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明州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壓頸致死，引發全國至少140個城市爆發抗議示威，少數城市出現了激烈的暴力抗議。伴隨過去已長達兩周的抗議，已有一系列復雜的話題被廣泛討論。7月4日，在灣區文化沙龍等主辦的“種族問題和撕裂的美國社會”線上系列沙龍的第四期中，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夕岸以《種族與美國的社會運動版圖》為題，對美國黑人運動進行了歷史脈絡梳理。講座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談及為什么特定的社會抗爭和國家暴力的歷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權運動衰落后黑人權力運動對民權運動意識形態的挑戰和超越。其次是美國左翼運動中的種族問題，移民所激化的種族與階級矛盾如何在過去一百多年不斷撕裂美國的激進主義傳統。最后進入這一波“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從其所體現出的特征里可以瞥見的歷史上黑人運動的遺產。

夕岸將講座的文字稿授權澎湃新聞刊發，以饗讀者。

社會運動與黑人解放的公眾記憶

今天人們談論社會運動的時候，他們不僅僅在談論運動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種歷史視角，一種事后理解和記憶運動的方式。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同時是被傳媒體系和學術研究過濾的，過濾過的事實會被印刻成歷史成為一種公眾記憶和政治論證的文本被不斷喚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現的黑人權力運動，到現在都沒有很多影像記錄和學術研究。唯一較為完整的紀錄片是瑞典電視臺記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記錄了1967到1975年間和黑人權力運動相關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國上映，但因為有很多素材遺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沒有素材，所以整個視角不是很全面。但1960、70年代沒有一家美國媒體愿意去深入采訪黑人權力運動，所以連紀錄片都是外國人完成的。而且當時瑞典的拍攝團隊還受到了多方阻攔，被美國政府和媒體機構批評傳播負能量，看不到美國社會進步的一面。

美國社會對社會運動的記憶僵化而存在極強的種族偏見。首先社會運動歷史有很強的白人中心主義。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導的運動，比如新左派運動。同理，有中文翻譯版的書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運動。還有大量研究是關注民權運動期間的一些運動，比如靜坐抗議Sit-in如何影響南方白人的態度。這個不言自明的假設在于黑人運動的成功要由白人來定奪。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導著歷史敘事。新左派的回憶和論述被白人核心參與者所壟斷。社會運動研究作為一個跨社會學、政治學的子學科，內部的種族和性別分化也極為嚴重。且不說理論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羅和麥克亞當都是白人男性，幾乎沒有有色人種女性活躍在這個領域，她們一旦從事類似的研究，也會被學界的本質主義思維看作僅僅是研究種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廣義社會運動的學者。一般的社運研究者，也絕少有自己親身參與運動組織工作的，研究和社運實踐間常有巨大的脫節。

前面這兩個因素當然也受制于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問題，即社會運動歷史檔案上的偏見。白人運動和比較溫和的黑人運動參與者的記錄更完備。麥克亞當（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講述參與自由之夏項目對志愿者人生的長期影響，他們參與以后怎么開始思考改變社會，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參與政治。但麥克亞當之所以可以寫這本對社運研究幾乎是奠基性的書，正是因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檔案資料非常齊全完整。黑人組織，特別是激進黑人運動的資料非常零散，并且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資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會顛覆人們的認知，比如當年黑豹黨唯一做到高層的日裔美國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張著名圖片中的東亞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實是長期的FBI線人，他成功打入多個組織內部，為美國政府提供了無數重要情報。

