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注在華韓國人群體將近十年，仍對第一次訪問北京望京“韓國城”的經歷記憶猶新。2011年夏天，我帶著滿滿的想象走出北京地鐵15號線望京站，以為自己將置身類似韓國明洞的異國空間中：鱗次櫛比的韓式服裝化妝品店、韓式烤肉食堂、咖啡甜品店，與單眼皮戴棒球帽的韓國歐巴擦肩而過，“?????”（你好）的韓語問候不絕于耳。然而，我卻失望地發現這個地方并不是“很韓國”。主干道兩旁有韓文標識的商鋪并不占多數，路上匆匆而過的行人也大多說的是普通話。接待我的居委會張阿姨更是給我潑了一盆冷水，“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好多韓國人都走了，你還研究他們做什么?”

極度的沮喪激發了我的思考：為什么聲名遠播的“韓國城”會是這番模樣？果真只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地方效應嗎？歐美學者已經在“唐人街”、“韓國城”的研究課題上有豐富的成果，那么中國情境中的“韓國城”與之有何異同？進一步而言，我關心的三大問題是：“韓國城”到底是不是一個發展成熟和制度完善的“族裔社區”？韓國人的族裔經濟形態和族群關系的狀態如何？族裔企業家的個人生命歷程如何與族裔社區和經濟的發展歷程相互糾纏和影響？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韓國人是中國最大的外國人群體，達到12.08萬。而韓國外交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在華韓國人的數量在2007年達到頂峰51.8萬之后，就一直呈下降趨勢，2011年統計為36.9萬，2017年則下降到34.9萬。其原因錯綜復雜，除了國際金融和貿易形勢的巨變之外，還與變幻莫測的中韓外交關系、中韓兩國各自的經濟社會環境緊密相關。盡管在華韓國人總數與龐大的中國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他們集中在大城市的特定區域，已經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居住區和商業區，其中包括本文提及的北京望京地區和上海虹泉路一帶。

2014-2015年，我在望京地區進行了將近1年的田野調查，之后又有過三次短期訪問。田野調查期間，我尋找各種機會接觸和參與韓國人、朝鮮族和漢族的日常社會和經濟生活。我曾長期租住朝鮮族開設的民宿，給韓商和韓企干做過翻譯，在韓國人開設的補習班里當過兼職漢語教師，還擔任過韓國主婦漢語學習小組的志愿教師。在參與觀察的基礎上，我又對經營者、被雇傭者和消費者三個群體進行了深度訪談。今年初開始，我帶領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的本科生研究團隊開始對上海虹泉路的韓國街進行調研，并有了初步的成果產出。

“韓國城”：都市化、國際化與士紳化

2014年5月，我在北京望京訪談了來華將近15年的韓國人柳先生。盡管在華打拼多年，他還是決定結束一切，舉家回國。他在中國取得博士學位，漢語流利，在北京某高校任職韓語教師的同時與人合伙經營小生意。柳先生坦言，決心回國主要原因是他在高校任職的工資不高，愛人也沒有工作，再加上越來越高的生活和經商成本，一家人在北京越來越難以維持“體面”的生活。

柳先生特別提到了休閑娛樂消費方面，他喜歡看話劇，在韓國時每月都要去看一兩次，但在中國一次也沒看過。原因之一是票價太高，另外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也導致他無法享受包括話劇在內的文化商品和服務。言談之間他用了“望京島”的比喻，形容許多韓國人因語言和經濟的障礙生活在望京這一文化孤島之上，不敢去外面，“就像犯人被關在監獄里一樣。”

2020年5月底，與韓國老公共同經營中韓物流代理生意的中國人小玉將設在望京的辦公室搬到了地下一層，這樣每個月可省下6000元房租。小玉告訴筆者，受今年疫情影響，超過半數的公司都在搬家，大公司從高檔寫字樓搬到中低檔的，小公司則往地下、郊區搬，都是為了盡量減少支出，挺過經濟蕭條的難關。小玉說，望京當地很多韓國人經營的飯店、學院（補習班）、美容院都關門了，沒有收入支付不起房租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韓國人走了就沒回來。

