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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山廣子：東亞視野中的大理社會文化（上）

2020-07-29 12:1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受訪學者：橫山廣子（YOKOYAMA hiroko）日本人，出生于東京都。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基礎理論研究部教授，兼任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教授。專業為文化人類學。以云南省大理白族為主，中國西南地區直至東南亞各民族為研究對象，基于廣泛的田野調查，致力于以上各民族社會的社會結構、文化變遷、民族認同以及民族關系等主題的研究。編著《少數民族文化和社會動態——來自東亞的視野》，共同編著《流動的民族——中國南部的遷移和民族認同》《“民族”概念在中國的產物》等 40 多篇日中英文的學術論文與著作，并主編 20 余篇影視民族志作品的制作。

訪談者：張人大，出生于大理周城，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化人類學研究室碩士研究生。

（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走上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之路

張人大：提起云南，在眾多日本研究者當中，橫山老師也算是長期滯留進行調查研究的第一人，在回顧您與云南的淵源以及研究生涯的同時，我有很多問題想請教您。首先對您大學時代為何選擇文化人類學專業這個問題比較感興趣，您可以談一下當時的想法嗎？

橫山廣子：文化人類學這個學科的名字，起初我是在以初中生為閱讀對象的報紙上讀了中根千枝老師的文章而認識的。當時，報紙介紹了東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中根老師，并且提及了中根老師的專業文化人類學。雖然我并沒有完全明白這是一個怎樣的學科，但是當時就覺得特別有趣。之后，高中期間通過了美國留學制度的考試，在美國留學一年的經驗，讓我后來在大學里選擇了文化人類學專業。我小學畢業時候考上了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學校，之后的初中、高中就讀于該學校。在這所高中里，每年都有學生參加名為 American Field Service（AFS）的留學制度的考試。在高三的夏天我通過考試，在人口大約 5000 人的華盛頓州的謝爾頓（Shelton）度過了一年的時光。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也是第一次出國。在一個同齡女孩的家庭里和他們一起生活，并和她一起在該地區的高中上學。那一年通過 AFS 制度的 100 名日本高中生抵達了美國各地，此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在這一年中，我接觸了各種各樣的美國人，而且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們一起學習交流，親眼目睹了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差異。尤其是這段和美國人家庭一起生活的經歷，讓我親身了解了他們家庭中的日常生活。當時雖然對我來說也有些許的困難，但其實我覺得很快樂。這一年的留學經驗，讓我對文化人類學這一研究異文化的專業興趣油然而生。

張人大：這就是您之后在大學專攻文化人類學的理由嗎？

橫山廣子：是的。還不僅僅是興趣，我還感覺到他對于我非常有用。當我從美國留學歸來之時，我同年級的同學們都已經畢業了，我被編入下一年級的學習，再過了半年時間才畢業。在9月1日學校開學的后一天有個模擬考試。由于留美這一年時間里幾乎生疏了日本的學習，因此取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糟糕成績。最低分的物理100分的滿分只考了30分，英文成績雖然考了70分，但是也比出國前差。國語，也就是日語反而考了全年級第二的好成績。但是將近一年的時間基本沒有使用日語，為什么反而取得好成績呢？自己雖然也吃了一驚，不過后來好好考慮答案也就明白了。閱讀理解在國語的考試中非常重要，這并不只是語言的問題。閱讀是要通過他人所寫的書面文字來理解對方的思想。在美國這一年，通過嘗試去理解與你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的他者的經驗，我了解他者的能力可能提高了。作為人，也有了成長。參加東京大學入學考試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在教養學科之下開設有文化人類學的專業課程，所以當時我就明確了自己的目標。

