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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政治與族群︱漢晉時期氐人的分布、遷徙與變亂
西晉元康四年(294年),匈奴郝散反,引發了氐帥齊萬年的叛亂。山陰令江統作《徙戎論》,提議將占據關中人口半數的氐、羌以及并州的匈奴、滎陽的高句麗全部遣返故地,但晉廷并未采納。一般認為,內居與漢人雜處的戎狄之所以叛晉,主要原因是由于“邊吏擾習”,即《徙戎論》所謂“侮其輕弱”,由于“受方任者”的州牧太守,“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簡言之,即這些族群的反抗是由統治與被統治的族群之間的矛盾所引起來的,而不是這些族群與漢人之間有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馬長壽《氐與羌》)
兩漢魏晉時期是氐人發展歷史的重要時期,是把握氐的主要歷史特點的重要時期。梳理這一時期的氐人的遷徙與分布情況以及中原各政權對其的政策發展變化,有利于理清氐人參與齊萬年叛亂的真實情況。
一、兩漢時期氐人的遷徙與分布
有關氐人的早期分布,馬長壽先生依據相關史料進行考證,證明氐人的原始分布和秦漢時氐人分布中心大體是一致的。自冉駹(嘉戎)以東北,是西漢水、白龍江、涪水上游等地,這些地區自古就是氐人分布所在。依據《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和《華陽國志》等的記載,秦漢時期氐人具體分布在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肅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陜西寶雞南)、河池(治今甘肅徽縣北)、平樂道(治今甘肅武都東北)、沮(治今陜西略陽東)、嘉陵道(治今陜西略陽東北)、循成道(治今陜西略陽西北)、下辯道(治今甘肅成縣西北),隴西郡的氐道(今甘肅天水西南),陰平郡的甸氐(治今甘肅文縣西)、陰平道(治今甘肅文縣東)及廣漢郡的剛氐道(今涪江上游),蜀郡的湔氐道(今岷江上游)。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遣中郎將郭昌等攻滅氐王,置武都郡,這是氐地開設郡縣之始。在此之前,依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薄段郝浴の魅謧鳌酚涊d:“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笨梢娯等耸怯惺最I的多個部落集團。漢武帝開郡立縣時,氐人受到排擠,向境外的山谷間移動,故《魏略·西戎傳》稱:“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边@樣的拓邊政策很快激起氐人的不滿與反叛,隨之而來的是西漢政府對其征討與遷徙。
氐人的第一次反叛發生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漢武帝遣兵平叛并將一部分氐人遷徙至酒泉郡(治今甘肅嘉峪關)。這次遷徙對氐人來說是被動的,卻使河西地區開始成為了氐人的一個聚居區域,氐人的分布區域第一次由以武都郡為中心的地區擴展至河西走廊。氐人的第二次反叛發生在漢昭帝元鳳元年(前80年),西漢政府再次遣兵平叛。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氐人并無叛亂之事發生,直至西漢末年王莽之亂,氐人趁機再次進行叛亂。兩漢之際隗囂割據隴西地區,氐人大都依附在隴蜀地區。
東漢建立后,隗囂表面上歸附劉秀,私下卻聯合公孫述作亂。在這場叛亂中,氐人豪酋齊鐘留與當時的武都郡丞孔奮“共為表里”擊退攻打武都的隗茂?!逗鬂h書·馬援傳》記載:“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蔽涠伎さ牟糠重等藲w降東漢,不僅得到“復其侯王君長”的待遇,而且“賜印綬”。來降的氐人政治地位得到了證明,其首領也有了行使權力的依據。由于氐人幫助平叛隗囂之亂,并主動歸降,東漢政府封其首領王侯,賜予印綬,采取拉攏安撫的措施,使得氐人終東漢一朝都未再得反叛。
