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破題”：正如“最近哲”乃是“最接近哲學家稱號的人”之“天才縮寫”，在中國哲學界，幾乎一望而知，“紹海”是“紹興海德格爾”之“平庸”得多的“簡寫”。但是如果說前一個“稱號”，同樣在中國哲學界，還會有不少人愿意甚至汲汲于“對號入座”、“冠冕加身”，甚至如魯迅筆下所譏刺那一干聽聞富家招婿，便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人，那么后一個“稱號”則是一個任誰也搶它不去的真正的“專名”——“紹海”者，同濟孫周興教授是也。

據我的見聞，“紹海”這個稱號——其實是綽號——起源于當年浙大玉泉時代那個“小圈子”。那時我還是剛入職的“青椒”，一名年輕的講師，其實并不是那個“圈子”里的人，充其量可謂一個外在的旁觀者，但是又與那些真正的“局外人”有些不同：一者“四校”合并之前浙大文科那個圈子本身就不大，用俗語來說，原就沒幾條槍；二者我與那個所謂“圈子”中的個別核心人物有過從，于是偶爾也會聽見些“小圈子”里的“秘辛”。

雖然和“紹海”既是師兄弟，那時也還是同事，但我仍然記得最初聽到“紹海”這個綽號時所涌起的那種既新鮮又傳神甚至令人嘆服的感覺——所謂“命名”之神奇，莫此為甚也。本來，所“命名”的是一個最“稀松平常”不過的事實，如“林中路”，可謂“習焉不察”，但是一旦“命名”成功，則像是成了“路標”，任誰也繞它不過去也！

以海德格爾為業，又是紹興人，單這兩個要素和語素，“紹海”這個稱號就已經足以成立了。但僅僅這些，“稱號”還不成其為“綽號”。海德格爾以農民哲學家“自居”，“紹海”亦“效法”甚或“追摹”海氏，頗為自得于自己的農民“出身”，雖然我其實很少聽他稱自己為“農民哲學家”——大概因為“農民”畢竟生來就是，“哲學家”則有待后天修為也。

“紹海”所“得意”的是兩條：一是他是做海德格爾研究的，二是他是一個“農民”。“紹海”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海德格爾的，而且一直以來幾以翻譯海德格爾為業，所以第一條只是“寫實”。至于“農民”，除了從海德格爾那里“汲取”和“反射”回來的意象和涵義，更有“寫意”者在：一是如同海德格爾有其所癖好的口音和裝束，“紹海”始終“逗留”且“自得”于他那口如假包換的紹興土話，無論講多么“洋氣”的話題，他都用在我這個“內行人”——這里再透個“秘辛”：其實我也算是“紹興人”——聽來甚至有些“刻意”的紹興話來講；二是如所周知，“紹興”盛產“師爺”，于是連帶著“紹興人”至少在江南文化中聽上去就有些“名”外之“意”在焉。

雖然“紹海”以“農民”自況，但是在研究海德格爾之前，他是個詩人；在以翻譯海德格爾成名之前，他名喚“白波”——九十年代初到中期吧，那時依然“如日中天”的《讀書》上經常有他署名白波的“美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對荷爾德林的翻譯，經海德格爾闡釋發揮，古往今來頭號“詩哲”的那些詩句應該就是“紹海”隨手從他那些龐大的海氏翻譯初稿中擷取出來的。

應該是1992年三四月間，因為預備報考已經移駕杭州的夏基松先生的博士生，我來到當時夏先生在杭大僅有的兩名弟子孫周興和楊大春的博士生宿舍。除了那一抹至今仿佛還在眼前尚帶著寒意的春光，具體聊了些什么全然記不得了，印象中兩位“師兄”博士即將畢業，寢室內似乎有一絲硝煙已然散盡、各奔前程在即的逃亡既視感。

那時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我會與孫、楊兩位先后成為同事，先是我1996年博士畢業到“四校”合并前的浙大與“紹海”成為同事，二是二十一世紀初又回到早已合校的浙大哲學系和楊大春成為同事。雖然我與兩位師兄所業相距甚遠，但也竟然各有一次成功和未成功的合作——和大春，是他推薦我為臺北的揚智文化寫稿，這對我勉力走上政治哲學之途要算是一種外在的推動，特別是《社群主義》這個小冊子的寫作，至少在一種回溯的意義上，可謂我并不那么成功的生涯中的一樁小小的“業績”甚或“路標”。