具體到50年代開始的黑人解放運動上，它歷史呈現的問題就更為集中。我在這里總結五點。首先是以領袖為中心的記憶和分析，特別是在闡述黑人運動分歧的時候會調出馬丁·路德·金（MLK）和馬爾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運動都是這兩個人的注腳。即使談論別的組織的時候，也存在這個問題，比如一說到黑豹黨就聯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關注其他成員，特別是女性成員的貢獻。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鎮壓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19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違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簡稱COINTELPRO。這個項目跟蹤民權運動、新左派、黑人權力運動和激進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組織。FBI也直接策劃了黑豹黨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鏢Mark Clark的刺殺。當時Hampton只有21歲，組織了一個非常有潛力的跨族裔聯盟Rainbow Coalition，邀請了各個族裔的激進組織加入。這場官方拒不承認的謀殺也是黑豹黨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鎮壓外，官方還通過偽造通訊等方式來對黑人運動各個擊破，比如他們會偽裝成其他組織的成員寫信辱罵黑豹黨，挑起組織之間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揚某人是FBI或者CIA線人，這種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項目之所以為人所知，是因為1971年有八個行動者潛入了賓州FBI的地區辦公室偷走了一千多個文檔，這些行動者后來把文檔全部公布給了主要媒體和國會，否則相關信息要晚幾十年才會解禁。如今雖然FBI的監控和鎮壓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它們旗下依然有專門的針對黑人激進派的監控項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價顯示FBI把“黑命攸關”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這個運動完全是他們杜撰出來的。

在主流的論述中，黑人激進主義一直被認為是暴力的，分離主義的，引發社會撕裂的。即使是民權運動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這樣的立場。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來都聲稱黑人激進派毀掉了民權運動族裔團結的改革成果。他們還認為黑人激進派背叛了民權運動，從而導致70年后代保守主義和文化戰爭的興起。但其實真的去看1960，70年代歷史，會發現1960年代的運動在當時未必彌合了社會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戰的圖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認為是分離主義的黑人激進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團結的工作。

黑人運動歷史里女性，特別是底層女性的參與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的人遠遠少于 Rosa Parks的，盡管前者才是第一個拒絕給白人讓座的人。因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爭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個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當地的NAACP任職，所以當時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領袖。但Colvin是一個讓座后不久就懷孕了的15歲單身黑人女性，她的身體是被社會污名化的，當時哪怕在黑人社區也沒有一個行動家愿意宣傳她的事跡。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場合也提到過無數普通黑人女性的抗爭造就了MLK，比如當時蒙哥馬利公車抵制一開始是黑人女性組織發起的，而且搭乘公車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務業黑人女工，但后來的歷史敘述更多強調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組織工作，MLK也因此成為了民權運動的核心人物。社會學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還揭示，民權運動時期絕大部分黑人組織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領導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層。所以組織內的排斥反向刺激她們去做更多協調、聯絡、教育的工作，成為了鏈接不同社區的節點。當時SNCC就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創辦者Ella Baker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運動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養下一代行動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瑪式的領導人氣質，她更親草根行動的風格也讓她在民權運動的記憶中處在更邊緣的位置。

最后一個問題是美國在任何話題上都非常擅長的美國中心主義。除了越戰外，歷史敘述很少把美國置于全球運動和冷戰的框架下看。進入21世紀后這方面的論述多了很多，但總的來說還是十分不夠，而且既有的論述很多都比較第三世界浪漫主義，沒有太多分析1960，70年代國際主義面向下更復雜的政治運動之間的博弈。

美國對六十年代的論述經常被置于一種簡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說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運動都很非暴力，在體制框架內進行，也獲得了一些民權上的進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權力運動興起，一切都劃向了暴動和騷亂。關于六十年代這種二分法記憶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從政黨政治的角度看兩黨政治人物怎么喚起60年代的記憶來為自己政黨的議程服務。還有一本The Bad Sixties對19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發現主流文化界通過突出好的六十年代和各種白人亞文化產品，來有效消解黑人運動的政治性。人們可能會一邊欣賞黑豹黨的著裝，認為他們開創了一種時尚潮流，一邊反對他們背后黑人自決的意識形態。另一本書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則反思了美國社會如何通過紀念民權運動來推卸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歷史負擔。民權運動被描述成一種美國社會的自我凈化和救贖，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鋪路。

黑人權力運動的崛起和遺產

盡管民權運動時期就有了黑人權力（Black Power）的思潮，但是整個黑人權力運動崛起還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別是1968年以后。對主流民權運動和SNCC在選舉政治上努力的失望，從馬爾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殺所引發的普遍絕望情緒是很直接的誘因。越戰也為黑人激進思潮的傳播創立了機遇，因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參戰黑人直觀感受到自己作為被壓迫者，和被屠殺的越南人命運是相連同構的。前SDS成員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過一個60年代末的調查，顯示30.6%參軍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國以后加入一個類似黑豹黨的激進黑人組織。

