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懸疑小說家那多從警察朋友那聽來了一樁殺人案件。

“這個故事一直跟隨著我，像一顆嵌進骨縫的子彈，時常隱隱作痛。”壓抑多年后，那多還是決定把這個故事寫了出來。今年5月，改編自那樁惡性殺人案的犯罪小說《騎士的獻祭》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真實案件中，兇手鄭某的結局就是在大街上被警察偶遇、逮捕。但在小說里，那多虛構了一段爭分奪秒的“深圳之行”：主人公李善斌找到了導致前妻精神崩潰的人，借助他人之手完成“復仇”，同時為了要守護的人，向命運之神祭出了自己的生命。

比起上一本《十九年間謀殺小敘》，《騎士的獻祭》的懸疑色彩明顯有所淡化。那多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應道：“《騎士的獻祭》是一竿子到底的，它一開篇就交代了兇手是誰。當然，我也可以設定讓人猜不透的殺人手法和復雜的故事情節，但這樣一來，情感力量就被削弱了，整個小說的重點就和我當初聽到這個案件時受到的震撼不一樣了?！?/p>

換言之，寫這部小說，那多想把壓在心里五年之久的那塊石頭也搬進讀者心里。

“在今天，人們可能更傾向于非黑即白的二分式選擇。但在以前在案件報道中，深度采訪會去追問兇手為什么犯罪。然而現在一旦追問這個，網上很多評論就跳出來說——你是不是想要為兇手說話！”他感慨，但作為文學作品，或者哪怕是作為原始意義上的新聞報道，都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想生而為人，還是應該去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那多

【對話】

澎湃新聞：小說根據真實案件改編，它從哪個部分開始是虛構的？你在小記里提到，真實案件中有一些過于巧合的事情，你在小說中把這部分給刪掉了。

那多：對。比如在真實案件中，李善斌的原型（鄭某）被抓是警察在街上碰著的，但我很不喜歡在懸疑小說中出現“巧合”。我覺得“巧合”只能在一開始作為整個故事的開端出現，但不能在故事的行進中發揮重大作用。如果我寫警察很巧地在路上碰到兇手了，會讓讀者覺得不真實。說來也很奇妙，有時候一些在真實世界里發生的事，反而會讓你覺得特別不真實。

在《騎士的獻祭》里，李善斌在殺人后跑去深圳，那之后的故事都是虛構的。

澎湃新聞：可以把這部分故事理解成——你虛構了一段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復仇”嗎？

那多：其實在我看來，后面那一段并不是“復仇”。真實案件中的“李善斌”被警察發現時并沒有逃跑，束手就擒。但在懸疑小說里，這樣的處理張力不夠，小說就會變得太不類型了，我畢竟還是在寫一個類型小說。那么我就需要給小說增加戲劇張力，李善斌和警方必須要有一個對抗。我其實就一直在找二者對抗的理由。

在我的第一階段構思中，我是把它設定成“復仇”的，因為這個是最容易想到的——他躲避警方追捕，是要爭取時間為曾經飽受折磨的前妻報仇。但后來，當我進行更詳細的人物分析與構思時，我覺得這個設定與李善斌的人物心理、性格、殺人動機是不合的。李善斌是一個沒有惡念的人，他不應該懷著恨去殺人，所以我原來“復仇”的點在人物心理上是走不通的。

那么，如果不是為了仇恨，在這個情境下，還有什么是他難以舍棄的？當我這樣去代入，我很快想到了他的子女。一雙子女還小，如果他沒命了，孩子要靠什么物質力量活下去？他必須要為他的子女做最后一點事情。

澎湃新聞：讀者或許更容易注意到李善斌對前妻的復雜情感，畢竟他親手殺了她。但李善斌作為一個父親，他對孩子那種隱匿的不動聲色的沒有很大戲劇性的感情也很有力量。

我印象很深的是李善斌去深圳前做的“最后準備”。他去銀行邊上的小賣部買了兒女喜歡的零食，還有一瓶潘婷洗發水，因為“女兒喜歡這個貴牌子”。后來警方移交李善斌的遺物，里面也有一瓶幾乎沒用過的潘婷洗發水。女兒擠出洗發液，仿佛聞到了爸爸的氣息。所以，在這本書里，“騎士”要守護的，不僅是他的前妻，還有他的孩子。

