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7月17日傍晚，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在中華書局進行了一場題為“因讀書而走向藏書”的新書分享會。下文為分享會講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雖然不太喜歡這種單方面的和大家見面的形式，但能見面總比見不上面好，至少你們大家是能見到我的。人生在世，誰不希望自己的努力受到社會的關注，誰不希望自己努力的成果能夠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大家對我學術研究的關注，對我學術成果的認真對待，給予我莫大鼓勵，給我以信心，給我以勇氣，也給我以力量。今天，大家能夠來參與這次活動，我就把這理解成各位朋友對我的關注和認同。所以，德勇首先這里向各位朋友致以由衷的謝意，感謝大家的熱情，感謝大家的鼓勵。

持續日久的疫情，使我們很多人的生活進入了一種比較特別的狀態。這種狀態的特別之處，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疫情把很多人同他慣常所處的社交圈子隔絕開來。人們彼此不便見面，這就不能呼朋喚友喝酒聚餐扯八卦，當然也不能干什么別的事兒。在這種特別的狀態下，讀書，就成了很多人填補時間空白的選項；更不用說那些本來就愛書、也愛好讀書的朋友，這伴隨疫情而來的“離群索居”生活，簡直就是上天所賜的靜心讀書時刻，豈不美哉，不亦樂乎！

所以，今天，我在這里，和大家講一講中華書局給我新版重印的《讀書與藏書之間》這兩本書，應該是很合眼下的“時令”的。

《讀書與藏書之間》新版本

言歸正傳。首先我要非常鄭重地在這里向最初幫助我出版這兩本小書的賈元蘇大姐表示衷心的感謝。《讀書與藏書之間》初集出版于2005年11月，但賈元蘇大姐主動找我，提出要幫助我把這些關于讀書與藏書的文章匯集成一本書，是在2004年我剛調到北京大學不久的時候。人到中年，改換到一個全新的環境里去工作，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都是明擺著呢。賈元蘇大姐幫助我出版這本書，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幫助我較快進入研究狀態，這才有了后來一本本書的出版。接下來，我要鄭重感謝的是，這次新版的兩位責任編輯孟慶媛女士和朱兆虎先生，感謝他們兩位為這兩本書付出的諸多心力。

新版《讀書與藏書之間》內文

當然，還一定要特別感謝中華書局的領導徐俊先生，還有今天陪伴我和大家見面的俞國林先生。徐俊先生是大領導，俞國林先生是僅次于大領導的小領導。大領導和小領導的共同特點是只動嘴，不動手，也就是光發號施令但絕不彎腰干苦活。我也曾經領導過別人，明白這里邊的道理，所以總是最后才感謝領導。這事兒你不感謝還是不行，因為領導不開口，群眾就想動手也動不了，最該感謝的，畢竟還是領導。我看這句話要是再不快說出來，俞國林先生就要中止這次直播了。

好了，感謝過領導，我就能輕輕松松和大家聊天了。疫情，大水，還有美國佬搗亂，把大家搞得實在太緊張了，一個個都神經兮兮的；再加上關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最近寫的關于古籍版本的文稿濃度有點兒高，強度也有些大，看起來也實在是累得慌。今天早晨我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出那篇《瞪大兩眼也看不通的〈通鑒〉》的最后一部分，看的人就已經少得有些可憐了。我知道大家看得實在煩了。所以，下邊兒我們這些普通“群眾”之間的談話，一定要讓大家放松，我相信大家聽了我的話，也一定會放松，必須的。

直播現場：主講人辛德勇和主持人俞國林

今天這個談話的主題，即“由讀書走向藏書”，等一下我會慢慢講。需要說明的是，我本來想把主題定作“由讀書走向藏書再到墮入寫書”。這么想的原因，是我去年除去舊書重印不算還總共出版了5本新書，除了俞國林先生指令孟慶媛女士幫助我出版的《生死秦始皇》之外，還有《翻書說故事》、《看葉閑語》（俱屬浙江大學出版社）、《學人書影初集》（九州島出版社）和《海昏侯新論》（三聯書店），今年，至少還會再多出一本，三聯書店馬上就能幫我一下子印出6本書來。所以，在談過讀書與藏書的歷程之后，再來談談“墮入寫書”這一結局，好像也是應該的。

不過當年賈元蘇大姐幫助我出版《讀書與藏書之間》，一開始，我還怯生生地，生澀得很，沒想到有那么多讀者支持我，5000冊書，不到半年就脫銷了。這一下就讓我膽兒壯起來了，而且覺得寫書也很好玩兒，結果，就一發不可收拾，成了個什么樣子，這大家也都看到了。關鍵是很多人看得都很不耐煩了，我也就不能再自討沒趣來談“寫書”的事兒。

