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水集”舉辦的當天，深圳氣象局發布了臺風預警，這是今年的第二個熱帶風暴。前不久，深圳也在經歷著無邊無際的“龍舟水”，濕熱籠罩著城市，“水”成為和南方密不可分的詞。

“吹水”在粵語中指代清談之意，作為論壇的策劃方，“打邊爐”認為“吹”和“水”這兩個動作，就是在無意義的、細碎的日常行動之中，通過持續不斷地工作，建立自身的價值以及與城市之間的拉扯力；而“集”則是建立一個現場，一個不同學科交流的現場。

深圳華夏藝術中心附近的生態廣場是居民喜愛的公共空間。  Ewbar 圖

6月14日，作為2020年第五屆OCT鳳凰花嘉年華的活動之一，OCT TALK“林間十問”在深圳華夏藝術中心舉辦。在去年的“吹水集”上，同樣采用了一種在地的知識游擊形式：12位講者圍繞一個關鍵詞持續了六個小時的不間斷演講。

十個自問自答的問題將討論的邊界一再拓展，講者來自不同學科，是有現實關懷的行動派。從珠三角的敘事到公共藝術的圈套，從城市規劃師到漫畫作者，借助于“吹水”這個看似詼諧的動作，六個小時的追問在制造著一個被疫情抑制許久后難得的喘息時刻。

十個問題如下：

1、問題在哪里？

2、為什么要尋找珠三角看不見的一面？

3、你家附近的公園信任自然嗎？

4、瘟疫時期，設計師可以做什么？

5、如何不陷入公共藝術的圈套之中？

6、我們是自然的哪一部分？

7、漫畫是從生活中提取出來的一道公式嗎？

8、此時，藝術還能說什么？

9、自出版，是自娛自樂還是自作自受？

10、為什么深圳灣總是城市前行的“價值岔口”？ 

在這個被短暫與碎片包圍的社會中，策劃人鐘剛認為“吹水集”不只是一個活動，而是一種具備生產性，能產出內容的形式。“我很厭倦昏昏欲睡的論壇形式，也意識到一人演講的局限性，在這樣一個強調速度和效率的城市，何不把演講人數增多，把時間拉長，讓大家來一次就能過足癮？”

以“林間十問”為主題，不僅呼應著所處的華僑城生態廣場片區，這里被山林環繞，是鳳凰花開的生態空間，同時也嘗試在不確定的當下，以問題的方式對人與自然、人與城市的關系加以追問，推動大家對已經習以為常的重新認知。

這也是活動場地華夏藝術中心在疫情之后舉辦的第二場活動，除了要出示健康碼進入，在這個暗室中，舞臺左側的顯示屏一再提示間隔而坐，保持佩戴口罩。我們都進入了一個后疫病的時代里，即便面對熟悉的空間，進入的方式，所處的狀態也已經全然不同。疫情帶給大家的影響，滲透在日常的瞬間。

本次“吹水集”實際上還有一條暗線——“武漢”，策劃人鐘剛來自武漢，他也有意識在疫情緩和時期重新談論武漢，一個受到重創、非常悲情的城市。在演講嘉賓中，楊國辛老師在武漢封城期間被困武漢，這是因為“吹水集”的邀請，才首次回到他工作的廣東；徐坦老師是地道的武漢人，他在武漢封城期間，對疫情也有一些思考，發表在媒體上。他認為從這個角度講，“吹水集”上的演講有對此時此地的判斷和立場，“吹水”就是要表達，要交流，要批判。

劉慶元  深圳華僑城 圖

劉慶元為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創作的壁畫。  深圳華僑城 圖

“問題在哪里？”自稱嚴肅的街頭藝術家劉慶元作為第一位講者，選擇向“問題”問問號。在多年“做減法”的木刻生涯里，從角色到信念，從界定創作到服務對象，在這些玩味的問題中，充分提醒著觀眾，他這樣理解“問題”：不是沒問題，問題是你不知道這是問題，或許當問題變成大家的問題之后，你才發現，這從來都不是問題，而是生活的底色、命運的攪拌。

表情、符號、分鏡頭，這些貫穿于劉慶元創作中的畫面，同時也是介入生活的方式。木刻不一定需要停留在木板上，在普通的老建筑墻面上創作，作品反而能走向公共空間。在他分享的幾幅作品中，有在沙井老村或南頭古城內的木刻作品，也有走出美術館，在地下通道延展的美術史。展覽結束撤走，帶不走的墻面反而扎根于生活，成為日常的背景。“它們越普通我覺得越好，它要走向公共空間，變成視而不見。”

木刻就像一個分鏡頭，這些分鏡頭是開放的、包容的，來自我們生活的投射。劉慶元認為導演不是他，而是片子里面出現的所有人。在提到與木刻的社會關系時，劉慶元是這樣認為的，“自己是自己的LOGO，要給諸眾木刻，像城中村老人和小孩的對話。”

