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歐洲最重要的“他者”之一。進入現代世界以來，歐洲的中國觀多次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有時是短暫而浮泛的，有時卻與歐洲內外經濟社會變遷深刻交織，成為更廣泛的結構性變化的先聲。2016年以來歐洲中國觀的變化，應屬于后者。

一

歐洲中國觀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很短時間內，整個歐洲開始集中討論中國問題，這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國際影響力提高的一個直接承認。

2009年歐債危機暴發后，歐洲精英及民眾熱衷于爭議歐洲一體化，尚不太顧及中國。直到2016年“鋼鐵產能過?！?“美的收購庫卡”才導致中國成為公眾議題。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歐洲在中美間左右為難，其典型體現便是“用不用華為”。在英國脫歐之外，如何應對中國已成歐洲政治家最關心的問題。2020年的新冠疫情則使歐洲首次深刻體會到：中國的內政、社會，也能直接深入長遠地影響歐洲。疫情使歐洲對華政策討論進一步深化。

其次，歐洲的中國觀在“變差”，歐洲精英對中國質疑增加，互信減少。

2014年，中國與歐盟宣布建立“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但2016年以后，歐方對此極少主動提及。2019年，歐盟單方面對中國作出四個定位：合作伙伴、談判伙伴、經濟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疫情之后，歐盟進一步強化了將中國作為“制度性對手”的定位。

再次，歐洲中國觀的變化，已與歐洲對發展道路、全球定位的探索緊密相連。

歐洲領導人似已發展出一套完美的悖論：在經濟上，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保證自由市場（如新的貿易、投資、產業政策）；在政治上，則通過加強權威引領來保證既有的自由主義制度（如新一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要打造“地緣政治委員會”）。

這對歐洲而言，是個重大的變化。而中國，正是促成此變化的重要刺激因素。如果說，歐盟收緊貿易和投資政策主要是“防”中國，那么，加大對產業的扶持則主要是“學”中國。而且歐洲精英近年也前所未有地把中、美、俄并列，作為呼吁歐洲自強的依據。

最后，歐洲的中國觀仍在激烈變動中，對中國的不同看法深深“撕裂”了歐洲。

法德兩國擔心失去產業競爭力，對華日漸強硬。歐盟的立場，實則取決于法德。英國及北歐國家，同樣對中國的發展不安，但不愿以損害“自由市場”來對抗。東歐、南歐大多數國家，則希望通過與華務實合作獲實利。

在美國施壓、拉攏下，歐洲立場進一步分化。法德兩國推動歐盟走向“戰略自主”。英國由于脫歐而面臨歐洲國家中最大的“選邊站”壓力。其他歐洲國家有的支持歐盟（如西班牙），有的希望成為中美之間的橋梁（如葡萄牙、希臘、意大利），有的傾向于低調觀望（如羅馬尼亞、斯洛伐克），還有的試圖從中美對抗中獲利（如芬蘭、匈牙利）。在英國、德國、意大利、波蘭、捷克等歐洲國家中，對中國看法的分歧已成為其國內政治一大特色。

總的說來，由于內外政治生態變化迅速，歐洲各國的對華政策“已無可靠預測方法”，政隨人走、權宜施策十分常見。

二

歐洲中國觀變動的背后，是歐洲所珍視的一些基本觀念岌岌可危的處境。這些基本觀念為歐洲看待中國提供了認知框架，但當前受到了嚴重挑戰。

第一個基本觀念是“自由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可視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三大現代思潮的撕戰；而在歐人看來，戰后的歐洲一體化正是自由主義在歐洲這片土地最終勝出的明證?！白杂芍髁x”也為歐洲看待中國提供了認知框架。這個框架在學界的表現之一即為“現代化理論”。

雖然對中國如何“現代化”看法不一，但在過去幾十年中，歐洲占上風的觀點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之后就會逐步實行政治變革，最終越來越“像”西方。然而，近年歐洲對“中國不像我們”的失望、憤怒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德國總理默克爾2020年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的例子顯示，一個不民主的國家也可以取得經濟上的成功，這對我們的自由民主政體是一個很大的挑戰?！?/p>