張人大：在東京大學本科的文化人類學專業里，接受了怎樣的教育？

橫山廣子：東京大學的本科文化人類學教育沿襲了美式綜合性人類學教育。學生要學習自然人類學、史前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和民族學四個支柱的專業課程。在語言人類學課上學習了語音學和音韻學，接受了使用國際音標記錄陌生語言的訓練，因此即使在田野調查中遇到自己不明白的語言也可以記錄下對方所表達的內容。其他的還有諸如挖掘與社會調查等實習課程。加之本科的文化人類學屬于教養學科，語言很被重視，即使是大學 3、4 年級的學生每個星期還要上 4 節語言課。雖然可以重復選修低年級修過的英語以及第二外語的德語，不過當時學校有很多的外國語課程可以選擇，我自己對語言也比較感興趣，所以還嘗試了西班牙語和中文。當時東京大學的文化人類學教授陣容由10名左右來自不同科系的教員組成。各位教授本科時代并沒有文化人類學的課程，因此他們原來的專業有的是歷史學，有的是經濟學，還有的是理科出身的。老師們都是到了碩士階段才接觸到人類學并留洋海外的。比如，當時我的導師大林太良老師，曾經留學于法蘭克福和維也納研修德國和奧地利的歷史民族學理論。中根千枝老師師從在社會人類學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倫敦大學的 Raymond William Firth 教授，此后學成回來給我們教授社會結構的相關課程。

張人大：您當時是由于何種理由而從事中國研究的呢？

橫山廣子：在本科時代，我對東南亞的山地少數民族非常感興趣。那時候，一方面已經有來自于日本研究者的東南亞的調查報告。另一方面關于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山區的少數民族，英文論文也是非常豐富的。所以通過閱讀這些文獻，我的畢業論文是圍繞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展開的。進入碩士課程之后，感覺東南亞相關的文獻依然是最容易入手的，因此我用那些資料繼續研究東南亞。因為那時候碩士階段的田野考察只在日本國內，去到海外從事田野調查并撰寫碩士論文的人幾乎不存在。

張人大：現如今東京大學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室也基本如此。比如現在我接受的指導也是要求在碩士階段首先扎實地做好文獻研究。

橫山廣子：從事文獻研究，選定一個有豐富文獻的主題或者地域這一點非常關鍵。在東京大學的文化人類學專業中，從本科階段確定自己的研究課題時，老師們首先建議研究異文化。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在自文化研究里，文化對于研究者自身來說是一種天生的、自然而然地習得的東西，一切都過于熟知，所以很難客觀地進行研究。對于人類學的初學者，首先通過研究異文化來掌握調查研究的方法，假如對日本文化有興趣以后可以再回過頭來從事研究。當時的東京大學的教授們是出于這樣的考慮的。我本人當時對日本文化也感興趣。關于在畢業論文中討論了東南亞大陸地區的山地民族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與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從跟日本比較的角度來看東南亞我認為也很有意思。之后在碩士課程中，我把研究對象轉變為東南亞地區多數派的平地民族社會。平地民族和山地民族之間的確存在著文化和社會性的差異。為了深入研究山地民族文化，還是有必要了解作為多數派的平地民族。由于我對文化差異比較感興趣，所以開始研究了兒童成長的過程，即文化化或社會化這一過程。文化化的過程，是一個孩子獲得他所出生的社會文化并逐漸成長為成年人的過程。我在思考是否能夠通過關注兒童學習并掌握自身文化的過程來研究文化的差異。因此，在碩士論文中我通過收集東南亞各國平地民族的文獻資料，做了兒童文化化的共同點和差異的比較研究。而且，在撰寫碩士論文前后，不僅僅局限于自己所追求的主題和民族本身，我還閱讀了關于東南亞大陸區域各種不同民族的相關論文。東南亞的山區人，原本幾乎都是居住于中國國內的。由此，也開始收集和閱讀中國少數民族相關的文獻。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有關納西族的英文資料。例如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安東尼·杰克遜（Anthony Jackson）等人的研究。洛克于1920年代進入麗江地區，雖然他本身是植物學者，卻通過使用歷史資料做出了有關納西族歷史和文化的高質量研究。我又精讀了關于他的東巴經典的文獻。杰克遜從來沒有進行過實地研究，而是使用洛克等人的文獻提出了自己的假設，也是很有魅力的研究。當初日本可以入手的中文文獻都是局限于20世紀上半葉所發表的。直至80年代，50年代的《社會歷史調查》等“民族問題五種叢書”才逐漸出版，在日本也能入手閱讀。當時，雖然外國人還的確無法在中國做田野調查，但是我認為只是時間的問題，總會有那么一天可以實現的。因此，隨著自己的興趣抓到什么算什么，大量閱讀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相關文獻。

