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系和學衡研究院教授陳蘊茜英年早逝，在學術圈內引起了一片感嘆唏噓。她的不少同學、同事和老友寫了悼念文章，回憶他們與蘊茜的交往，稱贊她的為人和學術，讀來十分感人，讓人潸然淚下。與其他作者相比，我與蘊茜認識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也有八年之久。她不幸離世之后，我瀏覽了我們之間的郵件通信，展讀她題簽、贈送的《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讓我回憶我們之間的來往和友情，感從中來，寫了以下一點文字，表示我的追憶和悼念。

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蘊茜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立即表示了哀悼，并寫下了這么幾句：“我近年到南大講學，一開始就是由蘊茜安排的，十分感念。”語句雖然簡單、笨拙，但感情卻是真實的，那就是我心里十分珍惜與南大老師和朋友的來往。我在南大逗留期間，應該與蘊茜和其他朋友說起我對南大的一種相對特殊的感情，不僅僅因為南大的歷史系是國內歷史研究和教學的重鎮，人才濟濟，大師輩出，更因為我在華東師大攻讀碩士階段時的老師郭圣銘先生，便是中央大學歷史系1938年的畢業生。1982年南大八十周年校慶的時候，郭先生應邀參加，回來后與我談起南大的成績，臉上欣喜自豪的表情，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在2012年我與蘊茜認識之前，我也曾有機會去南大開會，并由歷史系西方史學史專家楊豫教授的邀請而在那里講學，結識了那時還應該是學生的李恭忠教授。但我認識蘊茜之后，幾乎每年夏天回國，都能有機會造訪南大，與師生們交流、切磋，得益匪淺。那時南大尚未搬到郊外的仙林校區，我每次造訪，均由蘊茜安排在市中心鼓樓旁邊的新紀元大酒店下榻，有機會在旁邊的校園徜徉，觀賞金陵大學的幾處舊址，也常常在旁邊的大街小巷散步，回味南京作為六朝故都的繁華勝景。除了上面提到郭先生的緣故之外，南京與我還有另一層淵源。我盡管出生在上海，但籍貫是蘇州。不過我家雖然自乾隆年間便移居姑蘇城內，但家里保存的家譜上則寫著是江寧人氏。父親生前說過，他幼時還到南京王家的祖墳上過墳，所以南京對我而言還有一種別樣的故鄉之情。

蘊茜提倡、推廣記憶研究，為國內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而我與她的最初聯系，也是因為我所主編的英文雜志《中國的歷史學》（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要編一期記憶研究的專輯，收入了她與高足王楠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見面之后，心細如發的蘊茜很快就看出我喜歡南京這一古城的歷史和文化。作為自豪的南京人，她曾陪我去過南京的一些歷史名勝：如在2013年曾一同去了棲霞山，不過那天大雨，沒有好好爬山，倒有機會在茶館坐坐，聊聊我們對記憶研究的共同興趣。那次我在南大也做了記憶研究和歷史研究關系的講座。

南京的名勝景點之中，蘊茜最喜歡的應該是秦淮河一帶，因為她在完成有關孫中山的記憶之后，有心從事南京古城文化的記憶研究，而秦淮河自然成了其中的一個重點。她帶我品嘗了南京的小吃，看了江南貢院、李香君故居等所在。我們一路走，她一路滔滔不絕，如數家珍。不少回憶蘊茜的文章都認為，蘊茜待人溫潤如玉，我深感同意。但我還想加一句，她待人接物的時候，臉上常綻開著自然的笑靨，讓人有一種甘甜如怡的感覺。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她在2013年之后便查出了癌癥，但治療效果不錯。我2016年再次造訪南大的時候，她親自到南京高鐵站接我，我下車出站一眼就看到她那甜甜的笑容、細聲的問候，倍感親切。我在南京的幾天，她不顧病體剛剛恢復，一直陪著我，除了講座的時間之外，還陪我去了瞻園，并與她的摯友、《江海學刊》的編輯潘清一起，回到了她心愛的秦淮河，一同在夫子廟邊坐游船，欣賞兩岸的景致。蘊茜得的是乳腺癌，而在美國，這種癌癥已經得到了較好的控制，存活幾率很高，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所以我也認為，蘊茜應該不會有什么大礙的。未料數月之后她微信告訴我，說是癌癥復發了。但她仍然在積極治療，沒有喪失信心。我也為她祈福，希望她能戰勝病魔。可惜天不假年，她終于不治，南大由此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老師，中國史學界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學者。

