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臺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全集大陸首次出版，分為《將軍族》、《夜行貨車》和《趙南棟》三冊，完整收錄陳映真1959-2001年創(chuàng)作的37部中短篇小說作品。下文為臺灣地區(qū)學者呂正惠為大陸版陳映真小說全集所寫的跋。他是臺灣23卷本陳映真全集的主持者，也是大陸這套陳映真作品集的出版顧問。

陳映真（1937-2016），蔡明德攝影

以前大陸出版過各種陳映真選集，但從來沒有一種把陳映真的全部小說收集在內，大陸讀者難以理解陳映真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完整面目。此次“陳映真小說全集”的出版，讓人非常興奮。全集分為《將軍族》《夜行貨車》《趙南棟》三冊，是陳映真各個時期中短篇小說的完全結集。不過，因為種種歷史因素，陳映真的小說并不容易閱讀（在海峽兩岸都一樣），因此下面這篇導言會比較詳盡地談論陳映真的思想淵源，以及這一思想對他小說創(chuàng)作方法及題材的影響，文章不得不寫得比較長，請大家諒解。

一

毫無疑問，陳映真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臺灣最重要的作家，而且，即使從全中國的范圍來看，陳映真仍然是這一時期有數(shù)的大作家。但很遺憾的是，目前兩岸對于這一點都還沒有清楚的認識，這是兩岸七十多年來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造成的。隨著兩岸交流的日愈密切，隨著中國獨特的發(fā)展道路逐漸為世人所認識，陳映真作品的價值將會逐漸大白于世。

其實，自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發(fā)表小說以來，陳映真一直廣受臺灣讀者的歡迎與矚目。一九六八年他因“匪諜案”被捕以后，文壇不敢公開談論，仿佛他不再存在。一九七五年出獄，立即成為臺灣鄉(xiāng)土文學運動的領導人，一九八五年創(chuàng)辦了《人間》雜志，他在臺灣的聲望達到了最高峰。但一九八八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籌組“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并自任創(chuàng)盟主席以來，他的聲望開始墜落。到了今天，臺灣不少年輕人甚至連陳映真這個名字都沒聽過。臺灣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想讓民眾知道，臺灣有一位著名作家是支持中國共產黨、并大力推動兩岸統(tǒng)一的。在他們的有意漠視和積極打壓之下，陳映真這個曾經風云一時的人物，仿佛在臺灣蒸發(fā)了一般。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陳映真成為臺灣統(tǒng)派的領導人，并且還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讓他三十年來累積起來的大量“粉絲”深感不解。二〇一六年陳映去世后，不少人寫文章悼念，其中有兩篇“典型”地反映了“陳映真迷”的失落感。一篇是曾經在《人間》雜志工作了將近四年的女性寫的。她自言直接領受陳映真溫暖、寬宏的身教和言教。在她看來，陳映真對人間充滿了人道主義的關懷，對他身邊的人極其關愛、友善，在人格上簡直就是完人。但她根本不能理解陳映真的中國情懷，她不知道陳映真為什么會認同那個“祖國”。另一篇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寫的，他說，陳映真所寫的每一篇小說都讓他很感動，但他無法理解，小說寫得這么好的陳映真，為什么會在舉世都不以為然的情況下堅持他那“無法實現(xiàn)的”“堂·吉訶德式的”夢想。一篇講陳映真的為人，一篇講陳映真小說的成就，這些都令人崇仰，回想起來讓人低徊不已，但無奈的是，陳映真是鐵桿到底的、最為堅定的“統(tǒng)左派”。從這里就可以看出陳映真的獨特性，許許多多人崇拜他，在他死后這么懷念他，但就是無法理解他這個人——這么好的一個人，這么優(yōu)秀的一位小說家，怎么會有那種政治立場？

