崗老人之家”不僅是古巴島上老一輩華人后裔的安享晚年之地，也是其保存文化身份認同的最后庇護所。

這些華人后裔的個人生活史本也是中國文化在古巴存在、延續和發展的敘事史詩。他們見證了父輩在古巴扎根、融入、抽離和消逝，經歷了古巴社會的繁榮、變革、發展、衰退和當下的重建。那些關于父輩在古巴謀生的記憶，那些作為中國-古巴人的身份掙扎與和解，以及那些在跌宕起伏的社會發展史中對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都是淀積在歲月中值得被講述和傳承的故事。這篇文章是筆者在對“龍崗老人之家”的“華人”進行的訪談基礎上寫成，透過他們的個人生活史，更大的社會變革的社會歷史圖景將被呈現和講述。

鐘鵬：父輩的記憶和我的第一段“婚姻”

19世紀是全球新經濟格局形成的重要時期，與國外列強正搭乘著工業革命和殖民經濟的快車飛速發展不同，中國國內正直戰火紛亂與政治動蕩，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隨著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勞動力需求成為新的出口經濟形式，東南沿海一帶出現了大量男性出海務工的潮流，由此造成的性別比例失衡反過來重塑了該片區僑鄉的婚姻習俗。

91歲的鐘鵬是我的一個長期報道人，作為在古巴出生的華人后裔，他成長在島上華人文化最為繁盛的時期，因為年輕時接受過高等教育并常年堅持工作，他至今仍有著很好的記憶力和表達能力。他時常戴著一頂褪了色的有些污漬的紅色鴨舌帽，坐在他專屬的墻角位置上，一邊抽著香煙一邊喝咖啡。熟識之后，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是一個好人，我想跟你說一些他們都不知道的事情。”以下為鐘鵬的口述：

作者和鐘鵬。

我的父親是在1917年來到古巴的，父親跟我說過那時中國無數人都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沿海地帶很多人都餓死了。后來父親聽到村子里傳言之前出海的人有了來信和匯款，知曉了出海工作能賺錢，當時家中實在沒有其它的收入來源，父親咬咬牙下了決心收拾好行囊就跟著幾個朋友一起出國了。

父親最先投奔了已經在墨西哥扎根的表哥，依仗著表哥在當地建立的生意網絡和人脈，他很快地發展起來了自己生意。……他雖然在墨西哥賺了一些錢，但是對父親后半生影響最大的是在墨西哥工作的一年里他努力地學成了西班牙語，這為他后來在古巴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個時候我在古巴也有一個叔叔，叔叔捎信告訴父親說古巴島上有很多廣東人做生意，但是他們中只有很少的人會說西班牙語，如果我的父親過來古巴發展的話將會有很好的機會，賺到更多的錢。我的父親聽聞之后就辭別了墨西哥的叔叔，來到了這片直到去世都沒有離開的土地。

從墨西哥輾轉到古巴的父親在當地很快就有了名望。與在墨西哥依靠單獨的親戚關系網不同，進入古巴后父親加入了一個更大的組織網絡——龍崗總公所（Lung Kong Cun Gong Sol）。（作者注：古巴龍崗總公所于1901年成立，其最初的組織可以追溯到1662年清朝初期在廣東省開平市的龍崗山頭由劉關張趙四姓家族組成的家族聯盟“龍崗親義公所”。該協會成員自奉劉備、關羽、張飛、趙子龍為祖先，以桃園三結義為協會背景故事，崇尚兄弟之間的情誼和四姓子孫之間相互幫助的協會精神。隨著19世紀末期海外移民浪潮的興起，四姓家族的海外移民將之帶到了世界各地，當下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組織。）當時龍崗總公所規定只有劉關張趙四姓的華人才能加入，我的父親因為姓趙所以有資格加入該協會。依仗于協會內的人脈和自身會說西班牙語的優勢，古巴的很多華商以及古巴政府開始以父親作為橋梁積極進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往來，這使得父親很快就在協會內甚至在古巴華人圈中都很有名。翻譯的工作使得父親積累下了很多財富和人脈，直到他后來遇到了母親，他才決定離開叔叔的幫扶，自己開一家公司從而獲得獨立的收入。

那個時候島上的華人幾乎都是男性，這就使得華人與古巴人之間的跨種族通婚顯得較為常見，但是無論如何，這里的華人還是偏向于尋找華人后裔成婚……我的母親就是一個中國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她出生在古巴，她的父親是最早一批來自中國的契約華工，母親是來自西班牙加那利群島上的一個殖民者后代……后來我的父親和母親深深相愛并結婚生育了三個孩子，我是最小的一個。后來父親再也不想離開古巴了，因為在這里有他一切愛做的事情，他們兩個人一起留在了古巴直到去世。

