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鑒于新冠病毒蔓延的危機，日本政府對東京都、琦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大阪府、兵庫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隨后的4月16日，該宣言發布范圍擴大至日本全國。依然記得二月里“鉆石公主號”在日本國內引發的激烈討論，之后是3月24日決定奧運會延期舉行，人們在強烈的不安與茫然中，不斷變換著新聞熱點與譴責對象。

我也在混亂中勉強度日，先是三月初，一直去上課的韓語教室宣布停課，不久取消畢業典禮，之后是新學期所有學校都改為在線授課。平日經常路過家附近的舊書店善行堂，與主人山本先生聊會兒天，彼此都不知道將來如何是好。原本黃金周期間舉行的春之古書市也已取消，只能通過目錄購買。那時我還有一層不安，有些害怕跟舊書店主人們見面，因著自己的身份——至少當時日本國內媒體還有不少攻擊對外旅游觀光業的言論。山本先生卻樂觀得很，安慰我說，等風平浪靜了，肯定會有更多人聚到店里來買書。悲觀如我，當時也只能勉強笑應一句“是啊，一切早點過去吧”。

櫻花盛開、山鳥啁啾的四月初，往年最是熱鬧的銀閣寺一帶十分寂靜。去家附近的竹岡書店買書，店里暫時一切如舊。詢問店主生意有無影響，店主夫人笑道：“雖然來店的人少了些，但我們網店的營業額倒上去了。想來是因為大家閉戶不出，埋頭讀書的緣故吧。”

4月7日的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后，政府對各行各業是否停業作了非常細致的劃分，有“基本要求停業的部門”“根據種類要求停業的部門”“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設施”三類，每類又細分為游樂場所、大學、運動設施、劇場類、集會場所、展示場所、商業設施等等，比如大學、體育館、博物館、電影院等都屬于要求停業的機構，公共交通、銀行、醫院、超市屬于“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設施”，不要求停業，但需配合作出“合適的防止感染的對策”。有意思的是，新書店（本屋）被劃歸為“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設施”，可以正常營業，而舊書店（古本屋）則與土特產店、鐵道模型店、高爾夫用品店等一道，同被劃入需要停業的“商業設施”。這首先引起神保町舊書街店主們的抗議，一時推特上能見到他們的各種嘲諷或哀嘆：“古本屋客人很少，肯定不如新書店多，為什么人家可以營業，我們偏不能？”“為什么我們不能像新書店那樣是‘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存在’？”抱怨歸抱怨，在政府頒布休業要求細則之前，神保町已有不少店鋪主動選擇閉門，以應對不可知的危機。畢竟萬一有人感染，后果將更嚴重。

京都地區的舊書店也在4月16日之后應政府要求陸續暫停營業，家附近的朋友書店已不對外營業，日常僅開半扇門，留給工作人員出入。善行堂、竹岡書店，以及學校附近的井上書店、吉岡書店……都相繼閉門，貼出“因Covid-19蔓延而暫停營業”“今春古書市已決定取消”之類的告示。

4月20日，《京都新聞》文化版刊出醒目的文章，帶來一個令人寂寞的消息：“硬派古書店自京都撤去。社會科學專門店‘梁山泊’，今秋遷往大津。”說寺町通四條以南的學術書店書砦梁山泊將要搬離京都，去往大津市比叡平。1970年代，初代主人島元健作在岡山縣內開創書砦梁山泊，隨后的1976年，遷至大阪梅田的阪急古書街。1999年，島元健作將梅田店交給兒子島元草多管理，自己在寺町通四條以南扎寨屯書，并以此為本店。

京都鬧市區的舊書店主要集中在三條至四條、河原町通至寺町通之間的區域，三條以北、四條以南也分布若干舊書店。寺町通三條以北是靜謐的古董店街區，自有幽寂典雅的文化氛圍；而四條以南則較顯蕭條，盡管三密堂、藤井文正堂、吉村大觀堂等古書店都在那里。而書砦梁山泊氣勢的確最雄渾，仿佛堅實的城寨，入口樓梯兩側壘滿書籍，大多是精裝全集本。上得二樓，柜臺在進門右手邊，左手邊就是整列排開的縱深書架，標明“西洋史”“東洋史”“社會學”等類別，開闊如圖書館。被書堆環繞的主人安坐柜臺內，有時與客人閑談，或與年輕店員輕聲討論書事。冬天柜臺前總坐了一只燈油爐，暖室溫馨，在寨中待多久都樂意。

