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CEIC（司爾亞司數據信息有限公司）的數據，1965年12月至2019年12月，中國市場居民消費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平均值為49.7%。低于美國（66.9%）、英國（61.6%）、日本（54.7%）等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如巴西（64.4%）、印度（59.5%）、馬來西亞（63.1%）也保持著較高的消費率。

2018年，全球平均居民消費率占GDP的比率為55.41%，其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比率約為65%，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約為58%。顯然，中國在消費方面與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距。

對于中國消費低迷的原因，學界一直有不少研究?！爸昂荛L一段時間，我們對消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這樣的因素，認為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保障不完善引起居民消費不足。但現階段我們國家整體的消費環境有所優化，居民醫療、養老等保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電商、快遞的快速發展也提高了居民消費便利度，但是現實是我國的消費規模和結構卻沒有顯著提升。既然這些宏微觀因素的優化并沒有顯著提升消費，是否有可能是背后的體制原因造成了中國現階段社會消費低迷？”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在站博士后、講師朱雅玲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

朱雅玲在2020年6月出版的學術期刊《消費經濟》上發表了論文《地方競爭、公共品供給與消費》，嘗試從地方官員晉升的政治錦標賽體制角度解釋中國居民消費低迷的現狀。

澎湃新聞：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研究中的變量設計邏輯？

朱雅玲：我這次主要研究的是地方政府競爭、公共品供給和消費三個主要變量之間的關系，其實主要是研究地方政府競爭是通過什么路徑或因素影響消費。

從2012年步入新常態開始，中國就一直強調要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加強需求側動力要素發展。2015年，國家提出供給側改革，促進供需雙側共同發展、協同推進經濟發展。選擇公共品供給作為變量之一，主要是因為它是一個連接了供需兩端的中間變量。

這次的研究中，地方政府競爭涉及制度、稅收等，屬于供給側層面，消費則是需求側，而公共品供給則是連接地方政府競爭和消費的中間變量。地方政府競爭影響公共品的供給，而公共品供給數量、類型的不同將影響消費。

地方政府競爭對消費的影響路徑。圖片由受訪者繪制

澎湃新聞：為什么選擇外資占GDP比重作為標準來衡量地方政府競爭程度？

朱雅玲：這主要是因為早期我們國家地方政府競爭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招商引資”，資本對地方發展來說至關重要。雖然現階段中國強調要發展服務型政府，但“引資”還是地方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標。所以，用“外資/GDP”這一比值來衡量具備一定的合理性。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提到，地方政府競爭程度每提高1%，居民消費下滑0.271%，為什么會造成這種負相關的情況？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對于居民消費是否有影響？

朱雅玲：事實上，文章中的結論并非絕對，地方政府競爭是否會導致居民消費降低主要取決于地方政府采取的競爭方式。

如果地方政府采取降低資本稅來吸引資本，優化企業經營資本環境的方式，那么地方政府競爭會降低居民消費降低。原因有二：一是就業效應，由于資本稅優惠，企業會更愿意運用資本去經營，較少使用勞動力，因為勞動力價格比資本更高，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就會降低居民就業。另一個則是收入效應，由于資本稅降低，企業的經營環境優化，那么在整體國民收入分配中企業的份額會相對更高，另外，資本稅優惠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刺激一部分居民投資，從而導致居民消費降低。

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民生性的競爭方式，比如降低所得稅或者提高養老保障，居民就更愿意消費。所得稅的降低可以直接帶來收入的增加，同時，養老、醫療等保障的提高更有可能緩解“后顧之憂”，因此居民就會更加“能消費”“敢消費”。

地方政府競爭的激烈程度對居民消費是有影響的。通過競爭，任何單位都會實現自己的某個目的，對企業來說可能是市場份額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對政府也是一樣，通過競爭，政府服務效率可能提高，轄區內的入駐企業數可能增加，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變化都會影響消費。

澎湃新聞：地方政府競爭程度越高，政府公共品供給的水平就會越高嗎？公共品供給主要指什么？

朱雅玲：一般情況下，地方政府競爭程度越高，公共品供給的水平也會越高。這與企業競爭的邏輯類似，一個企業要想脫穎而出，被消費者喜愛，需要提供更高質量或者性價比更高的產品。政府想要在競爭中獲勝，或者說在晉升錦標賽中脫穎而出，就需要提供更多、更好、更符合發展要求的公共品來吸引資本和人才。

公共品供給包括許多公共品的供給，研究中主要指的是與企業發展、居民生活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品，大類可以分為資本性公共品和民生性公共品。

澎湃新聞：公共品供給對居民消費會造成什么影響？為什么？

朱雅玲：資本性公共品供給對居民消費可能產生負向影響，而民生性公共品供給對消費會形成積極的影響。后者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因為民生性公共品如醫療、教育、養老等可以緩解居民自身、孩子以及父母的生活壓力。

其實醫療和教育方面的壓力是中國居民不敢消費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學區房”等現象是阻礙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雖然中國近年來在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人口基數大、地區間差異較大，許多地方政府還有不少工作要做。

而資本性公共品是否能對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則主要取決于資本性公共品的內容。有些資本性公共品有利于企業發展，也會吸引居民進行投資，從而降低消費。然而，道路建設一類的資本性公共品，不僅更有利于企業經營發展，同時也優化了居民的消費環境，尤其是在當前電商發展迅速的大環境下，物流方面公共品的供給極大提高了居民購物便利度，對于消費也有正向影響。

澎湃新聞：研究中的回歸結果表明，對外開放程度對居民消費產生顯著負向影響，為何會出現這種關聯性？

朱雅玲：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后，很多企業由于稅收優惠、經營利潤高等原因更愿意進行出口業務，這有可能導致國內產品供給不足或國內產品質量較差，引起居民消費意愿不高或消費外流。

中國在前幾年就面臨過有效供給不足使得居民消費外流的情況，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UNWTO）的調查顯示，2018年中國公民在國外花費2773億美元，這其中即使只有三分之一發生在國內，中國的消費率都會有很大提升。

當然，對外開放程度提高也優化了企業和居民進口產品購買便利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會刺激消費的。正反兩種影響比較下，目前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帶來的有效供給不足效應超過了消費便利效應，從而使對外開放程度對居民消費產生了負向影響。

澎湃新聞：從您的研究結果出發，地方政府競爭的哪種模式可以對居民消費產生正向促進作用？如何減弱地方政府競爭對于居民消費的負面影響？

朱雅玲：地方政府采取民生性競爭方式，比如說所得稅優惠、提高養老保障金、減免學費、發放消費券等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中國近幾年確實在采取這些措施，比如義務教育學費減免，稅收起征點提高等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從2012年開始，居民消費率就在不斷提升，雖然增幅較緩，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

問題中減弱地方政府競爭對居民消費的負向影響這樣的說法是不合適的，因為本身地方政府競爭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有正有負，而每個地區都有其各自的發展目標。我們可以說，在國家發展方案指導和地區發展目標引領下，地方政府應盡可能采取偏向民生性的競爭方式，如提高醫療基本保障額度、加大教育扶持力度、均衡城鄉教育資源供給等。

合理地利用資本、增加民生性公共品供給以及采取偏向民生性方式，既有利于地方政府在晉升錦標賽中脫穎而出，也有助于促進社會消費，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有條件的地方政府應進行一些有助于培養居民消費新習慣的公共品供給，比如對物流、電商、智能行業等進行投資，盡量避免重復性基礎設施建設或者飽和性行業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