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杰：我的文學“北中原”

采訪者：向度文化

受訪者：馮杰

向度文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地域性”是許多作家無法回避也不可忽視的一個身份標識，如賈平凹的商洛，莫言的高密鄉(xiāng)，孫方友的潁河鎮(zhèn)。而在您的創(chuàng)作中，“北中原”則成為一個不斷被書寫挖掘的資源寶庫，這次作家出版社的新書散文集更以《北中原》為名字。請您談談作家與地域的關系，以及“地域性”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馮杰：你說這幾位作家他們文學地域符號多是實指，文學領域和成就博大精深，都是我的文學師傅，其中孫方友先生我倆還是文學院同事、老師，可惜英年早逝。

每一個作家作品都會帶著自己的口音和氣息，像驢腿上那一枚“夜眼”，用于走道。

“北中原”這一符號是我多年創(chuàng)作里虛構的一個文學地理符號，最早啟發(fā)來自沈從文先生的“湘西”，因為敬佩一個作家，我曾一人專程到過湘西鳳凰沈從文故居，沈從文一生有意或無意地寫湘西。我受到感觸，覺得文學需要先分產到戶，要先有一塊責任田，然后才說地里種莊稼打糧食。或者說像大山里老虎撒尿，先得有一方以自己氣味為邊界國境的文字園地。然后圍繞這片園地用草木灰構畫自家符號，“北中原”這一詞開始是出現在我詩歌里，后來出現在散文里。這本散文集即使不用《北中原》命名，里面所涉及素材也多打上這一符號烙印。

現實生活里你只能當一匹紙老虎，但寫作時需要作家當一匹文老虎，去撒尿圈地，在自己的氣味里，梳理屬于自己的胡須和陽光里的斑紋。

“北中原”也許只有在文學領域里使用才合情合理，若當真在生活社會上使用“北中原”一詞，顯得矯情不明就里，還有被人民政府和官員以私設機構為由罰款拘留可能。

我覺得只有現實地理上的“湘西”和文學地理上的“北中原”叫起來才和諧順口，合理，其它南中原東中原北平原東平原叫起來對我而言，顯得模糊。我只有面對“北中原”這仨字時，才會文思如涌，像癮君子聞到鴉片的氣味，像鯨魚聽到遠方深海里涌來的潮聲。

向度文化：“北中原”是您文學創(chuàng)作的素材庫，也是您孜孜不倦書寫的精神原鄉(xiāng)。在您以后的創(chuàng)作計劃里還繼續(xù)書寫它么？有沒有想過嘗試一下開墾一片“北中原”之外的文學園地？

馮杰：我是“文學唯心主義者”，覺得每一位作家的寫作坐標上，在哪里鑲詞是一定的，上帝和文曲星在如此安排，似乎寫什么都有定數。“北中原”文學地圖它只是個形式，沒有鄉(xiāng)界，大到無邊小到芥子，它不僅是固體的北中原，還是液體的北中原，氣體的北中原，有型號的北中原，無形狀的北中原，許多食材都能裝到里面讓你調配，這里也沒有文學內外之分。

“北中原”文學地圖漏洞百出，沒建制完善，目前還不考慮下設“二級機構”。

向度文化：“有著傳統文化浸潤，有濃郁的中原地方特色。”這是河南作家李佩甫對您文字的評價。您認為他所說的 “中原地方特色”具體來講是一種怎樣的文學特色？它是不是河南作家群體所具有的一種文學風格共性？也請您順便談談中原散文的優(yōu)勢與短板在哪些方面。

馮杰：我只在紙上的“北中原”寫自己的文字，努力把句子寫好讀，把顏色調好看。中原文學整體顏色我覺得就是“麥的顏色”，即使現在小麥品種繁多，文學創(chuàng)作多樣了，也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是文學的“根系大地”情懷，河南文壇，從蘇金傘李凖到喬典運李佩甫，一脈相承，這也是河南作家一貫的文學傳承。