那多：是的。李善斌知道自己這一趟深圳之行肯定會死。在死之前，他最想的一定是他的女兒。我需要一個細節去表現他對女兒的思念，所以用了“女兒頭發的味道”。在李善斌的葬禮最后，主持人問家屬還有什么東西要一起燒掉，女兒便取出剪刀當場剪下一截長發。這也是一種首尾呼應吧。

澎湃新聞：除了這一家子，我覺得老馮這個人物也很特別。他是解開案件疑團的關鍵人物，同時也是一位父親，還是一個原本不大感性的人。但李善斌去深圳的真正動機是通過老馮的口吻說出來的。為什么設置老馮這樣一個人物？我還好奇，這個角色和你本人有多大程度的重合？

那多：我年輕時在情感上并不十分敏銳。但步入中年后，我覺得自己變得越來越可以共情。我在四五年前聽到這個案子時，當時就非常難受，心里被這塊石頭一直壓著。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老馮也是我的一個投射，他可能把我放大了。他有先天情感上的缺陷，這個缺陷在他到五十歲時，因為這樣一個案子有了一些改變。所以我覺得老馮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自己的一個呼應。

我身邊也有很多中年朋友喜歡老馮這個角色，也可能是中年處境的原因吧。所謂中年危機其實就是這樣一種狀態，你最好的青春時光已經沒有了，但好像又還有力氣往前走。然而前路是否還有很吸引你的地方，是否還有改變的可能，似乎又沒有。老馮作為一個五十歲的中年人，他面對的這種情況會更嚴重，這種境況也會感染到一些三四十歲的朋友。

澎湃新聞：雖然小說一開篇就告訴讀者兇手是李善斌，但懸念與疑問依然在閱讀中如影隨形：“李善斌殺的是誰”、“李善斌為什么要殺她”、“李善斌還要殺人嗎”……小說里有一個細節，破案后，專案組解散，組里同事一人出了一塊錢，最后湊成十七塊錢送給兇手的女兒。這十七塊錢意味著什么？

那多：這十七塊背后，其實是警察不能明說的話。

警察在李善斌的葬禮上看到了滿堂玫瑰花，于是他們知道這個女孩是有錢的，基本確認李善斌從深圳取得的金條和幾十萬現金已經通過某種方式轉移到了他女兒手里。如果按照原先的想法，警察給的是一千零一塊。其中那一千塊是你覺得這家孩子很可憐，他們經濟貧困，所以通過這種白事白包的方式給這家人一點經濟上的幫助。后來不給一千，只給一塊，意味著警察知道你已經拿到錢了，那一塊就是一份心意。

我在書里寫到，專案組組長一個個去問組里的同事，要不要都放這一塊錢，所有人都同意了。這意味著組里所有警察都知道李善斌在深圳獲取的那筆錢到了女兒手里。組長確認完之后，這個專案組就解散了，這個案子徹底結了。

澎湃新聞：我想，《騎士的獻祭》也讓人對“善惡”有了很多思考。

那多：小說原型也是這樣的。警察朋友跟我說起這個故事時，我聽了之后一直擺脫不了這個故事，以及這個故事背后的拷問。

在小說里，我寫到那些專案組警察也會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自己是李善斌，還有什么路走？”大多數看了這個小說的人，恐怕都會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其實，大多數人是有一點自私的，是走不到這一步的，他可能在路上看見落魄的前妻會救濟，但絕不會把她重新領回家，那么就不會有后邊發生的一系列事情。確實，只有你的責任感和善良到了一定程度，你才會去做這些事。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根本沒有他路可走，只有走李善斌這條路。

澎湃新聞：對于《騎士的獻祭》這么一部懸疑類、犯罪類小說，我感覺它的高光部分在于喚起讀者去想“如果自己是李善斌，還有什么路走？”換言之，比起殺人手法、偵查破案，更關鍵的是從這個故事去追問人性和愛的真相。

那多：在構思小說時，我就特意告訴自己不要設置太復雜的情節和敘述方式。每次聽公安朋友說故事，我都會回家“嚇嚇”我太太，她當時聽完這個故事就和我說一定要把它寫成小說。過了幾年我跟她說我準備要寫成小說了，她就建議不能寫得太復雜。因為她一直覺得我過于追求技術和情節復雜性，像我上一本《十九年間謀殺小敘》，但這些會削弱情感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意見非常好。當然，這篇小說我也可以去設定讓人猜不透的殺人手法，但是這樣一來，整個小說的重點就和我當初所受到的震撼不一樣了，整個重點就轉移了。

