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11月是三文魚洄游的季節，離海歸江、躍上水壩、通體通紅地產卵，在清冽的激流里死亡，因為三文魚原生于北半球，這一悲壯的生命史總在高考作文、新生入學和公司培訓時唱響。

而今年6月，三文魚以另一種方式在大眾意識里發酵。6月11日，北京發現1例核酸檢測陽性病例，感染來源鎖定大興區的新發地市場，第二波疫情再現。市場是疫情熟悉的場地，三文魚則可能是陌生的宿主。12日，北京新發地董事長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稱在切割三文魚的案板上檢測出了新冠病毒，貨源來自于京深海鮮市場。

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在次日的通報中稱，新發地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中發現了40件環境陽性樣本，”有的來自三文魚案板，有的不是”。6月13日起，三文魚從北京以至全國的多家超市和日料店下架。6月14日晚，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員楊鵬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表示“通過全基因組測序發現病毒是從歐洲方向來的，初步判定與輸入性有關來源。” 這條消息似乎進一步坐實了三文魚的嫌疑，畢竟入境中國的三文魚大頭來自挪威。

2020年6月22日，北京藍天救援隊對京深海鮮市場的室外區域進行消殺。

馴養的危險與危險的馴養

如果說比起華南海鮮市場之于第一波疫情，新發地之于這一波看上去是更明確的疫情“源頭”，那對民眾而言，三文魚也是比蝙蝠與穿山甲看上去更加明確的病毒宿主。畢竟，擺在餐桌和冷柜里紅橙色的魚肉是大多數人更容易接觸、也更容易歸咎的。

“野味肺炎”曾是連接新冠與動物的核心概念，三文魚帶來的則是馴養的威脅：恰恰不是那肉食、兇猛、逆流而上完成洄游的野生形象，而是從挪威、法羅群島、智利和澳大利亞千里迢迢而來的大宗冰鮮魚肉，過海關，在批發市場集散，再掐頭去尾出現在各超市海鮮區的魚排。

新冠肺炎在中國的第二波爆發仍然是一宗懸案，流行病學家還在論辯三文魚是否能是病毒的宿主。即使魚類沒有肺泡，養殖和運輸過程中的魚肉也不是無辜的。畢竟人為刀俎。可以說，第二波疫情風暴中心的三文魚已經打破了傳統人畜共患病（zoonosis）的疾控思路。需要偵破的不僅是魚與新冠病毒可能的接觸點，而應該是人與自然的切面如何在三文魚的旅途中不斷賦形，又塑造著彼此。

這一問題正是挪威人類學家Marianne Elisabeth Lien 于2015年出版的《成為三文魚：水產養殖與魚的馴養》（Becoming Salmon: Aquacultur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a Fish ）一書所試圖回答的。本書基于作者自2002年始在三文魚養殖業的田野，以多物種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視角檢審三文魚養殖如何成為全球化的水產資本產業。

這部著作是晚近歐美人類學涌現的多物種民族志的一部力作。自然與文化的互動是現代人類學的傳統關懷，無論是馴化還是變形，動物與人的關系屢現神話研究和政治生態學研究之中。但多物種民族志興起的背景則是晚近全球歷史里，隨著自然環境的惡化、生命科技的發展和動物/生態哲學的興起，人與動植物等生命形態的關系急速演變，許多此前未被文化視域重視的生物型態，如植物、真菌和病毒也在更整體的生態系統中顯得重要。

對多物種民族志而言，最重要的并非多物種民族志是否能觸及動物這一他者的視角并以之反觀世界。畢竟，人與動物共存的世界里，資本和權力從不缺位。多物種民族志意圖以更激進的民族志方法捕捉其中的權力關系。以德勒茲意義上的成為（Becoming），而非創造（Crafting）、制造（Making）或發明（Inventing）破題，Lien并不打算僅僅凸顯養殖三文魚（Farmed Salmon）單向度地被人類建構，而是希望同時撰寫人類社會如何同時被三文魚所改變，糾合在不斷流動、開放的“成為”（Becoming）里。

三文魚如何被機械化、現代化的三文魚養殖工業馴化（domesticated），如何在魚欄中成為饑餓的（hungry）被喂養物，如何從魚被計算和操縱為生物量（biomass），如何在精確的養育技術下從洄游的壯闊旅程中封裝至可跨越時空擴展的（scalable）商品，如何被動物環保組織論證為有意識的物種（sentient）從而值得保護，又如何從生產鏈中逃逸到野生環境，卻被視作威脅野生三文魚種群的外來物種（alien）？借用本書的思路，或許，與其說三文魚是可防可控的馴養的危險，不如說三文魚養殖這一兇猛發展的產業不斷重構著人與自然，食物與動物，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構成了一種危險的馴養。