徐坦  深圳華僑城 圖

徐坦的研究《社會植物學》的錄像截屏。  深圳華僑城 圖

第19屆植物學大會紀念公園實拍。  Ewbar 圖

同樣深究創作中的社會性，藝術家徐坦從2013年開始進行“社會植物學”項目，在珠三角流域走訪調研，包括農民、園林、城市景觀設計專家、城市建設部門的領導人、園林行業員工、種植游擊隊等不同角色。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農民的回答出乎意料，“自由”成為他們口中高頻的詞語。“自由最重要的是夠吃”、“自由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工作時間”、“自由是保有自己的土地與房子”這些農民口中的“自由”簡單、直接，是生命所需的基本與保障。徐坦認為，這是一種和生物體生命相關的自由，他稱之為是“動物性的自由”。

在這里，動物并沒有貶低之意，恰恰相反，中國人喜歡以動物作為指代與象征，既有如“豬豬”、“狗狗”的親昵愛稱，也有“禽獸不如”等貶義借喻，動物與我們的確有一種親近的關系。

疫情期間，目睹著電視里非洲草原上的那些草食動物，即便是強壯的角馬，也仍會選擇逃跑而非抵抗。一旦災難過境，這些動物又會忘掉危機的氣氛。這些規律與節奏與人類社會如此相像，這些生物性乃至動物性的解讀，皆回歸到他的演講問題中：“人，是自然的哪一部分？”

龐偉  深圳華僑城 圖

“不要認為‘空談誤國’，談有時候對于一個國家特別重要。”從理解“吹水”講起的龐偉，是一名景觀設計師。如果有一個城市公園，能真正地信任自然，它會變得怎么樣？龐偉嘗試以一個實踐的案例去回應這個問題。在當下號稱要建設生態文明的社會背景之下，生態文明意味著什么？美麗的花，不落葉的樹，以人為中心，經人所挑選的自然？

龐偉在接受了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紀念園的景觀設計委托后，卻選擇將信任留給自然。除了簡單的觀察徑與看臺，其余皆“空”的設計實際是放棄了人的意志與挑選，這個不種一顆植物的公園是為了讓自然自由生長，同時也是一個自然觀察與記錄的過程。

朱榮遠  深圳華僑城 圖

信任一個公園已然不易，那么對一個城市而言，一片城市土地又該如何發展？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朱榮遠的分享里，“深圳灣的故事”與深圳四十年的價值選擇息息相關。在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里，深圳灣都會成為一個“價值岔路口”，紅樹林與濱海大道，填海區、停車場風波，以及濕地與深圳灣旅游觀光航道的關系，一系列深圳灣相關的爭議事件也催生了“深圳市民”的誕生。“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但大家有共同的價值觀時，這些事件會讓深圳市民團結起來，動用各種力量迅速響應，這是一種市民的力量。”

深圳灣實際上是深圳城市土地擴張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地。在歷史總規圖上，那些進進退退的規劃線上可以窺視城市價值觀的變化，也可以看到人與自然發生了什么。過去的“去海邊”是去大梅沙，如今深圳灣公園成為了城與海的另一種變奏，這里成為了新的公共空間。

欲望與理性，生態與文明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四十年來，在這個岔路口上，每一次深圳都選“對”了，這意味著面對城市的生態文明、長遠利益、市民權宜，深圳反映了一種理性的狀態。“我們要欣賞與保護人與自然的關系，我相信還有岔路口，只要我們不走錯路，深圳灣濤聲不落，聲聲不同。”正如朱老師所言，深圳有一群能夠把握機會，會說話也敢說話的深圳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理性做法，熱愛這個城市，熱愛深圳在中國的意義和價值。

楊國辛  深圳華僑城 圖

藝術本是與世界、與自我對話的最好方式之一，對于經歷了武漢封城的楊國辛老師而言，藝術是他在疫情中覺得最不可言說又蒼白無力的事情，“那個時候覺得最沒有用的就是藝術，還不如消毒酒精拿在手上踏實。”離家已經20多年的他，第一次長時間困于家中，重新認識那個院子，也重新認識身邊的一切。“藝術何為”就像一個難纏的老問題，它擁有不同答案，也可被反復修訂。

“吹水集”開始前，有300名觀眾來到現場，持續五個小時之后，仍有200多名觀眾堅持聆聽。疫情之后，我們的世界變得小心翼翼，城市也復雜晦明。劉慶元老師在演講前稱，疫情過后，難得有這么多人能聚集在此聆聽不同表達，這是一場“勇氣的聚會”。因疫情影響，大家正在改變不同的交流和溝通的方式，但是交流必須持續。

散落設置在生態廣場的“迷你圖書館”  。Ewbar 圖

走出劇場外，華僑城生態廣場鳳凰花開，不少攝影同好蹲守在樹下。更多是周邊居民在散步、遛娃、享受這片觸手可及又難能可貴的自然。龐偉在演講中大膽地想象著，假如疫情與隔離持續，人類活動停止，空曠的深南大道會不會長出雨林。我們與城市、與自然的關系，實則是一種變形，一景疊一景，一事疊一事，在漫長的傳遞中塑造文明，在無窮的追問中穿林見海。

（作者Ewbar系獨立評論者，畢業于都柏林大學電影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