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韻散相間“為中國傳統小說之特點，所謂“狀以駢麗、證以詩歌“的寫法，可以說是從唐傳奇小說開始便縱貫歷代小說的形式特征。置身于此一淵源流長的歷史傳統中，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表面上也承襲了此一特有套式，因而全書處處點染詩筆而吟詠不輟，根據統計，曹雪芹前八十回原作，共有詩、詞、曲、賦、聯句、謎語一百九十首，穿插在世情變換、離合悲歡的復雜情節中。 臺灣大學教授歐麗娟在《詩論紅樓夢》一書中全面系統地闡述《紅樓夢》的詩歌理論與詩歌藝術，本文摘編自該書，由澎湃新聞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在《紅樓夢》中，傳統詩讖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因此甲戌本第五回于“寶玉看正冊一段”上有脂硯齋眉批云：“世之好事者爭傳《推背圖》之說，想前人斷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說，亦非常人供談之物。此回悉借其法，為兒女子數運之機，無可以供茶酒之物，亦無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筆?！彼^“詩讖”的表現確實是顯而易見。特別是小說文本中，于第二十二回《制燈謎賈政悲讖語》的情節也記載賈政看過眾姊妹所作的燈謎詩之后，心中引發了深切的不祥預感和傷悲感慨的煩悶之情，正是傳統詩讖觀的一種表現：

（賈政）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響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一發清靜孤獨。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于色，只得仍勉強往下看去。只見后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卻是寶釵所作《更香》，隨念道：“朝罷誰攜兩袖煙，琴邊衾里總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辟Z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毕氲酱颂帲X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才的精神減去十分之八九，只垂頭沉思。……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竟難成寐，不由傷悲感慨。

這段情節從文本的內在層次正面地揭露《紅樓夢》“讖語”式的表達手法，并且將讖語與詩詞結合為一，“詩讖”的形式和功能在此都得到充分的確定。

《紅樓夢》中的“以詩為讖”，其實是兼讖謠與詩讖這兩種意義而有之，而且更嚴格地說，其中明顯帶有謎語功能而屬于讖謠式的表現的，僅止于《十二金釵人物判詞》、《燈謎詩》七首、《懷古詩》十首等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曹雪芹總是以洪邁所說“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的方式，讓賈政因為“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而煩悶悲戚、傷悲感慨，也讓讀者領會到一種“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哀感。然而除此之外，其余如《四時即事詩》四首、《葬花辭》、《詠白海棠詩》六首、《菊花詩》十二首、《秋窗風雨夕》、《詠紅梅花詩》四首、《五美吟》五首、《桃花行》《姽婳詞》，乃至蘆雪庵與凹晶館之兩次聯句等，其創作旨趣主要是以風格性情的藝術考慮為優先，而大大側重于“論詩知人”式的詩讖表現。只是一般探討《紅樓夢》之詩詞者，總是以“求隱”的旨趣或“解謎”的目的偏概了藝術品味的抉發與分析，因此至今有關《紅樓夢》之詩詞研究，多多少少都不免籠罩著命盤推演的色彩。

由于表面上“詩讖”乃是一種透過間接暗示、曲折聯想而不正面揭露之手法寫成，并具有特殊隱射意涵的詩，因此在這樣的觀點下，詩讖的本質雖依然屬于文學藝術“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象征表現，而其實際操作則容易淪為文字猜謎游戲，一如張新之所認定的“書中詩詞，悉有隱意，若謎語然”，正道出此一詩讖觀的作用之下解詩法的本質。于是對于《紅樓夢》詩詞之欣賞，無形中便脫離了文學藝術的范疇，而等于從諧音、拆字、用語、意象、造境等種種似有關合之處尋找其中隱藏之謎底的猜謎活動；而所謂的“謎底”，也不外乎對書中人物之生活際遇與未來命運的隱射或暗合。

當《紅樓夢》中某些詩歌采用讖謠的制作方法時，這種觀點和做法自然是可以成立的，而讖謠制作時所采用的拆字法、雙關法、諧音法、別名法、關系法、特征法、五行法、生肖法、對象隱喻法、時間隱喻法、地點隱喻法、過程隱喻法、直言法、綜合法等，甚至配合圖畫而形成的“圖讖”，也都可以在《紅樓夢》一書中找到運用的痕跡。

以第五回為例，其中“金陵十二金釵”的人物判詞，每一則都有圖畫、有詩語，圖畫可以有效地傳達特征，以人物、景致種種具體的形象來幫助理解，而與判詞的內容相輔相成，這就是圖讖的一種表現。其中就詩語的部分而言，賈元春判詞中的“虎兕相逢大夢歸”暗示出死亡的年份，是屬于時間隱喻法；賈迎春判詞中的“子系中山狼”隱指所嫁不淑的孫紹祖，則屬于對象隱喻法；林黛玉判詞中的“玉帶林中掛”以“玉帶林”逆讀諧音“林黛玉”，乃屬于諧音法；香菱判詞中的“自從兩地生孤木”以及王熙鳳判詞中的“凡鳥偏從末世來”“一從二令三人木”，三句中的“兩地生孤木”“凡鳥”“人木”分別可以組合為“桂”“鳳”“休”三個字，都屬于拆字法。

