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二周 第二天

巴西 伏爾泰 《老實人，或曰樂觀主義》

托馬斯·莫爾爵士是在歐洲與新大陸接觸之始創作了《烏托邦》，到1759年伏爾泰撰寫《老實人》時，南北美洲已經在歐洲的牢牢掌控之下，全球性的商業化和帝國擴張，意味著新大陸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伊甸園。踏著拉斐爾·希斯拉德的足跡，伏爾泰的永遠樂觀的年輕人憨第德闖入巴西，希望在那里找到一個比腐敗并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更美好的世界。伏爾泰的南美風光純粹是想象出來的，里面充斥著從探險文學里刨出來的細節，比如對巴拉圭的一個鳥舍的描述：“憨第德立即被領進一個綠葉繁茂的花園之角，四周由玉色和金色大理石的精美柱廊環繞，鸚鵡、天堂鳥、蜂鳥、珍珠雞等各種最珍稀的鳥兒在鳥籠中嬉戲。”

在巴西，他遇到了高貴的野蠻人。他們好像是從蒙田的散文《食人族》（1580年）里走出來的。蒙田在魯昂遇見過一群巴西圖皮南巴人（Tupinambá）：在他的散文里，蒙田描繪他們被所看到的歐洲社會的不平等嚇壞了；他因此意識到食人族對敵人的消費儀式，其實相對于歐洲軍隊更殘酷的行徑還體面一些。伏爾泰更進一步，暴露了正肆虐一時的奴隸交易所造成的破壞對歐洲理想的嚴峻挑戰。

土著人還促使伏爾泰貶低基督教的虔誠。憨第德和加剛菩（Cacambo）穿上耶穌會士的外套，從一個邪惡的耶穌會團體那里逃脫后，逃進荒野，卻又被食人族的一個小部落抓住，并要被吃掉。憨第德抗議說食人者違背了基督教倫理，但這么講于事無補。加剛菩爭辯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這才使得抓他們的人心軟下來：

加剛菩說：“先生們，你們今天想吃個耶穌會士是吧？好主意；沒有比這樣對待敵人更恰如其分的了。是啊，自然法則教導我們說，要殺死你的鄰居，全世界的人都是這么干的。雖然我們歐洲人并不行使吃自己鄰居的權利，但那只是因為我們發現在別處找好吃的更容易。”

食人族為找到這些反耶穌會的盟友而興高采烈，于是釋放了俘虜。

為尋找憨第德失散的戀人居內貢，他們繼續深入內陸，來到了埃爾多拉多（譯者按：El Dorado，傳說中的黃金國或黃金城）。關于埃爾多拉多的傳說激發了一系列現實生活中的探險，最著名的有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行，他從圭亞那出發，順奧里諾科河（Oronoco）而下，去尋找這座神奇的城市，那里的國王全身披金，那里的街道撒滿珠寶。我從我的藝術家兼探險家海倫姨媽那里，繼承了一幅1647年的荷蘭地圖。 這幅地圖在其他方面還算相當準確，但為方便感興趣的訪問者，畫出了埃爾多拉多或叫馬努阿（Manōa，據信是它的印第安語名字）的位置，它位于遼闊的（但可悲的是，并不存在的）帕理瑪湖的邊緣（Lake Parime）： 

憨第德和加剛菩到達埃爾多拉多時，他們看到大街上的精美珠寶，被孩子們當作玩具玩耍。跟莫爾的烏托邦里一樣，這個原始又高尚的城邦不需要律師、法院或鋪張的宗教場所。歐洲游人常常對這些機構的缺失而議論紛紛并大肆夸張，有時候是表示贊賞，當更多的是為了論證其征服與讓人皈依入教計劃的合理性，正如我們從康拉德和阿契貝的書里讀到的。在《憂郁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中，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引用了一位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士的話。那人將人類學和語言學結合在一起，開玩笑說，巴西土著人沒有法律、沒有國王，也沒有信仰，因為他們的語言里沒有“l”“r”或“f”這三個音素（譯者按：這三個輔音分別是法律law、王權royalty和信仰faith三個英語單詞的首字母）。

伏爾泰的埃爾多拉多倒是有國王的，但他反對專制（他宣稱“這里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而且妙語連珠，這很讓憨第德驚訝，因為他講的確實很好笑（譯者按：這是對應第一章里，男爵“講什么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憨第德因此曾以為大人物不會有真正的幽默）。套用亞馬遜戰士的經典神話，國王的侍衛全部由強壯（但依然優雅）的女人組成：

在關于原始亞馬遜人美德的描繪中，伏爾泰的烏托邦的最大特色在于，埃爾多拉多是一個高科技天堂。在把科學作為埃爾多拉多人生活的基本特色這一點上，他比莫爾走得更遠：“最令憨第德吃驚，也最讓他開心的是科學殿堂，他在里面看見一個長達兩千英尺的畫廊，擺滿了研究數學和物理學的儀器。”

