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考察湖州安吉余村，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2020年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再訪余村。

15年很短也很長，可以讓認識凝聚成共識，也可以讓理念變為一個國家的行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

作為“兩山”理念的誕生地和堅定不移的踐行地，15年間勾畫于湖州大地的豐富實踐告訴我們：

面對綠水青山還是金山銀山的進退與抉擇，會有陣痛，但不能迷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貴在咬定青山的堅持不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中國意義并不僅僅在于物質財富的創造和轉換，社會治理的和諧相融同樣是最美的風景。

在湖州看見美麗中國。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維，新的方向。

為此，從余村出發，以“兩山”理念15周年的湖州實踐為軸，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深入踏訪調研，力求探尋和解答這一生態文明成功樣本背后的為什么。本組系列報道共5篇，以下是“社會治理篇”。

2020年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 新華社 圖

山東菏澤來安吉的采茶女工陳大姐接過14天2100元工錢時，都還不敢相信，這事能這么順利解決。

今年3月底，湖州安吉白茶進入采摘期，受疫情影響，采茶工不好招。陳大姐和54名山東老鄉大老遠來，在安吉兩戶雇主家干了近半個月。但在工資結算時，雙方起了糾紛：事先商定工資按每天150元結算，但因采摘量沒達到預期，雇主要求按斤結算，說好的11.9萬元工資減少到8萬元。“每個人少了700塊，這不是小數目。”陳大姐急了，老鄉們也都群情激動。

事情反映到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僵持的局面迅速被打破，像突然行至快車道般順暢。

縣領導當天就牽頭各單位調處，至次日凌晨，各方達成協議：仍按11.9萬元支付工錢，一分不少。下午，陳大姐一行拿到現金，舒心地乘坐包車返回老家。

這是被形容為“信訪超市”的安吉縣矛調中心極其普通的一個案例。

今年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該中心。習總書記指出，基層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讓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有地方“找個說法”，切實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

15年前的2005年8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到安吉縣考察，調研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情況。安吉，安且吉兮。“從安吉的名字，我想到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經濟發展的和諧。”習總書記在這次考察時說。同日，他在安吉余村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 

從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到基層矛盾糾紛調解，都是對“兩山”理念關鍵內核“人與人和諧”的價值追求。15年間，作為“兩山”理念發源地，湖州始終在社會治理領域探索創新。

日前，在采訪中，澎湃新聞清晰地觸摸到了已深深融入湖州城市血脈的那一分和諧。湖州之美，絕不止于自然。那種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相融，才是最美的風景。

用心與心的對話，化解心結

“對當事人誠心，然后就是耐心，耐心，再耐心。”總結自己100%調解成功率的經驗，王正平說。

66歲的金牌“老娘舅”王正平，退休前在基層司法所做人民調解員、在法院做法官，退休后在安吉矛調中心設立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調解工作室。堅持在調解事業一線30多年，王正平已經成功調解了3000余起案件。

2005年、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調研安吉，都見了王正平。

“聽說經我調解的案件全部成功，總書記很高興。2005年時，總書記叮囑，要切實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存在的信訪熱點、難點問題——我一直銘記在心。”王正平告訴澎湃新聞，“這也是我退休后繼續發揮余熱的重要原因。現在，連我兒子也在基層司法所從事調解工作。”

不久前，王正平經手了一個案例。一位80多歲的老人有三個兒子，一個低智、一個低保戶、一個低收入，怎么解決贍養問題？他調解了五個多月，一趟趟跑當事人、親屬、相關部門。最后商定老人日常起居由三個兒子的各自家庭輪流照顧，生活費從養老保險金開支，村里再補貼一部分。

“老人和三個兒子都不容易，但問題不解決就容易郁積矛盾。我相信，只要你自己將心比心，用心去化解，就沒有什么解不開的心結。”王正平說。

澎湃新聞在采訪中發現，湖州各區縣、鄉鎮矛調中心，都有“王正平工作室”這類個人品牌調解工作室。

“接訪窗口是普通門診，個人品牌工作室就是專家門診，群眾可以按需‘掛號’。” 安吉縣矛調中心主任、縣信訪局局長沈高飛表示，工作室都是由調解能力強、經驗豐富、群眾認可的調解員掛牌領銜，各自有自己的風格和擅長的調解領域。

平安大姐工作室調解現場  本文圖片除注明來源外均為湖州市委宣傳部 圖

吳興區織里鎮矛調中心的“平安大姐工作室”由28名年齡在33～60歲之間的女企業家組成。“我們工作室的大姐都是在織里鎮白手起家做生意的，企業穩定、有愛心、熱心腸、自己家庭和睦都是必要條件。”平安大姐馬玉蘭告訴澎湃新聞，女人說話比較有耐心，往往聊著聊著就把問題解決了。