兩漢時期是氐人被納入中原政權統治范圍的開始,在此之前,氐人為中原人知曉不多,因之史載不詳。西漢開設郡縣“排其種人”的拓邊政策激起氐人的不滿與反叛也由此引發氐人的第一次遷徙,這次被動的遷徙使得氐人由原來的以武都為中心的汧隴以南、漢中以西、洮岷以東及冉駹以東北地區外,在以酒泉郡為中心的河西地區形成新的分布中心,即《魏略·西戎傳》所說的氐人“或在福祿”,這對后來以氐人為主建立的后涼政權,多少準備了一些條件。兩漢對待氐人的政策也為后來的曹魏所借鑒,并進一步強化。
二、曹魏時期氐人的遷徙與發展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氐人的勢力也逐漸興起。當時在隴蜀之間有兩大氐人勢力,一是興國城地區(今甘肅秦安東北)的興國氐王阿貴,一是仇池山地區(今甘肅成縣西)的百頃氐王楊千萬,兩王各擁氐眾萬余落。而武都下辯等地有氐帥雷定等七部,擁氐眾萬余落;河池也有氐王竇茂,擁氐眾萬人余。此外,還有許多無名王侯小帥分布于各墟落間。這些氐人勢力引起軍閥們的注意并成為各方軍閥爭奪與利用的對象,稍后其居住地區又是曹魏與蜀漢必爭之地,這就意味著氐人不得不卷入漢末軍閥混戰之中。
建安十六年(211年)馬超與關中諸將反于潼關,“汧氐反”響應馬超。十八年(213年)馬超據漢陽,百頃氐王楊千萬響應馬超,屯兵于興國。次年,馬超率領氐、羌之眾數千人與張郃戰于渭水。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領羌、胡萬余騎與夏侯淵戰。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張魯,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氐王竇茂率領部眾萬余人,恃險不服。二十二年(217年)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從沮道進攻下辯,氐帥雷定等七部萬余落起兵響應。面對這樣的情況,曹操奉行“剿滅窮寇、威服后方”的方針,先用兵后遷徙。(馬驍《三國時期民族關系思想探析》)首先是用兵,曹操先派遣夏侯淵西征,滅阿貴,逐楊千萬入蜀,擊破韓遂的氐、羌聯軍,攻滅興國氐;再遣張郃攻破武都氐,等到曹操的大軍到達河池時攻滅竇茂。其次面對氐人余眾,曹操害怕再發生叛亂也為了便于對其控制,于是采取遷徙人口的策略。依據《魏略·西戎傳》記載:“國家分徙其前后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魏郡所守是也。”曹操對氐人余眾區別對待,“前后兩端者”被徙于扶風(治槐里,今陜西興平東南)、美陽(今陜西武功西北);“守善者”分留天水(治上邽,今甘肅天水)、南安(治?道,今甘肅隴西東南)界。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與劉備漢中之戰,劉備勢力占領了漢中,對關中三輔產生威脅?!疤鎸螡h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谷以逼賊,前至者厚其賞寵,則先者知利,后必慕之?!鎻钠洳?,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余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國志·魏書》卷一五《張既傳》)當時曹操認為武都孤遠,害怕為劉備所得,于是聽從張既招徠安定的建議,派張既到武都,遷氐人五萬余落至扶風、天水界內。不久,又派遣楊阜再次遷武都漢民、氐、傁萬余戶于京兆(故治在今西安西北)、汧(今陜西隴縣南)、雍(今陜西鳳翔南)、天水、南安、廣魏(即略陽)等郡縣之內。(楊阜移氐北上之事,分別記載在《三國志·魏書》本傳、《華陽國志》卷二及《魏略·西戎傳》中,馬長壽先生綜合考述認為,楊阜所徙之氐乃分置于京兆、扶風、天水、南安、廣魏五郡之內。)除此之外,曹操還強征氐人的糧食。夏侯淵擊武都氐帥于下辯時,“收氐谷十余萬斛”(《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淵傳》)。張既從散關入討氐人時,“收其麥以給軍食”(《三國志·魏書》卷一五《張既傳》)。經過曹操數年的經營,基本穩定了隴蜀間氐人的形勢,一些反叛的氐人王侯如楊千萬、阿貴、竇茂等,或孤身投奔劉備,或為曹操所滅,大部分氐人余眾則被曹操遷徙至關中和隴右一帶。