問題的關鍵很清楚：如果不是陳映真的政治信念出了問題，就是臺灣的文化氣候長期染上了嚴重的弱視癥，一般人長期處身于其中而不自覺，反而認為陳映真是一個無法理解的人。陳映真從一開始寫作時對這一點早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跟一個龐大的政治體系作戰(zhàn)，這種戰(zhàn)斗非常漫長，他這一生未必有勝利的機會。但他非常篤定地相信他的政治信念，他愿意為此而長期奮斗。如果他不是在六十九歲的時候因中風而臥病，他就會看到他的理想正在逐步實現(xiàn)。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不再能感知這個世界，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陳映真跟臺灣一般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從一開始他就不承認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統(tǒng)治的合法性。表面上看起來，這種不承認有一點類似于“臺獨”派，但本質上卻完全不同。陳映真把美國視為邪惡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代表，而國民黨政權正是在這一邪惡的帝國主義的保護之下，才在國共內戰(zhàn)失敗后幸存下來的。國民黨為了自己的一黨之私，心甘情愿地作為美國的馬前卒，不顧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絲毫不考慮到世界上所有貧困國家的人民的痛苦。如果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是當代世界的“桀紂”，那么國民黨就是助紂為虐（“臺獨”派只想取代國民黨，其助美國為惡的本質是完全一樣的）。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好的，你怎么可能認同陳映真？問題的關鍵在，你認同的是美國的富強，而沒有意識到美國的邪惡，你怎么可能了解陳映真？因為陳映真首先看到的是美國的邪惡，是美國在全世界的貧困、落后地區(qū)所造成的無數(shù)災禍，而這些你都沒有看到，你怎么會認同陳映真？陳映真對全世界充滿了大仁大義，他看到邪惡的本源，你只看到陳映真的仁厚，你所推崇的仁厚只是一般的慈善之心，而陳映真的仁義是擴及全人類的仁義，這就是一般的陳映真迷和陳映真的區(qū)別。他們無法理解他們所崇拜的陳映真，是一個比他們想象的更偉大的人，他們完全不知道他的深邃的歷史眼光和他祈求全人類和平幸福的愿望。

這些陳映真迷，都是在國民黨的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有些人對國民黨雖然有所不滿，但還是相信國民黨可以改革，有些人非常反對國民黨，據此而主張臺灣應該“獨立”。當國民黨的那個“中華民國”在聯(lián)合國不再成為中國的代表時，他們（不論他們對國民黨的態(tài)度如何）根本沒有想到要去和那個被國民黨辱罵了幾十年的對岸的“邪惡”政權統(tǒng)一，畢竟他們都是吃了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所以，雖然他們不一定接受民進黨的“臺獨”立場，他們也不可能贊成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統(tǒng)一，對他們來講，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不論是堅決主張“獨立”的民進黨及其群眾，還是繼續(xù)擁抱“中華民國”“國號”的人，都無法相信，這個時候的陳映真，竟然不顧他的崇高的地位與眾人的尊仰，成立了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樹起統(tǒng)派的大旗，自己還擔任創(chuàng)盟主席。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廣泛散布于臺灣文化界的各種陳映真迷為什么會那么困惑，甚至為什么會那么憤怒。他們從來沒有想要探究陳映真這個人是如何形成的。這樣，陳映真這個無法繞過的巨大的身影，就成了當今臺灣社會最難以理解的問題。陳映真去世后的各種悼念文章，普遍地表達了這一問題。

陳映真手稿

二

從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一直循著激進的、社會革命的道路往前推進，其頂點就是新中國的建立。臺灣，作為被侵占的殖民地，它的最進步的知識分子不但了解這一進程，而且還有不少人從各種途徑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國民黨在內戰(zhàn)中敗退到臺灣以后，這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半加入中共在臺灣的地下組織，準備迎接內戰(zhàn)中的最后一幕，即，解放臺灣，完成中國最后的統(tǒng)一。

這樣的歷史發(fā)展，在一九五〇年突然被切斷了。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介入中國內戰(zhàn)，將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峽，阻截了臺灣和大陸的統(tǒng)一。國民黨政權借此機會在島內大舉肅清，完全清除了臺灣島內的革命分子。這樣，臺灣的歷史只能從空白重新開始，隨美國和國民黨愛怎么說就怎么說。臺灣的社會，尤其臺灣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那兩只彼此有矛盾、又有共同點的手的聯(lián)合塑造下，完全和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的主流切斷了關系。慢慢地，他們把那一段革命史，看成是一場敗壞人性的群魔亂舞。

在國民黨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下，從小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年輕世代，完全不能理解共產黨革命所建立的新中國的歷史意義，一點也不令人意外。讓人驚奇的是，居然會出現(xiàn)一個“幸免于難”的陳映真。好像是上天有意保存一顆革命的種子，因此讓陳映真在一九五〇年左右遭遇了非常獨特的歷史因緣。