人們事后回望1960年代的時候往往忽略的一個背景是，當時即使是早期MLK這樣的溫和立場，美國社會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極少數。1966年其實只有28%的美國人對MLK有好感，說明民權運動在當年是絕對不具備輿論基礎的。1961年五月底蓋洛普針對剛開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運動的調查，六成被訪者都持反對態度。更能說明問題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輿論對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會反而對黑人運動更抵觸了，認為非暴力抗爭傷害種族平等的比例從60%飆升到了74%。1966年的數據呈現同樣的趨勢，85%的白人都覺得民權運動傷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稱的美國社會輿論因為黑人權力才走向保守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種族資本主義的捍衛者不會因為一個社會運動和理非而對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來都十分堅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動了黑人權力的崛起，而不是反過來的。

一般認為最早的黑人權力組織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雖然當時并沒有Black Power這個概念，但這個組織在黑人高校發展開始就一直強調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黨更早接觸到毛主義和列寧主義。因為RAM活躍的時期還在民權運動鼎盛時期，所以他們為了避免國家鎮壓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導致這個組織雖然實際規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資料留存下來的非常少，很多都來源于CIA和FBI的檔案。比如后來根據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資料就顯示他們被官方認為是當時最危險的組織。RAM也激勵了馬爾科姆x和黑豹黨的創辦，前者在伊斯蘭國度之前是RAM的成員。

提出黑人權力這個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場密西西比的集會上喊出這個口號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權運動的溫和派，參與過Freedom Riders運動，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響，也領導過SNCC，但19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經對民權運動的路線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權力的口號后，大部分民權運動領袖十分恐慌。當時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說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認為這個口號“unfortunate”，讓Stokely收回，被后者嚴詞拒絕了。這種路線分歧除了時代變遷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際問題。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幾歲，所以Stokely回應的時候說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們年輕人可沒有他的耐心。在MLK被刺殺前Stokely和他還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場表達上從未妥協過。

 

MLK與馬爾科姆·X的不同，民權運動和黑人權力運動的分歧經常被簡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質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徑，究竟是要求白人國家給自己賦權和法律地位，還是自己奪取和定義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話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時，黑人權力運動應該被看作一種網狀的彌散式的結構，內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別。有些組織支持黑人分離主義和獨立建國，還有一些組織會信仰革命社會主義，一些組織，像Nation of Islam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資本主義，比如他們會支持黑人企業家創業。但黑人權力運動在整體的脈絡上還是偏左翼，還是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可以將之和民權運動區別開來。

首先，黑人權力大大拓寬了民權運動的范疇。因為民權是相對自由較為狹窄的概念，后者還包括在經濟、教育、醫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黨1966年起草的綱領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費醫療、教育、廉價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問題，他們資金充裕的時候也一直在實踐各種社區醫療教育治安項目。這種激進社區實踐不只是內部試點，也激勵了其他族裔的激進組織，比如另外個紐約的亞裔激進組織I Wor Kuen (IWK，義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們的綱領相對黑豹黨的有更強的性別意識，可能是美國所有激進組織里面最明確提出反對男性沙文主義的。

項目全文，來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權和黑人權力第二個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對于移民的爭議是類似的，即美國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會，還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權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況下，進一步討論了自決和獨立的問題。一個典型的支持黑人自決的激進組織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國（RNA），RNA希望五個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佐治亞和南卡獨立建國，向美國索取每名黑人一萬美金的奴隸制賠償，等價于美國重建時期對黑人未兌現的許諾，同時請黑人投票自行決定是否加入新的國家。RNA計劃定都亞特蘭大，還選了當時在中國流亡的黑人運動家Robert F. Williams當臨時總統，國旗則模仿美國的設計但是采用泛非主義的紅、黑、綠三色。這些綱領現在聽上去很不可思議，但當時這樣的思潮絕對不是毫無社會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國媒體關注度很高，這個組織在政治打壓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針對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學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國家鎮壓和內部派系分裂前逐漸衰落的過程。