其實我想的是，把自己心里的這塊石頭搬到讀者的心里，我要做這種負重的石頭的傳遞，所以說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一個直坡上讓它滾下來。但我如果設計了一個迷宮，這塊石頭是沒有沖力的。當然我還是會有一些懸疑作家的特點，寫得相對有張力一點。

澎湃新聞：寫完《騎士的獻祭》的那一剎那，你釋懷了嗎？

那多：我只是復制（不是剪切）了一些石頭到讀者的心里。對，并不是說當我寫出來之后，這個石頭就不在我心里了，它們還在。但是當很多人心里都有了這塊石頭，我似乎會感覺好一些。

澎湃新聞：你近年的小說不止于對物理世界進行探索，還越來越深入社會寫實領域。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

那多：懸疑小說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包括盜墓類、知識懸疑類、間諜類，還有我早期寫的帶有軟科幻色彩的“靈異手記系列”，都可以說是懸疑小說。

我寫懸疑的這十五六年，一直不斷磨練的寫作技藝是“對于懸念的掌握”，或者說“對讀者心理的掌握”——什么時候需要他緊張，什么時候需要他放松，而需要他放松是為了讓他后面更緊張。這種技巧是我在十幾年寫作中不斷磨練的東西，不僅可以用在我之前的帶有軟科幻色彩的懸疑小說，也可以用在我現在寫的這些現實題材的犯罪小說里。從我的職業技巧訓練上來說，這個是一以貫之的。我現在其實不太可能去挑戰沒有受過訓練的領域，一定是在我自己的領域里做到更好。

在我三十歲以后，或者說近十年來，我的興趣確實越來越偏向現實領域。因為我對現實里的人心變化更感興趣了，所以更多地關注現實案件，寫越來越多現實題材的犯罪小說。

澎湃新聞：也有讀者認為《騎士的獻祭》可以寫成純文學作品，它本身的力量是特別強大的。

那多：對我來說，我一直沒有刻意去想它是純文學還是非純文學。 我一直想在類型小說這個領域里，寫出能夠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澎湃新聞：有沒有你特別欣賞的懸疑小說作家？誰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那多：相對早期的時候，歐美的懸疑小說會給我更多的幫助，比如美國的丹·布朗、挪威的尤·奈斯博的作品。他們的故事是不斷行進的，不斷變化的。我一直不太能夠讀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說，比如密室殺人，它是一個靜止的狀態，一件非常奇妙的不可思議的案件發生了，它是一個純粹智力的解答。但是歐美當代懸疑小說與此完全不同，他們往往是直接描寫兇手的，通常至少是兇手和警察兩條線，警察在追，兇手在逃且不停地在殺人。這類作品使得我早期的小說追求快速行進的節奏狀態。

這三四年，可能東野圭吾的部分作品對我影響比較深，我喜歡他的《白夜行》《幻夜》 《惡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像《白夜行》其實也是動態的，犯人在成長，一直是在犯罪的狀態。這種寫法在日本的推理小說中屬于少數派的，更接近于我剛才說的歐美犯罪小說的寫法，但同時他又非常有日本的特點。最明顯的就是他沒有歐美小說那么快，所以你會對小說人物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你會看到這個人的生命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

我覺得好的懸疑小說、犯罪小說，可能還是得要情感來支撐。當我們回憶一部無法忘懷的作品，先出來的往往不是具體的情節，而是一種情感式的感覺：這本書給你留下了一種什么樣的情感？這種情感式的感覺是通過什么人物來傳遞的？你第一時間想起的，會是這種感覺以及給你這種感覺的相關人物。我現在追求的就是小說能夠給人留下這樣的情感沖擊。

比起喜歡哪個作家，我更愿意說我喜歡哪部作品。像宮部美雪的《火車》、伊坂幸太郎的《金色夢鄉》，我都喜歡，它們都是會帶給你某種情感沖擊的小說。 所以我現在寫小說，我首先不會是靜止的，情節從一開始就不斷往前推進。我會寫至少讓我自己比較難忘的人物和情緒，希望通過小說也能傳遞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