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通報“女顧客遭男伴‘下藥 ’”事件，“下藥”男子已因涉嫌強奸罪被刑拘。“約會強奸藥”也因此再度引發公眾的關注。

雖然這次深圳案中使用的藥物，是犯罪嫌疑人從境外購得的、所謂“改善女性性冷淡”的藥物，但是，更多的“約會強奸藥”“迷奸藥”絕非噱頭，可能是真材實料的精神類、麻醉類的“猛藥”，社會危害相當嚴重。

據媒體報道，約會強奸藥一般含有三唑侖、氯胺酮、γ-羥丁酸（GHB）、氯硝西泮等物質。按照國家藥監局會同公安部等部門公布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品種目錄》，三唑侖、氯胺酮、γ-羥丁酸（GHB）屬于“第一類精神藥品”，氯硝西泮屬于“第二類精神藥品”。上述藥品如故意脫離醫學目的進行使用，則屬于毒品。

如媒體評論所言，約會強奸藥勾連著上下游各種犯罪，“是一個臭不可聞的淵藪”：上藥游賣家在線發布‘迷奸視頻’做噱頭廣告，兜售違法藥品。中游賣家在線指導用藥，交流用藥心得，這已經涉嫌刑法所明確規定的‘傳播犯罪方法罪’。而下游就是迷奸得手之后，各種迷奸視頻被發布到情色網站，為各種網絡賭博、售假吸引流量。

近年來，雖然職能部門深入開展此類藥物的治理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約會強奸藥隔三差五就會卷土重來。譬如GHB在2005年被認定為“第二類精神藥品品種”，因“發生濫用，已經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2007年被調整為“第一類精神藥品”。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將其列入“其他毒品”的范疇。但是，瀏覽新聞可知，GHB販賣活動依舊猖獗。氯胺酮更甚，據調查，近年來濫用氯胺酮人數不斷增長，目前已上升至第三位，僅次于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

于是，加大刑事懲治力度成為治理路徑的優先取向。譬如2016年4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氯胺酮的定罪量刑的數量標準下調為原來的二分之一，等于讓氯胺酮的定罪標準翻了倍。

嚴刑峻法有威懾教育的功效，但不能用事后的刑事追究來代替事先防范，還應針對這些“約會強奸藥”動用刑法+其他治理措施的協同并進，比如在醫藥管理層面上嚴管，從上游管住這些精神藥品，避免它們的“黑化“，避免它們的被濫用。

《精神藥品與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60條規定：“對已經發生濫用，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品種，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采取在一定期限內中止生產、經營、使用或者限定其使用范圍和用途等措施。”主管部門可以依法限用，乃至命令停產這些“約會強奸藥”。

事實上，三唑侖、 GHB類藥物既未列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2018年版）》，又未列入2019年發布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這意味著上述兩類藥物在使用上并沒有不可替代性和優先性，哪怕依法禁用、限用也不會嚴重影響正常的醫療行為。

所以，國家藥監局不妨按照《精神藥品與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60條的規定依法中止三唑侖、 GHB的生產、經營、使用或者限定其使用范圍和用途。同時，還要盡快組織醫學、藥學、社會學、倫理學和禁毒專家評估現行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品種目錄》，盡快將毒品屬性明顯，且可被替代的藥物品種清除出去，從上游把“約會強奸藥”嚴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