蘊茜的治學路徑，跨越了不少領域。她逝世之后，被學界譽為新文化史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她生前也與澳門大學的王笛教授有密切的交往，而王笛無疑是國內新文化史領域的重量級的人物。我想蘊茜對秦淮河歷史文化的研究，應該是她落實新文化史理念的一個實踐。她在生前也寫作、發表了有關李香君的會議論文。李號稱“秦淮八艷”之一，是一位青樓女子。蘊茜以李香君作為研究的對象，顯示了新文化史注重小人物、邊緣人物的研究興趣。但我覺得蘊茜對史學界的貢獻，還見于她在記憶研究方面的開拓性成就。她的巨著《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她與師兄孫江教授共同培養的學生王楠，也在記憶研究方面寫作了多篇論文。2012年我們初次認識的時候，蘊茜在5月12日給我的郵件中說：“您對史學理論的研究給我很多啟發。最近又讀了您在人大的演講錄《新史學講演錄》，真的非常喜歡，您對記憶的研究與解讀給我很多啟發。”上面已經提到，次年蘊茜安排我在南大開的講座，也以記憶研究對歷史學的挑戰和改造為主題。

《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以中國近代史上的巨人孫中山為題。但與已有的論著截然不同的是，蘊茜沒有采取傳統政治史的取徑，描述孫中山的豐功偉績。她借鑒了語言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方法，研究的是近現代中國人對孫中山的記憶。從書的架構和寫作來看，蘊茜花了不少心思，體現了她在方法論上不斷摸索，有心突破、創新的過程。拓路者的道路相對艱難，蘊茜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成這本專著，展現了她探索、創新的心路歷程。我個人以為，《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體現了蘊茜治史的最高成就。蘊茜在該書的后記中說道，她感謝導師崔之清教授對她“運用跨學科理論方法的嘗試”，“給予了寬容和支持”。而此書的最大價值，就是從多個方法論的角度，全面展現了孫中山在近現代中國的地位和影響。蘊茜的論點十分明確，孫中山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在他過世之后，逐漸成了一個政治符號和象征。她整本書的內容，便是呈現這一“符號化”、“象征化”的轉化、形成過程。具體言之，蘊茜描述和考察的方面，包括了空間、儀式、節日、日常生活和社會記憶等諸方面，由此來詳論孫中山形象的轉化。為了上述這些可謂包羅萬象的方面，蘊茜在史料方面下了苦功。她不但運用了中國第二檔案館所藏豐富的官方資料，而且還廣泛收集了“報刊、文集、課本、地方志、文史資料、回憶錄、研究著作、圖片、漫畫、實物資料”。她承認，地方資料的征集，十分困難，所以她“采取的是地毯式搜索方式，全面閱讀，以確保資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同時她還充分利用了網絡時代的便利，進一個補充相關的各種史料。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所以既有高度的理論關懷，又有扎實豐富的史料，若依我這位史學史行內人的說法，這是一本現在和今后國內外孫中山研究無法繞開的杰作。

蘊茜的師兄孫江教授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提到，他在蘊茜完成《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這本厚達600多頁的大作之后，曾對她開玩笑說，你完成了一部與你瘦小的身材不符的著作。受此啟發，我想進一步說，《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之厚，不但展現了蘊茜深厚的學識，而且體現了她學術生命的厚度。的確，人的生命既有長度，又有厚度；有的人可以活得很長，但一輩子碌碌無為，但也有人雖然生命如驟然消逝的彗星，但卻閃耀了燦爛的光彩，活出了生命的厚度。毫無疑問，陳蘊茜教授屬于后者！

2020年7月28日寫于美國費城東南郊霽光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