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蘇州河而行”第二段行走示意圖  手繪、制圖：陳鑫培

“沿蘇州河而行”的第二次行走路程，以位于河南路橋旁的天后宮原址為起點，浙江路橋旁的OCAT上海館為終點。行走的軌跡，冥冥之中將兩條河流的傳記并置在一起，一條是容納天后宮生命周期的蘇州河，另一條是出現在美術館展覽中的多媒體裝置《對一條河流的命名》（以下簡稱《命名》）中的主角，流經云南昆明的盤龍江。《命名》是OCAT“自由聯接”媒體藝術群展中的一組作品，來自出生和工作在云南的藝術家程新皓。

在《命名》中，程新皓用圖片、視頻、實物構成了一個充滿張力的表征空間，讓流經家鄉的河流變成一個熟悉而又神秘的意象。河流展現了生命的“綿延”，植物、螺螄、地質的運動，各自書寫河流的來源。而人與城市現代化的故事，由于這個時間的星叢而收縮變形。程新皓的“命名”實踐，啟示了一種在當下進入河流生命、創造新的經驗空間、面對變化和“更新”的方式。

命名：進入深層時間，擾亂均質空間

命名是一個主動的動作：在具體地點的原有空間秩序之間，建立新秩序。通過命名者的“指認”，河流在當下駐留，成為一個切片、一個空間化的形態，對它的貼近、觀察、觸摸，讓一個地圖上的幾何空間，被擁有、被一種賦義的活動征服，被轉化為一個“地方”，對經驗者來說，變得與眾不同。

命名的動作，將經驗時間與自然時間變成測量彼此的尺度。測量，是程新皓的原初經驗：他從小住在這條河的旁邊，試圖尋找它的源頭，騎著自行車沿岸追溯，是最早的測量方式，但一直沒有找到，于是，他從一開始就把自然的阻礙力量寫入身體的記憶。在阻礙中行走，增加了感知的強度和傷痕，也變成了不斷返回、再次測量的動機。

從2013年開始，程新皓通過行走中的拍攝來測量河流，他在一年的時間內，在上游和下游之間走了二十多次，用全畫幅微單相機截取對岸的樣本，拼貼成全景圖，讓我們的目光在觀看的起點和終點之間行走：山谷和叢林、城郊和鬧市、生長桉樹或柳樹的河岸、匯流處與河口，被景框切割為彼此無法通約的位置，各自對應一段具體的歷險。

山谷河岸  本文圖片均選自程新皓作品《對一條河流的命名》，藝術家惠允。

樹叢河岸

匯流處

桉樹河岸

城郊河岸

鬧市河岸

柳樹河岸

河口

全景圖的星叢，旨在破壞盤龍江作為一個概念空間的同一性，讓河流分裂為各種不同的地方所構成的復調空間。然后，出現在《命名》中的另外一些表征，比如《云南省城六河圖說》（以下簡稱《圖說》）手繪地圖，以及螺螄、化石的標本陳列圖，又將全景圖的時間相對化，置于更長時段的綿延之中。

《圖說》是清朝昆明水利官員繪制，程新皓將其挪用到《命名》的視覺序列中，將測量盤龍河的經驗向前推遠。手繪地圖與實景數碼攝影在視覺表征上的區別，不僅撕裂了時間的連續性，也具身了古人和今人兩種進入河流的方式，將其并置為人類感知的沉積層。

手繪地圖與數碼攝影的并置

標本陳列的圖示方法，構成了另一個陌生的經驗框架：前人類紀的空間敘述。在全景圖或手繪地圖中，盡管人類在表征空間中缺席，但卻在不同世紀的經驗位置上在場。螺螄、化石，是構建河流空間的行動者，甚至早在河流成為河流之前。螺類生物的化石、樹葉的形態、滇池貝丘遺址的螺螄殼，是這片地域獨有的殘留物，用它們的方式構建地方感。全景圖、手繪地圖、標本陳列圖之間的連續和間斷，形塑了以并置為特征的當下。