張人大：您在中國做調查研究是在成為東京大學助教之后吧？

橫山廣子：是的。提交了碩士論文并結束了博士課程入學面試的當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了大林老師的電話。我還以為是出了什么差錯心驚膽戰。結果是老師提前通知我博士生入學考試的合格結果，同時告訴我系里決定提名我作為下一任新助教的候選人。當時，一方面在東京大學擔任助教，完成博士論文，就可以申請博士學位。另一方面即使上博士課程拿到博士學位想留在大學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于以上這樣的考慮，我接受了大學助教這份工作。從 1981年4月起，我成為東京大學的助教，成為東京大學一名教員。

我翻譯了費孝通的《生育制度》

張人大：那到最終確定進行田野調查，經過了怎樣的一個過程？

橫山廣子：東京大學文化人類學系當時有兩位助教，如果其中一位在大學擔任助教的工作，另一位就有條件出外進行調查。在另外一名助教的前輩從非洲調查返回的時期我已經知道的時候，正好中根老師建議我申請可以獲得在國外進行兩年研究的資助的日本國際文化會館的社會科學國際獎學金。我提交申請材料，并于1982年順利通過了最后面試考核。在申請和面試階段，我確實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在中國做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雖然有諸如中根老師這樣的著名教授接到邀請并訪問了中國的機會，但這是訪問不是調查。而且當時確實也沒有外國人在中國長期進行人類學調查的先例。

張人大：那您在申請表和面試過程中，具體提出了怎樣的調查計劃？

橫山廣子：由于中國的狀況也在不斷變化，所以申請表和面試考核都準備了第一志愿和替代方案來應對。雖然當時最想去的是中國云南省，但完全不清楚是否可以做實地考察。我想著先嘗試進行交涉，如果困難的話就馬上更改計劃，前往東南亞進行調查。因此調查計劃上首先表明了這兩方面都做好了準備。考慮到在東南亞有外國研究人員正在進行實地調查，我想可以聯系 Traibal Research Center 前往泰國開展調查。此外通過中根老師，與費孝通老師商量了在中國做田野調查的可能性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作為 1975年4月日本訪中學術文化使節團的一員，中根老師與費老師初次會面并相互溝通了對方的研究，由于兩位老師都在倫敦大學（LSE) 留學過，從此以來兩位老師建立了人類學家之間深厚的信任關系。費老師于 1982 年 3 月第二次訪問日本，作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中根老師在東京大學迎接了費老師。當時中根老師讓我和費老師見了面。此次費老師向中根老師轉達了自己的書籍在日本翻譯并出版的希望。沒有想到我竟得到翻譯費老師著作的機會。

張人大：因此您翻譯了《生育制度》是吧。

橫山廣子：當時費老師交給我兩本書，并讓我選擇其中的一本進行翻譯。一本是《民族與社會》（人民出版社，1981年），該論集收錄了費老師于1978 年至1980年間在國內外的學術會議上所發表的民族學與社會學的相關論文。另外一本是《生育制度》，該書是費老師根據1940 年代在云南大學的講座內容而寫成的，于1947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并于1981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的。我當場答復費老師，希望翻譯整體系統地展開討論的《生育制度》。在申請國際文化會館的獎學金之前，通過中根老師有機會見到費老師并得到翻譯的機會，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幸運的。在收到獎學金之后，關于在中國開展田野研究一事，費老師首先建議我抵達中央民族學院，來了之后再逐步推進。因此，當時確定了1983年秋訪中這一目標。并努力在出發前往中國之前先完成翻譯的草稿。通過這些過程，終于1983年9月30日，我抵達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

日譯版《生育制度》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版

張人大：抵達北京的具體日子都還記得，的確是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在此之前，并非作為田野調查，比如說旅游呀，或者訪問的形式，您去過中國或者是東南亞等地嗎？