那么，“讀書”呢？這個我也不便談。因為談這個問題會弄得太正經，而我一開始就提到了，疫情讓我們大家已經沉重很長時間，現在需要放松，別再制造緊張情緒。

我這兩本小書，書名叫《讀書與藏書之間》，取義于我的書籍搜求是“讀書”、“藏書”兩頭都不靠。但“讀書”那事兒還好解釋一些，“藏書”我再怎么說不是，好像大家也是不信，而且越說越不信；特別是我最近做了幾次講古籍版本知識的視頻，身子后面的背景，就是我放置線裝古籍的書架，這下子全世界的人們都看到了我的線裝書，再聯系上孔夫子舊書網曾把我列為當代“藏書家”的情況，弄得更是百口莫辯了。我今天要是再說，只會贏得一個“裝”字。

下面我就先來講一個與此有關的故事。所謂故事，就是當年的往事。

當年，有那么一天，我陪老師黃永年先逛琉璃廠，在琉璃廠西街的古籍書店，這也就是葛優演那個《大撒把》電影時的主要外景地之一。不過大家看那個電影，只看到了樓下的新書，線裝古籍都放在二樓賣。很多時候，也就那么三兩位顧客，當然還有一個帶著老花鏡的老師傅，坐在柜臺后邊看《北京晚報》。

當年，還是那個“當年”的事兒。古舊書業，流傳有這么一種說法，說人家放在架子上的書，黃先生不用拿下來，瞅一眼書根就知道是什么版本。這次走到古籍書店的二樓，他隔著柜臺往架子上一看，就看好一部書，讓書店老師傅取下來稍微翻兩下就買走了。這讓我看得有些目瞪口呆，感覺真是神了。

走到書店外面的馬路上，我和老師說，你真是看一眼書根就知道是好書，怎么能夠這么神？黃永年先生告訴我，古舊書業流傳的這種說法當然有些夸張，不過好書實際上是有數的，書店逛得久了，書見得多了，就能夠做到八九不離十。這是經驗，也是感覺，是自然形成的。

關鍵這“自然”兩字太難辦。我理解，社會上對這的通俗表述，是人老奸，馬老滑。歲數小，干著急，就是不行；歲月遲，見不到那么些書了，更無可奈何。這本事是自己學不來的，只好認了。

那么，黃先生買的是一部什么書呢？是清道光四年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這書的學術價值今天姑且置而不談，只說它的版本，太平天國以前的印本罕見難求，而亂后印行者已略有改易之處。在給我講述完這部書的好處妙處之后，老師又漫不經心地補充了一個說明：這書我已經有三部了！

清道光四年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你家里放著三部同一個版本的書竟然還要買下第四部！讓我這個垂涎欲滴的學生買下不行么？不僅不讓我買，我話說出口來懇求他轉讓給我，同樣也是不答應，你們大家說說，我心里是個啥感覺。地球人都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喜歡的學生，結果還是這個樣！

陪他回到賓館，這口氣還是憋在胸口出不來，也不管是不是老師了，一句話，不禁脫口而出：要是搞一次“書改”就好了。干嘛？“劫富濟貧”唄，那我不就有機會了么？聽我講這話后，黃永年先生一點兒沒生氣，只是帶著一臉詭異的笑容沖著我看。

誰要是這么盯著你看，看一眼不明白，看一陣總會明白的——你以為“書改”改誰呀？“改”的就是你自己！你可要清楚西安可在唐朝滅亡之后從來就沒跟上過形勢，古老的城墻就是這么幸免于難的。你說說，不去你家里“改”你，還能先“改”誰？

事情就嚴重到這么個程度，誰讓我自己整天胡亂寫東西，弄得“聲名”在外呢？這正應了人怕出名豬怕壯那句老話。這讓我明白，自己究竟是不是在“藏書”、是不是個“藏書家”，這事兒是越說越說不清的（附帶說一下，那種讓我悻悻然的清道光四年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的早印本，后來我終于有機會也買到了一部）。

既然如此，今天就不妨暫且認下“藏書”這兩個字兒，談談我是怎么讀著讀著就滑入了“藏書”這個道兒。當然，大前提在講題里已經確定了：是因讀書而走向藏書。我說這樣就是這樣，這個不需要再講了。

好了，現在我來舉述幾本我書齋里的書籍，來具體地說明“因讀書而走向藏書”這個主題。

剛才我提到，很多人都通過我發的短視頻注意到了我身后那一面線裝書的“書墻”，也有些人向我表達了他們強烈的興趣。不過恕我說句可能讓大家不大高興的話——真有興趣的話，何不去看看我去年在九州島出版社出版的《學人書影初集》？