小學五年級時陳映真遇到一位吳老師，剛從南洋和大陸戰(zhàn)場復員回到臺灣，因肺結核而老是青蒼著臉，曾經為了班上一個佃農兒子的尊嚴而甩過他一記耳光。一九五〇年秋天的某一天半夜，這個吳老師被軍用吉普車帶走了，陳映真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在早期的《鄉(xiāng)村的教師》和晚期的《鈴鐺花》里都有他的影子。陳映真還提到，他們家附近曾經遷來一家姓陸的外省人，陸家小姑“直而短的女學生頭，總是一襲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豐腴得很的臉龐上，配著一對清澈的、老是漾著一抹笑意的眼睛”。這個陸家小姑幾乎每天都陪著小學生陳映真做功課，還教他大陸兒歌，陳映真放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書包去找陸家小姑。這一年冬天，這個陸家小姑也被兩個陌生的、高大的男人帶走了。這一年陳映真考上成功中學初中部，每天從鶯歌坐火車到臺北上課（成功中學離火車站不遠），“每天早晨走出臺北火車站的檢票口，常常會碰到一輛軍用卡車在站前停住。車上跳下來兩個憲兵，在車站的柱子上貼上大張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紅的朱墨打著令人膽顫的大勾，他清晰地記得，正文總有這樣的一段 ：‘加入……匪幫……驗明正身，發(fā)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蔽覀兛梢韵胂?，陳映真看到這些告示時，一定會想起他所敬愛的吳老師和他所仰慕的陸家小姑，而他們都是他幼稚心靈中的大好人，這些大好人也加入了“匪幫”，那么，把他們“明典正法”的那個政權又會是怎么樣的政府呢？

陳映真的大幸，或者陳映真的不幸，在于：他竟然成了那一場大革命在臺灣僅存的“遺腹子”。他不是革命家的嫡系子孫，他的家里沒有人在白色恐怖中受害。他憑著機緣，憑著早熟的心智，憑著意外的知識來源，竟然了解到當時臺灣知識青年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的歷史的真相。從白色恐怖到高中階段（1950-1957），他模模糊糊意識到這一切 ；他開始寫小說時，對這一切已完全明白，這時他也不過是個大學二三年級的學生，只有二十一二歲（1958-1959）。作為對比，我可以這樣說，這個時候我十歲左右，還是一個一無所知的鄉(xiāng)下小孩，而我終于完全理解陳映真所認識的歷史真相時，差不多是四十二歲，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左右，那時候我已被朋友視為“不可理解”，而陳映真的無法被人理解，到那時已超過了三十年。他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具有極佳的才華的年輕人，你能想象他是怎么“熬”過這極端孤獨的三十年的。我覺得，陳映真的藝術和思想——包括他的優(yōu)點和缺陷——都應該追溯到這個基本點。

1957年，臺灣人劉自然遭駐臺美軍槍殺，但兇嫌卻獲無罪開釋，引發(fā)民眾不滿，還是高中生的陳映真（前排右一）參加了抗議活動

就這樣，進入大學不久的陳映真，“在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羅地網中”，因其“思想、知識和情感上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輕的心中充滿著激憤、焦慮和孤獨”。這種心靈上的困境，因偶然得到的創(chuàng)作機緣，而得以化解。其時，尉天驄剛創(chuàng)辦《筆匯》雜志，透過友人向他邀稿，陳映真就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之間，一口氣寫了他最早的七篇小說。對于這個創(chuàng)作機緣，陳映真這樣回顧：

感謝這偶然的機緣，讓他因創(chuàng)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但創(chuàng)作卻給他打開了一道充滿創(chuàng)造和審美的抒泄窗口。他開始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一寸寸推開了他潛意識深鎖的庫房，從中尋找千萬套瑰麗、奇幻而又神秘、詭異的戲服，去化妝他激烈的青春、夢想和憤怒、以及更其激進的孤獨和焦慮，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豐潤曲折的粉墨，去嗔癡妄狂，去七情六欲。

從陳映真的回顧文字中就可以了解，這是一些披著“瑰麗、奇幻而又神秘、詭異的戲服”的幻想小說，借以抒發(fā)他對當時充滿了恐怖氣氛的白色“反共”統(tǒng)治的強烈不滿與抗議。所有這一切，他都不能“實寫”，只能以虛幻的方式來表現(xiàn)。所以陳映真所采取的小說書寫形式是被現(xiàn)實政治所逼迫出來的，都是一些充滿了幻想的“政治寓言”。我們可以套用后來流行的拉丁美洲的小說標簽，稱之為陳映真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