人魚之間：馴養空間與勞動場域的互塑

馴養（Domestication）是個人類史上的經典概念，長期被考古學家認為是新石器革命的關鍵一步。通過馴養動物，種植作物，人類的食物產量開始大幅提升，隨之而來的是人口增長和城市的出現。但這一馴養觀無法解釋的是三文魚的馴化史。三文魚并非新奇的人類食物，歐洲的古代筆畫和維京史詩中已有捕捉和贈送三文魚的線索。通過攔壩等方式影響三文魚苗的孵化的嘗試起碼在150年前的挪威就已出現，而三文魚馴養關鍵的冷水魚欄技術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在挪威逐漸成熟——此時的北歐早已不是需要靠馴養革命來保證食物供給的時代。但這一馴養史上的遲到者卻在全球食物市場上急速擴張，在Lien進行田野調查前夕的1999年，世界上95%的三文魚供給都來自養殖。正如對三文魚這一物種而言當代人類主體幾可等同于食客，對廣大食客而言，養殖三文魚成了三文魚本身。

三文魚刺身

影響這一突進的是挪威政府。三文魚養殖技術剛剛成熟，挪威即于1981年通過水產業法案，當時的政策目標是為了照顧沿海偏鄉漁村的生計，規劃的養殖規模是基于個體經營、廣泛分布的小魚場。從無到有的三文魚養殖業發展迅速，隨之而來的是看中三文魚市場的投資者。但直到1980年代末，挪威的水產法案始終對三文魚的養殖規模保持限制。最終導致養殖投資者把目光投向了南半球的智利和塔斯馬尼亞，如今，智利已經超越挪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三文魚出口國。

轉變挪威三文魚養殖業的是1990年左右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產能過剩和物價下跌使小經濟體大量破產，三文魚產業也大規模重組，漁場集中在少數大公司手中。2001年，最大的十所三文魚企業所占有的市場份額已達46%。

這就是Lien進入漁場時的三文魚世界，馴養三文魚的主體已不再是挪威偏鄉的漁農，而是有模有樣的公司網絡，育魚的工人中有東歐的移民和暑期打工的少年，漁場的管理者也有女性的身影，在漁場背后，每日監控三文魚產量、核計買賣的白領坐鎮辦公室，科學家們則穿梭在漁場和實驗室間，關心魚虱和疫苗接種的問題。

魚生活在魚籠構成的三維空間中（25m x 25m x 33m），水深33米。但漁農與三文魚之間的馴養界面（interface）只是25m x 25m的方形水面。其上，日常的觀察，水溫控制，打撈死魚是人與魚之間的互動。但通過水下攝影機和撈魚網，漁農也得以縱向地介入魚的生活：把魚短暫地撈起以進行疫苗注射、監控魚的喂食情況、及驅趕偶然闖入魚群的捕食者，如海豹。沒錯，闖入者永遠是馴養空間的共生者，比起海豹，更加常見和致命的是魚虱。

馴養（domesticated）并不意味馴服（tamed）。一方面，三文魚是始終保持著兇猛性的肉食性魚類。另一方面，人魚的馴養空間也形塑著漁農與三文魚之間緊密而疏離的關系。在漁農的操作和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中，雖然魚可以被從水中拎起進行一系列操作，但只要丟回魚籠，回歸魚群，魚的個體性即可融入魚群的整體之中，而作為整體的魚群才是機械化的喂食這一最日常馴養工作的對象。人與魚之間難以構成陸地畜牧動物常用的個體化物種親密關系中（比如對單頭牛羊的命名和情感寄托）。三文魚頻繁的日常死亡只會讓漁農偶爾慌張，但這種慌張及其引發的種種補救性工作構成的是漁農忙碌的日常工作，給老板匯報、給科學家打電話、檢查燈泡和油管、計算魚虱、給魚料抽樣，以維持魚籠中多物種復雜系統里三文魚生長這一“脆弱的奇跡”（fragile miracle）。

越洋的三文魚產業鏈與生物資本的可擴展性

三文魚越洋產業鏈上另外一環來自智利的鄰國秘魯。秘魯鳀魚是三文魚魚料的主要原料。但身在漁場的Lien所看到的魚料只是裝在桶里的小型柱狀固體。工人并不了解魚料由什么組成，只負責把魚料撒入水中，或者導入自動喂食裝置。