第三類分歧在于國際主義的程度。MLK自己當然也會說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權力運動真的建立了事實上的組織聯系。黑豹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故事是這段歷史的高亮時刻，目前對其最完整的敘述來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這本書。黑豹黨的信息部部長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審判流亡到阿爾及利亞，一開始受到新政府的歡迎成立了支部，對方還提供了辦公場所。雖然BPP在海外只有這么一個分部，他們通過阿爾及利亞做了很多國際聯絡的工作，他還長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資助。但隨著時間發展黑豹黨的分部和阿爾及利亞政府就產生了很多理念和資金上的沖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納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體系，還兩次收繳了海外給黑豹黨的大量資助。所以從這個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權力運動的國際視角比民權運動要寬廣許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國際連結內嵌在當時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結構和美國國內對黑人運動的鎮壓里，這個外部條件的漲落還是很關鍵的。

黑豹黨黨報對阿爾及利亞分部的報道，來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為黑人權力運動提供國際背景的泛非主義有三個重要的時間點。從寬泛的意義上說，18世紀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義的色彩。當時海地起義軍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國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團結。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賓》里面有很細致的描述。現代泛非運動大概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時候全世界激進思潮的傳播都很快，從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同一時期黑人激進派建立了很多跨國組織，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當時雖然交通沒有現在便利，但現代簽證制度還沒有建立，像美國是1924年隨著頒布限制亞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簽證，所以運動家跨國遷徙和流亡某種程度上更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時代》還提到那時候具備的所謂早期全球化特征，電報、萬國郵政聯盟、蒸汽船和鐵路建設都有利于跨國人口流動。到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伴隨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權力運動對接起來，所以黑人權力運動里面不少人物后來也都參與了泛非運動，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為紀念泛非運動改名為Kwame Ture。

牙買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運動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創辦了最早的泛非運動組織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當他移民到美國以后又在紐約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奧克蘭有個非常著名的黑人激進主義書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這次BLM抗議他們書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個重要組織是1968年由加納流亡運動家恩克魯瑪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來1972年也有了美國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長期負責這個組織。所以社運的國際聯系并不一定是從歐美開始輻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區先發起然后通過國際移民傳到了美國，這種邊緣到中心的模式關注的人較少。

很多泛非運動的人其實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區，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動者和美國社會運動的互動遠遠早于民權運動年代。比如20世紀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進無政府主義者在紐約建立和參與了激進勞工和族裔解放組織，他們在哈勒姆文藝復興中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趨勢，歷史學者Winston James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島的黑人移民，相對美國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階級意識更強，同時他們在移民到美國前對種族隔離的感受不深。這些人到美國以后接觸到白人才開始有了黑人的意識，但同時他們相對本土的黑人激進主義者更愿意和白人激進勞工運動家合作。也就是說加勒比的黑人激進派從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為了美國白人激進派和黑人激進派間的橋梁，可以把種族和階級的議題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頭。這點非常關鍵，我在后面談到左翼運動的種族問題時候還會進一步解釋。

雖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權力組織已經不復存在，但他們以往的成員和后代現在往往還活躍在社運一線，或是就現在的運動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創辦了非政府組織。所以如今各個城市的運動經常還能帶上當年運動的特色。比如Emory Douglas前幾年拜訪墨西哥薩民解駐地，和行動者對談藝術和政治行動的關系，他們的對話成果還出版了書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權力運動內部的意識形態多元而龐雜。黑豹黨、Nation of Islam、新非洲共和國等組織獲得了大部分媒體關注，但其實還有很多小的組織。我所生活的城市費城就有一個很著名的黑人激進組織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決解放的綱領外，還有很強的綠色無政府主義色彩，比較反對工業化，有些歷史學者認為他們受牙買加拉斯塔法里運動的影響。這個組織本來是很低調的，就在費城西邊買了一排樓，組織成員過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時候和費城警方對峙的時候，一名警察后頸被子彈擊中身亡。為此費城警方堅稱是MOVE方面開的槍，MOVE說他們的槍都是壞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掃射到死者。官方沒有給MOVE太多辯護機會，重判了九個人謀殺，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體把他們叫做MOVE9。目前這些人要么在監獄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釋放，最新的情況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員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釋放，六月就癌癥去世了。

