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場的“疫論”專題開設“疫論·流動”子欄目，將在這個子欄目中陸續介紹牛津大學的“疫情與流動”論壇上的文章，該論壇是項飆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項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項飆策劃與編輯，并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合作，經項飆重新編選后在本欄目刊發中譯版。

【項飆按】

新冠疫情和全球性的隔離，讓我們大家不約而同地重新思考：“家”究竟意味著什么。在印度，避孕套被列為疫情間需要保證供應的重要商品。同時家庭暴力，特別是針對婦女和兒童的，在全球上升。人口學家預測隔離期間的出生率可能會陡然上升，社會學家則推測離婚率也可能同時提高。“家”，很復雜。

印度新德里，孩子們在街頭玩耍

家意味著很多東西。它是一個社會組織、一個經濟單位、一系列的情感關系、也是一個物理空間。在當代社會，家的這些不同維度日益分化。在今天，很少家戶還在承擔著生產性的功能。家的經濟性質主要體現在消費上。家的照顧功能也由于教育和醫療的社會化而減弱。但這絕不意味著家變得不重要。對很多人來說，家越來越成為情感上最后的歸宿和心靈唯一的寄托。從而，不管是娛樂節目、是房地產開發商、還是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不斷地拿家做文章。同時，家也是社會不平等關系得到不斷強化的關鍵機制。像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揭示的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再生產”，和中國老百姓所說的“拼爹”“出身”“X二代”，都顯示了這一點。人類學家喬治·馬爾庫斯（George Marcus）和西爾維亞·亞娜基薩科（Sylvia Yanagisako）對美國富有階層的研究則顯示，家庭繼承使得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不平等不斷強化。雖然很少家庭還有生產性的功能，但是家庭的金融性角色卻越來越重要。

“宅經濟”、“家居辦公”的興起，對家又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把我們帶回了工業化之前的，經濟、社會、情感、空間不分化的家戶狀態？

家居辦公和工業化之前的家戶經濟有本質的區別。傳統家戶經濟是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形成一個自足的單位。而今天的家居辦公無非是把工作的空間搬到家中來。它的工作內容、方式、報酬完全是受家庭之外更大的經濟單位來操控。一些貌似家庭作坊的經濟，比如說開網店、搞微商，和原來的家戶經濟也很不一樣。微商和網店完全是一個巨大的技術-資本體系的一部分。

這里最關鍵的是一個空間問題。“家”首先變成了“宅”。家是關系，宅是空間。疫情讓我們看到了作為宅的家的重要。宅里幾個房間，有沒有老鼠，窗戶有多大，朝向能不能曬到太陽，有什么樣的鄰居，都直接決定著你的生存狀態。人被宅在家里，這并不意味著家的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政治情感關系被強化了。可能是相反，家的空間性的重要壓倒了家的社會性。一個溫馨但是狹小的家，要渡過幾個月的隔離和禁閉是困難的。

宅的家和流動者的家是相反的。人們從農村到城里，或者從國內到國外打工，家庭關系在空間是高度離散的，家庭關系主要體現為遠距離的經濟（匯款）和情感關系。

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里，最貴的房子往往是空著的房子。在隔離期間，我們預期的景象是：街上是空的、家里是滿的，但是真實情況不完全是這樣。在貧民窟，街上家里都是滿的，而在富人區，則是外面里面都是空的。貧民窟到處是人，因為家里裝不下這么多人，沒有足夠的“宅”空間。在富人區看不到人，因為有錢人不斷在這里置產業，買了不住。沒有人住沒有關系，因為增值來自于空間本身。宅空間已經變得如此稀缺和重要，使得很多人無法利用這一空間。相反，空間，特別是沒有人的、真正“空”的空間，在擠壓著我們多數人。