書砦梁山泊最大特色是豐富的人文社科類學術書，搜羅之全、涉獵之廣，在京都本地首屈一指。過去這些年，到訪京都的學者都喜歡去梁山泊搜書，虞云國先生曾出版過一冊有關赴日訪書的文集，便以“書砦梁山泊”為書題，可見這間書店的魅力。不過我去店里買書的次數很少，大多是網購——平常活動范圍極少越過四條，因此看到《京都新聞》的報道，震驚之余還有慚愧。報道稱，在新冠蔓延之前，到書店買書的客人已極少，經營不斷惡化，只能靠網店勉強填補赤字。鑒于慘淡的前景，年過七旬的島元健作決定撤離京都，將書砦遷至大津市比叡平的家附近，并大幅精簡原有書籍，縮小經營規模。

四五月間，京都舊書界彌漫著強烈的不安與悲觀，寺町通很有名的人文社科新書店三月書房由于后繼無人，也將在今年夏天閉店。人們很容易將書店的加速消亡與病毒的流行相關聯，悲哀的情緒更深一重。整個五月，京都舊書店都應政府的請求而暫停營業，街中異樣冷清。雖然仍能收到舊書店主人寄來的書目，卻打不起買書的精神，許多時候都沉浸在蕭條心緒中，一任春光飛逝，轉眼入夏。

蟄居日久的人們終于再難忍耐——五月末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之后，街頭突然多出許多人，口罩也戴不住。家附近的朋友書店、善行堂、竹岡書店……紛紛開門，仿佛一切如舊。六月下旬某個清涼的午后，去善行堂閑逛，店內有一位白發長裙、氣質瀟灑的奶奶正挑書，說此前在《京都新聞》讀到有關善行堂的報道，覺得應該是自己喜歡的店，好容易等到解封，趕緊過來看看。山本先生說，《京都新聞》的記者樺山聰多年來一直關心本地舊書店的命運，新冠流行之初就做了一系列關于舊書店現狀的調查報道。不唯京都本地的讀者，不少外地讀者看了新聞，紛紛來店里支援。“有一位竟是從北海道專程過來。我當然非常感動，但那時‘自肅’的呼聲很響，我也擔心會不會有人在旅行過程中染上病毒，那樣該多過意不去。因此在緊急事態宣言之前，出于安全考慮，我就打算歇業一陣了。”

我也認識樺山，是一位非常熱心、老派的記者，像過去電視劇里走出的人物。多年前《京都古書店風景》出版之后，曾接受過他的采訪，后來也曾在他的牽線之下，將京都女子大學一位退休老師的藏書介紹給國內某大學的圖書館。他見過也寫過太多舊書店的窘況，因此每報道一間，筆端都流露出深切的惋惜與憂慮。

山本先生則要樂觀得多，避疫期間，還在策劃新的圖書出版。他向我推薦友人林哲夫在筑摩文庫新出的《吃茶店的時代》（喫茶店の時代），店里剛好有簽名本，翻了翻，文字清閑有趣，忍不住接受了推薦。聽說我對韓國文化類的讀物感興趣，我找了一圈未有發現，山本先生讓我稍等，不一會兒從架上抽出一冊文庫本，關川夏央的《東京來的旅人：韓國80年代志》。關川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活躍于日本文化界的作家，九十年代曾多次去過北朝鮮，對在日朝鮮人群體的處境也多有關心。書中寫到的八十年代末日本人所見的韓國，對我而言非常新鮮，遂欣然買下。

舊書店主人大多害羞，不太愿意露臉拍照；我也是極被動的采訪者，最害怕為難別人，因此很少提出拍照的建議（這與我糟糕的攝影技術也有關）。而山本先生無疑是我遇到的舊書店主人當中最開朗健談的，他主動表示，愿意留下避疫時期在書店內的照片，“期待與中國的讀者早日在小店相聚”。

竹岡書店櫥窗內已換上應季的圖書，主人夫婦進進出出忙碌，說網店生意一如既往地好，訂單很多。這很讓人安慰，在大多數學術類書店都蕭條度日的今天，竹岡書店景氣的原因從何而來？據我觀察，原因大約如下：其一，書店依靠附近大學研究者散出的藏書，保有非常豐富的存量，所涉領域亦廣；其二，不論是寄到熟客手中的紙本目錄還是網上的目錄，都更新迅速，書目編纂亦相當專業；其三，定價很見水準，與城里的菊雄書店以及東京某些著名的書店相比，這里同種書籍的定價相對友好，品相亦佳，較易形成熟客群體。近年來，竹岡書店為了吸引附近銀閣寺的游客，特將店鋪重新裝修，開辟出游客感興趣的版畫、老照片區域。但據說銀閣寺道以西至大學附近這段道路的客流量其實并不多，因為銀閣寺前開通了更便捷的去往其他旅游景點的直通巴士，游客們逛完銀閣寺，即可快速去往下一個景點，不必特地步行往西。于是竹岡書店將經營重點放在網購與郵購方面，維持著很好的口碑。

