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原啟郎，京都大學文學博士，京都外國語大學教授。于京都大學文學部學習期間，師從島田虔次、川勝義雄、谷川道雄等，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近日，他所著的《晉武帝司馬炎》中譯本出版，《上海書評》就本書以及京都學派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采訪了福原先生。

京都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重鎮，聚集了相當多的大學、科研機構與研究者，能否請您介紹一下京都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相關的學術共同體以及開展研究的主要方式？

福原啟郎：我是1952年生人，學生時代一直就讀于京都大學，也住在京都。作為六朝史研究者，如果要介紹一下我參加的學會、研究會，有以東京為中心的全國性學會——如東方學會、唐代史研究會、六朝學術學會、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三國志研究會、書法學、書法史學會等，其他還有書論研究會、東北中國學會。

與之相對，以京都為中心的全國性學會則有東洋史研究會、史學研究會，尤其是東洋史研究會，由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的教師與學生編輯出版刊物。我曾經在東洋史研究會大會上報告八王之亂的相關論文，后來刊載于東洋史研究會的學術雜志《東洋史研究》上。當時是1982年，這也是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谷川道雄先生參與設立的學會，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六朝史研究會、內藤湖南研究會，我全部都參加了。其中，六朝史研究會原則上一個月一次，會場在京都大學與京都外國語大學。2020年3月開始，由于我從京都外國語大學退休，因此會場只有京都大學了。六朝史研究會成員是以京都為中心的研究者，具體而言，有大學老師、研究生，每次人數大約十到二十位。近年來，有很多中國、韓國的留學生參加。會議報告的內容，有不少是研究者參加正式會議的預報告，或者研究生碩士論文的預報告。報告一小時，評議、回答提問一小時。回答提問的內容，從基本的史料訓讀，到與會者對內容的質疑與意見。會議結束后，會在附近的居酒屋中舉行飲酒會。飲酒會上，經常能喝到中國留學生帶來的汾酒、夢之藍等白酒。

說到京都，通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各種研究班所展開的共同研究非常有名。我本人也曾參加“中國中世的文物”研究班，撰寫了《西晉墓志的意義》一文。不過目前沒有參加任何研究班。此外，京都還有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我經常去旁聽該研究所舉辦的講座。

目前，我參與了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共同研究項目“基于古道、關塞遺址調查的前近代中國主要交通路線研究”。2019年10月，我參加了內蒙古自治區包頭、陜西省榆林市等學術調查。12月參加了于京都大學召開的國際論壇。此外還出席過幾次共同研究的例會。2020年3月原有赴甘肅省天水等地調查的計劃，但是目前中止了。

此外，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在我撰寫此訪談回答時（2020年5月25日），所有的學術活動都停止了。

第一排左起第一位為關尾史郎，第二位為川本芳昭，第三位為井上德子，第四位為谷川道雄，第六位為中村圭爾；

第二排左起第一位為岡部毅史，第三位為佐川英治，第四位為葭森健介，第六位為伊藤敏雄，第七位為上谷浩一，第八位為福原啟郎。最右邊站立者為佐藤智水。

能否談談您求學于京都大學的經歷？例如京都大學的學風、學生們的生活、學習狀態，與先生們的逸事等等。

福原啟郎：京都大學學風自由，甚至可以說是放任。例如學生在確定畢業論文選題時，導師不會給學生具體的題目。毋寧說，學生在選題時會有意識地避開導師的研究領域。

此外，在我進入京都大學前后，因為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僅僅是京都大學，在整個日本，大學的學生運動（學生斗爭、學生紛爭）都非常興盛。存在“造反有理”等諸多口號，也出現了批判老師的風潮。

第一排右起第三位為福原啟郎；第二排左起第五位為谷川道雄。

老師受到批判，研究生便代之負責指導本科生。就我個人的情況舉例而言，當時參加了研究生自發組織的“農書研究會”例會，進行學習。此外，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決定以杜預為選題，也是因為在暑假期間與時為研究生的渡邊信一郎一同閱讀《晉書·杜預傳》，受到了渡邊的指導。

左起第一排第一位為川勝義雄；第二排第一位為谷川道雄；第三排第一位為福原啟郎

右起第一位（坐于石頭上）為宮澤知之；右起第二位（站立）為渡邊信一郎

而此后，在我的研究道路上，與島田虔次、川勝義雄、谷川道雄這幾位老師產生了特別的緣分。

關于島田虔次老師的回憶，是劉師培《普告漢人》的演習課。這門課在星期六下午，超過三個小時。正式選這門課的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兩個人，輪流訓讀文本。然而，很多研究生、大學里的老師們都作為旁聽者來參加這門課。在報告時，如果訓讀或解釋錯了，島田先生便作驚訝狀，也會受到研究生們的笑話。課前的預習，哪怕花費整整一周時間都不夠用。每次直到夜深還宅在東洋史學的共同研究室中，為了尋找文中的出典而不斷翻閱《明實錄》等書。也是承蒙這門課，讓我有了相當的中文閱讀能力。

