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戰，是中國人無法忘記的傷痛。或是通過歷史課本，或是通過影視劇，每個中國人都對抗日戰爭有著自己的理解和記憶。但我們對于發動這場戰爭的日本，其實了解并不多。

1853年黑船來航，日本和中國一樣在西方列強的沖擊下被迫打開了國門。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中日兩國的歷史走向了巨大的分水嶺。甲午戰爭、“九一八”、“七七事變”……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也把自己帶向了毀滅的邊緣。

同樣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國家，同樣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下被迫開國，日本何以在“明治維新”后的幾十年時間里迅速完成國家的啟蒙和富強，成為亞洲的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經歷了大正民主的短暫熏陶后，擁有憲政和議會民主的日本又為何會迅速地滑向軍國主義？所有人都知道與美國開戰必敗，可日本又為什么會偷襲珍珠港自取滅亡？一個原本充滿希望的國家，最終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財經》雜志高級研究員馬國川先生的《國家的啟蒙》和《國家的歧路》兩本書，就通過日本近現代史上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來重新勾勒了日本從啟蒙到瘋狂的這一過程。帶著對以上問題的思索，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專訪了馬國川。

馬國川

由福澤諭吉引發的思索

澎湃新聞：雖然您在《國家的啟蒙》一書中對寫作的起因有過簡單的介紹，但還是想問您最初是為什么想寫這個系列，為什么研究對象是日本？在這背后有您怎樣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

馬國川：起因是偶然的，2016年夏天我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的邀請，在日本做了四個月訪問學者，地點是在慶應大學。我去的第一天在校園轉，就看到了福澤諭吉的雕像。其實對福澤諭吉以前也了解一些，知道日本萬元大鈔上的頭像就是他。但是那天仔細看他的樣子，覺得跟我們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很像，有特別的親切感，這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這個人到底有什么事跡？于是就查資料，寫了一篇《福澤諭吉：一個國家的啟蒙老師》。我在“界面”網站開了一個專欄“扶桑讀史”，專門寫日本的近代人物和事件。回國后，繼續堅持寫下來，一直寫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我一共寫了60篇文章，在朋友們的熱心推動下，中信出版社結集出版，就有了《國家的啟蒙》這本書。

福澤諭吉

吳敬璉先生在為這本書寫推薦語時說，應該繼續往下寫，寫到1945年日本戰敗，這才是完整的日本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故事。其實在寫作過程中我就感覺到，如果只寫到明治天皇去世，很多事情交代不清，比如明治后期的軍國主義是怎么發展的、是怎么與法西斯主義結合的，都是值得追蹤的問題。在吳敬璉先生的鼓勵和自己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開始寫第二本《國家的歧路》，從明治天皇去世寫到日本戰敗。

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日本其實經歷過兩次現代化。第一次是明治維新到1945年，第二次是戰敗后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的現代轉型。我覺得應該把這個故事講完整，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后發國家現代化的故事。目前我正在寫作第三本《國家的重生》，就是寫戰后日本的轉型歷程。這三本書合在一起，就是“日本三部曲”。 所以，最初我并沒有一個“頂層設計”，就是越寫越覺得有意思，就收不住了。

“研究”談不上，只是一個記者滿懷好奇心去追溯日本現代化的艱難歷程而已。這些年來，我對后發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非常感興趣，也有許多困惑，日本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樣本。我希望在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中發現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為理解那些仍然在轉型中的后發國家提供思路。這或許就是你說的“問題意識”吧。雖然我有現實關懷，但我給自己的原則是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就事論事，適可而止。

澎湃新聞：這兩本書基本都是以人物為主線的敘事，在體例上屬于紀傳體通史，您為什么選擇以人物為主題來寫這個系列？

馬國川：我基本上是按照時間軸來寫作的，以人物為核心來寫，是希望讀者能讀到比較生動的歷史。很多歷史書往往只是把歷史過程梳理出來，歷史中的人物已經風干，讀者感受不到他們的血肉與情感。明治維新也好，日本近代史也好，我的案頭有太多相關書籍，但讀起來讓人有共情的很少。我努力把宏大的歷史敘事和具體生動的個人結合起來，讓歷史活起來。我不是像司馬遼太郎那樣寫歷史小說，而是在一個歷史的大背景下去寫這些人物真實的際遇和個人的掙扎。

我在第二本書《國家的歧路》的后記里特別寫到，我力圖描寫出一段復雜的真實歷史：首先用“鳥之眼”俯瞰，其次用“蟲之眼”，扎到土壤體察，最后用“魚之眼”透視，既俯瞰歷史，又深入歷史肌理，自由地出入歷史與現實，立體地審視歷史。這也是我自己的一個探索，是耶非耶，請讀者明鑒。