如果說莫爾的烏托邦是人文主義的天堂的話，那么伏爾泰的就是一個啟蒙運動的理想。然而，在埃爾多拉多待了一個月后，憨第德決定要離開：“如果我們待在這里，就跟其他人毫無區別。”他建議帶走一些馱滿黃金和珠寶的綿羊，這樣他和加剛菩就會擁有“比亞洲、歐洲和非洲加起來還多的財富”——這可是放眼全世界戰利品的大視野。幾乎是轉念一想，憨第德才補充說，一旦成為世界首富，他就肯定能把居內貢贏回來了。

埃爾多拉多的高級工程師們架起一套精巧的系統，使他們能翻越把埃爾多拉多與外面世界隔絕開來的懸崖，然后他們便出發了。他們到達的下一站是蘇里南（Surinam），這個情節是伏爾泰向阿爾塔·貝恩（Alta Behn）的《奧羅努科》（Oronooko）（1688）致意。《奧羅努科》講的是當地一次流產的奴隸起義的悲劇故事。在蘇里南，憨第德和加剛菩碰到一個嚴重傷殘的黑奴。他平靜地解釋說：“如果我們在工作的糖廠里被磨子碾去了一根手指，他們就會砍下我們的手；如果我們想逃跑，他們就會砍下我們的腿：我兩樣事兒都碰上了。這就是你在歐洲吃的糖的代價。”

早期旅行記錄中常見的一個主題是，歐洲探險家在遙遠的地方，驚訝地發現一個懂得他的語言的人，這個被語言聯系到一起的瞬間，使得他有可能與當地人交流并得到幫助。伏爾泰為這類場景提供了一個諷刺性的版本。仍在歐洲時，憨第德和居內貢遇到一個平生累遭不幸的老婦人（她本是教皇和公主的女兒），她被摩洛哥海盜綁架，跟語言不通的人生活在一起，當這些海盜又被來爭奪戰利品和俘虜的對手襲擊時，情況變得更糟。目睹母親被強奸并被肢解后，她昏迷過去，醒來后卻發現她的同胞，一個意大利俘虜正想要強奸她，他邊呻吟邊嘆道：“啊，沒有睪丸是多么的不幸啊！”（譯者按：O che sciagura d’essere senza coglioni，用的是意大利語，老婦人的母語）

這位老婦人并沒有被激怒，反而說她“聽到自己的母語而感到驚訝和高興”。伏爾泰故事中的女人們尤其具有適應能力，使得她們能熬過各種不幸遭遇而得以幸存。后來，當憨第德犯法而不得不逃跑時（他在倉促之中殺掉了葡萄牙的大審判官和一個猶太放債人，他們逼居內貢成為他們的共同情婦），他擔心居內貢獨自一人怎么辦。務實的加剛菩回答說，“她會有辦法的”“女人總能找到讓自己有用的事做”。加剛菩建議去巴拉圭，在那里憨第德可以靠訓練當地部隊掌握最新的歐洲軍事技術來致富（這是伏爾泰的又一個諷刺）。

伏爾泰用他的世界舞臺來破壞讀者對自己的社會狀況的滿足感，那種滿足感是“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但他不是激進的相對主義者，也不對其他文化本身感興趣。憨第德、居內貢和同伴們發現，人性在哪里都差不多，雖然這并不是一個讓人欣慰的發現。總而言之，加剛菩在巴西時對憨第德說：“你看見了，這一半的世界并不比那一半更好。”顯然，即使在烏托邦里也沒有烏托邦。

回到歐洲后，憨第德問一位老哲學家馬丁，他是否認為，“人自古以來就像今天一樣相互殘殺？是否他們從來就是騙子、叛徒、忘恩負義的人、盜賊、懦弱之身、偷雞摸狗之徒、懦夫、背后捅刀子的人、貪吃的人、酒鬼、吝嗇鬼、往上爬的人、殺人犯、誹謗之徒、狂熱分子、偽君子和傻瓜？”

馬丁說：“你相信老鷹抓到鴿子后，總是會吃掉的嗎？”

憨第德說：“那當然啊。”

馬丁說：“好啊，如果老鷹歷來如此，那你為什么認為人已經變了？

終于團聚之后，憨第德和居內貢在土耳其的周邊地區定居下來，決定專心過日子。故事以“我們必須耕種我們的園地”這個名句結尾。正如但丁的《神曲》始于我們人生的中途，這是一種社會的、而非個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耕種我們的園地。”南美之旅使憨第德和居內貢獲得了一種普世人性的哲學意識，同時對歐洲先天優越的幻想也有所批評。雖然更廣闊的世界并沒有提供名利、財富或征服的永久機會，但它確實為冒險和重新發明自己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正如加剛菩對憨第德所言：“如果在這個世界里沒有找到你的權利，你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里找到。發現新事物，做做新鮮事，不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