標本圖示

程新皓將這種多層并置的張力圖譜稱為時間的空間化、空間在時間中的形塑。這個形塑過程，既取決于切實地、物質發生的過去，也有賴于對這個發生過程的想象和復魅。在整套作品中，“沉積巖”實物裝置如同敘事弧線的高潮，將遙遠而持續到當下的并行運動，高度濃縮地展現為一個物質的想象空間。

這是一個既不同于同質空間，也不同于物質地點的異托邦，因為它并不是一種地質學復原：在河流上游挖到的沉積物被放在最下層，其上的一層一層累積，取自河流從上游逼近下游沿途收集的殘留物，最上層的螺螄對應著最終流入滇池的河口。

“沉積巖”裝置

這個沉積的圖示，成了多方面的隱喻：不僅恰到好處地指涉了河流的多樣起源，以及在不同起源的脈絡中營造軌跡的行動者，而且，想象河流起源的命名者，違反物質規律做此“不合邏輯”的想象，具身了一種與河流發生關系的創造性方式。

于是，《命名》用景框和并列的間隙，劃開連續的空間，將河流變成了一個無法被語言的線性秩序所安排的、因復雜而“崇高”的時空結構。反過來，用語言去描述這個作品的文本陣列，免不了是一種掛一漏萬的努力。

河流的時空紋理，就像是由各種姿態的樹所構成的各種姿態的森林，在每一條紋路里展開獨特的物質空間，讓這條河流區別于其他的河流，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消費主義語境中，景觀不斷被復制，城市趨于同質化。程新皓的命名實驗讓我們看到，為地方創造性地找回被剝離的物質屬性，讓多層的時空經驗，在互文的景框之間產生碰撞，有可能構成一個新的可能的意義網絡。

借由身體的穿越，建構河流的地方性

《命名》挑戰語言符號的限度，它的不可言說性，源于河流本身的“崇高”感：作為一個不斷流動、變化，并且在種種變化之間存在斷裂和分層的復雜結構，它表面上是單調的，潛在卻是一個諸多線索軌跡共存的容器。因此，對河流如何在當下“如其所是”的測量，對河流意義的賦予活動，必定是一個需要不斷重返、持續更新的動作。

比如，不同世代、不同能力的身體，探入河流的姿態和軌跡也是不同的，于是以身體作為測量的錨點，“一個特定地點的文化、一個特定地點的現代化起源的問題”，就轉換成感性尺度的伸縮。不同身份和技藝的身體穿越河流，讓連續和變化所構成的譜系顯影。

《過河》（2018）是《命名》序列中的一個視頻裝置，在五分鐘左右的夜間影像中，程新皓頭戴探照燈，扛著一根木頭，從盤龍江的此岸穿越到對岸。“穿越”的身體不僅在地理維度上游牧，而且將河流變成文本間、代際間的交流。

在2013年拍攝“匯流處”圖片的過程中，程新皓站在了錯誤的河岸，為了到達彼岸，不會游泳的作者硬著頭皮下水，卻泡在水中進退不得。這個創傷經驗卻讓身體擁有了對河流最直接的體會：寒冷、阻力。

《過河》（2019）重演了一年前穿越河流的劇場，同時是對代際記憶的標記：水性很好的父親，在年輕時對河流的日常穿越游刃有余，與作者當下不會游泳，因而面臨生命危險的尷尬局面形成對照。浸泡在河中想象差異，成為一種“對話”的路徑；身體對水性的忘卻，映射出程新皓作為城市一代的集體特征，潛在的現代化過程沖刷自然習性，同時養成了新的經驗條件。

泡在水中和穿越水域的動作，超出了《命名》的文本邊界，與作者其他有關云南空間起源的知識生產實踐，形成相互引用關系。比如《還歸何處》（2019）用大約40分鐘的視頻，重演了作者扛著木頭，探照和趟過河谷的過程，這次的終點是中越兩國的邊界，“莽人”的村落就位于這里，由于民族國家的地理政治劃界，原本一體的棲居地點被劃分進入兩個國家的領土空間。