在我看來，《史記》是歷史寫作的最高境界。我們讀《史記》不會有距離感，雖然兩千年過去了，但那些人物會一下子打動我們，“也同歡樂也同愁”。 還有一些歷史演義小說，也有可取之處。我們去讀一本寫宋朝的歷史書，會覺得那段歷史離自己很遠。但是讀到《楊家將》《岳飛傳》，好像一下子就進入了那個場景。

澎湃新聞：讀了您的這兩本書我發現，從明治維新以來，非常多的日本政治領袖都死于暗殺，這讓我覺得很好奇，為什么日本的政治人物為什么那么容易被暗殺？

馬國川：這個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過，只能大概回答一下。

首先這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或許跟日本的武士文化有一定關系。武士傾向于采取行動，似乎覺得把一個人殺掉，所有問題就解決了。武士文化影響著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國家的歧路》里我專門寫了一個從事暗殺的小人物朝日平吾，他覺得自己暗殺財閥在給社會治病，其實他自己也是“社會病人”。

其次，暗殺是歷史轉型時期的一個獨特社會現象，歷史轉型期往往也是思想、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候。當這些矛盾不能在體制內被很好解決，有的人就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其實，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沙俄，清末民初的中國，暗殺一度都很普遍。

第三，或許和日本政治家本身也有關系，他們的安保意識沒那么強。比如說伊藤博文，那么高的身份，在哈爾濱火車站被安重根射殺了。還有日本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也是在火車站被人槍殺的。

需要注意的是，暗殺在明治時代和昭和時代也不大一樣。明治時代的暗殺沒有特別強烈的政治訴求，個人恩怨比較多。昭和時代的暗殺者大多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提出“昭和維新”，呼吁像明治維新一樣進行全面改革。因為當時日本貧富分化懸殊，社會嚴重不平等，一些人不愿意假裝看不見社會的不公，他們在強烈的愛國心下采取暗殺等恐怖行動，結果國家被這種“愛國心”推向了戰爭。這應該是日本近代史的最大悲劇。

天皇的戰爭責任

澎湃新聞：既然說到了天皇，那我也想專門向您請教一下。在兩本書中，對于從明治到大正再到裕仁天皇，您都沒有專門寫過。我特別好奇的是，以您的觀察，您認為裕仁天皇在整個二戰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要為日本走向瘋狂和毀滅付多大的責任？

馬國川：你讀得很細，也戳中了我的盲點，因為盡管讀了大量日本資料，但是不管是明治天皇還是昭和天皇，在我的頭腦里都是形象模糊，他們的性情、他們在政治決策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曖昧的，讓我不敢下筆。

首先要強調一下，我不認為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是一種“傳統”。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人對天皇并沒有過多的尊崇，天皇既不掌權，也不是國家運轉的核心。民間把天皇稱為“云上人”，就是對天皇這種云山霧罩、虛虛幻幻的存在的精確描述。明治維新的元老們認為，一個統一國家要有一個精神領袖，于是通過《教育敕語》等在全社會灌輸灌輸“天皇至上”等觀念，獲得了成功。所以，崇拜天皇并不是日本人的傳統，而是一種制造出來的群體意識。

日本的天皇，在制度設計上有很多問題，這在明治憲法里最明顯。明治憲法規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權力歸于天皇，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天皇的，而不是人民的。雖然權力歸屬天皇，但是由內閣和軍部等部門來分擔行使具體權力的。也就是說，在制度設計和具體運作上又有君主立憲的味道。比如明治時期，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元老手中，像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大權在握。后人把明治天皇稱為“明治大帝”，有點名不副實，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完全不能相提并論。

昭和天皇在登基前，曾經去歐洲游歷，英國王室對他的影響特別深。他認為英國的立憲君主是最好的，據說他一直是以英國式的立憲君主自許。

1941年和美國開戰前，天皇的態度一直很曖昧。很多人說，1945年天皇一句話，日本就停戰投降了，你開戰那會兒怎么不出來說句話呢？歷史可能并不那么簡單。在具體政治運作中，天皇參加內閣會議時一句話不說，只是一個最高貴的聽眾。如果發表意見，元老們還會批評他。比如說皇姑屯事件發生后，首相田中義一前后兩次向天皇報告，說法不一致，受到天皇批評，田中趕緊辭掉了首相，不久就病死了。結果，天皇的這個舉動受到了元老西園寺公望的嚴厲批評。回到1945年夏天，當時內閣會議爭執不休，有人說要求和，有人說要戰斗到底。最后首相鈴木貫太郎不得不請求請天皇“圣裁”，天皇才說那就停戰吧。天皇出來說話，徹底打破了原本的政治運作模式，是非常之舉。

