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就像猛地打在胸口的一記悶拳，讓人們久久無法恢復。半年過去，似乎各種形勢都在好轉，然而所謂“后疫情時期”也同時暗示著疫情給人們留下的無法估測的后遺癥，這些看不見的影響就像是平靜水面下的暗流，無遠弗屆地產生效應。故而，在后疫情時期，回顧疫情期間的各種“癥狀”，無論是生理、心理的，還是社會、家庭的，顯得尤為重要。

相較于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和在風雨里奔波解難的快遞騎手，大多數人在疫情期間都有一段配合防疫，居家隔離的時期。從網絡上傳達的信息來看，大致可以被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整天與家里人共處一個空間，另一種則是回不了家，一個人獨自身處異鄉，24小時處于一個人的空間。

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的感受及其結果實質上又可以細分出不同的狀態。首先，與家人在同一個空間共處的時間明顯增加，這讓一部分原本沒有太多時間與家人交流的人們覺得難能可貴，在這一期間能夠與家人增進了解。而同時也讓一部分人群覺得苦惱不堪，因著個人空間的壓縮，個人的時間似乎也隨之壓縮，嘆息著獨處時間的消失，甚至還有更為嚴重的結果——由于長時間被迫待在家里，難免會有摩擦，反而助長了家庭暴力的生成。

根據日本“家暴舉報中心”的統計，在4月20日至5月19日之間，中心共收到了4400條求助，同期相比上升30%；4月，奧地利的家暴咨詢組織統計，自該國宣布禁足令以來，家暴求助案件增加了70%，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則在4月8日發表聲明：“由于病毒的肆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處在不同程度的封鎖之中。其中有15億以上的青少年及兒童，都由于學校停學而受到影響。因為外出受到限制，家庭收入的減少，與社會的隔絕，更加緊密的生活環境，以及隨之產生的不安感和壓力的飆升，令很多以前就生活在暴力泛濫、不完善的家庭環境中的未成年人，暴露在更多的遭受身體、心理、性等方面的虐待之中……”

UNICEF/Mohamed 圖

針對以上這種情況，本文試圖從個人空間的必要性及相應的家庭關系、心理距離的角度來討論城市空間的合理發展。

撇開新冠疫情這樣的特殊狀況，其實單身生活乃至單人家庭的情況已經越來越普遍，而這一現象在日本可以說尤為顯著。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社會便開始出現“獨身貴族”“Meism（自我主義）”等針對單人家庭的稱呼，為單身去外地工作的父親提供一室戶公寓、為錯過末班車或者單獨外出活動的人設計的膠囊旅館都可以說是為這種離開家庭，單獨生活的人們提供的選擇。如果說那個時代，大多數人是迫不得已開始獨身生活的話，那么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建設步伐加快，高齡、晚婚、不婚的人群逐年增加，如今的日本社會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擁有傳統意義的家庭，或者選擇出離家庭獨自生活。

根據日本國勢調查，自1920年開始，“單人家庭”的數量便逐年增長，直到2015年，“單人家庭”的家庭數量已經達到1684.5萬戶，占據日本家庭總量的三分之一。日本學者巖下久美子在2001年出版《一個人》，上野千鶴子隨后在2007年出版《一個人的老后》，探討了由于日本社會老齡化、結婚難、離婚率高等各種原因導致的單身人群增加的社會現象。在國內也擁有眾多讀者的《孤獨的美食家》在2000年之后再度受到熱捧，并轉拍成電視劇，也是這種“一個人”現象的共振效果。

巖下久美子《一個人》、上野千鶴子《一個人的老后》書封

盡管“獨身”現象自進入21世紀以來才開始變得更為顯著，而“個人化”的進程則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前現代”“第一現代”時期。埃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對于社會分工的研究指出，由于社會分工的發展，個體的個性和自由意志開始生成。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對于社會分化的研究則顯示，隨著人們所屬的社會交往圈的擴大，每個人的個性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展。

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稱為“后現代”或“第二現代”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從大量生產和固定勞動模式開始轉向靈活生產及流動式勞動。“獨身”現象可以說是在這一時期“個人化”的一個側面反應。