關于中原散文的優(yōu)勢與短板問題，我不是散文領袖，不了解當前文壇散文全貌，看不到中原散文優(yōu)勢與短板在哪。我只看到眼前自己的小農作物，文學局部，它們都小于麥田。我在《泥花散帖》一書跋里說，喜歡看到我書的讀者不會超過二十個，其中十位沾親帶故，屬于心里話。

向度文化：海外評論家陳芳明說您能在最庸俗的地方，釀造不可能的貴氣。張輝誠說您具有一種“化俗為雅”的文學能力。何懷碩則把它歸結為您自身所具有的一種中原文化底蘊。請您談談您所理解的中原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在河南人身上的具體表現。

馮杰：說起中原概念，我這里只局限于狹隘的河南。歷史上因為“逐鹿中原”，因為“得中原者得天下”，因為“八方風雨會中州”這些所謂的大詞，注定這塊厚土包含苦難，折騰，烽煙，求生這些因素。造成河南人有一種執(zhí)著隱忍的精神，歷史上典型如“愚公移山”，包括當代的“紅旗渠”精神，焦裕祿治沙精神，都是向大自然被動求解；但在這里也有“列子御風”，也有“莊周夢蝶”，也有老子“玄而又玄，眾妙之門”的超然度外。

中原文化是復合型的，中原文化只是中國文化里的一部分，中原這塊土地經歷苦難太多，有抗爭，也有無奈，有時為了“活著人生”就不能“講究人生”了，因此，河南能大能小，鉆牛角，也舒緩，格局大，多開涮，多噴空，多胡侃，這是用另一種形式在化解障礙，河南人生存能力很強，其他地域人民不屑的勞作形式河南人都能承擔下來，我到外地，基層的一問都是河南人，打工，泥水，搓背，開車這些南方人不做的河南人都做。另外河南人傳統上有出人頭地的理想，岳母刺字只有在河南發(fā)生，其他地方的岳母不需要這種形式。我老家冬天有一景，全村人蹲到墻角談論世界形勢，我在村里一塊蹲過，其他省沒見此景，這些鄉(xiāng)親們討論都不是本村小事，都是總書記甚至美國總統所想所關心的大事。河南人喜歡吃地溝油操中南海的心，我認為這是一種擔當，是一種情懷。河南人還善于自嘲，幽自己的默。河南人自嘲是一種氣量和融通，自嘲有時需要勇氣。譬如頭禿敢說自己有上帝的光，譬如說不能喝酒頂多喝一兩，那你一定要按二斤的量來莊重對待。河南人自嘲時你只當聽免費相聲。到京津聽相聲還要收費，聽河南話不收費。

向度文化：中國有一句古話叫“民以食為天”，老百姓對吃飯一事是很重視的，這種飲食觀反映在文學上，便出現了一個專門的散文類別——飲食散文。遠至清朝的袁枚，近至民國以來的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汪曾祺等，都寫過大量優(yōu)秀的飲食散文。近幾年此類書籍和作品出現得也非常多。飲食散文在您的作品中也占據了很大比例，如《一個人的私房菜》《獨味志》《說食畫》《水墨食單》等。您覺得一個作家寫飲食類散文，怎樣才能寫得不落俗套？

馮杰：沒有“飲食散文”一說，這是偽命題。那樣會隨著出現“服裝散文”“體育散文”“家具散文”一系列批量產品的。

我小時候，跟著姥姥步行走親戚，之所以不遠數里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除了增長世界觀，就是為了吃上一頓雞蛋鹵撈面，這情結一直沉潛在味蕾里，記憶里，不寫是要冒酸水。我寫的都是自家的私家菜，我吃過的才去寫，沒吃過的不寫，那是要冒犯口味的。寫的終究不是菜譜是親情。

