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塞外駝鈴——館藏關山月1940年代西北寫生與敦煌臨畫專題展”在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一樓展廳揭幕。展覽在展出關山月先生1940年代西北寫生與敦煌臨畫作品的同時，回望了關山月先生對中國藝術與民族命運所作出的探索和實踐經歷。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回顧了七十多年前關山月先生在西北的寫生和敦煌臨畫的經歷，也感慨敦煌石窟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集中代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便吸引了一批有識之士和畫家不遠千里來到敦煌，學習研究傳統藝術，“他們走過的道路給了我們深刻啟發，也啟迪我們思考中國現代美術的未來走向。”

據悉，展覽從“一個展覽和一本書”“向遠西行”“河西走廊”“敦煌燭光”“冰雪生活”“回望”等幾部分，完整地還原了關山月先生整個西北之行的艱難旅程與創作，講述了他在抗戰時期身處民族危難與文化追尋的復雜情境中，堅持”行萬里路”之志，出山遠行，深入民族民間，一路作畫辦展的細膩而恢宏的藝術故事。展覽借由關山月先生的繪畫和經歷回溯了歷史的溫度，力圖帶領觀眾通過勾勒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化風貌與精神氣質，感受烽煙時代中的文化清流。

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陳湘波在致辭中表示，通過此次展覽，試圖以新的視角來探討和研究關山月西北寫生和敦煌臨畫，重新認識那一代美術家的抉擇與思考。他們啟發我們反思傳統與當代、繼承與發展、本土與世界等系列命題，同時也為新時期中國美術的發展與價值建構提供新的思想資源，以更加自信的姿態面對未來中國美術的發展。

而陳湘波在《關山月敦煌臨畫研究》一文中對關山月美術館所藏的82件敦煌臨畫和關山月的敦煌之行作品剖析，并認為這是關山月先生在1930年代末臨摹其老師高劍父收藏的古畫和日本畫家作品后，又一次重要的臨摹：

1943年秋冬間，關山月夫婦與趙望云、張振鐸到敦煌莫高窟進行了為期一個余月的考察、臨摹，這是關山月先生藝術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次臨摹活動。在這一非凡的寫生旅程中，他獲得了完全不同于嶺南地域風貌的視覺體驗，敦煌壁畫的獨特風格、雄渾瑰麗的西北景色和多民族的奇異風俗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對他后來的美術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目前，關于關山月這次臨摹敦煌壁畫的資料很少，能見到的只是他寫的一些回憶和深圳關山月美術館收藏他的82張敦煌臨畫。這些作品基本體現出不同時期的敦煌壁畫的特點，臨畫的題材和畫法多樣，且多數選擇了與社會生活相關的題材，這種選擇反映了他對不同時期敦煌壁畫的認識和價值的判斷，也體現了關山月敦煌臨畫的個人特色。

關山月的這批敦煌臨畫，經過60多年還能夠被保存下來實在不易，據他回憶說：

“戰爭年代，這批臨畫曾和其他作品在成都、重慶展覽過。日寇投降后，曾先后在廣州、上海、南京展覽過。七十年代也曾先后在北京、長沙和成都展覽過。記得1944年第一次在重慶展出時，美國新聞處曾提出以重價收購，由于它是我和妻子用血汗換來的難得古代藝術資料，我們對它有感情，雖然生活困苦也不愿割愛；在‘文革’期間，我又冒著風險把它和幾件精美而心愛的潮州木雕一起藏到臥室的天花板里，至今僥幸尚存，真是謝天謝地!”

在關山月之前，作為畫家最早到敦煌進行研究考察和臨摹是李丁隴（1938年冬來到敦煌），1941年初，李丁隴與張大千相識。正是因受其影響，張大千在1941年5月底到達敦煌，1943年6月中旬從榆林窟離開，在敦煌歷時二年考察、臨摹壁畫；同時，謝稚柳先生也因張大千的邀請來到敦煌做敦煌石窟的記錄、考證工作，后來完成《敦煌石窟藝術敘錄》。而后以王子云作為團長，由歷史、考古和美術方面的專家組成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作為政府派出的機構也于1941年10月到敦煌，但因為經費拮據，考察團實際到達敦煌的僅有王子云、雷震、鄒道龍三人，他們開展了調查研究和臨摹工作，摹寫了一批各時代壁畫代表作，還拍攝了一批千佛洞的照片。

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關山月到西北旅行寫生以及到敦煌考察石窟藝術和趙望云先生有著直接的關系。關山月在《同行如手足，藝苑贊知音——觀〈趙望云畫展〉感懷》一文中回憶說：

“我跟趙望云的友誼，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慶開畫展的時候，他來參觀了畫展。或許是由于我的畫反映的內容跟他所作有共同之處吧，我們真的是一見鐘情，一見如故。”