這兩種不同時期的個人化發展的共通之處在于其發生的地理背景都是城市，可以說個人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因此，個人的物理身體在城市中的存在空間和移動可以說是這種個人化進程的顯性表現。在這一點上，日本，特別是東京這個城市，或許是非常契合的考察對象。

南后由和《一個人空間的都市論》書封

日本學者南后由和針對這一問題，研究出版了《一個人空間的都市論》一書。他首先對“一個人空間”做出了如下定義：以某種手段確保個人處于“一個人”狀態的空間。所謂手段，可以分為可見的物理裝置，如房門、屏風等，另外還有不可見的手段，例如當人們拿出手機等移動設備查看時，便無形中豎起了一道個人“屏障”。

對應于日本城市的個人化發展進程，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便出現了大量的“單間公寓”（1R/1K），即在一個房間里，廚房、衛生間一應俱全，除去廚房和衛生間的面積，可用面積大約為6帖（約9.72平米），對于一個人的生活而言是最為經濟的選擇，也是大部分離開家鄉去都市打工、念書人群的第一選擇。

1R，即1 Room的簡稱，指代一個統間，廚房、衛生間、臥室之間沒有隔斷，在一個房間內。1K，即1 Kitchen的簡稱，指代廚房與臥室在空間上具有房門等隔斷的設置。圖片來源：http://realestate.excite.co.jp/

根據日本房地產公司Recruit在2010年實施的調查，在東京的租借住宅中，1R·1K房型所占比例為24.6%，是紐約的2倍，倫敦的3至4倍，大約有54%的單身人士租借這種房型。

日本建筑家黑川紀章設計并于1972年竣工的中銀膠囊塔樓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這幢樓位于東京銀座這個寸土寸金的區域，外觀就像是堆積起來的鳥籠，每個膠囊房間的面積為10平米，沒有廚房，但低至6萬日元左右的（約人民幣3600元）的月租金，讓它在銀座這個區域始終具備競爭力，沒有一個房間空置。

中銀膠囊塔樓的外觀。圖片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

每間房間的房型，除去組合式衛生間的面積，房間面積為4帖（約6.5平米）。圖片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

中銀膠囊塔樓房間內景。攝影：大橋富夫  圖片來源：https://www.mori.art.museum/

除了居住空間的個人化模式的普及，進入21世紀后，消費市場也針對獨身生活模式調整對策，可以說在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個人”的文化，城市空間也因此更為多元。

例如，網絡·漫畫咖啡館中設置了隔間，可以讓人們選擇在一個相對封閉、不被打擾的狀態下看漫畫、上網。日本許多上班族會將這里視作工作壓力的釋放出口，下班后在這里待上幾小時，其一可以逃避時不時的工作應酬，其二可以暫緩面對來自家庭的壓力甚至干擾。這里是他們與自身愛好共處的小世界，而隔間的設計又可以減少他們與外界不必要的聯系。對于自由職業者或者派遣勞務人員來說，由于工作的流動性較大，這種設有隔間的網咖完全可以被當作租房的替代品，因而也出現了“網咖生活”這樣的詞語。

在東京街頭幾乎隨處可見這樣的網咖。圖片來源：https://www.bushikaku.net/

近年來，還出現了“我的房間”這種短期租房連鎖店，租房費用按小時計算。圖片來源：https://www.bushikaku.net/

“漫畫喫茶”這一原本指向消費場所的名稱，現在已經成為日本文化的代表名詞。圖片來源：https://matcha-jp.com/jp/2530

日本經濟持續不景氣的當下，迫于房租壓力等等原因，“網咖難民”的增加已經成為日本社會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圖片來源：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91001/k00/00m/040/099000c