竹岡書店新貌，為吸引游客而開辟的明信片、舊照片系列

六月底七月初，盡管日本國內各地均有病毒“第二波流行”的擔憂，但緊急事態宣言不會重啟，仿佛淪陷區的人們又找回日常生活的秩序那般，乍一看，街頭已擾攘如昔。我的韓語班也恢復教室授課，因此每周末又有了進城的機會。就這樣，梅雨時某個周末，久違地推開了菊雄書店的玻璃門。店面正中櫥窗內的畫卷已換了季節，紙上開著萱草、繡球與蜀葵。左側門外是低價出售的文庫本書箱，右側門內外是藏書票與版畫，一切都是熟悉親切的風景，只有小瓶消毒液與提示客人進門前消毒的手寫告示訴說著世間的變化。我挑了幾冊朝鮮史研究的書籍，舊京城帝大法文學會編纂的《朝鮮支那文化の研究》、今西龍《百濟史研究》、1936年朝鮮總督府編纂的《朝鮮事情》等。看書中筆記與簽條，應是哪位朝鮮史研究者散出的藏書。又見到幾種高麗美術館創始人鄭詔文的舊藏，因書品一般且定價甚昂，便沒有下手。對面書架前有一對挑選書法類資料的青年，柜臺內是已退居二線的前代主人前田司先生。“好久不見！”我同他打招呼，見他有些困惑，急忙除去口罩，他頓時笑道：“原來是你，近來大家戴著口罩，都認不出來了！”

菊雄書店櫥窗內隨時令推移展開的應季畫卷

詢問他過去數月情況如何，他說四月末到五月末停業整月：“收到政府發來的停業請求，我也納悶，為什么新書店可以開門，偏偏舊書店不行？我們舊書店明明人要少得多呀。”

我也說這點頗難理解，他繼續道：“你也瞧見了，日本政府什么都沒做，稀里糊涂忙了一通，一切又過去了。”我們相識多年，從未聽他說過關于時政的尖銳評價。邊上忙碌的年輕店員笑道：“政府給我們的解釋是，新書店會出售地圖之類的生活必須品，萬一有人路過想買本地圖呢？但舊書店賣的都是于生活無甚大要的娛樂內容，所以應該關門。”

“官老爺們肯定從來不逛舊書店，所以才覺得舊書店是娛樂的場所吧。”前田先生道，“總之我們也乖乖關門，給政府提交了補助金申請書。”又強調：“你可以寫下來，讓中國讀者知道日本舊書店主人對安倍政權的不滿。”

年輕店員補充道：“那個理由肯定是上頭臨時想出來的，因為既然把休業條則分那么細，肯定得一視同仁，要不大家都不愿意關門。”

談到舊書店的整體情形，前田先生也感嘆梁山泊的離開，忽而道：“你知道赤尾照文堂吧？那家店也搬走了。”

這消息真令人吃驚，赤尾照文堂是河原町一帶著名的老店，專營版畫、日本古典文學等門類，早在林文月《京都一年》中就有所了解。2012年前后，為了緩解經營危機，書店將原先一樓的店面開辟為面向游客的空間，擺滿箋紙、布偶、團扇等可愛的本地紀念品，書店則搬到二樓。我在那里買過不少版畫，還有書志學、日本國文學類的資料。每年他們都會參加知恩寺的秋之古本祭，店主夫人赤尾真理總把心愛的金毛犬帶來會場，我愛極了那只金毛，每回都要跟它玩好久。前幾年見不到它的身影，才知它已因心臟病去世，得年九歲。真理夫人非常難過，提起來總要掉眼淚，回憶它的萬般好。

“也是最近的事，河原町老店的樓房是租來的，主人打算重新裝修。照文堂家在二條寺町通那邊找到了新地方，已經搬過去了。”前田先生解釋。

“這么說，與新冠之類的沒關系？”

“應該沒關系。”前田先生給我講了具體的位置，說若我有空，這就可以去看看。

我一聽，照文堂新址不正在眾星堂樓上么？前田先生說正是。遂覺放心，那是很好的地方，屬于寺町古董街的區域，離鬧市不遠。眾星堂是幾年前新開的古書店，店主曾在思文閣美術館修業，獨立后專注經營和刻本、日本古寫本，其中漢方醫學、天文學類的資料最為豐富，很喜歡去店內小坐。

與菊雄書店告別后，便直奔寺町二條。看到眾星堂所在的小樓入口處名牌，果然多了一張“赤尾照文堂”，再看二樓亮著燈，心中大喜。京都舊書店通常構筑在民家小樓內，像這樣租借商用樓的店鋪并不多，這一點與神保町書店的氣質很不同。而通往赤尾照文堂的電梯與樓道卻讓我瞬間想起神保町，門邊一架小幅版畫迎接了我。