向度文化：眾所周知，您的身份是作家，也是畫家，所謂“左手書畫，右手詩文”。一邊畫畫，一邊寫作，大約是您的常態(tài)化創(chuàng)作模式，想請您談談書畫筆墨的藝術力量如何融入文字的精神里。

馮杰：我畫畫和寫作兩者沒有區(qū)分開，這和“長垣廚師之鄉(xiāng)”里的一位打燒餅師傅興致一來要炸一鍋油條一樣，無非轉個身，都不是莊重嚴格的事。我小時候做的是畫家夢不是作家夢，屬于“不忘初心”。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出過我新書《畫句子》，封面引用的一句就是“我是把一幅畫當作一篇文章來寫的，或者一篇文章當作一篇畫來畫的。”現在畫畫和寫作對于我而言，形式上屬于不能干喝，一定要“喝酒叨菜”：文字是養(yǎng)心，書畫是養(yǎng)身。但我更喜歡寫作，這才是一位作家要堅持的本分，找其他理由骨子里是不敬業(yè)的表現。我這里沒有對書畫的不恭。我想起大書家何紹基在文學面前謙虛的態(tài)度，他一直小視自己的書法，連齊白石也多喜歡稱自己“詩第一，畫第四。”這都是文人的小心機也是真情道白。

向度文化：就散文寫作來講，最近幾年的趨勢是“越寫越長”，主流散文觀以“大散文”為新風尚，而您卻是越寫越短，越寫越小，在新書《北中原》的跋里，您說“我是在種植文學的小農作物”，請問您這種“逆勢”的寫作理念是什么？您覺得它的優(yōu)勢又是什么？

馮杰：我喝酒喜歡53度以上的高度酒，盡管酒量不大多虛張聲勢。喝高度酒只能用小盅來喝顯得恰當。吃鉆石用克拉，吃砒霜用一捏。這和寫短文的精神都近似都相同。

如今散文的舞臺有點像時裝展，即使再不可理喻拖泥帶水的服裝都有人能穿出來，在走動在展示，且有喜歡的觀眾在喝彩。我寫的散文上不了時裝臺，頂多是微量元素。你喜歡的就嘗一口，不喜歡的去吃其它，喝彩不喝彩與我無關了。

一個人寫了半輩子散文還有“散文腔”，這和不喝高度酒有關。因此，散文家一定要先喝酒，要“論酒盅”，“論克拉”，“論一捏”。

我認為你問的我散文里面也沒有“優(yōu)勢”“劣勢”“逆勢”之分。我手中所持的圖紙是號稱“北中原”文學地理，這就不是“大中華”文學大地理圖，有了這種推脫之詞，就可以說我寫的是大麥田邊緣的小風景，它是小的，局部的，片段的，零碎的，我偶爾也寫過長文，字數上也有過萬，長短不是散文的標準，想到蘇軾在評論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時一段話很中用：“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蘇先生也沒有以長短來論功夫。蘇先生講文學話簡直像是神論。他竟然是“論尺”的。

因此，我不但要學習蘇東坡吃荊芥和豬頭肉的良好習慣，還要學習他寫散文的精神和態(tài)度。

向度文化：《北中原》的內容囊括了鄉(xiāng)村事物中常見的動物、食物、器物、節(jié)令習俗等幾大類，在體例上比較雜，這似乎是和您之前的幾本書有所區(qū)別，在文本意義的延展性上它和您之前的書寫是否有所承襲？

馮杰：我的文章打個比喻，大體是北中原我姥姥們平時打的那種鄉(xiāng)村的“紙手牌”，這種紙牌中原人知道，里面都是餅、條、萬，是宋江、晁蓋、時遷，但紙手牌又不是那種麻將牌，沒有大家打的麻將復雜和科技含量高。紙手牌顯得不驚險。我的文章紙牌可隨時編排組合，組合的方式不同而已。一直是原來的那一副紙牌，后面執(zhí)牌者依然還是舊人。