從農戶經濟到數字化居家辦公

文/韓可思（Chris Hann）

新冠病毒對全球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我自己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會議已被推遲或取消，教學和輔導在線上進行。得益于數字技術，“居家辦公”（homeoffice）已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德國主要的政治家把居家辦公作為緊急救援措施，把居家辦公室看作新時代重組人類社會的先鋒（特別是綠黨，可參見他們議會黨派領袖的觀點。綠黨呼吁“居家辦公權益”不是為了減少流動性而赦免員工在組織中出現的必要性，而是以個人自由的名義允許可能更大的流動性）。居家辦公現在已成為德語中的一個詞。據說居家辦公是加利福尼亞州新冠病毒統計數目低于紐約或芝加哥數目的原因之一。當然，和居家辦公聯系在一起的零工經濟是不穩定和帶有明顯剝削性質的。因此，德國綠黨認為，未來的家庭工作場所必須受勞動法管制：雇主必須保證家庭辦公的職員不僅要有最佳的寬帶連接，還要有所有社會保障的福利（包括滿足嚴格健康和安全要求的辦公桌、椅子和照明設備）。毫無疑問，受過高度教育的年輕專業人士會支持這類措施。這也是綠黨在政治上的精明之處，年輕專業人士是綠黨他們的主要支持者陣營。

那么，新冠病毒能為具有悠久歷史的家戶經濟（oeconomia）開辟一個新階段嗎？

關于家戶組織（householding）的研究，在經濟人類學中有悠久的歷史。在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 1944）看來，家戶的重要特征是它的自給自足，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家戶經濟”（oeconomia）所強調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家庭管理或家庭生計的維持是“經濟”的最初形式】。在人們的經濟生活被市場交換控制之前，家戶組織與互惠原則和再分配原則一樣，是經濟活動嵌入社會關系的基本行為原則之一（1944：47-53）。農村家戶同時是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人們在同一個地方出生、結婚成家，過著定居的生活。雖然他們的工作條件骯臟乏味，但他們可以自己控制工作和生活的節奏。

這種典型的農村家庭被工業化、新的生產和銷售體系、以及教育和軍事服務而改變。但是事實證明，家戶組織具有相當的韌性。相比去工廠打工賺錢、完全成為無產階級、面臨生產環節與消費環節的脫離，許多人珍惜家戶組織的相對自由。

家戶的歷史變遷，和人口流動是分不開的。這在中東歐地區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匈牙利進行調研。匈牙利屬于一個半邊緣（semi-periphery）國家。中東歐先是處于西方資本主義的邊緣。然后他們又在蘇聯社會主義的邊緣度過了四十年。自1990年以來，它們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階段為資本主義形成了新的邊緣。在這三個邊緣階段，每一個階段都產生了自己的流動形式和家戶組織形式。我可以通過我自1976年開始研究的村莊，從地方層面來追溯這些流動形式（參見Hann 1980, 2019）。

19世紀晚期，人們開始居住在塔扎拉（Tázlár：匈牙利南部大平原地區的一個村莊）。當時多瑙河（Danube）和蒂薩河（Tiszawe）之間無人居住的封建莊園被拆散，出售給個人，變成私人財產。比起擁擠的原住社區，一些農民選擇遷移到這片大平原的低產田地，希望有一個更好的生活。人們形成家庭農場。多瑙河-蒂薩（Danube-Tisza）的交匯處便成為了歐洲中心的一個內部的邊緣。在這段資本主義活躍擴張的時期，農民的另一個主要選擇是移民北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中，數十萬歐洲中東部農民移民美國）。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地區中零散的農場經歷了極度的貧困。社會主義者承諾為經濟落后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盡管大部分地區遵循了集體化的模式，但這個地區的發展道路有所不同。農民仍然擁有零散的一些葡萄園和果園。農戶組織仍然是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位。

社會主義年代帶來幾種新的流動形式。首先，政府鼓勵偏遠農場的居民遷移到村莊中心，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機構，比如教堂、學校、農業合作社和地方政府。農民們第一次享受到了電和自來水。許多家庭建造了新房，有些家庭買得起汽車了。

匈牙利社會主義的后幾十年被后世稱為快速現代化的黃金時代。這時還有第二種流動方式：即很多人搬到僅120公里以外的城鎮（特別是首都），在社會主義工廠工作。農村人口急劇下降。相當一部分農村無產階級加入了工業工人階級。

匈牙利布達佩斯

還有第三種流動模式也很重要。由于人口城市化的程度不足，許多匈牙利工廠工人繼續生活在農村。在那里，他們的家庭生產農產品為了在市場上出售和自我消費。塔扎拉（Tázlár）的農民在附近的城鎮打工，同時仍然在自己的菜園和葡萄園勞作，他們相應地調動家戶資源以持續這樣半工半農的安排。