父親一直對我們都非常保護，他不希望我們受苦，所以他一直特別努力地工作賺錢養我們。在卡斯特羅發起社會主義革命前，古巴一直處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時我父親的地位很高，所以我過著相對較好的生活，而他在革命前就去世了，所以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對我們的生活造成直接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不管是革命前還是革命后，我們一直是依附并服務于政府一方的，1959年卡斯特羅革命取得勝利后的第二年我大學畢業了，但是我不會傻到走另一條路。

事實上，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段愛情故事是我久久不能忘懷的，我從未對別人談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想說給你聽。我曾在中國“結過婚”。那個時候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末期，在國內似乎剛完成六年級的學生就可以送到大學去學習了，因為大學里的大學生都去參加戰爭了。通過父親與中國國內親戚的介紹，她給我寫了第一封信，她把信和一張她在公園里的肖像一起寄給了我，還有一些關于她的身材等基本信息。我給她回應了同樣的信息，附帶上一張我的照片，并告訴了她我的基本情況。在第二封信中，她向我解釋說她在學經濟學，她認為我不會說中文，所以在認識我之后她還想在學校里學英語，這樣她就可以和我交流了。她告訴我說她想盡快畢業嫁給我，那個時候抗日戰爭的勝利幾乎已經是事實，我們可以一起生活在新中國，成為新中國的一份子。在我給她寄出第二封信的時候，我收到了她的第三封信，她突然告訴我說不要答應她的請求，因為現在的她不能給我承諾了。在她寫下第三封信的一小時前，她所在片區老百姓被要求協助19路軍隊在上海包圍日軍，并協助軍隊將日軍中的所有俘虜帶到上海港。她跟我說她知道這相當于自殺，因為他們當中都是女人、孩子以及老人，而且只能用刀子和棍子作為對抗日本軍隊的武器。在信的結尾處，她對我說到，她決定將我從我們的“婚姻”中解放出來，讓我能夠重新選擇我的生活，她已經應允了我和另外一個女人過上她曾經為我倆計劃好的生活。我對她說她早已在我的信中經歷過了有關于古巴所有美好的事物，從夜總會、賭場到其它的娛樂場所，從沙灘、海浪到我們計劃的房子，我讓她不要擔心和悲傷，她已經通過她的想象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過了。在信中最后告別時，她并沒有對我說什么浪漫的話，而是說了一句“我在永恒中等你”，當她用廣東話寫下了“中國萬歲”這四個字，我知道她已經打算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衛國家了。在最后一封信中，她說她已經將她的衣物和個人用品寄到了她的家中，她帶到上海唯一的東西是我的照片，她會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念我。在20年之后，我結婚了，但她仍然在我的記憶里。

我很幸運，我沒有錯過任何東西，這就是為什么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開這里去別的國家尋找更好生活的原因。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在哥倫比亞，一個在邁阿密，我支持他們完成了他們的教育，現在他們已經畢業工作了，每個人都過著自己的生活……他們不再需要我了。我告訴我的孩子們，我不想去打擾他們，但如果他們回到古巴，我仍會很好地照顧他們。今年我91歲了，我現在只期待著一件事：我死之后能夠有所歸屬，這樣我的生活就完整了。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任務了，如果明天我要面臨死亡，我并不懼怕，我也不會有絲毫的歉意和遺憾。

 2020年3月2日，筆者在老人之家跟“老朋友們”一起給鐘鵬過91歲的生日。

關：縈繞著“未知”的古巴社會主義改革 

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的華人移民最大的不同的是，古巴的華人經歷了一場徹底的社會主義變革。這場革命以消除基于膚色的歧視、重新定義國家的國體、一切國民平等為出發點，旨在消除經濟上的不平等和社會貧富差距，致力于實現共產主義下的“平等社會”。1959年的古巴革命通過全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改變了該島的面貌，也給島上中國人的社會階級和體制結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關于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對于個人生活的影響，我得到的更多信息來自于關。 洛朗多·關·納博萊斯（Rolando Cuan Napolés）今年已經81歲了，因為長期保持閱讀和做筆記的習慣，他同樣也有著相當好的記憶力和表述能力。當我問及當時發生了什么以及革命對他的生活有何影響時，他在回憶時仿佛往事歷歷在目，以下為他的口述：

