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東非的肯尼亞自古以來就是環印度洋貿易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肯尼亞陸地與水下考古工作是首個政府資助的中國學者走向世界開展的考古發掘工作，也是中國陶瓷考古走向世界的重要節點。參與這一考古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教授近日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作了《北京大學肯尼亞考古行動——出土中國瓷器調研篇》的報告，介紹了中國陶瓷考古走向世界的歷程與發現。據悉，聯合考古隊曾對肯尼亞沿海地區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和調查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調查，共整理了37處古代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

秦大樹教授領隊的中肯考古工作隊合影

2009年起，秦大樹教授領隊的中肯考古工作隊先后對肯尼亞馬林迪老城、蒙巴薩市耶穌堡（Fort Jesus）、拉穆群島、帕泰島上加遺址（shanga）及曼達島曼達遺址（Manda）等多處遺址展開了系統考古發掘與整理研究，獲得了豐富的文化遺存。據悉，此次講座主要從考古工作的緣起、肯尼亞沿海地區古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調查概況、肯尼亞沿海出土中國瓷器反映的中國瓷器外銷的階段性和相關問題探討四個方面展開，以小見大，鋪陳出小瓷片折射的海上貿易史。

據秦大樹介紹，在肯尼亞探尋中國文化可以追溯到1994年美國作家李露曄（Louise Levathes）為鄭和所著的傳記《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隨后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沿著李露曄指引的方向探訪了肯尼亞拉穆群島中的帕泰島，并提出一個大膽的推想：這些自稱有中國血統的人，很可能是鄭和部下的后裔，從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媒體對肯尼亞的系列報道與探訪，最終引動了媒體和民間、政界的高度關注，肯尼亞的調研工作于2005年正式開始，2006年國家文物局正式委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織考察團前往肯尼亞沿海地區進行了部分實地勘測工作和試探性的研究，意在尋找古代的馬林迪王國和探尋鄭和航行東非的登陸地點。

肯尼亞拉穆群島地圖

2010-2013年間，北京大學和肯尼亞國立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分3次對肯尼亞沿海地區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和調查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調查，共整理了37處古代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知名遺址如斯瓦希里（Swahili）遺址、蒙巴薩市耶穌堡（Fort Jesus）遺址等。工作中共整理了不同時期輸入肯尼亞沿海地區的中國瓷器9552件（片），以及日本、歐洲瓷器55件（片）；另外對陸上考古出土中國瓷片也進行了整理、拍攝與測繪。

秦大樹教授領隊的中肯考古工作隊合影

在展示發掘與整理成果之后，秦大樹現場介紹了肯尼亞考古的工作理念，首先通過鑒定與科技檢測為手段辨明出土中國瓷器的產地和時代；在詳細數據統計的基礎上，嘗試相關研究，厘清中國瓷器輸往東非乃至整個印度洋地區的階段性和特點。這些工作推動了學界對古代瓷器外銷的新認識，也被國際上認為是外銷瓷研究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在報告現場，秦大樹提出約從9世紀開始，東非地區位于東非的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地就是環印度洋地區繁榮發展的海上貿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地區發現的中國古代外銷瓷器，折射出中國古代海上貿易整體情況的興衰變遷，勾描出中國瓷器輸入東非地區乃至環印度洋地區的四大高峰時期。

其一為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9-10世紀）。考察中發現在肯尼亞沿海地區的遺址中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長沙窯、越窯、白瓷器和廣東產青瓷器，即學界通常所說的“四組合”，發現地點和數量都還比較少，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島；且大體上是通過一種轉口貿易輸入的。

其二為南宋末期到明代初年（13世紀中期到15世紀初）。經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中國瓷器輸往印度洋地區的低潮時期，從南宋后期開始，東非發現的中國瓷器再次進入了大規模的增長時期，尤其以元代的輸出量最大。產品質量相當高，部分器物或許帶有官方貿易的性質。器物以龍泉窯青瓷為主，少量景德鎮和福建窯口產品。