1990年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被私有化和激進的市場化所取代。集體主義機構的解體，使農村家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建立資本化的家庭農場。從1990年代初開始，人們開始往西移民。那時，婦女作為季節性工人前往德國。在2004-2007年中東歐國家被納入歐盟后，農民可以前往的目的地有了更多選擇。曾經在諸如布達佩斯（Budapest）和克拉科夫（Kraków）等城市的工業郊區重建家庭的農戶，現在來到像英國劍橋大學這樣的地方工作。在劍橋，如果沒有他們在廚房、清潔和園藝部門的勞動，我在的劍橋大學學院將無法運作。

像在德國這些國家，家庭不僅和生產完全脫離，而且也和照顧、社會再生產相對脫離。因為照顧——無論對兒童還是對老人——已經高度社會化了。這與工業化前的農戶大不相同。因此在疫情期間，有些人覺得把消費和工作場所融合在一起，非常不令人滿意。（比如，很難在照顧小孩的同時寫研究論文。參見Sylvia Terpe的文章）家戶組織很難回到以前的狀態。

那學者呢？我們中的許多人通常喜歡在家中進行工作，在這里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節奏，不受行政部門的干擾。減速和降低流動性可能會提高我們的研究質量。居家辦公的延伸會受到部分人的歡迎。比如那些因為機構現在不愿同時雇傭夫婦，而不得不兼顧工作和家庭負擔學者。面臨資金短缺的大學管理者可能也會覺得居家辦公是個好主意：給職員裝置遠程家庭辦公室，比維持在大學里的個人辦公室便宜。

但是我們可能會失去什么？

如果網絡教學普及化，棄置專門辦公室，隨之而來的將是裁員。縮減國際會議，我可以接受。但我更加擔憂家居辦公可能會威脅日常學術的分享。人們普遍認為，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人類學的黃金時代，正式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的質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會議前后像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劍橋大學中的一個學院）酒吧這些地方進行的對話（相應地，在哈勒的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是一個叫Nexus的小酒館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雖然很容易將這種學者間的互動效果神秘化，但是如果員工都在家工作，那像馬克斯·普朗克學會這樣的機構為什么還要為研究人員提供辦公室和圖書館？Zoom的虛擬現實不能替代傳統的人的肉身性（human corporeality）的重要。

References:

Hann, Chris. 1980. Tázlár: a Village in Hung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Repatriating Polanyi. Market Society in the Visegrád State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Rinehart.

（Chris Hann是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劍橋大學科珀斯克里斯蒂學院 [Corpus Christi College] 的院士)

“我真的幸存了嗎？”：家、避難和隔離

哈立德·卡里（Khaled Karri）口述，埃莉諾·佩恩特（Eleanor Paynter）和哈立德·卡里整理

在新冠病毒前，我的日常生活是醒來，騎車去大學，然后在城市四處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每天我都在工作，在做事，讓自己忙起來。我之所以參加這些活動是因為我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間，不想被困在自己的記憶中。我寧愿晚上把自己弄得特別累，那時就可以直接在床上睡死，就這樣。但是有了新冠病毒，新的情況讓我想得更多更深。這意味著我要回到以前的時刻，在那些時刻很多事情在發生，但是我完全沒來得及停下來思考。直到現在，我都是從這個點上的一件事，跑到下一個時刻的另一個事，再下一個。沒有時間去考慮過去。但是現在我有所有的時間，也就是24小時，去回憶。我也有足夠的時間感到難過或感到害怕。

地鐵中戴口罩的女子

我剛才還在想，如果我不在大學，我現在就在工作了。如果我現在在工作，我會因為新冠病毒無法工作并失業。這樣我會回到Tiburtina火車站邊上露宿。現在我有了自從到意大利以來最大的擔心，就是我究竟會住在哪里。

但這不僅是我的恐懼。成千上萬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安全感，他們害怕找不到住的地方。新冠病毒不分貧富，黑人白人。居家隔離也不是完全的自我禁閉——它是一個讓你注意到你的鄰居在干什么的機會。你的鄰居沒有在家里工作是因為他沒有工作。