昭和天皇

在復雜矛盾的政治體系中，天皇的責任是什么？需要深入研究。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對戰前的日本政治體系有深刻研究，可以參考。

明治憲法的結構性缺陷

澎湃新聞：在書中我能看出您對日本實行代議制民主和普選是非常認可的，但是事實似乎是隨著元老的凋零和他們對日本政治的影響力下降，以及民眾參政的增加，日本越來越民粹，外交方面也越來越不理性和狂熱，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馬國川：你的問題非常重要。普選權和民主權利的擴大，無論如何都是進步的，值得肯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制度的保障一定要跟上。社會進步難得，一定要盡快固化為制度。大正時代有很多問題，首先是制度本身沒有完善，很容易被動搖；其次是根本制度沒有人去討論過，我指的是修改明治憲法。隨著民主時代的到來，這個憲法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的要求了，可憲法本身一直沒有修訂。比如，隨著元老的凋零，軍隊應該被納入內閣管轄，解決軍部獨立的問題。再比如，隨著民主權利的擴大，思想警察“特高”應該廢除。一系列的改革都應該推進，但是都沒有做。軍部挾持國家走向瘋狂，就是鉆了這些制度的漏洞。

1929年的“大蕭條”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國民開始懷疑民主制度。正好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套傳進來，青年軍官提出“昭和維新”，要砸爛原有的整套制度，把所有的政治家和資本家全部打倒，請天皇親政。北一輝就是這種思潮的集大成者。結果，大正時代文明開放的成果、思想解放的勢頭，因為沒有制度的保障，一下就被逆轉了。

澎湃新聞：您的這兩本書對我很有啟發。14年抗戰是我們所有中國人都很沉重的一段歷史，過去我們經常是把日本看作一個整體，覺得日本的統治者從明治維新、甲午戰爭之后，就處心積慮地要入侵和瓜分中國，但是在這本書里面我們看到了日本的多重面相。感覺日本有很多機會可以不走向戰爭的，濱口雄幸、犬養毅兩任首相都堅決反戰，最后卻都被愛國憤青殺害，甚至連山本五十六這樣的戰犯，最初都是最堅決的反戰者，但是最后整個國家都被青年軍官“以下克上”，被這群“愛國青年”給綁架和裹挾了。這折射了戰前的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的哪些結構性缺陷？

犬養毅（右二）與蔣介石

馬國川：日本的政治框架，基本是由《明治憲法》決定的。

明治憲法是東亞的第一部憲法，日本在1889年就頒布了憲法，這意味著要把整個國家納入憲法之下，不再是人治。這在那個時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要知道，當時東亞各國還在帝制里掙扎。20年后，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就是照抄明治憲法。

但是，明治憲法本身確實存在很多缺陷。它以當時德國憲法為藍本，又有英國憲法、法國憲法的影子，是一個雜糅的產物，所以后來美國占領軍諷刺明治憲法是一個“雜種憲法”。明治憲法的缺陷主要有這么幾條。

第一，對于天皇的權力和職責沒有清晰的界定。正如我們前面說的，一切權力屬于天皇，但天皇怎么運用這些權力，天皇在國家政治中到底發揮怎樣的作用，沒有明確的界定。天皇到底是一個機關呢，還是一個實體呢？戰前就有激烈爭論，戰后則圍繞“天皇到底負有怎樣的戰爭責任”發生了激烈爭論。

第二，軍隊的管轄權問題。明治憲法規定，軍隊直接服從天皇，軍隊和內閣是平行的。元老在的時候可以管得住軍隊，但元老凋零之后，內閣對軍隊沒有任何制約。軍部根本不買內閣的賬，說我只對天皇負責，可天皇又不親政，等于軍部可以為所欲為。

第三，內閣本身的設置也有很大問題。明治憲法對于首相如何產生沒有明確的規定。元老們還在的時候輪流坐莊，伊藤博文當完，山縣有朋當，之后西園寺公望和桂太郎輪流當……變成了寡頭政治。到后來元老死得差不多了，由剩下的元老和當過首相的人組成“重臣會議”，決定誰當首相，其實是密室政治。根據明治憲法，首相在權力上和其他大臣是同等的，閣僚不對首相負責，只對天皇負責。明治憲法的這個制度設置到后面就出了大問題。為什么軍部可以挾持內閣呢？如果軍部對首相不滿意，軍部就不推薦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沒有陸軍大臣、海軍大臣，首相就組不了閣；如果陸軍大臣、海軍大臣辭職，內閣就會倒臺，首相就要下野。

明治憲法沒有及時修改，是導致日本走向歧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時移世易，變法宜也”。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也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進行適當而必要的修改，尤其是在現代化轉型時期，否則遺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