陳映真的第七篇小說《祖父和傘》（1960年12月）是最具關鍵性的一篇。這篇小說表面看起來非常簡單，但從來沒有人了解其深層的意義，是趙剛首先提出了正確的解釋。那個躲到深山里默默地做著礦工養(yǎng)活孫子的老祖父，其實就是逃亡到山中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他因為過度傷心而去世。那個孫子，小說的敘述者，其實影射的就是陳映真本人。老人的去世代表臺灣島內為了新中國的建立而參加革命的人，已經全部被“肅清”了，而他們卻留下了一個孫子。這實際上是暗示，當時才二十三歲的陳映真完全知道這一批人的存在，也完全理解白色恐怖的意義——臺灣殘存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保護之下終于存活下來，而臺灣民眾從此就和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斷絕了任何聯(lián)系，其中幸存下來的、還對新中國充滿了期盼的人可能永遠生活在黑暗與絕望之中，再也見不到光明。

接著我們再來分析陳映真的第四篇小說《鄉(xiāng)村的教師》（1960年8月）。青年吳錦翔，出生于日據時代貧苦的佃農之家，由于讀書，思想受到啟蒙，他秘密參加抗日活動，因此日本官憲特意把他征召到婆羅洲去。萬幸的是，他沒有戰(zhàn)死、餓死，終于在光復近一年時回到臺灣，并被指派為家鄉(xiāng)一個極小的山村小學的教師。由于臺灣回到祖國懷抱、由于戰(zhàn)爭的結束和自己能夠活著回來，吳錦翔以最大的熱情投身于教育之中。這個吳錦翔是日據時代左翼知識分子的嫡傳，既關懷貧困的農民，又熱愛祖國，陳映真在小說中寫出了這一類人在光復初期熱血的獻身精神。然而，國民黨政權令人徹底失望，激發(fā)了二·二八事件，不久，中國內戰(zhàn)又全面爆發(fā)，戰(zhàn)后重建中國的理想化為泡影。吳錦翔終于墮落了，絕望了，最后割破兩手的靜脈而自殺。

當然陳映真只能寫到內戰(zhàn)爆發(fā)，他不能提及國民黨在內戰(zhàn)中全面潰退、新中國建立、國民黨在美國保護下肅清島內異己分子等等?，F(xiàn)在的讀者可以推測，吳錦翔的自殺決不是由于內戰(zhàn)爆發(fā)，因為吳錦翔的形象來自陳映真的小學老師吳老師，而吳老師是在一九五〇年秋天被捕的。小說中的吳錦翔如果要自殺，決不是因為內戰(zhàn)爆發(fā)，而是由于美國保護國民黨，國民黨在臺灣進行徹底的“反共肅清”，他已被活生生地切斷了與中國革命的聯(lián)系。由于冷戰(zhàn)體制的形成，臺灣的命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能會有改變。這樣，生活在新的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臺灣，跟祖國的發(fā)展切斷了所有的關系，這樣的生命又有何意義呢？但是陳映真不可能這樣寫，只好說吳錦翔因為中國內戰(zhàn)而絕望自殺。從這篇小說的情節(jié)設計方式可以看出，陳映真如何以曲折、隱晦的方式來表達他思想上的苦悶。

分析了《故鄉(xiāng)》和《鄉(xiāng)村的教師》，我們再來回顧陳映真的第二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1960年1月），就會有另外一種體會?？敌凼且粋€安那其主義者，因為失身于一位婦人，感到自己喪失道德的純潔性而自殺。康雄和吳錦翔以及《故鄉(xiāng)》（1960年9月）中的哥哥一樣，其實都因為新中國革命理想在臺灣的斷絕而感到灰心喪志。這樣，陳映真早期七篇小說中的五篇，其人物和主題始終環(huán)繞著這種特殊歷史時代的幻滅感而展開。

陳映真思想上的絕望，只能借助于他構設的情節(jié)，以幻想式的抒情筆法加以表現(xiàn)。只有這樣，他知識上的早熟和青春期的熱情與孤獨才能找到宣泄之道。我想，跟他同一世代的小說家，沒有人經歷過這種“表達”的痛苦——他不能忍住不“表達”，但又不能讓人看出他真正的想法，不然，他至少得去坐政治牢。

三

思想上極度苦悶的陳映真，一九六四年認識了在臺灣“日本大使館”工作的一位日本知識分子，他為陳映真提供了許多當代大陸和世界左翼的資料，陳映真和一群朋友因此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這時陳映真的思想已經走到了某種臨界點，即將踏入國民黨的“政治禁區(qū)”。當時所寫的兩篇小說《永恒的大地》和《某一個日午》，雖然采取非常隱晦的寓言形式，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傾向。