關于川勝義雄老師的回憶，是《南齊書·竟陵王蕭子良傳》的演習課。在這篇文獻中，南朝當時的專業詞匯頻出，其中很多不見于辭典，意義不明。我仍清楚記得，某次，對于《蕭子良傳》中的某個用語，川勝老師指出北朝正史中某處也有此類語，并且通過該用語及類語的上下文，推斷出了具體含義。川勝老師為人深邃沉穩。記得某年夏天，京大東洋史學研究室慣例進行合宿，川勝老師也參加了。報告會之后有麻將，川勝老師加入，我也在局中。老師從容淡定，而我則緊張得坐立不安。此情此景，令人懷念。

關于谷川道雄老師的回憶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被老師所斥責。在正史中，往往將皇帝的怒火分為“怒”“大怒”“震怒”若干等級。如果借用一下，受到老師“怒”“大怒”級別的斥責有很多次。相對而言，“震怒”級別的斥責雖然不多，也發生過兩次。當然，這都是由于我的過錯。今天大家一起喝酒，談及谷川老師時，老師“震怒”時的在場者還會提起此事。說到酒，曾經很多次與老師一起喝酒。老師去世前，我去醫院探望。老師對我說的話，大多沒能聽清楚，只聽清楚了一個“酒”字。我相信，那是老師在告誡我，切勿飲酒過甚。

此外，就我個人的私見。谷川老師受到他的二哥谷川雁的強烈影響。谷川雁是位詩人，當時學生運動的口號之一“尋求團結、不懼孤立”，即為谷川雁所作。

左、中、右三位依次為竺沙雅章、谷川道雄、島田虔次。

在日本的東洋史學界，有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之分，具體到魏晉南北朝史領域，您認為京都學派最大的特點是什么？

福原啟郎：京都學派的成立背景，包含著首都東京與古都京都國立大學（二戰前的帝國大學）——即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之間的對抗。東京是政治中心，東京大學的學生以從政為目標。與之相對，京都大學的學生則多以成為研究者為目標。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出身京都大學者相對于出身東京大學者占據壓倒性優勢，就是這種特征的一個反映。

就學術傾向而言，東京大學以吸收歐美的研究成果為重點，重視研究中的比較視野。京都大學則重視史料，注重深入探求本質與研究獨創性，這也是京都學派的特征。

如果要列舉京都學派的代表性學者的話，如哲學領域的西田幾多郎、中國史領域的內藤湖南與宮崎市定、中國文學領域的吉川幸次郎。

杉村邦彥正在解說。左起第二位為谷川道雄，第三位為福原啟郎。

在中國古代史分期的問題上，基于唯物史觀的歷研派（因“歷史學研究會”成員較多，故名）、東京學派將六朝隋唐與秦漢視為同質性的中國古代（非中文傳統的古代之意。日本學者將中國現代以前的歷史發展分為古代、中世、近世。這里的古代即中世以前的時代。——譯者）。與之相對，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則基于自己提出的時代區分論，將六朝隋唐視為中國的中世。此外，六朝隋唐歷史的主角是貴族。歷研派、東京學派強調貴族對皇權的寄生性，重視貴族作為中央官僚的側面，否定貴族制的存在。京都學派則強調六朝隋唐貴族的獨立性，重視他們作為地方名望家的側面。

谷川道雄和川勝義雄先生都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基層鄉里社會有過詳細討論，尤其是谷川道雄先生提出了豪族共同體的概念。您認為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概念？您認為地方社會上的豪族與中國學界習稱的魏晉士族存在哪些區別？

福原啟郎：就我本人的私見而言，先師谷川道雄提出豪族共同體概念，主要是受到了京都學派的研究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川勝義雄的影響。內藤湖南首次將“貴族”用作敘述中國史的一種歷史概念，并指出了貴族具有官僚與名望家的兩面性及其相互關系。谷川道雄老師尤為注重貴族獨立于皇權的名望家側面。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研究所揭示的最重要的史實，即“貴族之所以為貴族，正由于他們的根基并不在王朝內部，而應當在其外側”。宮崎進一步論述云，所謂的“外側”，具體而言便是“鄉黨社會”。如上所見，貴族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并非在于它們作為王朝寄生官僚的側面，而是“外側”，即立足于“鄉黨社會”的名望家側面。而谷川道雄老師在研究上的盟友——川勝義雄老師，正是對東漢后半期的鄉黨社會展開分析，論述以為清流派以及批判清流派的逸民人士是貴族形成的直接源頭。川勝義雄老師的研究時段從東漢后半逐漸延伸至東晉南朝。與之相對，谷川道雄老師則以唐史研究為開端，逐漸上溯至北朝乃至于五胡十六國。谷川、川勝兩位老師都認為，相對于與漢代的“里共同體”，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鄉黨社會為“豪族共同體”。