此外，李紈判詞中的“桃李春風結子完”，一方面是以“李完”諧音“李紈”，同時整句又以雙關法明說大自然之現象，而暗喻李紈生子不久即喪夫守寡的命運。至于薛寶釵判詞中的“金簪雪里埋”則設計得更加精密復雜，除了以“雪”諧音“薛”字之外，尚以“金簪”暗示“寶釵”，同時“金簪雪里埋”整句又將其人被整個封建時代所活埋a的悲劇形象化，則在諧音法之外還兼用了別名法與雙關法。如此種種設計，無不處處顯露出小說家之匠心，而源遠流長的讖謠傳統也在此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不過，“以讖謠為詩”的現象固然存在，其范圍卻僅限于《十二金釵人物判詞》、《燈謎詩》七首、《懷古詩》十首。如果我們認為“以讖謠為詩”的做法乃是放諸全書而皆準，而處處不忘拆解詩句、關合人物、隱射情節以對號入座，則書中所有的詩歌就不免脫離了真正的詩讖，而與以先知之立場對未來之發展提出預告和暗示的讖謠相混淆，致使有關《紅樓夢》之詩歌研究都流于“命理學”或“占星術”的卜算層次，從而在這種思維模式的運作之下，書中一切的情節片段或構成部分仿佛都只是命理師手上的籌碼，只是占星家操作的水晶球，而曹雪芹就有如高級的命理師或占星家般，居高臨下、成竹在胸地在《紅樓夢》這個大型命盤上進行排列組合，讓其中一篇篇的詩歌創作負擔起對家族、個人之存在狀態與未來命運的指示功能。

我們并不是否認《紅樓夢》中的詩歌的確具有“似讖成真”的意義，一如清人明義所說：“傷心一首葬花詞，似讖成真自不知。”此種建立于預示與應驗的創作手法，使某些韻文作品擔負類似“神諭”（oracle）的功能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必須鄭重指明的是，“似讖成真”的“神諭”性質僅只是詩歌內涵中的一個層面而已，其他諸如這些作品與傳統詩歌的關聯與對應、詩作中所蘊藏的美學意義與生命觀照等，才更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課題。因而除了這種以猜謎為目的、以求隱為旨趣的解詩法之外，我們必須探討的課題或可以研究的層面其實都還是有待開發的。以下各章節的產生，便是試圖超越猜謎求隱的層次，而回歸詩歌與小說文本之藝術范疇所作的努力。

而在回歸詩歌藝術范疇進行分析之時，首先必然面對的問題便是：《紅樓夢》之創作為何要運用“讖語式”的表現手法？既采取讖語式的表現手法，又為何選擇詩歌的形式來傳達，而形成所謂的“詩讖”？

對有關《紅樓夢》之創作為何要運用“讖語式”表現手法的問題，或許可以從作者創作上主觀心境的影響與小說藝術的美學需要這兩方面提出解釋。亦即《紅樓夢》一書乃是一闋追悼失樂園的悲歌，在事后回思追憶的傷悼筆調之下，難免會處處流露先知的口吻而暗示未來的天機，在綜觀全局、胸有成竹的創作基礎上，便自然而然地凝結為讖語式的預言表現，此乃作者主觀創作上的可能因素。同時這種讖語式的表達，一再分見于各主要場合與次要情景的結果，又可以持續地喚起讀者的記憶，自動將敘述過程中因斷裂的空白而遺忘的指示召喚回來，并透過不斷的重現而發揮前前后后縫合內部情節的美學功能，從而為全書架構龐大、內容繁復的體式建立一種穩定持久的視野與節奏，無形中將偌許龐巨復雜的內容聯綴為一個彼此統合的整體。

至于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紅樓夢》在人物命名、居處設計、戲文安排等做法之外，又大量運用詩歌韻文進行讖語表達的原因，主要即是前文所論述的，在中國抒情傳統中浸習甚深的曹雪芹，自然深諳“詩言志”的藝術本質，以及由此而來的論詩知人、以詩觀運的詮釋態度，因而將詩歌的藝術性與人物的存在感受匯融為一，遂爾自然而然地促進了詩讖的形成。

其次，除了透過“論詩知人”“以詩觀運”之思維而來的人物與詩歌之融通關系之外，詩歌本身原即具備一種意旨遙深、朦朧其事的本質，所謂“比興之旨，諷諭之義”“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正道出了其中之奧妙。身為優秀詩人的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就是借助了這層“欲隱其事”又含吐微露的詩歌氛圍，使得小說家所要表達的種種人事內涵能夠產生更精美濃縮的藝術效果，不致如口號或標幟般流于淺露直接、平板僵化而索然無味，以避免引起讀者的負面反應而成為藝術的敗筆。這是身兼詩人與小說家的作者所打開的藝術通路，既超越了過去古典小說以詩妝點的浮面累贅，也更進一步匯融了小說與詩歌的藝術藩籬，而增加作品本身情節的張力與美感的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