1985年的時候MOVE和警方再次發生沖突，由于警察沒法讓成員離開住所，他們就索性出動了直升機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彈，炸彈當時引發了現場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員和5個未成年人死亡，60多棟房屋受損。2013年的紀錄片Let The Fire Burn是關于MOVE和警方的沖突，片名就暗示說當時警方意識到房屋著火后，故意讓消防車不要實施救援，等著火把MOVE成員吞噬。最后這場屠殺沒有一個警官被審判。這場悲劇一方面導致MOVE基本被摧毀，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權力思潮在費城的延續。

1985年MOVE爆炸現場的濃煙，來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1960，70年代任何社會運動都沾染了性別主義的色彩。黑人女權藝術家Michele Wallace寫過一本當年爭議極大的書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為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權力運動內部性別壓迫的書。她認為黑人權力運動的厭女情節體現在運動強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戰士要么是年長的發言人，都是非常強調男性氣概的。而且很多運動組織本身一直在強調要恢復黑人男性在社會的主導地位。這個其實是對1965年一份著名的調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擊，當時這份報告認為黑人群體內部占四分之一的單親母親家庭導致了黑人過多依賴福利制度，經濟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惡性循環。這份報告撰寫人Moynihan本人其實寫到了奴隸制以降的系統性歧視才是導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來這份報告完全被曲解逆練成為了保守派宣揚黑人“貧窮的文化”的證據。黑人權力運動針對這種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種同樣扭曲的，犧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應。

黑豹黨內部的性別歧視就很能反映問題。Elaine Brown寫過一本回憶錄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黨陷入危機時候的負責人，因為領導人Huey P. Newton為了逃避審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當時黑豹黨的影響力已經消退，創辦者之一Bob Seale已經因為內部分歧退黨，組織成員各奔東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實做了很多組織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項目，增強和其他組織和政客的合作，極大延長了黑豹黨的壽命。但后來大家在回顧黑豹黨歷史的時候，也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員的貢獻。Brown在回憶錄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權力運動中被認為無關緊要的。即使女性作為領導人，也被認為傷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這個種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憶錄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黨歷史書里比較有性別意識的一本。盡管鼎盛期黑豹黨成員六成是女性，總部和絕大部分分部的性別分化和歧視是非常嚴重的，比如后勤聯絡、教師和辦報紙幾乎都由女性操辦，主要領導層歷史上只有三個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為和男性成員有親密關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職位晉升渠道是完全分開的。組織內部集權也很嚴重，不同意Newton的人會被開除。這本書里說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在組織發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員的貢獻長期被忽視，她們不被上門來搜捕的警察認為是關鍵人物，于是長此以往組織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終于得以填補空白進入管理層。這個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們成為社區層面的召集人的例子異曲同工，都是社會結構性歧視如何塑造女性運動家獨特的政治抗爭模式。

當然并非黑人權力運動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實上民權運動里性別歧視其實是更常見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項目招募學生的時候，篩選女性參與者一條很重要的標準是外貌。后來McAdam做研究時候意外翻出當年的檔案，發現負責人在審查申請者資料時候一直在評論女申請者的長相，很多人因為外貌被拒絕參與。這些都構成了后來女權運動和黑人女權主義崛起的大背景。

美國左翼運動中的種族問題

美國左翼運動種的種族問題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話題，似乎黑命攸關這類黑人運動更多關注種族，更少關注階級的問題。前幾天剛被清場的西雅圖CHAZ占領區也出現了這個矛盾，白人抗議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議程嫁接進來，但一些黑人會覺得這些議題會妨礙黑命攸關和黑人解放這個更緊迫的焦點，盡管TA們一般都承認新自由主義是個更本質的底色。這個爭論其實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發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國目前最大的左翼激進組織美國社會民主主義DSA為例子，講述了美國社會主義者內部對有色人種的排斥。這篇文章當時引發非常大的爭議，因為左翼內部的白人很少承認自己有種族主義的問題。確實，種族和階級在美國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纏繞，很多情況下甚至互斥的議題，這也是導致和很多發達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總體政治光譜相對保守的一個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個著名的論斷，“黑人問題是對美國社會主義者最大的考驗。”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細致地刻畫了勞工政治的種族主義傾向，白人勞工往往認為自己的勞權受損都是因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雜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總結到白人之間的族裔團結一直以來高于美國有色人種之間的階級團結。