黃初元年(220年),曹丕接受漢獻帝的禪讓,建立了魏,曹丕是為魏文帝。曹魏建立后,隴蜀之間的氐人雖然大的反叛已不再,但武都郡的氐人仍“有萬余落”,且“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三國志·魏書》卷三〇引《魏略·西戎傳》)。然而此時氐人已愿意主動歸降曹魏。黃初元年(220年),武都氐王楊仆率部附魏,魏文帝曹丕將其安置在漢陽郡。青龍三年(235年),武都氐苻雙、強端率六千余眾降魏。次年,武都氐王苻健及氐人四百余戶降蜀漢,后主派張尉等前往接應。然而此時氐人內部發生分裂,苻健弟率四百戶降魏,苻健只身入蜀。
氐人態度的大轉變一是源自對曹魏強大武力的懼怕。夏侯淵、張郃與馬超、韓遂聯軍的戰斗中,先敗于顯親,再攻擊羌人所在的長離,又進軍興國,轉攻高平屠各,一路窮追不舍,終使馬超與韓遂大敗,“河西諸羌皆降”,“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淵傳》)??梢娤暮顪Y對這一地區羌胡的威懾力。氐人多次與夏侯淵交戰,不可能沒有領教到對方的強大的實力,再加上夏侯淵在征討的過程中對反叛的氐人所采取的政策,他們攝于兵威轉變態度主動歸順。二是曹丕對于曹魏周邊的族群抱有包懷之心,主張以德服之、懷柔容納?!度龂尽の簳の牡奂o》引王沉《魏書》曰:
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照曰:“前欲有令吾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動兵革也。”
這一段材料雖然是曹丕對處理盧水胡問題的展現,但是曹丕言語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一直是其在位期間的重要指導方針(馬驍《三國時期民族關系思想探析》)。正始元年(240年),姜維出兵隴西(治襄武,今甘肅隴西南),魏將郭淮出兵迎擊,遷氐人三千余落以充實關中。這是史書記載曹魏最后一次將隴蜀之間的氐人內徙進入關中地區,由此曹魏對氐人的內徙最終完成。
為了便于對內遷氐人的管理,曹魏在氐人集中區設有安夷護軍,治美陽(屬扶風郡,今陜西武功西北);撫夷護軍,治云陽(今陜西淳化西北)。這種護軍制度是從秦漢以來的“護軍都尉”“護軍中尉”等職官演變而來。它以護軍將軍率軍為營,戰時參戰,平時駐守于族群雜居、易生動亂的郡縣,后以護軍和郡縣一級相結合,以軍事長官(護軍)兼郡太守,進行軍政統治。護軍除了管守地方外,還經常抽調出征。正元二年(255年)冬十月,高貴鄉公曹髦因洮西之戰大敗,下詔“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三國志·魏書》卷四《三少帝紀》)。從上面這份詔書可以看出,安撫夷二護軍管轄下的內遷氐人亦耕亦戰,具有兵民合一的性質。護軍制對后世的地方行政機構影響較大,十六國時各族在西北所建政權中,大多設有護軍這一特殊的地方機構。
綜上所述,曹魏是氐人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氐人遷徙分布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氐人的遷徙方向主要是從原分布區域轉向關中和隴右地區,關中地區的氐人集中分布在京兆、扶風、始平,以扶風郡最多,隴右地區的氐人則是分布在天水、南安、廣魏。曹魏在借鑒兩漢政策的基礎上,采取“剿滅窮寇、威服后方”的方針,先用兵后遷徙,并設立安撫夷二護軍管轄內徙至關中地區的氐人。氐人也對曹魏由對抗的態度轉變成主動歸降,接受曹魏的統治,從此氐人布滿秦隴與漢族雜居。

三、西晉對氐人的政策及齊萬年暴亂
元康六年(296年),發生了以氐人齊萬年為首的匈奴、馬蘭羌、盧水胡、扶風氐的聯合大反叛。這次反叛源于元康四年(294年)并州谷遠縣的郝散之變。郝散是匈奴人,殺上黨郡長吏。不久,郝散宣布投降,率眾向洛陽進發,路過雍州境內被馮翊都尉所殺。至元康六年夏,郝散弟度元為其兄復仇,聯合馮翊、北地二郡間的馬蘭羌和盧水胡共同起兵,殺北地太守張損,并打敗馮翊太守歐陽建。馬蘭羌和盧水胡為什么參加這次變亂呢?傅暢在《晉諸公贊》中記載得很清楚:
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西征,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