和藹可親的關。

在革命開始的那個階段，整個島上都人心惶惶，因為人們不知道革命后期古巴將會走上什么道路。那個時候有一個反對共產黨的巨大宣傳，在古巴社會中秘密散播著很多謠言，關于社會主義的弊端……我不太清楚是什么組織在宣傳這樣的口號，可能是美國為了阻礙古巴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散布的謠言，也可能是島上很多之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逃出來的國民黨后裔內部的宣傳，但是這個謠言當時造成了很多人對于社會主義的誤解。

1959年菲爾德·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運動發動的軍事政變所建立起來的政權取代了當時美國支持的傀儡政權巴斯蒂安政府，這本來是一件讓全國人民都開心的事情。但是一年之后，新政府在全國學校推廣的教育政策讓很多家庭心生疑慮，當時學校里的教育要求完全是“紅色教育”，學生要學習如何攜帶兵器，要唱反美歌曲，喊反美口號，而且男孩子們要進行軍事訓練，用強硬的手段將革命思想灌輸到學校的教育中……

那一輩的父母以前都是生活在美國治理下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很多都是從美國搬過來的或者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來到古巴的國民黨后裔，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些，也不知道所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樣子的，所以他們特別擔心孩子的未來發展。……后來島上的天主教福利局和美國國務院合作實施了“彼得·潘”計劃（Operatión Peter Pan）。從1960年到1962年間，大概有14000多名無人陪伴的古巴兒童被美國飛機空運到了美國，被送到了邁阿密、紐約和新澤西等地方。由于“彼得潘計劃”是專門給孩子的，這使得很多家庭父母與子女分離了。送走孩子的主要是古巴的資產階級，他們對于社會主義充滿了不安和恐懼，但是很多也舍不得放棄這邊的產業，于是很多人都計劃著先將孩子送走，而他們自己大部分是在改革最后的階段才撤離的。……據我所知被送走的一個小孩就是阿曼多·哈特（Armando Hart）的兒子，阿曼多是古巴前教育部長、文化部長、何塞馬蒂文學研究院的成員，他將自己的孩子送往了美國邁阿密。……這是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但它給了我很大的沖擊，我看到了人們對于未知事物的惶恐。

那場革命影響最大的并不是像我這樣的工人的孩子，我的父親1920年來古巴找工作，后來一直在一家雜貨店（bodega）上班，我們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太高……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我來到了哈瓦那學習、畢業并開始工作。我沒有感覺到生活中的突然變化。我知道其他人感受到了，因為有自己的事業和沒有自己的事業是不一樣的，但是你必須適應所有的改變。

不過我有一個朋友叫做比克多（Victor），革命確實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革命前比克多在哈瓦那擁有一家酒店，很多人都離開的時候也有人勸他一同離開古巴，但是他那個時候在古巴已經有了家庭，有了妻子和孩子，他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個島上了，他并不愿意離開；此外，他并不是從其它國家攜帶著資產過來的華人移民，如果遷往其它國家的話他也沒有其它親屬的聯系方式，沒有其它的熟人可以投靠，所以他選擇留了下來靜靜等待革命的變化。……像許多留在古巴的人一樣，革命后他被迫成為一家國有商店的雇員，每個月有固定的將近150元工資。受影響的產業涉及面非常之廣，20世紀初期從廣東來的中國人經常四五個人在古巴的鄉下合伙合資開辟農場，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廣州的農民，對土地有著很深的眷戀。他們在這里種植從中國運來的蔬菜種子，生產很多島上原來沒有的蔬菜，像秋葵、黃瓜、南瓜這些原來島上都是沒有的，這使得他們迅速致富了。但是隨著土地改革法的頒布，以及國家對于農業的改革，這些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響，他們最終也像比克多一樣，被收編進入了國家企業工作。

當時的改革也很大地影響了華人協會，哈瓦那的華人街協會很多都是依靠著當時杰出的華人投資和社會捐助運營的，然而隨著絕大多數商人攜帶財資撤離古巴，無疑對華人街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當時的經濟改革導致了大多數中國社團的解散……大部分依據姓氏、地域等建立起來的華人社團失去了成員、會費和建筑空間，一個接一個地倒閉了。原來延展到桑哈（Zanja），龍街（Dragones），桑尼古拉斯（San Nicolás），拉喲（Rayo）街上華人商店與社區，現在已經萎縮到將近1公頃左右的面積，現在華人街現在只剩下十二個社團了。