橫山廣子：東南亞的話，我以前參加兒童社會化的相關研究項目，去過馬來西亞。中國的話去過兩次。一次是1982 年的夏天，第二次是1983年5月份的北京訪問。在我赴任東京大學助教之時，中日兩國之間的學術交流已通過各種形式逐漸開展。在東京都立大學（現首都大學東京）的中國文學研究室之下，設有中國民間文學和民俗研究的“中國民間故事研究會”。當時該研究會邀請了中國著名民間文學研究者賈芝先生舉辦了一場講座。我也去聽了。在講座之后的聯誼會上，作為民間故事研究會運營者的東京都立大學飯倉照平教授向會員宣布了于1982年夏天訪問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策劃的通知。當時，雖然已經有日本人前往中國的大都市旅游，但是少數民族地區還是對外未開放地區，無法去訪問。而中國民間故事研究會與中國的民間文學研究會進行著密切的學術交流，日本方面的中國訪問也在進行著。聽說他們要去云南省和貴州省，我對坐在旁邊的飯倉老師說：“我非常羨慕。”飯倉老師就問我：“橫山你也想一起去嗎？”得到我“當然了”的回答之后，飯倉老師向我說明由于這是中國民間故事研究會的會員訪問團，在成為研究會的會員之后就可以一起參加。我非常高興地當即支付了少額的年會費，當場成為了中國民間故事研究會的會員。這樣，1982年8月我作為中國民間故事研究會的訪中團員參加了貴州省苗族的吃新節，以及云南省大理的火把節的參觀學習旅程。之后看來與大理也是有奇妙的緣分吧。無論是在貴州還是云南，都是從省會直接前往少數民族地區，雖然幾乎沒有時間參觀城市，不過參觀了這兩個節日真的特別有意義，而且很愉快。

張人大：1980年代在中國進行真正的田野調查研究，橫山老師說來也是日本人類學家當中的第一人。您還記得當時懷的是怎樣的心情嗎？有不安嗎？

橫山廣子：不安倒沒有。幸運的是自從1982年3月見了費老師以后，1983年秋天離開日本之前，也以多種方式與中國方面的老師進行了接觸。此外，我當時也是考慮在自己能力范圍內盡全力去做，所以并沒有感到不安。首先，為了在日本長期調查研究國際人類學的發展趨勢，費孝通老師在自己的弟子中選出了中央民族學院的胡起望和索文清兩位老師，派遣到中根老師這里來進修。兩位老師于1982 年12月抵達日本，而我幫助他們辦理外國人注冊手續以及陪同外出等等。這樣的接觸實際上也增加了我學習和使用中文的機會。另外，此時中日兩方面的學者之間的交流也在逐漸興盛，比如我在日本和來日出席學術會議的宋蜀華和林耀華兩位老師也見了面。之后的第二次訪問中國是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佐佐木高明老師的關照下實現的。我接到佐佐木老師的親切的電話，說是我如果根據1983年5 月民博訪中團的日程，自己同時能夠赴北京的話，可以在北京給我介紹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及中央民族學院的老師們。我是之前通過大林老師才得以認識佐佐木老師的。大林老師于1981至1987年兼任民博的客座教授，并作為代表推進了名為 “東南亞和大洋洲文化群研究”的項目。這是一個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及全日本的大學在做有關東南亞和大洋洲這一區域的研究員都參加的超大型研究項目。該項目涉及東南亞和大洋洲將近240個民族團體，通過文獻分析來確認340種文化因素的存在與否，并使用電腦統計分析、提取出所謂的“文化群”。我也參加了這個聯合研究項目，協助大林老師的管理工作，直到我去中國之前，每年2—3個月一次的頻率參加在民博舉辦的研究會。通過參加這個項目，我有機會了解民博以及國內參與者的研究內容和人品個性等。而且因為在日本人當中在中國展開真正田野考察也是史無前例，當時作為民博里的項目負責人的佐佐木老師也很關心我，給我安排了那樣機會。所以在北京，和上面所說的兩個部門的老師們見了面，尤其是胡起望和索文清兩位老師的家人邀請我拜訪了他們家，和孩子們一起吃飯，并且能夠將兩位老師的日本的生活轉達給他們家人，的確是特別愉快的事情。胡老師的夫人項美珍老師和索老師的夫人劉曉老師當時都是中央民族學院的老師，后來我長期逗留北京之時，無論是研究上還是生活上都給過我很大的幫助。因此，在1983年秋天抵達北京之前，其實我已經認識了很多人，并且已經了解到大家都很親切，所以當時并沒有擔心。