在《某一個日午》里，房處長的兒子莫名其妙地自殺了，房處長終于接到兒子的遺書，遺書提到他讀過父親秘藏了四五十年的書籍、雜志和筆記，他說：

讀完了它們，我才認識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幾年的生涯，都不過是那種您們那時代所惡罵的腐臭的蟲豸。我極向往著您們年少時所宣告的新人類的誕生以及他們的世界。然而長年以來，正是您這一時曾極言著人的最高底進化的，卻鑄造了這種使我和我這一代人萎縮成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 ；并且在日復一日的摧殘中，使我們被閹割成為無能的宦官。您使我開眼，但也使我明白我們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開眼之后所見的極處，無處不是腐臭和破敗。

房處長代表了曾經有過理想、如今已經完全墮落的國民黨，房處長的兒子對房處長的譴責，其實是陳映真借著他的嘴巴說出陳映真對現(xiàn)在國民黨政權的看法——這個政權“無處不是腐臭和破敗”。

比《某一個日午》還要激烈的是《永恒的大地》。小說的背景是海港邊的一個雕刻匠的房間，房間有一個小閣樓，小閣樓上躺著重病的老頭子，是雕刻匠的父親，而雕刻匠則和一個娼妓出身的肥胖而俗麗的臺灣女子同居。老頭子念念不忘他過去大陸的家業(yè)，天天辱罵他的兒子，說家業(yè)是他敗光的，他有責任把家業(yè)復興起來 ；而他兒子對父親逆來順受，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兒子反過來對那位臺灣女性常常暴力相向、拳打腳踢，而另一方面又在她的身上尋求欲望上的滿足，還告訴她是他把她從下等娼寮中救出來的，要她感恩圖報，好好跟自己過日子，將來他們會有美好的前途的。從這個簡單的情節(jié)敘述就可以推測，老頭子代表的是國民黨退臺的第一代（也可能暗指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老是認為是他們的八年抗戰(zhàn)拯救了臺灣人，所以臺灣應該感恩戴德，好好回報，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將來大功告成之日，大家都有好日子過。

臥病在閣樓上的老爹，老是跟他兒子（可能暗指蔣經國）說，他們在大陸有一份大得無比的產業(yè)，“朱漆的大門，高高的旗桿，精細花欞的窗子，跑兩天的馬都圈不完的高粱田”，要他復興家業(yè)，再回到大陸去。然而，兒子清楚知道他們是永遠回不去了，而且自己也不想回去。最為關鍵的是，下面所引述的兒子和他的臺灣女人之間的一段對話：

“天氣好了，我同爹也回去。”他說。然而他的心卻偷偷地沉落著，回到哪里呢？到那一片陰悒的蒼茫嗎？

“回到海上去，陽光燦爛，碧波萬頃?！币琳f，“那些死鬼水兵告訴我：在海外太陽是五色，路上的石頭都會輕輕地唱歌！”他沒作聲……

“誰不知道你原是個又臭又賤的婊子！”他吼著說，憤怒便頓地燃了起來，“盡謅些紅毛水手的鬼話！”

“紅毛水手，也是你去做皮條客拉了來的！”伊憤怒地說。

他的臺灣女人所向往的是，紅毛鬼子所說的海外更自由、更美麗的世界。而這個“紅毛鬼子”是指越戰(zhàn)時期到臺灣度假“買春”的美國士兵（可以參看《六月里的玫瑰花》那一篇小說）。國民黨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依附美國，其結果是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希望成為泡影，而臺灣已一心一意向往美國，再也不想跟大陸發(fā)生任何關系了。陳映真早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中期，已經預見了國民黨“反共親美”的政策必然導致這一局面。

參照《某一個日午》和《永恒的大地》（這兩篇在寫作當時都不敢發(fā)表），我們才能真正了解陳映真一九六八年入獄前所發(fā)表的幾篇小說的寫作意圖。在《最后的夏日》里，留學美國是小說中的中學老師最大的夢想，而《唐倩的喜劇》里的“臺灣知識界”無人不津津樂道當今西方流行的思想。兩個女主角，一個純真，一個世故。最后都以嫁到美國為最后目標。整個臺灣確實如《永恒的大地》所說的，把海外（其實是美國）當樂土，認為那里的“石頭都會輕輕地唱歌”。而陳映真卻又以旁敲側擊的方式，暗示我們說，美國其實并不那么美好。在《唐倩的喜劇》里，存在主義者老莫，拿著美國《生活雜志》《新聞周刊》和《時代周刊》上剪下來的越戰(zhàn)的圖片，指出圖片中“卑賤的死亡”，借以向唐倩宣講他的存在主義哲學。這樣，我們就看到了“被火焰燒成木乃伊一般的越共的尸體，在西貢的鬧區(qū)被執(zhí)刑了的年輕的囚犯，穿著黑色衣衫的戰(zhàn)俘……”如此等等。我一直很喜歡《唐倩的喜劇》，不知讀了多少遍，但直到最近重讀，才赫然發(fā)現(xiàn)了陳映真有意“夾帶”的暴露美國罪惡的這一段文字。