穿越河谷，將界山上被洪水沖到下游的木頭，逆流送回。沿途的崎嶇和濕滑，對穿越的身體形成真實的阻力，三屏的景框切割也旨在打斷運動的流暢性，讓觀看的過程充滿阻力。一個原本連續的（自然、經驗、話語）空間，分裂為數個不同的位置，每個位置都對應著身體力行的記錄行為：程新皓花了七個半小時的時間，沿途不斷架設機位，然后入畫、出畫，重復拍攝和穿越的循環運動。

《還歸何處》（程新皓，2019）

阻力使得身體對水域和景框的穿越行動，獲得了一種額外的強度，讓貼近和聯結地貌的行動及其結果產生懸念，我們于是對這個單調卻緊張的穿越過程聚精會神。身體的運動，協商水域的自然力量和話語力量，就像樹木打開了荒野一樣，揭開隱而未顯的空間。

創造性的行走

在地圖上俯視，與在地圖所指涉的地面上行走，代表了兩種產生空間經驗的基礎形式。行走者貼近地面，遵從空間現成的高低起伏，摸索和利用只能在行走過程中感覺得到的地貌，沿途即興發生的關系，屬于用移動的腳而非眼睛規劃出的文本，進入一個創造的過程。

行走作為創造的動作，逐漸成為程新皓作品的驅動。在完成《命名》最初的圖片敘事后，他嘗試用視頻的方式，將靜態景框切割，放回表征的空間，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游牧的身體在云南的具體地點（鐵軌、河流、界山）上活動，身體挪用現成的自然元素，跟這些元素發生關系（趟過水流、壘石頭、拾取鐵軌間的石子），就像是施展各種戰術，構建劇場般的語境，讓地貌對過去的指涉進入當下的感知范圍。在其中，藝術家與其他原本就屬于這個地點的行動者（包括人，也包括水流、樹木、巖石、動物）演繹出彼此的差異和共存。

創造性行走的創造，指的是賦予地點以意義，通過行走，與地點建立具體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塑造了一種新的空間。藝術家的可見身體，并不是表達自我，而是充當一個與現成空間和地點的阻力發生作用的中介者，轉譯、顯現地貌，轉化一些現成卻被忽視的東西，產生新的知識。

1994年，生活在墨西哥城的比利時行為藝術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s）穿上一雙有磁性的鞋，穿過古巴哈瓦那，吸附地面的金屬殘留物；他后來也曾在耶穌撒冷的休戰邊界散步，沿途用油桶里滴下的綠色油漆，劃出一條曲折波形，不同于地圖上被政治主體分割的筆直線條。

《綠線》（The Green Line，Francis Al?s，2004-5）

埃利斯認為，行走或者說無目的緩慢的溜達，不僅是一種對速度的拒絕、一種可供據守的個人領域，同時也是用來邀請他人加入一個劇本、共同展開敘事的方法，就像是磁鐵吸附了各種分散在感知邊緣的殘留物一樣。在一個具體地點上的運動，將不可見、不可言說，結合為有形、可感的新東西。

對于程新皓來說，這個作為中介者的身體，還具有獨一無二的記憶，因為途經的地點與行走者的成長密切相關，是屬于作者的獨特的資源。在程新皓的作品中，云南的起源，也是“我”的起源，反之亦然。云南之所以成為一種與眾不同的“地方”，也在于云南的所有東西，都容納了塑造“我”的東西，云南這個地方之所以是當下的樣貌結構，答案也包括了“我之所以變成今天的我”這個描述的淵源，而“我”的行走和穿越，也因此構成了云南未來的起源。

這種特殊的關系，是程新皓所謂的他與云南地理的“本質的聯系”，也是他不斷回到特定地貌的理由。程新皓的作品讓我們看到，創造性的行走和穿越，沿途轉化了現成的東西，是對一種新的空間關系的生產，是一種創造和“更新”空間的方式。在快速變化和遺忘的當下，也許游牧的我們最終可以據守的資源，同樣是自己的身體。

（作者徐亞萍系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