左起第四位為馬彪，第六位為谷川道雄，第八位為福原啟郎。

位于谷川道雄與福原啟郎之間的女性為內藤湖南的小女兒。

一般情況下，貴族作為王朝國家的官僚展開活動。與之相對，在戰亂世道，他們則作為鄉黨的指導者，竭盡所能地保護鄉里社會成員的生命。谷川老師尤為強調正史所見貴族的賑恤行為，正是他們保存鄉黨的具體實踐。因此，豪族共同體這一概念更為注重鄉里社會的共同性、共生關系，而非其中的階級性。谷川老師所想定的豪族共同體，其結構大致如下：豪族作為共同體的指導者，支撐其主體實踐的內在精神，是對世俗欲望的自我克制。這種自我克制的精神，是通過修習學問（儒學）所形成的涵養。具有此種精神人格的豪族，就會獲得鄉論的支持，從而成為官僚。

我本人贊成豪族共同體這一概念。不過，我曾對谷川老師半開玩笑地說，對于豪族共同體的概念，或者作為一種理論，自己的頭腦能夠理解，但無法產生切身的體悟。

豪族與魏晉士族的關系是復雜的。簡單來說，豪族中的一部分是魏晉士族。在豪族中，除去士族，還存在著輕視學問的本土豪右以及以武力見長的寒人等等諸種人群。

在漢、魏、晉的朝代更迭中，都采用了禪讓的形式。作為后世之人，難免會認為漢魏、魏晉禪讓屬于純粹的形式主義。在您看來，禪讓對于當時政權更迭的合法性有怎樣的意義？

福原啟郎：禪讓革命是六朝隋唐時代——即京都學派時代區分論中的中國古代中世——所特有的王朝更迭方式，反映了該時代的特征。雖說禪讓是王朝篡奪的虛偽鬧劇，但不可忽視的是，其背后存在著人心、輿論對篡奪（禪讓革命）的支持。例如在魏晉禪讓之際，與曹魏政權不存在利害關系、立場中立的敵國孫吳大臣張悌就曾指出，人心已從曹氏轉移到了司馬氏（參見拙著《晉武帝司馬炎》，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4-85頁）。在禪讓劇中，作為官僚的貴族們進行勸進，正是人心、輿論的直接反映。此外，作為官僚的貴族們在禪讓革命后，也在新王朝中得以保全地位。盡管王朝交替，貴族們的地位卻未有改變。內藤湖南正是由此史實揭示了貴族的獨立性，將之作為該時代的特征。

對于禪讓革命是否合法這一點，我幾乎沒有考慮過。在當時，雖然作為法律的律令中有顛覆國家罪、謀反罪等條文，但并沒有關于禪讓的相關條文。因此，此時應當屬于非常的、超越法規的活動。不過，從作為官僚的貴族們展開勸進一事來看，禪讓得到了人心、輿論的支持，因此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捎帶一提，從某種層面而言，禪讓革命中貴族與新皇帝的關系類似于歐洲中世紀羅馬教皇與新皇帝的關系。例如禪讓革命中貴族向新皇帝的勸進，就好比公元800年羅馬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大帝加冕一般。

您在《晉武帝司馬炎》一書認為，西晉滅亡的重要原因是公權力的私權化、國家的私權化，這一趨勢似乎從東漢末年就開始了。在您看來，從曹魏到西晉，這一趨勢是不斷加劇，還是有所起伏？

福原啟郎：私權化存在的根源在于人世間的欲望。因此，無論古今東西，個人欲望時常可見。不過在魏晉時代，漢代以來的舊有安定秩序被打破，戰亂興起，隨著個體的凸顯，個人欲望也逐漸明顯化。自建安文學開始，出現了代表個人創作的詩人。其中之一的潘岳就在《悼亡詩》中悼念自己的妻子。這讓人聯想起西歐歷史上，隨著文藝復習的展開，中世紀神學基督教所束縛的人類個體欲望藉由人文主義而受到肯定。