古巴日益萎縮的華人街當下概況

留下的那些人后來意識到，那些對于社會主義的污蔑只是謠言，留下來的人也享受到了社會主義自身的好處。那段時間里古巴的民眾是真正享受到第一世界的生活的，教育和醫療有關的事物都是免費的，此外，交通、劇院、電影院、文化館、博物館等文化相關項目也能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享受到。

那段時光里，關搭乘著跨省汽車游遍了整個國家，他說那是他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清晨九點多，吃過早飯之后正在“龍崗老人之家”認真閱讀的關，他說一本書300多頁的西班牙語書，如果他真的感興趣的話，一天他就能讀完。

瑪麗亞·卡門：“我仍然記得雞爪的味道” 

古巴的移民特點使得了一部分華人男性與選擇了當地人成婚，在動蕩的社會交替過程中，重建身份認同成為了他們的子女后代必須面臨的一個過程。文化的沖突總是迫使著人們打破固有的身份認知，同時重建一種新的身份，對于他們來說，身處閾限期無疑是痛苦無奈的，那種“無根”與“懸浮”的感覺容易使人迷失，甚至遭遇毀滅性的身份認同危機。

采訪72歲的瑪麗亞·卡門時，古巴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身份掙扎一直穿插在我們的交談中。以下為她的口述：

我父親從未參加過華人社團，也從未帶我們去過，他是一個與水果和食品攤位有關的聯盟的成員，他太忙了，他的日常生活軌跡就是從家到工作的地方，從工作的地方到家……他從來不跟我們談論我們在中國的祖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任何事情都沒有提過。我們從小就對學習漢語很感興趣，但是父親對此不太感興趣，現在華人街里邊的華人只會說西班牙語，極少數會說廣東話，很大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工作太忙沒有時間教他們……在我們四兄弟姐妹中，雖然我一直都是與中國協會聯系最緊密的一個，但在父親去世之前，無論是在學習、婚姻、工作中，我從來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接近自然中國人（chino natural），這是我迄今為止最大的遺憾。

瑪麗亞·卡門珍藏的照片。她說這是她與父親和國內哥哥惟一的“合照”，右下角是她的父親和國內的哥哥的照片。

我是1991年開始在龍崗協會工作的，那個時候古巴正在經歷特殊時期，蘇聯解體之后使得古巴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以龍崗協會副主席亞歷杭多·趙（Alejandro Chiu）為代表的一批優秀的華人們意識到古巴華人群體萎縮并瀕臨消失的威脅，便借此時機開始向古巴政府提出了“以旅游業發展正興華人街”的提案，最終克服了重重困難得以實施通過。為了號召更多的華人后代積極參與這個計劃，亞歷杭多首先修改了龍崗社團只有劉關張趙四姓華人才能入會的規則，貼出了廣告號召全國上下的華人加入華人街的活動，我也是趁此契機才得以進入華人街內部加入到龍崗協會的。

在亞歷杭多之前也曾有過許多想為振興華人街做出嘗試，但亞歷杭德羅是唯一一個采取了有效措施并成功的人。在20世紀80年代，中華總會館也曾發起了一項號召，他們面向華人后代中的男人、女人、小孩等三個不同群體組織一種和武術相關的表演活動，但是僅僅在那次之后中華總會館的嘉年華就不再被跟進了……而龍崗協會不同，他們的活動一直都在進行，而且“龍崗老人之家”的成功使得其它華人協會也開始紛紛效仿亞歷杭多創辦的老人之家，這使得那時島上的華人文化再次煥然一新……其它的社團都沒有超越過龍崗的，迄今為止龍崗協會的成員人數仍舊是島上最多的。

亞歷杭德羅一直是個很好的商人，他為社團從中國進口了很多商品。有一次他從中國帶了一箱牛仔褲，他只花了1美元買入但是以20美元售出，最后在古巴全部售罄了，他在這方面總是很有技巧。許多人說他以高價出售東西，但這是為龍崗協會籌集資金的唯一途徑……后來他還通過利用與哈瓦那外貿部的良好關系，把協會內部的餐館一點一點地創辦起來了，當時餐館以售賣‘中國蝴蝶（Mariposa china）’、面條和炒飯聞名，直到現在很多古巴人仍然很喜歡這些中國菜……后來協會的經濟狀況好了一些，亞歷杭多每月組織協會成員們去協會的餐廳免費吃一次瑞典餐（comida sueca），雖然他們被要求只能在那里吃，不能把食物帶回家，但這仍然是一個偉大的舉動，因為沒有哪個協會會向華人老人們開放這樣的政策。