另一篇《六月里的玫瑰花》寫的是美國黑人士兵和臺灣妓女的相濡以沫的戀情，類似《將軍族》中的外省老兵和臺灣風塵女子的關系，但陳映真卻在這一“愛情故事”中穿插了黑人士兵在混亂中隨意掃射，殺死越南無辜平民的情節(jié)。這篇小說發(fā)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而著名的美軍對越南美萊村平民的大屠殺事件，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才被媒體揭露出來，由此可見陳映真早就認識到越戰(zhàn)的邪惡面目。就如趙剛所說的，眾多的陳映真讀者從來不注意這篇小說，然而這是“確確實實”的“反帝小說”，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在臺灣！”發(fā)表了，從當時以至于現(xiàn)在，居然沒有人注意到。我們當年就這樣無視于陳映真的思想，我們根本就沒有讀懂過陳映真。

四

一九七五年七月，關押七年之久的陳映真終于因蔣介石去世而得以特赦提前出獄，又可以執(zhí)筆了。由此開始，到二〇〇六年九月他因中風而不得不中止寫作，又經過了三十一年，比他入獄前的創(chuàng)作時間（1959-1967）多出二十多年，但兩者在小說的產量上卻形成截然的對比：前九年多達二十五篇，而后三十一年卻只有十一篇，另加一篇報道文學（十一篇中有四篇是非常長的，可以算中篇小說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陳映真出獄的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臺灣社會的動蕩局面已為有識者所熟知。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末發(fā)生于美國的保釣運動影響擴及臺灣，臺灣知識界開始“左傾”，而且開始關心大陸的發(fā)展，民族主義的情懷逐漸從國民黨走向共產黨。其次，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取代“中華民國”，取得聯(lián)合國“中國”席位的代表權，“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已經不存在了。再其次，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成長，臺灣省籍的企業(yè)家及中產階級羽翼漸豐，他們不愿意再在政治上附從于國民黨，他們暗中支持黨外民主運動，企圖掌握臺灣政治的主導權。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再也不能以高壓的形勢鉗制言論，民間的發(fā)言空間愈來愈大。

1980年代，陳映真到“日本交流協(xié)會”前抗議釣魚島更名

陳映真出獄以后，當然了解臺灣社會正處于巨變前夕，他不甘心把內心深處向著共產黨的既統(tǒng)又左的想法永遠埋藏著，他要“發(fā)聲”，他要“介入”，他不愿意自己“只是”一名小說家。只要有機會，他對于什么問題都愿意發(fā)言。而當時的陳映真也的確“望重士林”，是主導七〇年代文學主流的鄉(xiāng)土文學的領航人，又是坐過牢的最知名的“左傾”知識分子，各種媒體也都給了他許許多多的機會。于是，他成了文化評論家、社會評論家、政論家，等等，當然，也仍然保留了小說家及文學評論家這兩塊舊招牌。如果不是內心隱藏了這樣一個深層的愿望，他大概也不會想成為什么“家”都是、什么“家”都不是的，那樣無以名之的“雜家”。

陳映真出獄以后，臺灣經濟即將進入最繁榮的時期，陳映真供職于美國藥商公司，因此有機會接觸臺灣的跨國企業(yè)公司，并觀察到這些公司中、高級主管的生活。除了少數(shù)一兩位最高階洋人之外，這些主管都是臺灣人。他們的英語非常流暢，辦事很有效率，深得洋主管的賞識。他們講話夾雜著中、英文，互稱英文名字，開著高級轎車，出入高級餐廳與大飯店，喝著昂貴的洋酒?？偠灾?，他們的生活非常洋化，享受著臺灣經濟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所能得到的、最豐裕的物質生活，當然，其中最為人“稱羨”的是，他們可以輕易地在家庭之外供養(yǎng)著“情婦”。