小玉說，其實疫情前生意就不好做了，疫情加劇了這個情況。小玉夫婦從事中韓物流行業20年，80-90%的客戶是韓國企業和個人；公司是“夫妻店”的形式，雇傭幾個固定的小時工負責包裝和拉貨。小玉告訴我，過去中韓物流是“進多出少”，有競爭力的韓國商品、機器配件等輸入中國的情況較多；但現在的情況完全相反，因為各大電商的一站式全球購平臺極大沖擊了跨國物流代理的業務。他們現在的主營業務是將中國生產的服裝、日用品等輸出到韓國。疫情之下，外資私營小企業顯示出更明顯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對此，小玉感慨地說，“我們在夾縫中生存。”

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韓國城”、“唐人街”等少數族裔移民聚居區的研究視角之一為族裔社區的視角，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帕克等人對美國少數族裔移民社區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威廉·懷特描寫波士頓意大利人貧民區的《街角社會》，是無數社會學專業學生必讀的經典著作。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人類學家Caroline Brettell 發出了發人深省的疑問，“族裔社區是必然發生的嗎？（Is the ethnic community inevitable?）” 。她比較并發現在多倫多和巴黎的葡萄牙移民群體存在顯著的不同，前者形成了緊密的社會經濟關系，而后者則松散似烏合之眾。通過分析差異的原因，Brettell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移民社會關系網絡和社區的形成并不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而是受到移民的人口學特征、社會經濟地位、當地社會對待移民的態度以及政府移民政策等多元因素的影響。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例如Nina Glick Schiller、Andreas Wimmer）都開始強調，族裔社區作為一個不證自明的分析單位是存在問題的。

那么，北京的望京地區是一個發展完善的“韓國城”族裔社區嗎？位于北京東北部四環與五環之間的望京開始作為一個“韓國城”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始于2002年中韓建交十周年之際，當時中韓的主流媒體（例如新華網、The Korea Times）都紛紛報道了韓國人聚集望京居住，以韓式餐廳超市為特征的族裔經濟的繁榮。

“韓國城”的誕生與北京郊區的都市化進程緊密相關。199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解決內城住房緊缺的問題，市政府將包括望京在內的幾個城市郊區規劃為“城市新區”，并開始在望京興建高層公寓住宅小區。新建的小區干凈整潔、安保規范、有涉外性質且租金較外交公寓便宜，非常符合當時韓國“新城市中產階級”的房屋消費偏好，因而吸引了許多韓國和朝鮮族商人聚集居住。

2000年中期開始，望京地區新一輪房地產開發項目展開，通過打造低密度和中高檔公寓小區，吸引中外商業文化精英租住和購買。隨著望京當地公共交通和生活設施逐步健全，韓國使館和大企業開始將在亞運村和使館區居住的外派員們安排到望京，進一步帶動了以韓國人為服務對象的族裔經濟的發展。

盡管如此，市政府并沒有將望京“韓國化”作為城市規劃的目標。例如，最新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強調，望京等地要朝著“國際人才社區”、“創意文化景觀區域”的方向發展。由于“國際化”的定位，望京不斷吸引國內外高新技術企業進駐，當地房價和房租也隨之大幅上漲。以50平米左右的單人公寓為例，受2016年阿里巴巴進駐望京的影響，一夜之間租金從5000元漲至6000元。受房租上漲影響，許多中低收入的韓國人為了尋找更廉價的居所，開始遷往順義、通州甚至是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鎮。

當地政府主導的國際化發展戰略直接推動了都市的“士紳化”過程。城市士紳化（gentrification）指的是，由于上漲的經濟和生活成本，低收入的（通常是）外來移民群體被中高收入的群體置換的都市空間發展過程。城市為外來移民企業家提供經濟機會的同時，也將他們裹挾進國際化的洪流中，令他們與本國企業家一樣，共同承擔了城市士紳化的成本。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則加速了士紳化的過程，增加了移民經濟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

隨著北京韓國人居住空間的分散，“韓國城”正在演變成一個邊界模糊、千瘡百孔（porous）的城市空間；曾經如日中天的韓國人經濟也在被欣欣向榮的網紅打卡店、連鎖美食店不斷蠶食。柳先生的離去和小玉的掙扎反映了韓國人經濟社會關系網絡的脆弱，他們在勢不可擋的國際化洪流中，或堅持，或放棄。北京“韓國城”并不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族裔社區。

望京“韓國城”消費場所，2016年夏。

逐漸縮小的望京“韓國城”消費場所，筆者攝于2019年冬。

“韓國街”：首爾夜市、“K-Beauty”與族群化

上海閔行區虹泉路的“首爾夜市”于今年元旦開市，因疫情沉寂三個月后，以“明洞De夏天”為名，趁著五一假期“強勢回歸”。白色棚頂的花車沿虹泉路一字排開，中韓兩國國旗迎風飄揚，裝飾品、首飾、服裝、特色小吃、韓語培訓機構等應有盡有。