魏晉時代，隨著個人的凸顯、欲望的外在化，體現在政治上，尤其是人事、選舉上，那就是被九品中正制這一官方選拔制度排除在外的寒門（下層貴族）、寒人（上層平民）結托宗室諸王，以此作為實現權力志向的方式之一。對于與寒門、寒人結黨的宗室諸王，輿論則批判、彈劾他們的私權化行為。以此為大義名分舉兵，訴諸武力、以實力打倒當權者，這便是八王之亂中各次戰爭的開端。

自曹魏至西晉，公權力的私權化趨勢究竟是在不斷加速，還是來回搖擺？對這個問題，我沒怎么思考過。不過自東漢末期至西晉時期，黨錮事件與八王之亂、黃巾之亂與永嘉之亂都具有類似的結構。就此點而言，西晉時期的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可以說正是東漢末期黨錮事件與黃巾之亂的重復。黨錮事件中私權化的“濁流”派宦官以及與之結托的豪族，對應著八王之亂中私權化的宗室諸王以及與之結托的寒門、寒人。東漢至西晉，公權力的私權化趨勢一直存在。不過在某些時段，這種趨勢沒有以事件、內亂等形式顯示出來，或許視為一種搖擺反復。

此外，有一個現象或許與私權化的加速有關。魏晉時代，私權化的主體為寒門、寒人。與之相對，谷川道雄老師曾在研討會上指出，唐代中后期，對藩鎮節度使飛揚跋扈的“驕兵”則以士兵、庶民為主體。私權化的主體人群的身份，不斷向社會底層下移。這一趨勢的最終目的地，就是宋代開始的庶民時代。

從東晉南朝的內部發展情況來看，即使內亂頻生，但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如果沒有來自于北方政權的沖擊，似乎能夠長期存續。能否談談您對于東晉南朝社會的認識？

福原啟郎：在對東晉南朝社會加以考慮時，對江南地域為核心是重要一點。華夏文明本就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結合體。而在此后的春秋時代，也出現了吳、越這樣的獨立政權。六朝時代，江南地區的開發不斷推進，也此后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區域。江南地區生產力不斷提高，重要性的不斷增加，正是東晉南朝社會得以安定的基礎。順帶一提，近期日本刊行的巖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書系分為五卷，分別為：（一）中華的成立（先秦至唐）；（二）江南的開發（先秦至南宋）；（三）稱霸草原（先秦至蒙古帝國）；（四）陸海的交錯（明朝的興亡）；（五）“中國”的形成（展望現代）。其中的第二卷說到，在東晉南朝時代，大量中原人口流入，江南的開發隨之推進，貴族制社會由此開始。與此同時，六朝文化綻放，江南也逐漸擺脫了邊境性，成為天下的中心，東晉南朝為正統華夏王朝的意識由此產生。

左起依次為福原啟郎、松下憲一、神塚淑子、導游、葭森健介、都筑晶子。

后排穿橘色衣服者為直江直子。

以江南地區為基礎的東晉南朝這五個朝代，概括而言，是以軍閥出身的皇帝為權力頂端，與以輿論為背景的貴族權威相互結形成的產物。與皇權的相對不穩定、禪讓革命不斷發生相對，貴族的權威則較為穩固，幾乎不受王朝更迭的影響。就此點而言，貴族的政治地位是穩定的。此外，我認為在同時期的五胡十六國、北朝中，非漢族出身的皇帝與漢人貴族的關系，也基本相同。

總之我認為，如果沒有與北朝政權的軍事沖突，即便南朝的政權更迭更為頻繁，也會存續下去。

不過，貴族制、門閥化的弊端，導致賢才主義的興起。梁武帝的改革中，就有實行賢才主義的一面。在貴族制中，門閥主義與賢才主義的對立，會動搖體制本身，導致穩定性的下降。在同時代的北朝，也發生了同樣情況，科舉制由此誕生。

我在《晉武帝司馬炎》一書后記中曾提及愛貓弗朗茨，在訪談的最后想說一則相關的逸事。某個冬季的傍晚，我忽然發現弗朗茨不見了，于是找它。在公寓陽臺上看到弗朗茨扒在窗戶上看著屋里。原來是我之前沒注意到弗朗茨跑到了陽臺，就直接把門關上了。我趕緊開了門，弗朗茨立刻開心地跑到我身邊來。我摸了摸弗朗茨的皮毛，已經非常冷了，應該是被我關在外頭有很長時間。（譯者注：日本公寓基本是露天陽臺，無全封閉處理，因此冬天比屋內冷得多。）

當時我在想，如果我站在弗朗茨的立場上，肯定是要對關門一事進行抱怨。但弗朗茨卻百分百地開心進屋，一點兒都沒生氣。這種生活態度很珍貴，我應向它學習。也希望中國讀者們喜歡《晉武帝司馬炎》這本書，天天開心，愉快生活。

弗朗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