第二個基本觀念是“多邊主義”。如果說“自由主義”為西方所共享，那么“多邊主義”則更具歐洲特色。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后，歐盟正是因為反感美國“單邊主義”，才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2016年底特朗普勝選后，歐洲國家也攜手中國力挺“多邊主義”。

然而，2020疫情暴發后，歐方質疑中方抗疫表現，開始指出中歐對“多邊主義”的理解實則不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指出：“我們歐洲人支持有效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而中國是選擇性的多邊主義，這是基于對國際秩序的不同理解。”

如果說，中國的挑戰使歐洲的“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理念喪失了競爭力，那么來自西方內部的挑戰則使其喪失了合法性。十多年前暴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自由主義理念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西方民眾的吸引力。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在各國抬頭，外國、移民乃至國際組織成為西方民眾的抨擊對象，歐洲一體化乃至國際多邊機制都處于二戰后的最低潮。

“自由主義”與“多邊主義”有一個暗合之處，即都對國家的角色有所限制。正是中國在內外政策中突出國家角色，而此做法又影響了歐洲利益，因此才引發歐方的質疑。但中國加強國家角色的一些做法又恰恰與當下歐洲內部乃至國際政治的某些潮流相合，因此大大增加了歐洲精英在智識和行動上的應對難度。

三

一些曾經人人信以為真的觀念被動搖，這本身就顯示了在歐洲乃至在全球久已存在的“文化霸權”已經動搖?？梢哉f，自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西方便處于“舊制度垂而不死，新制度一時又不能落地”的危機狀態中，國際秩序也隨之逐漸崩解。危機期間，群雄逐鹿，觀念重建。對“假新聞”以及對“敘事之爭”的重視，顯示西方精英深諳危機期間的文化霸權之爭。

由于對世界體系的深度參與，中國已在不經意間成為了“文化霸權”的重要玩家。其一，中國崛起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沖擊，使中國成為了西方之內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改革開放一度為西方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但近年中國對西方的沖擊開始凸顯。沖擊在經濟上體現為兩點——貿易赤字與產業空心化，而這種經濟上的沖擊已經轉變為社會和政治沖擊。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創新和產業鏈上移對西方企業也構成了直接競爭。

其二，中國日益主動參與國際事務，積極構建內外秩序。史家有言，20世紀中國外交的主線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隨著中國崛起，近年來中國外交已逐漸變成“改變世界，完善自我”。如果說中西學者在看待“中國觀的變化”上有什么不同，那么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正是中國自身的變化導致了西方中國觀的變化。

歐洲此番中國觀的變化雖與美國同步，但由于不是霸權國，因此也有不同之處。美國到2018年已達成兩黨共識：同中國深入交往的年代已結束。歐洲則尚未形成這樣的共識。此外，美國不但視中國為經濟競爭對手，而且為安全威脅。與之相比，歐洲雖總體上視中國為經濟競爭對手，但也認真看待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所帶來的經濟機會。此外，歐洲暫時還沒有視中國為安全威脅，也并不排除在新的國際秩序中與中國合作。

四

過去歐洲談論中國，多“推己及人”，時“好為人師”，此次卻感受到了中國帶來的“外力之鞭”的迅疾熱烈，震撼之余，不得不全面調整。換言之，歐洲中國觀的調整，體現了中歐影響力的易位，歐洲很大程度上由俯視變平視，由主動變被動。這是歷史性的變化。這個變化，還只是剛剛開始。

歐洲此番中國觀的變化系由多種復雜因素碰撞聯動所致。中國崛起給西方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帶來深刻沖擊，而此沖擊與西方內部代際變化、社會文化變遷疊加，又恰為第四波科技革命所凸顯。歐洲中國觀的變化與歐洲內外舊秩序將去未去、新秩序將來未來這一背景緊密聯系。正是由于中國在這一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使其成為了歐洲的一個輿論焦點。

由于歐洲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位置（西方陣營、非霸權國），歐洲與中國今后的相互關系存在多種可能。當前歐洲關于中國的大討論，將在塑造未來的中歐關系、乃至未來的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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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本文原題“歐洲中國觀的變化”，原載于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簡報》第95期，作者在“澎湃”刊發前略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