“首爾夜市的確吸引了大量人流，但很多人都是在室外逛街消費，真正進入大廈的人還不多。”在虹泉路的主要商務樓宇之一的井亭天地生活廣場賣化妝品和服裝的韓國人金先生說道。金先生5月份的營業額達到疫情前的一半左右，盡管還不理想，但比前兩個月要好得多。考慮到疫情影響，井亭天地生活廣場的業主主動減免了2個月店租，大大減輕了租戶的經濟壓力。

虹泉路韓國街，筆者攝于2020年6月1日

今年是金先生來滬的第十六個年頭了。作為公司外派員來華工作的他五年前與太太一起接手朋友的店，開始從事韓國化妝品和服裝生意。金先生認為自己從事這一行業的優勢在于，在韓流文化的推動下“K-Beauty”（韓國式的美麗）在世界范圍內都有影響，特別是中國人的皮膚狀態與韓國人很接近，因此相較歐美化妝品，韓妝在中國市場更有競爭優勢。 同時他也感到有明顯的語言、文化和性別方面的障礙。他的大部分顧客是中國年輕女性，盡管他中文流利，還將每種化妝品的中文名字和效用背得滾瓜爛熟，但還是無法自由地與顧客進行深入交流，給出化妝和穿著方面的建議。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他雇傭了一名朝鮮族女性做店長接待顧客。金先生說，大廈里許多韓國人老板都雇傭了漢族女性看店，因為她們能夠在語言和文化上與顧客建立有效的溝通與連接。

作為上海第一個涉外商務區和居住區，古北新區在上世紀90年代是絕大部分在滬外國人的主要居住地。2003 年上海解除了對外國人居住地的限制后，古北的外國人開始四散，古北新區向西5公里左右的龍柏地區成為韓國人的集中去向。龍柏地區的房租比古北便宜，而且具有離韓國總領事館、商會和韓國學校近的區位優勢，又緊鄰通往市中心的高架，因而成為許多韓國人的居住選擇。1990年代中期開始，龍柏新村、錦繡江南、井亭苑等一系列居住小區先后建成，為中韓居民提供了豐富的居住資源。

據2006年8月《新民晚報》報道，當時上海有3萬多名韓國人，至少三五千人住在龍柏，龍柏是人數最多的韓國人聚居區，龍柏新村西面的紫藤路從一條普通的美食街在短短幾年間發展成特色鮮明的韓國料理街。2008年，衣念（上海）時裝貿易有限公司成立，并將總部設在距離龍柏不遠的徐匯區宜山路，帶動更多韓國公司外派員到龍柏地區居住。

2009年11月，龍柏新村往南約2公里的虹泉路第一次出現在韓國媒體的報道中。為了慶祝日據時期流亡中國的朝鮮人在上海建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90周年生日，韓國人在虹泉路上的協和雙語國際學校內舉辦了盛大的“中韓亞細亞超級模特大賽”。

2013年起，虹泉路開始搖身成為韓式商業娛樂一條街，韓流文化與跨國資本的推動是其成功變身的重要因素。當時，韓國熱播的電視劇《紳士的品格》、《繼承者們》帶動了韓國咖啡甜品連鎖店mangosix落地虹泉路，韓粉們排隊幾小時購買劇中出現的藍色汽水和芒果椰奶；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則帶動了韓式炸雞啤酒的火爆消費。

據金先生回憶，炸雞啤酒的文化消費帶動了各類韓式餐飲生意的同時，也拉高了當地的店租，有餐廳的店租漲了五倍之多，許多韓國企業家因難以實現收支平衡而選擇離開。金先生認識一家烤肉店的韓國老板就因為無法承擔兩層店鋪的租金，把整個店搬到了房租和人工費用低廉的崇明島。虹泉路上一家房地產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2017年左右開始，當地韓流消費的熱度就有所降溫了。那時，中韓關系正因“薩德”遭遇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盡管如此，2018年發布的《上海市閔行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明確了將“虹泉路韓國街”作為當地四大特色商業街區的地位。 2020年初，虹泉路“首爾夜市”的問世和沿街迎風招展的中韓兩國國旗都表明了當地政府積極利用韓國文化元素刺激當地經濟的發展舉措和決心。對此，金先生毫不猶豫地說，“這里已經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韓國城了。”