當然，陳映真不只注意臺灣經濟中最尖端、最洋化的跨國公司高級主管的物質生活條件問題，對于經濟愈來愈繁榮的臺灣社會中一般人的消費問題，他也不可能不留心。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后期臺灣經濟突然興旺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越戰(zhàn)的美軍到臺灣度假、而發(fā)了財?shù)娜毡局挟a者借著觀光的名義絡繹不絕地來臺灣“買春”，黃春明和王禎和的小說曾對此有所描寫。陳映真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就已發(fā)表文章，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色情行業(yè)的特殊關系。隨著臺灣社會消費傾向的日愈明顯，陳映真又注意到臺灣的青少年“孤獨、強烈地自我中心，對人和生活不關心，對人類、國家徹底冷漠，心靈空虛……奔向逸樂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沉而去，直至沒頂”。

陳映真二十世紀七〇、八〇年代所寫的八篇小說，除了最早的一篇《賀大哥》具有過渡性質外，其余，不論是“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四篇，還是“白色恐怖”系列的三篇，全都跟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有關。前一系列最長的一篇是《萬商帝君》。在這篇小說里，作為美國跨國營銷公司在臺灣的最優(yōu)秀的執(zhí)行者，一個是本省籍青年劉福金，充滿了省籍情結，具有“臺獨”傾向；另一個是外省青年陳家齊，苦干務實，不太理會臺灣社會內部的裂痕。然而，他們都同時拜伏于美國式的企業(yè)，甘心把美國產品推向全世界，并認為這是人的生存的唯一價值。這篇小說其實暗示了：國民黨也罷、傾向“臺獨”的黨外也罷，都只是泡沫而已，主導臺灣社會的真正力量還是美國資本主義。如果不能戰(zhàn)勝這獨霸一切的、訴諸于人的消費及生理、心理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那么，一切理想都只能流于空想。

“白色恐怖”系列三篇小說初發(fā)表時，都分別感動了不少人，《山路》尤其轟動，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竟然得到《中國時報》的小說推薦獎！每一個喜愛這些小說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其中的一些“名句”，我印象最深的是《趙南棟》里的這一句話 ：“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長壽的歷史里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但是，我一直想不通，那個一輩子自我犧牲的蔡千惠為什么會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因而喪失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尤其難以想象的是，宋大姊在獄中所產下的、給獄中等待死刑判決的女性囚犯帶來唯一歡樂的小芭樂（趙南棟）長大以后卻完全失去了靈魂，只是被發(fā)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難道需要這樣悲觀嗎？我還記得蔡千惠在致黃貞柏的遺書中這些痛切自責的懺悔：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yǎng)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

“馴化”“飼養(yǎng)了的”“家畜般的”，對千惠用了這么重的話，真是不可思議！

我現(xiàn)在覺得，陳映真無非是要讓蔡千惠這個人物來表現(xiàn)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時代對革命充滿純情的蔡千惠，以致于她肯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犧牲一輩子的幸福，但不知不覺中，在臺灣日愈繁榮的物質生活中，還是把久遠以前的革命熱情遺忘了，證據是，她根本不記得被關押在荒陬小島上已達三十年以上的黃貞柏的存在。“五〇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臺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在日益資本主義化的臺灣，不是被遺棄，就是沒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與其說陳映真是在批評蔡千惠，不如說陳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現(xiàn)在的臺灣人不過是被美國馴化的、飼養(yǎng)的類家畜般的存在，是趙南棟之亞流，雖然沒有淪為趙南棟的純生物性，其實距離趙南棟也不會太遠了。

“華盛頓大樓”系列和“白色恐怖”系列的故事性質，表面差異極大，但其基本思考邏輯本身是一貫的：四十年來臺灣已被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消費方式豢養(yǎng)成了只顧享受的類家畜，已經喪失了民族的尊嚴，忘記了民族分斷的傷痛，當然更不會考慮到廣大第三世界的人民掙扎在內戰(zhàn)與饑餓的邊緣。而且臺灣人為此還得意不已，以為這一切全是自己努力掙來的。

《山路》手稿

五

一九八八年陳映真與友人合組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并出任創(chuàng)盟主席，一九八九年《人間》雜志因長期虧損而?？?，一九九〇年陳映真率領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代表團訪問大陸，并受到江澤民主席會見。這三件事情都對陳映真產生重大的影響。首先，陳映真表達了他鮮明的政治立場，特別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率團訪問大陸之后，兩岸及華人知識圈都以特異的眼光看待他，認為一個作家不應該有這么強的政治性。其次，雖然很多人知道陳映真是統(tǒng)派，但因《人間》雜志一直堅持報道臺灣的弱勢族群，仍然有人因此尊敬他，因為他一直關心臺灣?！度碎g》雜志?？?，敵視陳映真的人也就可以借此詆毀他，說他只關心“中國”而不關心臺灣。從此以后，陳映真在臺灣的聲望逐漸下降，以致于現(xiàn)在的臺灣年輕人甚至不知道有他這個人。