按照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厄里（John Urry）的研究，這種在人的移動過程中生成的空間，也就是在家庭、工作、社交等間隙中存在著的空間，可以被稱為“中間空間”；而日本都市社會學者磯村英一則將家視為“第一空間”，職場和學校為“第二空間”，處在家和職場中間狀態的則是“第三空間”，他認為日本人在“第三空間”中渴望“一個人空間”的傾向會更為明顯。這些研究其實都例證了人們在城市中對空間使用的自主創造性及相應的對于城市空間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之后，對應于個人化的多樣需求，城市消費場所的變化更為顯著。例如一人卡拉OK店、一人烤肉店、一人涮鍋店等形式的出現，這都為傾向于單獨行動、生活的人群提供了極大便利。或許，對于中國人而言，一個人去飯館吃飯并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但是，對于他人導向型性格占極大比重的日本人而言，一個人進入那些更適合聚餐的飯館，比如居酒屋、烤肉店，是非常困難的。首先是點菜的不便，其次是要承受來自其他人異樣的眼光。在更早一些時候，女生獨自一人進入吉野家、松屋等連鎖快餐店，都要鼓起勇氣，因為在傳統思維中，那是男人們用餐的地方。而更為嚴重的是，在工作場合或是學校食堂，因為自己沒有伙伴共同進餐，在食堂很難找到座位，甚至會被當作異類遭受白眼。這也是“便所飯”一詞的由來，有些職員或學生因為不愿讓別人看到自己獨自用餐，寧愿選擇在廁所隔間吃飯。一人烤肉店、一人涮鍋店的出現適時地解決了這一系列的煩惱。

在日本已經出現以“一人烤肉”為主打的烤肉店。圖片來源：https://hitoriyakinikutogo.owst.jp/

店內的吧臺席位，相互之間用木板隔開，保證了私人空間，并且用移動設備點單，也減少了與店員的直接接觸。圖片來源：https://hitoriyakinikutogo.owst.jp/

當然，對于這種“一個人”的狀態，人們并不都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在日語中，普遍用“您一位”這樣的詞語來稱呼獨自生活的人群，這盡管是一種尊稱，但它有時包含著諷刺的否定意味，這與日本傳統思維中的“他人導向”有著密切關聯。與此同時，這種獨自生活的狀態也生成了某些令人擔憂的社會問題，如“家里蹲”、“孤獨死”、“網咖難民”、“陌生化社會”，這些問題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中國個人化及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可以說已經出現了此類問題的苗頭。

面對這種情況，最近出現在日本的一些空間案例或許可以提供有益的示范和思考。在今年3月開門迎客的星巴克高輪Gateway站店與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合作引入了“Smart Lounge”模式，其整體概念是“滿足單人使用及工作模式的各種需求”，除了常見的適合開展工作會議的大桌面，這個新空間還設有六間半開放式的單人空間，以及與JR東日本合作的封閉式Station Work工作基站。在這個空間內，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選擇自己想要的“移動中的空間”。

星巴克高輪Gateway站店入口處便立有“Smart Lounge”的招牌。圖片來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半開放式的單人空間，既保證了一定的私密性，又讓人們可以與外部保持交流。圖片來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完全封閉式的Station Work按時計費，人們可以用交通卡刷卡進入并付費。圖片來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Station Work基站內部，基本設備一應俱全。圖片來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此外，創立于2016年的“Bed and Book Hotel”（床和書旅店），可以說是一家提供住宿的書店，抑或是存在于圖書館中的旅館，由著名建筑家谷尻誠率領的建筑師團隊為這個理念打造了別具風格的室內空間，讓書架和床自然地銜接在一起。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卻又可以與外部聯通，被南后由和稱之為“大家處于一個人狀態的空間”，而這里的“大家”并不是指不特定的大多數人，而是以書這一媒介集合到這里的人群。因此，在這里每個人既可以保持空間的獨立狀態，同時又身處一個隱性的社群之中。

人們既可以選擇在書架后面自己單獨的空間內與書共處，也可以在公共區域跟同好輕聲交流。
圖片來源：https://www.booking.com/

這兩個新型空間都試圖提供給人們在一個移動地點，對于空間需求的多元選擇，可以說破除了“一人空間”和“群體空間”極端對立的狀態，而以一種相對柔軟的社群狀態將單個個體包容在內。

在疫情期間，人們的這種心理需求更是得到了突顯，在需要獨處的同時，又渴望與外部世界建立關聯，這并不是兩種水火不容的心理，也并非日本人所獨有的特征，可以說是每個個體都面臨的日常狀態。正如“個人化”是永遠在進行中的現實，在城市空間中，對于一人空間和群體空間的這種調和可以說也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它不僅需要空間設計對于不同個體和群體需求的考量，更需要通過人這個主體加以體認、改造，最終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

（作者袁璟系寫作者、譯者，畢業于日本關西大學，社會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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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孤島”系列關注城市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心理距離，不定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