我在想，在居家隔離的時代，禁閉（isolation）又意味著什么…不要告訴我，你在有iPhone 7 Plus時，在禁閉。當你被囚禁時才是禁閉。你吃一半的食物，另一半留給老鼠。因為你想留住手指和耳朵。你不希望老鼠在你睡覺時找你。你睡覺不是因為你想睡覺，而是因為只吃了那么少的食物，你筋疲力盡。這是我所說的禁閉。現在全世界都在描述禁閉——但是你處于哪一種禁閉狀態？敘利亞戰爭爆發時，人們開始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同樣，我搬到了祖父的家，叔叔也和我一起搬了。因為祖父的房子在中心，那里相對平靜。我們有五個家庭住在祖父家里。在這次封鎖中，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人們被困在彼此的房屋中，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回到自己家中。所以這一點讓我想起戰爭。

我很幸運，因為在隔離期間我能夠搬到朋友的住處和他們一起。但是，我的搬入也影響了我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會和房屋的主人變得更加親密。但是當你需要在朋友那里借宿時，無論如何你都需要比平時更好，更親切，更友善。因為你必須偷竊一點你朋友的同情心，他才能讓你睡在他的地方。人們會幫忙…但是你不知為何會感到沉重，這是個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別人不僅有自己的日常作息規則，同時還有另一種文化，你怎樣生活？

現在要談論新冠病毒前后我與這座城市的關系，讓我有點惡心的感覺。我從來沒有覺得羅馬是一個陌生的國家。

羅馬

有很多事情你無法用文字來描述，但你能感覺到它，比如說，當你走在古羅馬街巷中的時候你會感受到。當你在Trastevere社區散步時，你會感覺好像在古大馬士革中漫步。羅馬和大馬士革都是如此古老的城市。我們有許多相似的歷史、飲食、文化和行為。在羅馬讓我感覺像在家。那真的是家。這就是最早讓我對這種情況、疾病和所有事情保持耐心的原因。我考慮過離開，我不想被困在一個地方。但是我留了下來。

大馬士革

敘利亞作家穆罕默德·阿爾·馬格胡特（Muhammad Al Maghut）說：“我不能把我的城市當作旅館，在服務差的時候我就要離開它。”我也不想這樣對待它。2010年到2015年我在大馬士革時，我母親打電話叫我離開，父親也告訴我離開，離開，出去。而我卻有這樣的想法，我不想把大馬士革當作一家旅館——我在那里受益了25年。自從我出生以來，我在那里喝水，在那里吃面包，所有東西。我在這里也有同樣的想法。我不想現在離開羅馬，就像它是個旅館一樣。我不想對這個城市不心存感恩，好像只要有任何問題我就想逃走。

同時，我真的很厭倦一直處在不得不考慮逃離的狀態下。我要過正常的生活。這種正常的生活是我的基本權利。我不想再是個幸存者。我知道人們喜歡聽你的故事，因為你是幸存者，但是當人們將你視為幸存者時，他們也會將你視為受害者。他們把你看作是曾經面臨過很多問題的人。但我現在確實有個問題。我想問的真正問題是：我真的幸存了嗎？在隔離中，我可以說，我還沒有幸存下來，伙計們。

我做的所有事情——在隔離期間我沒有做多少——但是自從來到這里以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發展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穩定一點，變得自信一點，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哈立德。

（Khaled Karri是在意大利的敘利亞難民。從2010年到2015年，他被征召入伍。在被綁架、逮捕和毆打之后，他離開了敘利亞。目前，哈立德居住在羅馬，他是約翰·卡伯特大學 [John Cabot University] 傳播系的學生，也是一名公共演講者和電影人。

Eleanor Paynter，俄亥俄州立大學比較研究博士。研究遷移，庇護以及相關的權利和代表性問題，主要關注地中海的流動以及進出意大利的移民。她的文章發表在各種期刊和媒體中，包括《情境》[Contexts]，《洛杉磯書評》[LA Review of Books] 和《新探究》[The New Inquiry]。)

（本文由涂珈穎翻譯、注釋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