對黑人的種族主義一直以來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國的粘合劑，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敵人，通過歧視黑人來融入主流白人社會的邏輯一百年來都沒有變過。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經分析過愛爾蘭移民對黑人的仇視，他說愛爾蘭人在自己祖國愿意和全世界無產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國就被教育要仇視黑人，才可以成為白人。在《美國黑人的重建》一書中，杜博依斯一開始就提到了美國從19世紀初歐洲移民涌入，到內戰再到20世紀初一直并行的兩類勞工運動：一是黑人勞工獲取法律承認，后來也成為民權運動的由頭，二就是白人移民勞工爭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資，后來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種族隔離的工會比如AFL。這兩個運動偶爾會有一些聯合，但是總得來說是互相沖突的。因為在不同時期，白人移民勞工，包括還有很多底層的白人都認為黑人壓低了工資，搶了他們的工作。

現在關于歐洲移民怎么變成白人的著作已經非常多，最早有影響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據這個思路就有很多類似的文獻。這些后來的文獻，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會更細致地描摹美國的歐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覺得自己總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將自己美國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過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亞洲人的工會試圖讓自己和本地白人勞工平起平坐，通過購買房產來和買不起房的黑人的區隔開來。另一方面，美國的各種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國家的移民進入，導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勞工來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這也使得美國社會，特別很多商家開始比較黑人和移民勞工的優劣，從而覺得“有些移民比別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龍老師在之前的講座提過由于在正規就業市場被歧視，亞裔經常被雇傭來當白人罷工的工會打手。其實當時黑人被雇傭是更普遍的現象，因為黑人男性除了和亞裔一樣工資很低外，也一直被認為更強壯暴力，同時身體更能忍受痛苦。20世紀早年這些走投無路的工會打手都是由專業公司跨州雇傭，通過鐵路統一運輸的，所以雇傭的成本也進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絕大部分工會的排斥，黑人勞工對白人工會存在怨恨，這也使得他們參與反罷工的時候帶上了一些報復的心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鋼鐵行業大罷工中，絕大部分罷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組織者一方AFL正巧拒絕黑人會員。所以最后這場罷工變成了資方雇傭的黑人和白人勞工的對戰，非常有效瓦解了勞工的團結。這場罷工之后整個鋼鐵行業勞工運動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罷工。

關于美國工會和種族主義的歷史，還可以參考Mike Davis的經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歷史上工會的種族主義讓美國勞工運動一直都比其他歐陸國家保守和官僚主義，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沒有預料到的。美國工會的官僚化具體包括疏于培訓草根運動家，排斥其他左翼組織，不愿意納入女性主導的文書職位和有色人種占多數的南方農業工種，不與民權運動合作等。

一個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一直是跨種族、性別和國界做動員的，這也是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勞工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全世界勞工不分職業應當隸屬于同一個工會，所以它們的信條叫”One Big Union”。但這絕對不是勞工運動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時期也只有15萬勞工會員，而同時期AFL旗下一個大行業分會，比如鋼鐵行業的人數都可以有30到40萬。IWW的組織現在還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會和罷工中還可以看到他們組織的身影。但60年代開始，IWW開始直接介入民權運動，后來就更像一個社會運動組織而不是典型的工會。而且IWW是允許勞工隸屬于別的工會的，所以其對旗下勞工的管理也更松散。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做過一個IWW的數據庫，里面有很多珍貴的史料和可視化，推薦給大家。