張人大：在您抵達北京之后，是如何度過那一段時光的？

橫山廣子：在我抵達北京之前，費孝通老師已經為我張羅好了北京的研究環境。時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的宋蜀華老師以訪問學者的身份接收我。宋老師從事傣族研究，曾留學澳大利亞，是一位很溫和的老師。我當時住在四號樓外國留學生宿舍，每天上午都去參加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中文課程，下午則去旁聽中央民族學院研究生的民族學課程，或者去圖書館閱讀文獻。此外當時我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拜訪住在中央民族學院家屬宿舍的費老師，直接跟他確認《生育制度》翻譯上遇到的問題，完成該書的翻譯稿。

張人大：那后來又是如何實現由北京轉赴云南的呢？

橫山廣子：時任云南民族學院名譽院長的馬曜老師一行等人訪美而路經北京。宋老師跟馬老師交談并提了我的事情。在馬老師一行結束訪美行程并由北京返回云南的1983 年12月初，在中央民族學院我第一次見到了馬曜老師。我跟馬老師說明了我個人的研究經歷，并談了自己想要在云南做田野調查的想法。當時馬老師對我說：“雖然沒有先例可以參考，不過也是可以考慮的，但是你必須先要去到云南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 因此盡早奔赴昆明一事當時就已拍板。此后剛過完年我就正式接到了云南方面的聯絡，并于1984年1月27日凌晨由北京出發抵達了昆明。

從北京到云南

張人大：在您抵達昆明之后又以什么樣的身份滯留的呢？

橫山廣子：在馬老師的安排之下，云南民族學院和設于民族學院內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雙方同時接收的形式。在抵達昆明的三天之后，民族研究所的王叔武老師等人訪問了我，通知我之前在北京所提交的田野調查研究計劃的云南方面的審核結果。盡管在該研究計劃中我提交的第一志愿是納西族調查，但是，由于當時還并不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只提交一個申請備選項的話，一旦被拒絕那情況就很麻煩，因此事實上除了納西族，我還列舉了以藏緬語系為中心的另外9個民族作為備選。當時我已經通讀了居住于從東南亞直至中國的少數民族的大量相關文獻，所以無論批準下來是哪個民族，對于文獻理解工作我是有足夠的信心的。但是王老師告訴我，可以進行調查的備選項只有石林的彝族，也就是撒尼，或者是大理的白族。我選擇了白族。剛才也說了，一方面1982 年的夏天我已經去過大理，另外一方面我此時已經知道有關大理白族過去有兩本英文專著出版。一本是C. P. Fitzgerald 在1930年代于大理進行的調查基礎之上所寫的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1941)，另外一本是Francis L. K. Hsu（許烺光）根據1940年代初期的考察所著的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1949)。此外，還有一個預設調查時間的問題。我當時提交的研究計劃書之上并沒有具體寫明調查時長期限，這一點也被王老師質疑。不過，當時我是故意沒有具體寫明。為什么呢？因為東京大學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室的通例是，對于諸如此類并非很輕易地說去就去的海外調查，一般說來，最少也得一年時間，理想情況下，需要兩年在當地進行考察。待夠一年的情況下，調查者可以觀察到完整的經濟活動和季節性節日，可以了解當地的整體性。假如在第一年出現什么例外的情況，我們在第二年也可以進行再觀察了解，調查補充。但是，之前也已經說過，當時外國人在中國做田野調查，甚至短期也是史無前例。所以我并沒有具體寫明調查期間。當時當場被王老師問及，我回答了三個月。

張人大：您為何做出三個月這個判斷？

橫山廣子：在我讀過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的相關調查報告中，在我印象中調查時間都非常短暫。就算長一些的也就是1—3 個月的時間。但是王老師告訴我時間還是太長，不過他也沒有說要縮短調查時間。之后，為了調查我決定還是先開始學習白族話。