接著關山月還寫道：

“當時我們都很窮。趙望云說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議我們到西北去旅行寫生。這樣，在一九四二年春，我、我愛人、張振鐸和趙望云四人一起，先到西安，又從西安到蘭州，在西安和蘭州一起開畫展，籌劃盤纏。之后，我們一起騎著駱駝，以西瓜當水，鍋魁作糧，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走了一個多月，出了嘉峪關，登上祁連雪山，當我們來到敦煌這一藝術寶庫的時候，正值張大千剛剛撤走，而常書鴻則剛到任，臨摹條件異常困苦。我們一起趴在昏暗的窯洞里臨畫（他羨慕我有愛人秉燈相助，可以臨得多些），我們一起喝那帶咸味的黨河水，我們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楊樹林里撿野蘑菇，中秋之夜我們一起在曠遠的大漠上賞月。白天畫累了，在靜寂的夜里，我們一起坐在石板上，聽著吱吱的風沙聲夾著遠處的駝鈴，交談著藝術感受和繪事見解……

在敦煌前后二十多天，和河西走廊一來一往兩個多月，使我有機會看到了古代的宗教藝術，大西北嚴峻的面貌和當地的風土人情，為我日后的創作實踐（不論在內容或形式上）打下了比較深厚的基礎。”

在莫高窟考察臨摹古代壁畫的日子時里，關山月歷盡了在今天已經難以盡述的艱難，由于莫高窟是坐西朝東，只有在上午光線比較好，下午到了三四點鐘后，洞窟里就漆黑一片了，因此關山月夫婦，每天早早帶著畫具進洞窟，靠著妻子手舉暗淡的油燈，艱難地進行臨摹。

“有時想臨的局部偏偏位置較高，就得搬石塊來墊腳;若在低處，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來畫。就這樣整個白天在洞里活動，晚上回到臥室還得修修補補。轉瞬間一個月的時光過去了，用我和妻子的不少汗水，換來了這批心愛的臨畫。”（許禮平編的關山月臨摹敦煌壁畫》中關山月自序）

他們離開敦煌時，已是大雪紛飛的冬季。關山月與趙望云、張振鐸分手后，又不顧嚴寒，與妻子遠赴青海塔爾寺寫生，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期間為了實現去敦煌考察的愿望，婉辭了國立藝專的教授之聘。

1943年間，關山月通過對莫高窟進行一月有余的考察后認為：

“西魏、北魏作品用色單純古樸，造型奇特、人物生動、線條奔放自在，與西方藝術極為接近，蓋當時佛教藝術實由波斯、埃及、印度傳播而來，再具東方本身藝術色彩，遂形成健陀羅之作風，至唐代作品已奠定東方藝術固有之典型，線條嚴謹，用色金碧輝煌，畫面繁雜偉大，宋而后因佛教漸形衰落，佛教藝術亦無特殊表現，且用色簡單而近沉冷，畫面松馳不足取也。”基于這種認識，也就不難理解現存的關山月敦煌臨畫，唐代以前(包括唐代)的有75件之多，而宋以后的只有7件的原因。

關山月在《關山月臨摹敦煌壁畫》的自序中，回憶起他當時臨摹敦煌壁畫的想法和情況時說：

“莫高窟的古代佛教藝術，原來是從國外輸入的，但經過中國歷代藝術家借鑒改造之后，就成了我們自己民族的東西。我這次臨摹由于時日所限，只能是小幅選臨。選臨的原則有三：其一，內容上著重在佛教故事中精選富有生活氣息而最美的部分，其中也有不少是歷代的不同服飾的善男信女的供養人。其二，在形式上注重它的多樣化，如西魏、北魏、六朝以至初唐盛唐各代的壁畫，風貌差異卻很大，而且造型規律和表現手法也大不相同，只要符合我的主觀要求的，就認真地選臨。其三，我沒在依樣畫葫蘆般的復制，而臨摹的目的是為了學習，為了研究，為了求索，為了達到‘古為今用’的借鑒。因此，在選臨之前，必須經過思索，經過分析研究，即盡可能經過一番咀嚼消化的過程。因而臨摹時一般不打細稿——是在寫敦煌壁畫，而不是僵化的復制;務求保持原作精神而又堅持自己主觀的意圖。這些選臨原則，和我的用心所在，也許就是常書鴻和黃蒙田先生據說我的臨摹與眾不同的所在。我通過這樣的選臨實踐之后，確實體會很深，收獲甚大。一九四七年我到暹羅及馬來西亞各地寫生時，就是借鑒敦煌壁畫嘗試寫那里的人物風俗畫的。”

也正是這場西行之旅，讓關山月先生與敦煌結緣、與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結友，這份緣分友誼更是延續到了敦煌研究院和關山月美術館兩家單位的系列合作當中。早在2005年，敦煌研究院就為在關山月美術館舉辦的“石破天驚——敦煌的發現與20世紀中國美術史觀的變化和美術語言的發展專題展”提供了藏品支持和學術指導，這是兩家單位的首次合作。2012年，敦煌研究院與關山月美術館再次合作舉辦“博蘊華光——敦煌藝術展”，轟動一時。

此次的“塞外駝鈴——館藏關山月1940年代西北寫生與敦煌臨畫專題展”是兩家單位再一次聯合辦展，是多年友好合作的又一新起點。

（注：該展覽已入選國家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將在敦煌展出至8月1日，此后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6月26日將在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展出。本文綜合自陳湘波《關山月敦煌臨畫研究》和敦煌研究院網站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