早期的美國共產黨在族裔團結上構成了另一個特例。20世紀早期美國共產黨曾經積極動員過黑人激進派。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個黑人秘密會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當時一個記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創辦的（這個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員。這個組織內部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人后來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終甚至直接成為了CP的一個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蘇聯學習過，見過包括胡志明在內的很多人。根據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組織宣傳材料，可以看到TA們有鮮明的種族立場，支持南方黑人的自決，和RNA立場接近。但很遺憾的是，從30年代后期開始美共就已經逐步弱化對種族主義的討論，當時也以散布黑人分離和民族主義為理由驅趕了很多黑人激進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棄了美國黑人民族自決的口號。他們覺得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動會團結起來。那個時候民權運動正是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共不但沒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運動，白人負責人反而開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員。基本上從這個節點開始，美國的左翼激進主義運動，至少從組織成員來看形成了種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所以如今至少從選票的層面，自由主義的思潮基本上主導了美國的黑人政治，奧巴馬之年也一度鞏固了很多人的幻覺，目前為止黑人對民主黨的依附性還是很強。同時因為長期的打壓，黑人激進派一直處于相對邊緣和半地下的狀態，一般沒法像白人組織一樣會公開招募成員，很多社區也沒有登記為社會組織。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運動讓黑人運動有重新激進化的可能性，參與運動的黑人運動家一般都不會在兩黨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種族解放，核心運動家絕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勞工和LGBTQ組織任職。比如提出BLM口號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時活躍在各類勞工和移民運動中，她們也在不同場合強調BLM是跨越國界的。

目前，美國當代左翼組織的事實性種族隔離還是非常嚴重。很多大眾也已經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們來往。這里列舉四個比較主要，立場又不太一樣的白人左翼組織。說白人組織不是說這些組織就沒有有色人種成員，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組織內部有色人種成員也往往經歷明顯的歧視。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組織，有七萬多付費會員。它曾經是相對保守的組織，是借著80年代很多更激進組織解體時候趁亂成立的。它的種族主義問題也很久了，80年代的時候DSA沒有支持民主黨激進派黑人候選人Jesse Jackson的總統競選，史學家一般認為是組織內部種族主義導致。這兩年隨著組織內部有更多新的成員，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內部種族主義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它在美國的知名度基本是靠當選西雅圖市議員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還在市議會任職，也積極支持參與了當地的占領運動。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個白人斯大林主義組織，經常持比較教條的立場，但他們對拉美政治的關注可能是所有組織里最強的。Redneck Revolt (RR)是個很有意思的左翼擁槍組織。所以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擁槍的都是紅州保守主義者的刻板印象。

當前以黑人為主的左翼組織內部意識形態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會主義組織，很大程度是為了回應DSA的種族問題，當然相比DSA，BSA的公開活動要少很多，成員都是匿名出鏡。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無政府主義的社區，它們也有仿照黑豹黨的十點綱領，包括廢除警察軍隊和監獄。所以現在Defund the Police運動中確實是有希望徹底廢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沒必要否認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個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遜成立的合作社網絡。Huey P Newton Gun Club顧名思義是以黑豹黨前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擁槍組織。總的來說在美國的左翼政治版圖里，黑人左翼會更偏無政府主義一些。因為一來在踐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組織里，黑人肯定是被壓迫的；二來無政府主義組織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規避國家的監視和鎮壓。

黑人解放運動與BLM2020

黨派與BLM支持，來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最后談一下對目前黑命攸關的一些觀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運動歷史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個多月的黑命攸關雖然由反警察暴力開始，但發展到現在已經有了更多的議題。雖然在中文網絡上可能還是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但在美國本土，黑命攸關從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從民意調查上來看，Black Lives Matter的口號在2012年奧巴馬任下剛提出來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群眾基礎的，這和歷史上所有黑人運動，甚至社會運動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公眾對社會運動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參與者不斷動員、說服、制造領導權的結果。對比2016年和今年的數據，可以看到2016年的時候，YouGov調研的美國被訪者只有27%明確支持運動，這個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當然這里有個問題是今年沒有中立這個選項了，所以很多人態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確反對運動的人也減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間派獨立選民的意見變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說其實運動動員起來了大部分中間選民，但基本沒有讓共和黨選民改變看法。