近日，一位織里的童裝工廠老板來向平安大姐求助：廠里兩撥生產線急需的熟練工人打架，互相不滿，都嚷嚷著勢不兩立，要求老板辭退另外一方。老板又氣又急。經四位大姐推心置腹輪番做思想工作，最后以兩撥工人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并全部留下的結果圓滿解決。

“像這種事，我們調解起來就像處理自家廠里的事一樣，自己辦廠的過程中也都遇到過類似的磕磕絆絆，知道彼此的難處，很能感同身受。”平安大姐陳玲玲說。

織里鎮矛調中心負責人表示，人民調解不是依靠權威、官威，關鍵是靠人，“群眾走進個人品牌工作室，面對的不是冷冰冰的機構衙門，而是實實在在、值得信任的‘人’，調解的過程是一場人與人的交流、心對心的對話。”

個人品牌調解工作室，加上信訪、司法、公安、紀委等單位集中進駐，其他單位動態輪駐、因需隨駐，多部門集中辦公、集約管理、集成服務——這些有血有肉的肌理最終匯集成為一個系統高效的矛調中心。

“郡縣治，天下安”。可以說，矛調中心是使基層矛盾糾紛見之于早、防之于小、解決于萌芽狀態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層級。目前，湖州5個區縣、69個鄉鎮已經實現矛調中心全覆蓋，2016年3月至今，全市累計調處各類矛盾糾紛1.7萬余件，化解率達94%。

城市的溫度源于公平公正的制度

位于湖州東部的織里，是聲名遠揚的中國第一童裝之都。

1990年代后期，伴隨著當地童裝產業規模擴大，大量外來人口涌入織里鎮。2004年，織里鎮的流動登記人口數量首次超過本地戶籍人口數，由2003年的4.9萬人猛增至14.2萬人。如今，只有10萬本地人口的織里，聚集了35萬外來人口。這讓一個原本普通的江南小鎮“措手不及”：安全生產監管跟不上；流動人口管理還停留在手工登記為主；警力配比失衡；街面環境臟亂差……

織里陷入“小馬拉大車”的社會治理困境。2006年，織里鎮發生了兩次重大火災，暴露出嚴重安全隱患；2011年，織里發生因稅而起的群體事件——社會治理能力跟不上產業發展步伐引發的問題爆發式呈現。

中國童裝之都織里鎮

陣痛之后，織里沉下心來，先是花大力氣對所有“三合一”廠房進行了整治，明確提出“三進思路”：生產進園區、交易在街區、住宿進社區。同時，這個“戶戶皆繡機，遍聞機杼聲”的小鎮，像繡花一樣管理城市。車輛違停、亂扔垃圾、業主占道等，網格員事無巨細都會管。哪怕是背街小巷中，三輪車位和垃圾桶的間隔都經過精確設定。整個鎮區環境由此煥然一新。

社會治理的基石是秩序，但一座城市人與人的和諧除了秩序，同樣需要的是溫度。對于處在人口遷徙沖撞渦旋的織里而言，如何構建織里原住民與大量外來人員之間共存共榮的良性制度安排，成為繞不過去的命題和挑戰。

“我自己就是河南來的，現在我們織里其實沒有本地人、外地人的區分。無論你從哪里來，來到了織里，都是織里人。”做了10年社區民警的織東派出所軋村警務站站長陳建如告訴澎湃新聞，自己對織里社會治理舉措的最大感受就是“公平、公正”。

10多年間，織里政府投資百億元建學校、修醫院、完善公共基礎設施，保障每一個適齡學生都能上學，公辦學校60%在校生為外來新居民子女。在織里，安徽歙縣的打工者人數眾多，鎮有關部門就在各大醫院專門為歙縣務工人員開設窗口，醫療費用可以異地結算。去年，又把異地結算的地區范圍擴大到了遼寧等七個省。

“圍繞人的需求做文章”，是織里社會治理精細化探索的根本邏輯。“大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在便捷化的基礎之上，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普惠化決定一座城市的溫度。這背后，關鍵還是制度建設。”織里鎮的一名官員向澎湃新聞表示。

“織里的社會治理經驗，是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初步解答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所普遍面臨的困局，也就是在向現代化快速轉型以及社會人群快速流動的過程中，怎樣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協同推進。”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認為。

織里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窗口。事實上，以公平公正為指向，用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在湖州已經蔚然成風。

2012年11月，由浙江省高院大力推動，湖州吳興區法院在全國率先試行“司法透明指數”體系，將司法公開程度量化為可感知的具體指標，包括行政管理、司法過程兩方面在內共6個一級指標、100個二級指標。立案信息查詢、公民旁聽庭審、電視網絡庭審直播等等，用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實現公正。