如果誰把書齋里置備有線裝古籍就理解為“藏書”，或者他對古籍的收藏真有興趣，而且同時也對我的線裝古籍收藏有興趣，那么，我理解，他就一定會去看看我的《學人書影初集》這本書（我最近太忙了，但接下來的二集已經編錄了一部分內容，今年若來不及完成，明年也一定會編集成書。不過我注意到有些把世上的古籍只是理解為所謂“資源”的掠食動物，既不懂版本為何物，甚至根本不曉得書影是什么，就胡說什么看我的《學人書影初集》還不如看什么書格網，人要是活得這么無知無識又無聊無趣，那就另當別論無話可說了）。

我想，看《學人書影初集》這本書，再稍微動腦筋想一想，大多數人至少都能夠從一個側面理解我講的“因讀書而走向藏書”這個主題大概是個什么意思。下面我再舉述一部《學人書影初集》收錄的書，來更具體、也更形象地來說明一下。

這部書，是民國時期學者沈兼士先生批注的《釋名疏證補》。《釋名疏證補》這書，對于那些真宗的藏書家來說，不過是一部普普通通的清末刻本，是大路得不能再大路了的大路貨，不會有人對它多加留意。可若是價格合適，我會考慮買，因為它是閱讀和利用《釋名》一書的最佳版本，況且這個本子不僅僅是《釋名疏證補》原書，它還有沈兼士先生的批注。

在今天的中國，普通藏書家藏書，都很重視名人批注本，但其中絕大多數人，看重的只是批注者的名頭。他們看這些批注，同看書上鈐蓋的那些名人印章一個樣，并不在意寫的到底是些啥字兒，就看是誰的名，當然是乾隆就更好。這就是當代中國的藏書家，這就是藏書家的藏書。

我買下這書，動機卻不是這樣。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沈兼士先生雖然是一位卓有造詣的知名學者，但不做文史研究的人對他卻未必有太多了解，同他那位靠寫毛筆字兒混場面的老哥沈尹默相比，可謂籍籍無名（實際上我更喜歡沈兼士先生的字）。所以，這部書被堆放在北京琉璃廠一家中國書店的角落里，根本無人問津。首尾完整的4冊書，標價只有180元。

沈兼士批注本《釋名疏證補》

若是不考慮沈兼士先生的批注，這180元在當時雖然算不上貴，但也并不便宜。那我為什么要買下這部書呢？書上也沒有署名鈐印，我又怎么知道是沈兼士先生批的呢？這是因為我就是個書生，我是因為讀書、用書才去買書的。

在遇到這部書之前，我就買有中華書局在他身后給他出版的文集《沈兼士學術論文集》，讀了他那篇著名的論文《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讀過這篇文章時感受到的震撼，覺得一個學人一輩子能寫出這么一篇文章也就不虛此生，值了。當然，到現在我也既不懂訓詁，也不懂文字，搞文字訓詁的人好像也不大有人理會沈兼士先生的觀點，但我是認真讀過這篇文章的，我信，我服，沈兼士先生總結的“右文”原理，也給我閱讀和利用古代文獻提供了重大幫助。

就是因為有這些讀書的心得做基礎，知道沈兼士先生研究“右文說”依據的最主要史料是《釋名》，所以在書店里略一翻檢書中的批語，我一下子就想到：這些批語非沈兼士先生不辦，這一定是他平日用功的讀本。這樣我就買下了這部書，也就收藏了這部書。沈兼士先生寫在這部書上的批語，實際上就是他研治右文說的工作記錄。現在，經我揭明其學術史價值之后，誰都明白這些批語可比他那位老哥式的“著名文人”寫下的文字要重要得多，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也都要大得很多，它當然是一件重要的收藏品，我這不正是“因讀書而走向藏書”了么？

所謂“因讀書而走向藏書”，其出發點是讀書，是為了讀書而買書，而藏書。我買過一冊部頭和篇幅都很小的小書《彈鋏新編》，就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買這本小書，是1992年我剛到北京的時候，那也是我第一次光顧著名的琉璃廠書市。剛入場時，面對一架架一堆堆的線裝古籍，就像劉姥姥初入大觀園，眼花繚亂，目光不知放哪里是好。定下神來一想，很快就很自信了：不就是書么，線裝書也是書，喜歡什么書、什么書有用就找什么書好了。結果，在幾架五毛錢一本、一塊錢一本的破爛書中，彎著腰翻了兩個多小時，找到了這冊《彈鋏新編》。大家一定很好奇：我到底花了多少錢？——五毛，大家別笑，我說的是的真的真的真話，就是這個價：五毛。