至于和“紹海”那次未成功的“合作”，忘記具體的時間了，至少那時《路標》或《演講與論文集》尚未出版，“紹海”也還遠未成為后來“贏者通吃”至幾乎“一統江湖”的“紹海”，他說要在杭大出版社做一套譯叢，大概也了解到我有些熱衷于翻譯，就問我有什么書目可以加入。我忘記自己是推薦了圖根哈特的《傳統哲學與分析哲學：語言分析哲學講演錄》還是威廉斯的《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總之此事后來不了了之。反正在我而言推薦書目無非是一樁“無本買賣”，自然也就沒有追問什么，只依稀記得他不久后有些興奮地告訴我，三聯書店已經接受了《演講與論文集》的譯稿，而那次似乎也列入日程的《形式顯示的現象學》則是到同濟后才出來的。

和“紹海”在玉泉做同事時間并不長，那時“核心”和“外圍”之間相距既遙，以至于雖然一度住在同一個小區，見面聊天的機會也并不多。一次盛曉明邀請其大學同窗李秋零教授來演講，后來在玉泉邵科館宴集，那次由于馮鋼講了一個笑話而至今記得，卻完全忘了“紹海”是否在場。又一次是我評副教授，那時已有學院投票權的“紹海”調侃我發的都是“重要刊物”，其實他或許不知道，那年在學校文科高評委會上，沈善洪校長當眾就說這位應先生的成果完全可以評教授啦！只是我沒有像“紹海”那樣一路遇到“貴人”罷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紹海”赴德“洪堡”前夕，一干人一起喝酒送行， 喝完酒還到“紹海”在求是村中央的公寓小坐了一會兒。按說“洪堡”這么榮耀的事兒，那次的“逃亡感”卻比當年在博士生公寓所感覺到的強多了——當然，這完全可能是我事后回憶時的一種“投射”，因為事實上，“洪堡”回來，他就離開了浙大，離開了杭州——記得他半私下半公開地說，他母親去為他卜了一卦，卦辭上說他命在北，也就是他應該北上。

2011年五月，我和“紹海”相遇于《哲學分析》在首師大召開的陳嘉映哲學三十年會議上。晚上閑聊時，“紹海”、陳嘉映、童世駿和我坐一小桌，席間他忽然指著我對著另兩位說：這是我最靠譜的一個師弟。我回說：周興，我可不敢說你是我最靠譜的師兄，畢竟我的師兄幾乎個個靠譜啊！其實因為頭晚熬了個通宵，那天我非常疲累，但是其間陳嘉映的一番話我仍然記得很清楚，只聽他慢悠悠地，以構成其“魅力”之四分之三的語調說：人說童世駿是領導，我每每看著他總覺得他領導得挺吃力，而“紹海”呢，卻是每每不經意間“云淡風輕”就把咱們給領導了！

在那篇追念先師夏先生的文字中，我曾經用了一句后來被我的另一位師兄倪梁康教授在夏先生告別會上援引的“夏先生桃李天下，其門弟子于現代西哲研究，幾乎‘半壁江山’”，其實，“紹海”要算是這“半壁”中的再“半壁”——他以一人橫跨海德格爾、尼采、藝術哲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統名之為未來哲學研究。

更高明的是，在尼采那里，未來哲學還只是“序曲”，而“紹海”卻把它給“坐實”了。這其實也并不算奇怪，撇開那種不靠譜的氣質同異論，也用不著以艱深文淺陋，“紹海”從海德格爾那里學到的東西很真實很清楚也很“管用”，那就是在他（們）的哲學——包括“未來哲學”——中，“理想”和“現實”是“打成一片”的，我們常常不太分得清哪里是“現實”，哪里是“理想”，當然，這本身就是個亙古以來的大難題，原是無論得出什么樣的結論都不足以讓人為怪的罷。

這么多年過去了，“紹海”的博士論文我仍然沒有能夠讀完，但是其后記中有句話卻讓我至今印象深刻，大意是：本論文的準備過程漫長而富有興味，成文卻匆忙而乏味。而我現在要說的是，乏味也好，索然也罷，一個人能夠堅持那樣漫長而高強度而高品質的翻譯生涯，這本身就足夠讓我們肅然起敬了。我也嘗想，其“功德”不論，這種精神也大概是“紹海”身上最接近尼采所謂“超人”之處了吧！

“紹海”是紹興人，這我們已經說過了。除了尼采海德格爾，“紹海”每每流露出他最喜歡鄉賢魯迅的意思——這當然不是因為“紹海”是阿Q——最低限度，即使他是阿Q，看上去他也是一個會“自嘲”阿Q。《故鄉》里曾經寫到月光下的閏土英挺地在海邊的西瓜地里用標槍刺獾，記得小時候每讀到此處總是納悶，紹興哪有海啊！至少我是直到很晚才明白過來，迅翁筆下這“海”應該就是指我后來不斷地“雙跨”于其上的杭州灣——阿Q也好，閏土也罷，“紹海”也好，他“最靠譜的師弟”我也罷，作為紹興人，俺們肆本應該都是了然于此的啊！

-----

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