崇德向善的力量，潤物無聲

德清縣“民間設獎”頒獎典禮

社會治理中，還有一股“隱形”而又強大的力量——道德的浸潤。

湖州的德清縣，因“人有德行，如水至清”得名。吟出“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的唐代詩人孟郊就是德清人，孝道、仁德的文化一直傳承于當地百姓的基因中。

近年，德清出現了一種獨特的“自下而上”的道德力量新載體：民間設獎。最早是德清縣太平村村民馬福建目睹村里存在“敬老不足、愛幼有余”的現象，自掏腰包設立了“孝敬父母獎”。之后民間設獎很快被效仿，走向全縣。

“德清的民間草根獎項現在已有76個，累計發放獎金超過200萬元，獎勵百姓1萬多名。”德清縣民間設獎協會會長王彥方表示。

這種民間活力也迅速得到了政府回應。德清縣委宣傳部精神文明建設指導中心主任陳磊告訴澎湃新聞，縣里專門成立了民間設獎指導管理領導小組，制定管理辦法，并進而建立全國首個公民道德教育館和100多家村級文化禮堂，抓住公民道德建設的“每一個閃光點”，大力宣傳以形成輿論氛圍。

在民間自發、政府引領下，德清民間設獎的設獎人、得獎人像一面面鏡子，喚起了周邊更多百姓的道德自覺。

依靠標桿人物崇善揚德，湖州吳興區也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遠嫁到吳興區的村民楊世芬，30多年包攬家務、農活，為給繼女治病四處求醫、上山拔草藥，為照顧年邁婆婆每晚搭床陪夜。2018年，她被評為首批“吳興好人”之一。當年起，該區啟動“吳興好人”評選，每個季度評出10位先進典型。在吳興，塘紅村有浙江省最大的村級“好人館”，安定書院社區則建有全省首個社區“好人館”。

獲評“吳興好人”、在“好人館”展出事跡的，都是像楊世芬這樣的“小人物”，但“小人物”有大作用。“我們希望充分挖掘群眾身邊的好人好事，樹立看得見、學得了的榜樣，讓一個人帶動一群人，一群人點亮一座城。”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彩英向澎湃新聞表示。

湖州來自基層的自治探索，還有鄉賢參事會制度。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其名著《鄉土中國》中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張復雜龐大的關系網,人熟是一寶。在鄉村，人頭熟、有號召力、德行能做表率的，即為鄉賢。鄉賢參事會起源于德清縣洛舍鎮東衡村，目前已在全縣鋪開至106個，累計參事3756次。去年，國內首個鄉賢參事會建設和運行規范的地方標準在湖州首發。

鄉賢參事會

東衡村鄉風館的門楣上明明白白地書寫著——“斯文不墮，全賴鄉賢”。村民們有事，找村書記、主任之前，先找鄉賢。“這個和領導開會不同，和我們商量問題更像聊天，在飯桌、村口就能把事情反映了，我們再向村干部轉達，同時建言獻策如何解決。”鄉賢陳先生告訴澎湃新聞，“小事找鄉賢，大事找政府”在當地已經成為鄉間共識。

與鄉賢參與相類似，湖州南潯區的家風建設同樣是運用傳統道德力量助力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

涌現出中國近代最大絲商群體的古鎮南潯人文積淀厚重，“得諸社會，還諸社會”、“講信修睦”等歷經百年的優良家風，在此代代傳承。而好家訓從來不只是“王謝堂前燕”，更能“飛入尋常百姓家”。伴隨南潯近年來廣泛開展的家風建設，該區已有14萬戶家庭立家訓、傳家教，源源不斷地從社會各個角落釋放傳統家風文化的正能量。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3月30日考察湖州，談到疫情防控工作時表示，這是我們社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的一次大考。

看湖州的這張答卷，答案不言而喻：

疫情突發，依靠成熟的基層組織網格員體系和召之即來的志愿者隊伍，湖州在全國率先創造性開展“洗樓”行動，“盯住重點區域、隔住發熱”，是浙江全省確診病例最少的地級城市之一；

復工復產，湖州在浙江最早提出“防控、復工兩手抓，兩手硬”，迅速出臺全省首個應對疫情支持企業健康發展的“湖八條”政策。同時設立1億元補助獎勵資金，包車、包專列、包機，接返外來務工人員。數以萬計的新湖州人迅速從全國各地回到第二故鄉，因為這里是他們的家……

“大考”之外，湖州城鄉居民收入比1.7:1，是全國城鄉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平安指數2019年８次獲省內第一，今年又連續3次登頂浙江。綠水青山間，湖州人與人和諧相融的社會善治，為“行遍江南清麗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給出了新時代最美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