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翻譯家約瑟夫·弗蘭克（1918-2013），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權威研究者，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便是五卷本的陀氏傳記，依時間順序，對陀氏的人生和創作進行了重新詮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自2014年開始翻譯出版這五卷本的傳記，近日，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出版。在1865-1871這六年間，陀思妥耶夫斯基接連創作了《罪與罰》、《賭徒》、《白癡》、《永遠的丈夫》、《群魔》等多部重要作品，因此本卷名為：非凡的年代。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牽涉進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流放西伯利亞。約瑟夫·弗蘭克認為，這段流放經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創作《罪與罰》有很大影響。下文摘自傳記第四卷，作者詳細論述了《罪與罰》與西伯利亞流放經歷的聯系，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

《罪與罰》（學術評論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不難確定《罪與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那些年的經歷之間存在著類似這樣的聯系；不過，還有更多隱蔽的聯系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甚至沒有引起由一些熱衷于尋根問底的人所組成的潛心研究這種聯系的群體的注意。據我所知，沒有人注意到拉斯柯爾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狀態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在農民殺人犯身上的情況之間的相似之處。這種農民、家奴、士兵或工人，他們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通常過著平靜的生活，但是突然，在某個時刻，“他心中的什么情緒似乎爆發了；他不再忍耐，用刀捅死了他的仇人和壓迫他的人”。這種事情雖然是“犯罪但［仍］可以理解”；不過，接下來的事情就沒有這么簡單了。同一個性情溫和的人，以前與人相安無事，現在開始不問青紅皂白地殺起人來，“為了消遣，為了一句無禮的話，為了湊一個整數，或者只是‘給我讓路，別擋我的道兒，我來了！’人好像喝醉了似的，處于癲狂狀態。一旦跨過不可逾越的界線，他似乎就開始得意地認為，對他來說其實沒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只要癲狂狀態一過，這些罪犯就會冷靜下來，然后立即恢復他們原來溫順的本性。

發生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的許多情況都是這種模式，只不過改用別的語言表述以更加符合他作為一名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身份。使他陷入“癲狂狀態”的與其說是謀殺本身，不如說是“跨過不可逾越的界線”的想法，正是這種想法讓他“得意地認為，對他來說其實沒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實施了謀殺——他還殺了兩個人而不是像原計劃那樣只殺一個，本來沉默寡言、靦腆謙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令人意外地對所有那些他認為懷疑他的人表現出某種帶有挑釁性的憤怒和敵意，甚至對前來幫助他的人（例如他的朋友拉祖米欣）以及他以前敬愛的人（例如他的母親和妹妹）也是如此。他好像有了一種新的人格，毫不掩飾地展示出目空一切的傲慢，就連自己都感到驚訝；但是，他最終發現，不可能這樣持續下去。發生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的情況在精神和心理上恰恰與那些發瘋的犯人的變化相似；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種相似性都過于明顯而不容忽視。

這部監獄回憶錄的另一段同樣被論家忽視的內容在我看來似乎最能說明《罪與罰》的緣起。在這一段內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悲嘆法律固有的不公： 對犯罪動機可能完全不同的犯罪規定同樣的刑罰，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質有天淵之別，對他們也要給予同樣的懲處。例如，某人可能對無論什么野蠻的謀殺都不感到內疚或悔恨，他“在整個坐牢期間從不反省他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認為自己做得對”。但是，另一些罪犯的反應截然不同——例如“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有敏感的良心，有覺悟，有感情。在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之前，內心的痛苦足以把他折磨至死。他為他的罪行所作的自責比最嚴厲的法律冷酷無情得多”。

這些內容很可能是他關于“一個殺了人的青年人”的中篇小說的萌芽，這個青年人將體現他定義的人格類型：“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具有敏感的良心”，他對自己的懲罰比最嚴厲的法律苛刻得多。如果這種推測是正確的，那么，《罪與罰》的源頭很可能就要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亞歲月并且可以被認為是那些年的經歷所造成的某種后果——但只是在下面這種意義上：那些年的經歷為他提供了某種真正獨特的經驗判斷標準，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評估激進分子對一般的人性，尤其是他們自己的人性的危險幻覺。另外，如果中篇小說的殺人者發現他也不能長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是一個月）忍受“內心的痛苦”，那么，他自動放棄是因為，他惶恐不安地感覺到極其孤獨并且意識到與其他人的疏離，作者本人在苦役營里曾經有過這種感覺和意識，因為農民囚犯毫不留情地對他以及他這個階層的所有人表現出“難以抑制、不可調和的敵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的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將在《罪與罰》中得到利用。人們經常認為馬爾梅拉多夫的人物原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任妻子的前夫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伊薩耶夫。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救藥地愛上伊薩耶夫眉清目秀、非常聰明但長期生活在痛苦中的金發妻子時，他還活著。伊薩耶夫曾經是一名教師和海關官員，但是因為酗酒成性丟掉了這兩個職位；當無人照顧的妻子和七歲的兒子生活在乞討的邊緣時，他卻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酒館里與地痞流氓飲酒作樂。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伊薩耶夫的人品并且在寫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說，“他經常受到當地人不公平的對待”。由于不能控制自己他“墮落了。但是，他頗有修養，心地善良……盡管做了這些下賤的事情，他人品依然高尚”。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設法在他虛構的人物身上捕捉到這種不和諧的品質組合。

伊薩耶夫的妻子瑪麗婭·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僅具有吸引力，而且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蘭格爾男爵所說，她“天性浪漫容易激情煥發”。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她時她已經患上肺結核，在經歷了病痛的長期折磨之后，她于一八六四年四月去世。她無疑被用來當作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馬爾梅拉多娃的人物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有力的感人筆觸描寫了這個人物在不幸中經歷的折磨、忍受的痛苦以及令人絕望的勇氣?，旣悑I·德米特里耶芙娜動不動就大發雷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她暴躁的脾氣寬宏大量，他安慰她說：“對于一個像您這樣性格剛烈的人來說，面對不公不可能不進行反抗；這是正直高貴的品質。這是您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對弗蘭格爾男爵把她描繪成“一個紅裝騎士”，因此，暴躁好斗，總是徒勞地抗議社會不公的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完全可以被認為是這一形象令人心碎的夸張體現。馬爾梅拉多夫對迫使她接受他這個丈夫的絕望處境的描述（“留下她［一個寡婦］……帶著三個孩子在一個荒涼偏遠的地區——我也正好在那里……生活在那種我覺得無法形容的毫無希望的貧困中”）也與發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婚姻中的基本情況大致——但并不是在字面上——相符。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婚姻的情況，請參閱本書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 受難的年代》，第十五章。

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些從西伯利亞歲月延伸至《罪與罰》的思路。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無分文、饑腸轆轆地坐在威斯巴登的旅館房間里瘋狂趕稿時，想必像將要在他筆下誕生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對于一個貧窮只能帶來無盡羞辱的冷酷的世界，同樣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燒。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美】約瑟夫·弗蘭克/著 戴大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