向度文化：作家張煒在《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童年》這篇文章里說到“作家的童年時代對其一生的成長與書寫都是極其重要的”，您對他的觀點認同么？您覺得您的童年記憶對您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多大的影響？

馮杰：我視野狹隘，還沒有看過張煒先生《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童年》這篇文章。我不了解其他作家，我一直覺得一位作家后面，都有源頭，站有一位“文學的姥姥”，有文學的起航碼頭，還要有一池童年的源泉、氛圍、背影，不然沒有文學的第一枚嫩芽萌發(fā)的土壤和條件。

上學時寫作文老師讓寫理想，我每次寫都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寫幾年老師也不討厭，后來轉到“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終生”。更早一次是小時候，大人問我長大有啥想法，那也是談理想，我說想在天安門城樓上吃雞蛋鹵撈面條。傳為坊間佳話。但真正實現很難。長大后沒有上去吃過撈面，哪怕湯面也行。可見吃上理想里的撈面不是容易事，理想破滅，但不登天安門吃撈面并不影響我生活里吃姥姥的撈面、炸油饃。把它寫下，把姥姥炸油饃過程記錄下來，就是實現另一種文字理想。童年對于作家而言，是一位作家的一塊文學酵母。可能有另類作家本身是一塊酵母，跨越童年直接寫人生。我一直沒有跨越過這一道“童年門”。

向度文化：看您的簡介也挺有意思：“逃過課，種過地，賣過菜，做過銀行小職員，是中國文學界的草根傳奇。”“草根作家”是這幾年來被屢屢提到的一個代表文學身份的詞語，您認為一個“草根作家”所具備的基本要素是哪些？您現在還把自己當作“草根作家”么？或者您覺得自己已經脫離了“草根作家”這個文學階層？

馮杰：“草根作家”這一概念是營銷策劃精心編制一頂帽子戴給我的。達標的“草根作家”應包含大地底氣和生活的元氣，我不具備。從出身上論，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那一段草根，都是不同領域的草根，高樓大廈平地起，沒有一位作家生下來就是作協副主席主席秘書長。每位作家都要經過文字內外的奮斗，花言巧語，句子算盡，詩外功夫，才達到自己的位置。是否“作協會員”并不是劃分作家作品好壞分界線。抬杠可以舉例曹雪芹和蒲松齡都不是作協理事。

我認為作家沒有“貴族作家”“草根作家”之分，哪怕她是張愛玲，是納蘭性德，也不能稱為貴族作家。我分作家只有“可讀的作家”和“不可讀的作家”兩種。

作家馮杰

馮杰，河南省文學院專業(yè)作家，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捻字為香》《說食畫》《九片之瓦》等十余部。 曾獲林語堂文學獎、臺北文學獎、《藍星》屈原詩獎，三奪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四摘“梁實秋文學獎”等。逃過課學，賣過菜，種過地，做過銀行小職員，是中國文學界的草根傳奇。斬獲臺灣幾乎全部重要文學獎項，被臺灣文壇稱為“獲得臺灣文學獎項最多的大陸作家”。左手書畫，右手詩文，在紙筆間閑庭信步，是繁雜世事中且雅且俗、亦莊亦諧、至真至趣的赤子。

《北中原》馮杰著 作家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北中原》是作家、文人畫家馮杰的新著。作者左手書畫，右手詩文，將文作為畫來“畫”，又將畫作為文來“寫”，在紙筆間閑庭信步，在繁雜的世事中且雅且俗、亦莊亦諧、至真至趣，盡顯赤子情懷。

作品以鄉(xiāng)村常見的畜類、食物、器物、節(jié)俗等精彩呈現心目中的故土，渲染勾勒出其干凈、原色、本真、樸實的精神與氣度，是作者用文字精心培育的“小農作物”，讀者在“吃”了大量“主食”之后，自可從中品出一番別樣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