三文魚本是海洋中游弋的食肉魚，依靠健壯的肌肉和咬力占得食物鏈的上位。本該在自然環境中被捕食的鳀魚如今變成不會輕易腐爛的柱狀魚料，從而得以越洋運輸到挪威。橫跨大洋的不再是被馴養在魚籠里的三文魚，也不是鳀魚自己，而是高度可控，趨附市場時空的越洋魚料工業。

Lien指出，從新鮮的鳀魚到不會輕易腐爛的柱狀魚料，三文魚產業的生物資本封凍住自然時間，并使得產業里的各個環節易于控制、復制和擴展。時空被封裝、控制的不僅是魚料。三文魚天然的生長周期包括母魚洄游后在淡水受精，在水溫攝氏8度的水里, 魚卵會在大約60 天后孵化，魚苗在淡水里成長，經過的一個重要過程是銀化（smoltification），使其得以在海里生活，長成成魚，幾年后再洄游，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產卵受精。

三文魚養殖業把這些豐富的自然周期分而治之在孵化器，淡水養殖場，和海水峽灣里的魚籠中。孵化成長的周期和環境被量化為溫度-天數的單位，可以通過調節溫度來控制天數。在三文魚公司看來，最重要的計量單位則是生物量，即三文魚的重量，因為與買賣直接掛鉤。在海水魚籠里的魚可以有一定數量的死亡，但只要魚料的喂食可以在最終的“收割”（即宰殺）前，即三年內轉化為五公斤的生物量，魚的養殖就有利可圖。

值得注意，另一知名跨物種人類學家Anna Tsing曾以葡萄牙殖民時期發明的種植園為例，說明這種高度可擴展，得以穿越大洋的工業模式遠早于現代科技支撐的三文魚產業，殖民主義和掠奪式資本積累結合才是資本模式可擴展性（scalability）的原初驅動力。被馴養在魚籠里的三文魚雖然被剝奪了洄游的權力，卻得以在漁業資本的封裝中漂洋過海。

Lien在挪威的田野于2012年結束。她或許沒有預料到的是魚料工業之后的發展。根據挪威雨林基金會的一份報告，由于鳀魚等海洋資源的減少，2012-2013年左右，挪威三文魚行業開始考慮用植物性蛋白作為魚料的主要構成。最終，南美洲的另一端被扣在三文魚越洋產業鏈上：即巴西的亞馬遜雨林。原因在于，與諸多養殖業的飼料一樣，巴西的大豆成為植物性蛋白飼料的首選。快速增長的三文魚產業意味著陡峭的大豆需求曲線和快速燒伐的亞馬遜雨林。極具可擴展性的三文魚行業最終還是與種植園走在了一起。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展示的挪威進口三文魚

Lien的民族志也并未觸及到越洋三文魚產業鏈中大公司為壓低成本造成的跨國勞工剝削，即三文魚漁工的生存狀態。這同樣與其局限在第一世界的田野有關。德法公共電視臺（ARTE）7月份在線放映的紀錄片《養殖三文魚：環境的危險》紀錄了三文魚產業在地球另一端的智利造成的勞工傷害。智利是位于挪威之上的三文魚第一出口大國。但據當地的社會行動者統計，過去7年在智利有50名三文魚漁工在漁業事故中死亡，在惡劣天氣中作業，在濕滑骯臟的環境中掉入魚籠。而進行三文魚加工的女工則日常地在低溫環境中過勞加班，甚至被工頭控制上廁所的時間，許多染上了腎病和尿道感染。

跨洋的的最后一環則是全世界范圍內的三文魚消費者。三文魚于1985年進入中國。值得注意的是，公眾習以為常的三文魚刺生也誕生于相近的年份。日料里的三文魚名副其實屬于“傳統的發明”，與中國80年代開始，直到如今還多居高端酒店的三文魚料理一樣，都是挪威三文魚進入東亞市場的努力。

洄游與逃逸

任何對三文魚地緣經濟的討論都不無法繞過大西洋三文魚（鮭屬，Salmo）與太平洋三文魚（大麻哈魚屬，Oncorhynchus）的相愛相殺。兩者都屬于鮭科（Salmonidae）。兩者進化上的分裂在530萬年前的上新世（Pilocene）前，但語詞上對它們指稱的含混則出現在全球化的近代。人類學大師凌純聲的1934年出版的田野報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將赫哲族捕殺的達莫嘎魚（dau imaha）指認為鮭，而dau imaha在俗語端流變為大馬哈魚，同樣流傳甚廣。“三文魚”則是鮭魚Salmon的廣式音譯，始自首先引進挪威三文魚的70年代香港。在市場上流行的從來就不是更加嚴格的林耐分類法，所以對三文魚的命名和指認其實是一種歸類的政治。