清同治刻本《彈鋏新編》及其出售價格

這書雖然只有五毛錢，只是薄薄一冊小小的巾箱本，但我把它收在正在編錄的《學人書影二集》里，因為它很重要，還很珍稀，甚至很可能是這世界上僅存的孤本了。

這本小書大致刊刻于清同治年間，雕版和紙墨都在中等程度以下，還被人用墨涂去了上書口處雕鐫的書名，若不歪著脖子側光看，連是本什么書都無法知道，可以說實在是“其貌不揚”，正兒八經的藏書家，沒有人會看得上它。那么，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我看中它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在今天聽我講這些話的人當中，也會有一些見識過當年琉璃廠書市盛況的，這些人一定更為好奇：這本小書到底有什么值得這么夸耀、值得作為珍品來收藏的呢？

書是要讀的，而讀就要讀它的內容，這書的內容就是它最大的價值、最核心的價值。

我們有些朋友，可能多少知道一點兒清代的“師爺”，不過不知道也沒關系，我先來簡單說明一下。它不是指私塾里教書的先生，也不是指北京城里那形形色色的爺們，這師爺主要是指明清時期各類行政部門、特別是地方行政衙署里由主官私人聘任的“政務助理”，各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這幫師爺主持運作的，請到合適的師爺，官老爺就可以放心吟風弄月，當然也可以貪到更多的黑心錢。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衙門口兒里只有師爺像牲口一樣替主子做牛做馬，古代州縣等各級行政衙署里的事兒有很多，千頭萬緒一大把，而師爺少則一兩個，多了也不過三四個，就是把他累死了也干不過來那么多活兒。再說一級級政府，一座座衙門，朝廷也不能不給配置些干事兒的人，全靠知府知縣自己花錢去請，那誰還會花上十年寒窗苦功夫去謀這種官兒干？家里有多少財產才做得起這個官？再說絕大多數人本來是為撈錢才去做官的，撈不到錢還要往里搭錢，是這些人都讀書讀傻了不成？更重要的是，那這是朝廷的衙門、還是你自己家的衙門？

其實朝廷在各級衙署的各個部門是都配備有大量吏員的，譬如所謂六房書吏和三班衙役，就都是必備的設置。一般來說，這些吏員是在當地雇用的，而且是沒有任期的固定職位，但問題是衙署里面的主官、也就是知府知縣這些官老爺是通過科舉考試委派來的外地人，而且“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些官老爺都是有任期的，隔幾年就換一茬。

自己聘任師爺，就是這些外來的流水“官”控制當地坐在鐵椅子上的那些“吏”的辦法，可是僅靠一兩個師爺還是無法控制六房書吏和三班衙役，官老爺在哪一個部門都要有自己的人，這需要多少，總得有十幾個到二十個人上下，跟在老爺屁股后面一起接手州縣衙門的政務。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長隨”。你要是把當官兒的看作是“狗官”，那么這些人就是“狗腿子”。狗腿子長在身子的下邊兒，位置低，輪不上叫“爺”的份兒，就只能叫這么個名字，其實和仆人（仆從）的意思也差不多。

稍微有過一點兒社會閱歷的人都明白，這幫家伙在政權運作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可由于社會地位實在太低，關于長隨制度的文獻記載就相當稀少，不像師爺，還留下一批相關的著述。

明白這些，大家也就會明白我繞這么大一圈想說什么了：因為平常讀書關注過相關的問題，所以看一眼就知道這書金貴，所以就把它收藏了下來，而且它還真是個寶貝——研究清代的長隨制度，是個無比重要的史料。近代史研究所僅藏了一個殘缺不全的鈔本，既不清楚作者，也不清楚成書時間，還被錯安了個奇奇怪怪的書名，都被視作奇貨。我這個首尾完整的刻本，當然是難得的珍品。

琉璃廠書市上的書，僅僅是線裝古籍，數量也是驚人地多，我別的書都不選，就選了這么一本“五毛”的書，為什么，是因為我讀過相關的書，才明白這書的珍貴之處，這不是“因讀書而走向藏書”是什么？

本來還想給大家再講兩個例子（為什么？你們慢慢想想就明白了），但我看今天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只好暫且打住。最后再簡單說說為什么我會那么好奇，什么書都想讀，什么書都去讀。

這首先是出于天性，從小就喜歡讀書，覺得讀書是個樂子，當然它還能幫助你認識人生，認識世界，即使我不說出來，心里也明白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是誰在救度，誰在欺騙。其次是在專業層面上，老師黃永年先生給了我強烈的引導和影響。黃永年先生常向我講，做文史研究，一定要充分了解各類史料，因為問題不會非出現在你瞄準的目標上不可，它現身的形式也不會一定要符合你預先準備的套路，因而你不能守株待兔。一個好的學者，只能是讀書、讀書再讀書，盡可能擴展自己的知識，這樣才能做到水來土掩，兵到將迎。擺在大家面前的這兩本《讀書與藏書之間》，從根本上來說，就出自這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