從皮尤歸納的分族裔的支持度來看，除了各族裔總體更支持黑命攸關外，拉丁裔的觀念變化是最劇烈的，直接從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總體感覺是這次全國范圍的BLM通過把黑人的處境置于其他少數族裔和移民面前，從而極大促進了少數族裔之間的自我教育和團結。這里沒有亞裔的對比數據，但之前有個單獨的調查發現抗議下亞裔對警察的觀感下降是最明顯的。最近針對亞裔為何不支持黑人運動有很多辯論，但其實對拉丁裔來說，除了無證移民，很多人同樣很難共情黑人的處境。這次抗議期間拉丁裔內部，特別是白人拉丁裔同樣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輩有效對話這種討論。所以其實亞裔也可以通過和拉丁裔的連結，來互相指認和創造性地面對社群內部種族主義的問題。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來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這張圖表是皮尤同一個調查里不同人口變量與政治參與行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亞裔的參與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給組織捐款上，亞裔的比例要遠遠超過其他族裔。按照右圖給出的過去一個月的抗議參與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亞裔的參與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們覺得亞裔參與度低還是因為亞裔總人數真的太少了，很難在抗議中彼此看見。當然這類調查經常只訪問會說英語的亞裔，所以實際比例會低一些，但至少說明年輕一代的政治參與熱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變量與BLM政治參與行為的交互，來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運動跨種族的高支持度伴隨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來去中心化具體是和三個子特征結合起來的，商業化、城市社區化和大規模監控。但凡社會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商業化的色彩，或者說更多企業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訴求。早期可能是耐克這樣的運動企業會支持，因為顧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現在亞馬遜、Spotify、Netflix這類互聯網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陣線。諷刺的是，亞馬遜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續貧困和被壓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紳化，對旗下服務業勞工的壓榨、Covid19下對倉儲和WholeFoods罷工的鎮壓都很能說明它支持BLM的虛偽性。亞馬遜2018年的時候還被爆出將旗下一個面部識別軟件Rekognition賣給警方。在這樣的背景下，BLM運動內部肯定會有策略性支持商業公司的，也有反對被資本主義收編的激進派。這種運動內部的立場如何在一個去中心的結構下做協調配合，而不是拉鋸內耗，對未來的運動是一個挑戰。

這次各地上街的人數很多，口號也很齊整統一，但每個地方的運動勢能和訴求差異其實很大。因為像Defund the Police這種訴求落實肯定是要運動參與者和當地的市長、市議會、警察部門斗爭和斡旋。警局的預算一般都是市議會批準的，比如前兩天白思豪批準市議會砍掉了NYPD下一個財年7%的預算。還有拆種族主義雕像和壁畫的話各地的情況也非常不同，還有一些歷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數族裔社區和大學，還需要抗議者和社區負責人、各類社會機構進行協調。

另一個去中心的因素，則在于不同城市社會運動的歷史遺產不同，我這里舉西雅圖和我居住的費城的例子。這次西雅圖抗議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領區。這個區域幾天前已經被清空了，但還是留下不少寶貴的運動經驗和教訓。之所以西雅圖可以成功實現占領而非簡單的游行，和本地有幾十年歷史的占領文化和無政府主義社區的興盛是很有關系的。最晚從70年代開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組織過不少占領荒地和學校的行動。CHOP占領區有各個不同社運組織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當年參與Occupy的社群，還有一些這次疫情下涌現出的互助組織。因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數，所以運動內部一直都有種族和運動路線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領的議程是否會干擾更緊迫的警察改革，這些爭議直到占領結束也沒有緩解。但總的來說，西雅圖之前各個族裔聯合抗爭的歷史對這次的運動有非常大的幫助。

相比之下費城的政治生態就非常不同。這里有非常強的黑人權力運動的歷史，美國第一個黑人權力運動組織RAM當年總部就是在費城，其他黑人權力組織在費城也都有分部，當然還有MOVE。今次BLM運動里，西費城的行動者紀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還特別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現在費城的社運還是受到當年歷史很強的影響，訴求要比其他地方激進很多，比如這里的運動家是反對"Hands up, don't shoot”這種自我矮化的口號。雖然很多這類抗議吸引不了全國媒體的關注，但是對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響的。

最后一個挑戰就是如何應對大規模監控。美國的黑人運動受到的國家監控是最嚴密的。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國民警衛隊、FBI和軍方都派出了無人偵察機和巡邏機，監控達到了軍事級別。僅僅國土安全部和海關執法局就直播和錄制了至少270小時的抗議人群畫面，這還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門的檔案。面對這種監控，我認為美國運動者做得還是很不夠，很多消息發布和溝通都靠公開的臉書、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運動更多用加密軟件。目前電報上最大的BLM頻道只有不到一萬關注者，完全不成體系，這可能對未來的運動協調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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