在古巴仍然很有名的中國菜“中國蝴蝶”。

我在進入華人街之后，首先到了一個叫做Kow Con Sociedad的社團里學習中文，但是他們只教北京話（Pekinés）而不是廣東話（Cantonés），而廣東話是我感興趣的學習方向，后來因為我受過高等教育的原因，亞歷杭多說我可以進入社團做他的秘書，我們便一起工作了10年……他是一個對在唐人街傳承和弘揚中國文化充滿熱情和興趣的人，那時不管島上華人有什么需要，他都會積極地幫助他們，他會經常帶著老人們去看牙醫，去看眼科醫生，并給每個人買了拐杖。

為了振興協會內部的華人文化，亞歷杭多在龍崗協會內部舉行了很多的活動。我還記得那時我們播放了一部來自中國傳奇故事的兒童動畫，叫做《孫悟空》，大家都十分地喜愛。成員們的孩子們可以在協會里學習中文、畫畫等，大人們也積極參加協會組織的烹飪、打麻將、文學比賽等活動。協會內舉辦了大量關于中國文化的講座，每天都座無虛席，那些有關于喝茶和打麻將等華人習慣都是在那個時候被普及給絕大多數古巴華人后代的。

我記憶特別深的事情是，那時亞歷杭多還利用與屠宰場的關系以極低的價格將古巴人不愛吃雞爪和豬蹄運回到協會內部教授大家如何烹飪和實用……他說雞爪和豬蹄在廣東那邊是人們特別喜歡吃的東西，我也是從那個時候發現我從父親那里遺傳了中國人的特質，我愛吃雞爪也愛吃豬蹄還能吃一點辣，這些特質是古巴人沒有的……后來亞歷杭多去世了，新上任的主席沒有延承他的作風，協會內部再也沒有這項活動了，哈瓦那的肉店里從來不賣雞爪，我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吃到雞爪了，但是我仍然能記得那個味道。

我也是在那個時候在龍崗協會組織的活動中學會了關于中國麻將知識的，那個時候在古巴的中國男人是不喜歡教女人打麻將的，所以只有包括我在內三個女孩參加了協會組織的這項活動……麻將包含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首先你必須知道中國的數字、點數和文字等多種東西，這與古巴流行的多米諾骨牌是完全不同的……我想教年輕人打麻將，但是當下古巴的12個社團里沒有任何一個教麻將，這就是為什么孩子們看到老年人打麻將時想要學但是卻沒有辦法，我覺得很遺憾，因為中國麻將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學習中國麻將是讓新一代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方式。

瑪麗亞·卡門在給我展示她所知道的有關于中國麻將的知識。

今天的華人街里沒有什么重要的東西吸引年輕人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了，當下也幾乎沒有年輕人參加華人街舉辦的文化活動，因為沒有什么能引起他們的注意，甚至古巴武術學校舉辦的活動也沒有召喚許多華人后代，參加他們活動的大多數是古巴人……但有一個現實原因必須要提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住得離華人街很遠，所以他們很難了解到這里舉行了什么活動。我的孩子是中國人的后代，但他們從來沒有來過華人街，而他們如果不進入到華人街，他們是沒有途徑知道自己的文化的，這是事實……在古巴，我們通常不太注意父母的出身，我們只知道我們都是古巴人（Cubanos），你只有在華人社區才能知道我們的中文姓氏來自哪里，祖籍來自中國哪個地區，在我進入華人街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父親的中文名字是什么，但這些數據在中華總會館都會有記錄。

瑪麗亞·卡門在家里收藏了很多中國元素的物品，她說到上邊的漢字她都不認識了，但是她會一件件的查詢圖片的故事和象征意義然后背熟它，希望有一天能有華人社團內組織開課，她能向后輩們普及中國知識。

尾聲

整理瑪麗亞·卡門資料的時候古巴已經到了名義上的夏天。一天夜里一個噩耗突然傳來，我正在約做訪談的老人Pancho在那個夜晚去世了。那夜北海的風特別的大，馬雷貢的海浪翻涌狂奔，迎岸而上，一些海星海魚和海蟹在風浪里被大海無情地向岸邊拋棄。第二天，海面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陽光又像往常一樣灑在了這片土地上，漫上岸邊的海水隨著陽光的照射慢慢蒸發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但是目睹過這一切的人們都會記得，那個夜里海風用盡全力地咆哮嘶吼著，雨滴酣暢淋漓地拍打著窗子。這場景正如華人文化曾在古巴深刻而繁盛地綻放一樣，盡情而熱烈，然而如果不記下這些文字和故事，幾十年之后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真，社會的歷史記憶也會褪色翻篇，我大概也會忘記那個夜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