此言胡、羌起事是由趙王司馬倫濫殺羌酋數十人所致?!稌x書·趙王倫傳》的記載比較隱晦:
(倫)鎮關中,刑賞失中,氐、羌反叛。
其意與《晉諸公贊》所記相同。《晉書·解系傳》等記載:趙王倫重用孫秀為相,殺羌酋事皆秀受趙王之旨而行,故雍州刺史解系、馮翊太守歐陽建各具表奏倫之罪惡,并請誅孫秀以謝氐、羌。從此可知,濫殺羌酋一事已經成為當時朝野之間的公憤了。晉廷對此公憤無法平息,接著就發生了同年秋八月“秦、雍氐、羌悉反,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晉書》卷四《孝惠帝紀》)的事件。
齊萬年是扶風郡氐人。潘岳《上關中詩表》里說:“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瘪R長壽先生認為齊萬年是編戶可能不是上層,能夠代表一般氐、羌民眾的利益。由于文獻缺乏,很難精準地確認齊萬年的身份。但此時扶風郡的氐人已經被晉廷編戶,齊萬年無疑是扶風郡的編戶。
據各種片段的文獻記載,齊萬年的根據地在隴山一帶。元康六年,齊萬年率羌、胡北上,圍攻安定郡的涇陽(今甘肅平涼西北),晉廷派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討伐氐、羌。七年(297年),齊萬年的主力軍隊七萬人移駐梁山(今陜西乾縣西北),企圖以此進攻長安。晉廷以梁王司馬肜為大都督、督關中軍事,屯軍好畤(今陜西乾縣東南)。齊萬年與晉將周處、解系、盧播戰于六陌(今陜西乾縣東北),晉軍大敗,周處被殺,盧播詐論功績,被徙于北平(今河北滿城北),許多士卒變作了俘虜。關中的州牧郡守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吏都張皇失措,逃遁奔竄者相望于道路。六陌一戰后,齊萬年和其他聯軍統帥分兵攻打雍、汧、陳倉等地。其時,圍攻雍城的聯軍由齊萬年直接指揮。晉廷方面看到雍城危急,速遣孟觀率軍往援。孟觀與聯軍大戰十余次,身當矢石,攻下美陽縣西的中亭。孟觀又繼續北上,直趨雍城;另有別將何惲領兵二萬繼其后,雍城之圍遂解。齊萬年于此時被擒,檻送洛陽。時為元康九年(299年)正月。
齊萬年叛亂曾波及原氐人分布地區,“元康六年……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武都“郡罹其寇,晉民流徙入蜀及梁州”(《華陽國志》卷二八《漢中志》),當時武都郡地方政府已被摧毀,氐人各部處于無所統屬的狀態中。當齊萬年起兵反晉時,楊茂搜率領所部四千家返回仇池。楊茂搜是楊飛龍養子,晉武帝時楊千萬之孫楊飛龍繼為氐王,勢力漸盛。晉武帝假楊飛龍為平西將軍,楊飛龍死后,楊茂搜襲其位。楊茂搜此時率部返回仇池,群氐推以為主,很快據有陰平、武都二郡。楊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成為仇池、武都和陰平實際的統治者。齊萬年叛亂平息不久,永嘉五年(311年)劉曜攻陷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晉書》卷一〇二《劉聰載記》),關中諸氐也歸附于劉漢。齊萬年從元康六年八月稱帝,至九年正月被擒,前后凡兩年半,此次叛亂對西晉的打擊很大。不久以后,就出現了五胡十六國相繼而起的局面。
梳理史料可以明確地發現,氐人對中原政權的態度,由西漢時期的反抗轉變成主動歸降。從東漢到晉武帝去世之前,不論是滯留在武都地區的氐人,還是隴右與關中地區的氐人,都未發生叛亂。晉武帝去世后,氐人齊萬年聯合其他內徙族群進行大反叛。關于這次反叛爆發的原因,時人江統在其《徙戎論》里將原因歸結于“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耙载澓分?,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碑敶鷮W者如唐長孺先生認為,發生叛亂的原因除了企圖解除本來的奴役以外,反抗司馬倫與孫秀的加重壓迫也是一個原因。馬長壽先生認為,晉廷以加重剝削和奴役的辦法對待內遷的族群(包括氐人編戶)是主要原因。后來的研究者也大多沿用唐長孺、馬長壽兩位先生的觀點,但卻忽略了一點,即內徙至關中地區的氐人被編戶之后,何以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進行反叛?