張人大：不過這么看來剛到昆明幾天時間里還是有了很多進展的。

橫山廣子：是的。在馬老師的安排之下，云南民族學院的對應很友好且快速。我記得那一年陽歷2月2日是春節，大年初一和初二，他們帶我參觀了昆明郊外的彝族村莊。回來之后的大后天我見到了我的第一位白族話老師，出生于大理的楊國才老師。當時并沒有白族話的教材，楊老師參考其他的語言教學教材，比如這樣的情況這樣的場景在白族話里該怎么說的之類的，模仿里面的教授內容給我教授白族話。我將這些內容用國際音標記在筆記本上再進行學習。除此之外，楊老師與我年齡相仿，而且同為女性，所以她后來也陪我一起參加了最初的大理調查。另外一方面，當時馬曜老師認為對云南民族史的理解作為基礎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給了我一本《云南各族古代史略》。馬曜老師和王叔武老師甚至多次來到在云南民族學院北院內的宿舍給我講授民族史。在此之前后，時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杜玉亭老師也給我了很大的幫助。

張人大：您又是怎么認識杜玉亭老師的？

橫山廣子：剛才所說的留在東京大學學習的胡起望和索文清兩位老師，在我即將奔赴云南之際，跟他們的妻子取得聯系并為我寫了幾封給云南方面的老師的介紹信。其中一封就是寫給杜老師的。杜老師在2月底的時候就來看我。當他得知我確定將調查對象定為白族之后，杜老師就建議我不應該只把目光局限在大理盆地，而應了解更廣泛的白族相關的知識。因此他給我介紹了在歷史研究所工作、出生于洱源的趙振鑾老師。當時趙老師看起來應該是60—70歲的樣子，對童年時代的事情記憶猶新，而且當時已經發表了多篇記錄家鄉民俗與風俗習慣的文章。之后在趙老師晚飯之后的閑暇時間，我就去到趙老師在云南民族學院西院隔壁的歷史研究所宿舍里請教趙老師關于洱源縣白族的知識。不過，沒過幾天云南民族學院的外事辦公室擔心我的安全，提醒我不可晚上隨便出門。后來就把時間改在了周末的白天。在這個小插曲里有了一個發現。我在夜晚外出，每天都要路過民族學院旁邊的一段下坡路，那些旁邊街道的樣子和氣氛白天與夜晚截然不同。當時我就在思考，其實這與我們的田野調查是有相通之處的。也就是說即使是同一個地點，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段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景，所以在我們的田野調查中也有必要隨時改變時間，多次訪問同一個地點，觀察不同的情況。此外，杜玉亭老師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嚴汝嫻老師剛好也住在招待所，我們三個人有幸一起交談。我之前一直對納西族感興趣，嚴老師和宋兆麟老師一起出版的《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制》（1983 年）一經出版，我就已經在日本入手閱讀，并且隨身帶到了云南。之后嚴老師也在云南民族學院招待所住了一段時間，我因此有機會和他多次交談。

張人大：就聽您這么描述，當時的情景都能很生動地浮現在眼前。

橫山廣子：除此之外，經由馬老師介紹我還見到了云南大學的何曜華老師。他也是一位很熱情的老師。在昆明的時候，我還經常去民族研究所的資料室，在那里碰到基本每天都會過來的宋恩常老師，我在日本的時候就已經通過他的著作對其研究有所了解。

張人大：您當時從北京去到了云南，在云南待了多久？

橫山廣子：1984年1月末抵達云南，一直待到1986年3月底。

張人大：總的算下來也有2年零2個月了。在此期間有多長時間是在大理進行調查的？

橫山廣子：在此期間分三個階段在大理做調查。第一次是 1984年4月至7月，之后一次是1985年2月至5月，最后一次是1985年8月至1986年2月。（未完待續）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尹紹亭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0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序/1

邊緣學術與前沿思想

——趙捷研究員訪談錄 / 1

從景頗研究到西南界域人類學

——何翠萍教授訪談錄 /20

東亞視野中的大理社會文化

——橫山廣子教授訪談錄 /45

吃千家飯，爬萬重山

——梁旭研究館員采訪錄 /69

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楊庭碩教授訪談錄 /94

但開風氣不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