陳映真與《人間》雜志社全體同仁（圖片來自《人間》雜志第39期，黃淇/攝）

陳映真堅定的統(tǒng)派立場，也讓他在大陸的地位顯得很尷尬。表面上他受到官方的推崇，但他鮮明的左派思想，卻讓他成為大陸文藝圈一個很難被理解的“老怪物”。二十世紀八〇、九〇年代，大陸主流知識界“唯美是尚”，認為美國不但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它的“自由、民主”也足以當世界的表率，這跟陳映真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當時陳映真在大陸完全不被了解，而在臺灣則受到無所不至的打壓，陳映真內心的痛苦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這是他最苦悶的時候，他一直想在思想上尋求解決這一困境的途徑，一方面苦心思考“臺灣社會的性質”，另一方面又關注大陸改革開放的發(fā)展，他充滿了困惑，在他未能找到答案之前，他根本無心創(chuàng)作小說。

《趙南棟》（1987年）發(fā)表以后，時隔十二年，陳映真才又創(chuàng)作另一篇小說《歸鄉(xiāng)》（1999年），緊接著又發(fā)表《夜霧》（2000年）、《忠孝公園》（2001年）。這三篇小說的寫作都有特殊的因緣。由于常到大陸交流，聽了一些老臺胞回鄉(xiāng)探親，不被家人接受，以為他們是要回來分財產，陳映真深有感慨，才寫了《歸鄉(xiāng)》。二〇〇〇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zhí)政，跟隨蔣介石來臺的“外省人”非常不安，陳映真為此寫了《夜霧》和《忠孝公園》。陳映真一直很關注“外省人”在臺灣的處境，在此之前，《貓它們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淚》《文書》《將軍族》《第一件差事》《累累》《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都涉及這一題材?！芭_獨”派一直敵視“外省人”，認為“外省人”是外來者，相反地，陳映真從全中國的立場透徹理解國共內戰(zhàn)所造成的中國人流離失所的悲哀。即使臺灣的外省作家，都沒有人像陳映真那樣關心流落臺灣的中下層“外省人”?！吨倚⒐珗@》所企圖呈現(xiàn)的二十世紀中國國家動亂、民族分斷的悲劇，其廣度與深度，在當代全中國的作家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在當代臺灣作家中的獨特性，因為沒有一位臺灣作家從近百年中國的苦難史，來看待臺灣的下層老百姓（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同樣的，也很少有大陸作家，從近百年中國人爭取獨立自主、民族重生的立場來關心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和改革開放在全中國的獨特意義。如前面所說，二十世紀八〇、 九〇年代的大陸流知識界，一心想要學習美國，完全沒有覺悟到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日漸改善，中國政治地位的提升，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日漸增強，最后終于在中美貿易中達到高潮。從美國對蔡英文“臺獨”勢力的極力支持，從“港獨”勢力的莫名其妙地產生，大陸知識分子才了解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阻礙中國的統(tǒng)一。在這一過程中，大陸的知識分子才逐漸醒悟，問題根本不在美國人所宣稱的普世價值，問題在于美國必須一直稱霸全世界，不準中國人超過美國，甚至連平起平坐都不允許。直到這個時候，大陸比較年輕的知識分子，才突然醒悟到，陳映真一輩子的思想與追求，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講，陳映真是當代中國唯一想到中國國家的現(xiàn)代化、經濟發(fā)展、民族復興在二戰(zhàn)后美國稱霸全世界的格局下所具有的世界歷史的意義。

陳映真的思想發(fā)展，跟現(xiàn)代中國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從這一角度來看，陳映真在當代中國作家中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相信，陳映真還亟待我們去了解，我們對他的肯定與評價還遠遠不足。

附記：本文對陳映真小說的分析，吸收了趙剛許多獨到的看法，因為文章的性質，不便一一注出，請參看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臺北聯(lián)經出版公司，2011年）和《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臺灣一九六〇年代》（臺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二書。又，本文多處引用的陳映真回憶寫作生涯的《后街》一文，收入薛毅主編的《陳映真文選》（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9年）一書中。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陳映真小說全集（全三冊），陳映真/著，九州出版社·理想國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