西晉時期氐人的問題上溯兩漢,近及曹魏。氐人從那時起已被內遷,并與漢人雜居,他們共同生產、生活,從而漸習漢風,走向了漢化的道路。凡內徙族群,不論其差別,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是從事情農耕、定居,但他們在社會習俗上還保留自身習慣。從戰國以來,氐人經濟生產已主要是農耕?!段郝浴の魅謧鳌穼ω等说纳a、生活、習俗情況記載得很清楚:
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發。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于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
《后漢書·西南夷傳》云白馬氐:“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边@些記載表明,氐人是以農耕為主而兼營畜牧的?!段郝浴の魅謧鳌匪疲浦鸽]右地區氐人的情況,而《后漢書·西南夷傳》是指隴南地區氐人的情況。川西北的氐人居住區,如前所示湔氐、剛氐、甸氐道地區,經濟生活又略有不同。如岷江上游的冉駹之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土地剛鹵,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后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被內徙至關中的氐人,其經濟活動內容大概是以農耕為主。郭淮任雍州刺史時,諸葛亮北伐到鹵城,“是時,隴右無谷,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輸調”(《三國志·魏書》卷二六《郭淮傳》)?!度龂尽の簳げ芩瑐鳌酚涊d同一件事時說道:“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碑敃r關中的內徙族群主要是氐與羌,所謂的“關中羌胡”必然包括氐人。氐人與漢人編戶、羌一道擔負起曹魏大軍的后勤供應。
關于西晉時期,內徙族群編戶繳不繳納貢賦的問題,曾引起史學界的關注。唐長孺先生認為,司馬駿所封的氐戶就是課田的近夷,他們直屬州郡,成為編戶。馬長壽先生認為,西晉初征收編民的田租戶調皆較漢魏為重,與此同時,氐戶在兵役上的負擔也是十分沉重的。尹波濤在唐先生論證的基礎上進一步證實,西晉政府將內遷的氐人化夷為民,使氐人交納賦稅,承擔勞役(尹波濤《略論西晉時期的“用夷”論與實踐》)。如前所述,曹魏多次遷徙氐人,保留其部落組織,為了與漢人區別對待,設置安夷、撫夷護軍管理關中地區的氐人?!对涂たh圖志》卷一《關內道·京兆府上》云陽縣條:“本漢舊縣,屬左馮翊,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縣,置撫夷護軍。及趙王倫鎮長安,復罷護軍。”撫夷護軍作為低于郡而近于縣的一級地方軍政機構,擁有實際統轄地區。護軍既是軍職也是地方長官,其管轄下的氐人戰時參戰,平時從事農耕生產。西晉撤銷了安夷、撫夷護軍,晉武帝以汝陰王司馬駿為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扶風郡的氐人身份得到了轉變,解散部落組織,成為封國直接統治下的編戶,與漢人民眾一起納稅服役。
雖然經過曹魏多次遷徙,但內徙至關中地區的氐人仍然是聚居在京兆、扶風、始平幾處,未能得到分散。雖然關隴地區除內徙族群居住外也居住著大量的漢人,氐人與漢人雜處,通曉漢語不可避免的接受漢化,但其部落認同還在,“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值得注意的是,齊萬年起兵時,楊茂搜率領一支氐人民眾返回仇池,群氐推以為主,保有武都、陰平二郡。楊茂搜此舉雖是避亂,但也從側面證明氐人的部落認同仍然存在。
如前所述,齊萬年叛亂源于郝散之變,當趙王司馬倫濫殺羌酋之后各族群的怒火被點燃,“秦、雍氐、羌悉反”。相較于曹魏的護軍制度,西晉采取的編戶政策較為激進,以及雖然解散氐族部落組織,但其部落認同依然存在,內徙的氐人紛紛投入到這場反叛之中,企圖脫離西晉的統治,從而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給予西晉沉重的打擊。
結語
上溯兩漢,至于曹魏,終于西晉,氐人完成了其發展歷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這一時期,氐人遷徙頻繁,其分布地區除了原來的以武都為中心的汧隴以南、漢中以西、洮岷以東及冉駹以東北地區外,在關中、隴右和河西地區又形成了新的分布中心。內遷的氐人雖然與漢人交錯雜居,但卻集中聚居在一起,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其農業經濟獲得發展,人口發展很快。曹魏在借鑒兩漢政策的基礎上,對其多次用兵與遷徙,并設立安夷撫夷二護軍管理關中的氐人。西晉將關中地區的氐人由護軍所屬變為封國直接統治下的編戶,解散其部落組織。郝散之變后,由于趙王司馬倫濫殺羌酋,點燃內徙族群的怒火,各族群紛紛起兵反晉。由于西晉對氐采取了激進的編戶政策,以及當時并不具備解散氐部落組織的條件和齊萬年個人的政治野心,已經被編戶但部落認同依然存在的關中氐民在齊萬年的帶領下爆發出巨大的能量投身于西晉末這場內徙族群聯合大叛亂中。正如福原啟郎先生所言:“真正的八王之亂開始前,內徙的非漢民族,尤其是內徙于北境的非漢民族內亂頻發,并且超越了族群的框架,形成了一些反叛集團?!?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福原啟郎著,陸帥譯《晉武帝司馬炎》)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張兢兢老師、張仲胤同學和梁文力同學的幫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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