這一背景下就不難理解大西洋三文魚和原產自太平洋東岸的虹鱒之間的恩恩怨怨。2018年，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三文魚分會的13家成員單位制定的“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規定三文魚是“鮭科魚類的統稱，包括大西洋鮭、虹鱒、銀鮭、王鮭、紅鮭、秋鮭、粉鮭等。”引起軒然大波是這一標準下，虹鱒得享三文魚之名。但對消費者而言，淡水養殖的虹鱒無論是價格還是衛生標準（寄生蟲），都與大西洋三文魚相去甚遠。而“生食三文魚“團體中包含了利益相關的青海的虹鱒養殖企業，這也難怪在大眾認知中，國產虹鱒被污名化為冒牌的進口西方三文魚。直到新發地疫情的爆發，有三文魚店”坦白“自家買賣的始終是國產虹鱒，試圖以此穩住消費者。這種污名化才有反轉的傾向。

但兩者始終是相關聯的物種。20世紀60年代虹鱒已被成功馴養，正是這一技術突破鼓勵了三文魚養殖技術的發展。如此一來，進入太平洋市場的三文魚遇到虹鱒似乎是歷史的必然，必有一戰。

比起這一反映在進出口政策上的戰爭隱喻，我們可以以 “洄游“這一概念更好地理解三文魚和虹鱒的糾葛，而非簡單地做地理上的切割。既然Lien的著作論證了三文魚的自然已經不可避免地被人類的科技和商業所介入，“洄游”不再是某一物種孤膽英雄式地回歸原初之地，而是物種間通過資本、技術這樣的人類中介而產生的帶有必然性的勾連。事實上，在人類介入的“共同進化”（co-evolution）下，已經出現了太平洋虹鱒與屬于大西洋鮭屬的英國褐鱒雜交的知名日料魚種——信州三文魚。

如此一來，在后疫情，或者“后挪威三文魚”的中國，《成為三文魚》一書中所提到似乎屬于后工業挪威的物種政治也是我們可以進一步體會中國三文魚/鱒魚政治的他山之石。比如，Lien提到，馴養的三文魚經常會出現逃逸的現象，從運輸船上逃入野生三文魚生存的海域與河流。這些逃逸的馴養三文魚（escaped farmed salmon）被挪威水產組織鑒定為外來物種。雖然挪威沒有進行三文魚的轉基因改造，但經過培育，馴養三文魚的基因庫不同于野生三文魚，逃逸的馴養三文魚接觸野生三文魚，與之雜交也就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后者的基因。

Lien指出了“逃逸的馴養三文魚”這樣范疇的荒謬性，在她滿懷對魚同情的筆觸下，這些魚是永遠沒有原初之地可供洄游的魚中難民。這似乎導向了一種動物中心的哲學而削弱了社會層面對三文魚產業鏈的批判性。這也是多物種民族志多為詬病的一點。

而在后新冠時代的中國，封閉挪威三文魚的進口或許可以讓大眾收獲一時的慰藉。但這本基于挪威的多物種民族志提醒我們，無法防控的是資本流動下的多物種關系。畢竟，因為物種總能從封裝好的系統內“逃逸”，“洄游”無處不在，但又無法回到自然體系內的原初之地。源自太平洋東岸的虹鱒同樣會出現與青海當地物種糾葛的問題。事實上，據澎湃新聞2018年的報道，黃河上游龍羊峽飼養的虹鱒已經出現逃逸的情況，出現在貴德段特有魚類保護區內。而飼料中大量營養元素也可能會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影響黃河上游水質。無論是否作為三文魚，虹鱒本應封裝運送到北京和上海的餐桌，而與龍羊峽和貴德的居民無關。但因為“逃逸”的存在，資本-生態系統無法封裝住風險，沒有原初之地可供洄游的不僅僅是虹鱒，也包括當地的民眾。正如大洋彼此無法洄游的不僅僅是“逃逸馴養”的挪威三文魚，也包括它們在智利和塔斯馬尼亞的同類，還有與之緊密相連的物種們，乃至人類。

（本文為澎湃·思想市場與“結繩志”聯合發布。關于結繩志：一個致力于介紹人類學觀點、方法與行動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