美國華裔社會學家周敏的代表作《唐人街》從族裔經濟的視角出發，通過對美國唐人街華裔制衣業的研究，發現了華人移民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族裔聚居區經濟（ethnic enclave economy）”，這是一種通過空間聚集形成的、以自雇傭經濟為主并為同族裔（也可以是其他少數族裔）成員提供就業機會和商品和服務的經濟形式。此外，另一種備受關注的族裔經濟形態是“中間人少數族裔經濟”（middleman minority economy），主要指某些外來移民群體集中從事商貿、中間人等職業，他們處于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雇主和雇員、房東和房客的一種居中的經濟角色和地位。美籍韓裔社會學家Min Pyong Gap運用這個概念分析了美國韓裔小商人被夾在白人和黑人間的種族化的經濟困境。

從族裔經濟的研究視角來看，上海的“韓國街”兼具以上兩種經濟形態的特征。它不僅是內聚、排他的，也是開放、連接的。一方面，韓國企業家扮演了“文化中間人”的角色，他們將韓國流行的商品和服務輸送到中國，滿足了大批當地韓粉們對流行文化元素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它不僅為同族成員提供生活必須的商品、服務和就業機會，還為當地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社會關系的開放或封閉取決于參與者是否能從開放或壟斷關系中獲得自我改善的經濟機會。

北美的唐人街不僅為華裔移民提供了大量經濟和社會機會，而且幫助他們在不喪失族裔特質的情況下站穩腳跟，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最終融入主流社會。不同的是，我國的“韓國城”、“韓國街”體現出的是“發展主義”的取向，它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的外國人政策相契合；即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的，鼓勵招商引資，利用外資和技術發展我國經濟。 但是，北京與上海在具體做法上存在微妙的差異。前者通過倡導國際化，引進外企外資與外國人才，實現城市空間轉型升級；而后者則采取了通過利用和強化韓國文化元素，刺激消費、吸引外資的發展觀。

虹泉路韓國街，筆者攝于2020年6月1日

此韓國城？彼韓國城？

從族裔社區和族裔經濟的視角切入，我們發現了在華韓國人的族裔社區和經濟與北美“唐人街”、“韓國城”的顯著差異。盡管如此，近期被翻譯成中文的人類學家陳志明和王保華編寫的《唐人街》一書更令我們看到了兩者的相似和可比之處。《唐人街》一書中，多位研究者分別深入地描述了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唐人街的發展歷程以及影響其發展歷程的力量。他們將移民社區置于一個動態變化的歷史過程中進行考察，強調不能孤立地看待族裔經濟，而要將其放在一個更廣闊的社區背景下進行審視。從社區發展的視角切入，我們可以在洛杉磯的韓國城曾經走過的道路中找尋到中國的“韓國城”和“韓國街”正在經歷的相似過程。

1970年代末開始，韓國企業家開始向加州和美國其他地區進行投資，E-2投資簽證能夠令他們攜帶配偶、子女，并享受自由出入、居留以及特定的免費教育權利；與亞洲不斷增加的國際貿易也給韓國城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1980年代初，洛杉磯政府正式將韓國人居住和經商的區域定名為“韓國城”，并推動它從一個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發展為全球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結點。經濟的發展令洛杉磯韓國城的經商和生活成本不斷上漲，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的中產階級新移民逐漸取代早年到來的小企業主和小商人。

士紳化是洛杉磯、北京和上海的韓國人企業家共同被卷入的社區歷程，而當地政府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在北京望京地區，士紳化的原因是政府主導的都市國際化，國內外高新技術企業和外資進入，擠壓了韓國小企業主的生存空間，這個過程是去族群化的。相比而言，上海的虹泉路的“韓國街”首先是作為一個較古北地區廉價的選擇出現的，算是都市士紳化、韓國人居住空間分散的可視結果和解決路徑。在韓流熱度和資本逐利的推動下，它更快又被卷入一輪新的士紳化過程，具體表現為當地店租上漲和許多韓國店主的離開。目前，當地政府采取了韓國街族群化的經濟發展策略，特別作為后疫情時期刺激當地消費的手段。首爾夜市在吸引更多消費者的同時，也會帶來更激烈的經濟競爭，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小企業家是否能夠真正得利還未可知。

此韓國城，似彼韓國城，又非彼韓國城。

（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團隊成員游震豪、季婧源、范博琳、李獻偉對本文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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