赤尾照文堂新店內擺著同行友人贈送的盆花，這是其中堂的禮物

進得門來，正對是朝北一片通透的落地窗，婆娑綠影映入室內，滿目清涼。與落地窗垂直的是兩排半人高的木書架，安置版畫與書函。東壁是書志學、日本國文學類研究書，西面是一排博物柜，盛放別致的瓷器。東壁前有兩張辦公桌，赤尾夫婦各自忙碌。落地窗前有一張供書客閑憩的方桌，在空間格外寶貴的舊書店，很少見到這樣閑適的一隅。

東壁書墻

夫人說這幾天書籍上架剛剛完畢，秩序初建，因此我來得正是時候。主人赤尾薰性情溫默，我與夫人聊天時，他只是微笑立在一旁。

“我最初以為您是照文堂家的女兒，因為不論在店里還是在古本祭，您總在中心。”我說出多年以來的懷疑。

夫人爽快地笑了，她是兵庫縣西宮人，與赤尾薰交往后才知道舊書店：“結婚后開始學習古本知識，京都舊書店的老板娘們關系都很好，大家從年輕時就一起玩，一起出去旅行。我和菊雄家的夫人都喜歡版畫，常在一起選畫兒，遇到喜歡的，就想這么好看，都不舍得賣。”又笑對主人，“他話少，話都被我說了。”

談到搬家的決定，她說也是碰巧找到這里有空屋，一看窗外的街景就喜歡，覺得就是這里了。從前市中心的鋪面狹窄，沒有辦法開辟與客人從容交流的空間，現在特開辟了窗前這塊閑坐的區域。薰先生也說，過去客人來店里買書，總是坐下來喝茶吃點心，慢慢看書，聊很久的天。如今這樣的交情漸少，舊書店與客人之間也少有坐下來聊天的機會。

赤尾照文堂新店內景

夫人端來茶與點心，我們對坐談天。她說，像版畫與線裝書，最好還是有個能從容翻閱的桌子，讓客人站著挑選，實在不像話。又談到從前店里買版畫的客人八成是歐美人，也有一些中國游客。“日本年輕人是絕對想不到買版畫的。”春節原本是迎接海外游客的忙碌時段，一月底還陸續有人來，二月氣氛逐漸緊張，到三月完全門庭冷落。“我們那時剛好在忙搬家，倒也還好。搬來之后，就不賣以前一樓的那些特產了，又變成了2012年之前的樣子。”

“那柜子里的瓷器也是用來出售的么？”

“是的，那些是我過去的興趣收藏，感覺與這附近的氣氛也相契。”夫人又嘆息，“本想再養一只金毛，但我們歲數都大了，頂多還能工作十年，擔心以后照顧不了它，就罷了。我們搬來這里，也是為悠閑養老。”

京都舊書店的許多主人似乎都到了直面養老與代際交替等問題的時候，幸運如菊雄書店、竹苞樓等后繼有人的書店，常得到人們的羨慕。“有人繼承么？”這是大家的敏感問題，若非對方主動提及，最好不要主動發問。而照文堂夫人坦言，說兒子尚未決定是否繼承，他們也不強求。

后來有一天，電話采訪書砦梁山泊主人島元健作時，他也談到自己搬去大津主要是為養老，不過話鋒一轉：“新店有我孫子幫忙，他現在很喜歡舊書。”

“那真好！他以后會——”我猶豫發問。島元先生快樂又不無驕傲地接話：“他以后會繼承梁山泊。”

與《京都新聞》報道中蕭條的語氣不同，電話里的島元先生心情很好，他說京都房租太貴，勉強維持店鋪實在不容易。新店打算開在家旁邊，經營范圍會盡量明確在某一主題之下，譬如西洋史集中在法國大革命、英國史，中國史集中于辛亥革命、文革史料，日本近代史集中于大正民主，此外專注各國人物傳記。

“雖然這樣說很對不起無數因新冠而受苦的人們，但梁山泊的搬遷與新冠并無關系，我將搬家視為一場新轉折，會在大津構筑堅固的新城寨。”島元先生笑云，“請容我跟中國的讀者做個廣告吧，雖說大津不如京都有名，但從三條京阪坐公交車，三十分鐘就能到我新店。等這一陣變動過去了，歡迎大家來我的新寨子，順便還能看琵琶湖。”

在這多變且善變的世間，舊書店主人們的勤勉與樂觀令我感念。雖不知舟車之阻何日重開、昔日暢游何時再來，也不知未來還有怎樣的變化，但此刻此地的心意彌足珍重，遂作這樣瑣碎的記錄，描繪一番京都古書店的最新風景。

（2020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