其三為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間（1465-1521年）。從明中期開始（15世紀第4個25年），中國瓷器在格迪古城和曼布魯伊遺址中有一個突然增加的現象，并達到了一個小高峰。而景德鎮瓷器已取代了龍泉窯，成為這一階段最重要的外銷瓷品種，

其四明代后期的嘉靖、萬歷時期到清代前期的康熙中期（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末）。東非是西方人進軍印度洋的第一站，這一時期當地所見的中國瓷器見證著大航海時期以后形成的環球貿易體系，又以萬歷時期（1573－1619年）和康熙時期（1662－1723年）為高峰期。主要產品種類是景德鎮民窯的青花瓷、彩瓷，漳州窯青花瓷，廣東產的大罐等和少量德化窯、廣彩瓷器。

中國瓷器輸入東非地區乃至環印度洋地區的四大高峰時期示意圖

報告中以肯尼亞沿海地區所見中國瓷器為線索，探討了兩個中國瓷器外銷和海上貿易發展歷史中的前沿問題。其一是西方學界廣受認可的明初中國瓷器輸出空白期理論（Ming gap）。這一概念為英國學者湯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首提；布朗博士（Roxanna Brown）以沉船出水瓷器為基礎的進一步論證，更使“Ming Gap”一詞甚至成為明初中國瓷器外銷狀況的通識。然而肯尼亞沿海地區的調查與發掘，充分展示出元末到明初這一階段（1333-1435年）輸往東非的中國瓷器不僅不是一個空缺的時期，反而持續大規模運抵肯尼亞，只是品類上以龍泉窯為主。“Ming Gap”的提出，實際上與學界對龍泉窯瓷器的認知局限有關。所謂明初中國瓷器外銷的缺環，皆因學界過去把大量明初的龍泉窯瓷器斷代為元代所致。其二是明初龍泉窯的輸出具有官方色彩。隨著近年來浙江龍泉楓洞巖大窯遺址的發掘，為肯尼亞沿海地區出土的龍泉窯“官樣”瓷器提供了參比對象，這批明初官器或與外交贈答、賞賚朝貢貿易有關。它們在非洲東海岸的發現，又可作為鄭和船隊的足跡到達過肯尼亞沿海地區的確證。

此次講座勾勒出中國陶瓷考古境外工作的生動圖景，展現了中國學者爭取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努力，呈現出中國瓷器遠洋運輸峰谷交替的消長面貌與階段特征，更以陶瓷器為切入點串連起文化區域參與國際貿易網絡的動態過程。秦教授強調，肯尼亞的考古工作，只是中國陶瓷考古走向世界的起點，無論是材料研究的深度，還是涉外區域的廣度，均推促著新一代研究者不斷前行、積極探索。

據悉，除了在環球貿易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肯尼亞還是人類發源地之一，境內曾出土約250萬年前的人類頭骨化石，也是“現代人非洲起源說”的重要地區之一。2017、2018年，中肯舊石器聯合考古隊在吉門基石遺址完成考古發掘面積114平方米，發現石制品700余件，類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斷塊和石料等；此外，還出土哺乳動物化石數十余件。同時，在吉門基石遺址周邊調查發現26處舊石器地點，發現石制品和動物化石2000余件，時代包括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經過兩年度的考古工作初步證明，東非大裂谷巴林戈地區分布有非常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對探索早期人類起源、現代人起源等學術課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19年中肯舊石器聯合考古隊合影

博高利亞湖遺址低空圖

據悉，2019年，中肯舊石器聯合考古項目以巴林戈地區零星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為線索，圍繞巴林戈湖、博高利亞湖開展系統的舊石器考古調查工作，尋找更多的10萬—30萬年之間的舊石器遺址，完善巴林戈湖、博高利亞湖舊石器遺址群，并對其進行系統發掘、研究。據悉，該項目由河南考古研究院和肯尼亞國家博物館等單位組織實施，計劃進行五年。

（本文據“首師大考古”公眾號、澎湃新聞此前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