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戈登·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于1957年逝世，享年65歲。然而，對于他的遺產，仍不能如考古學教科書對已經作古的學者所做的評價一般，用習見的方式加以總結。許多認識他的同僚，仍然和以前一樣，要么把他看作一個充滿靈感的人物，要么認為他走火入魔，中邪太深。在年輕一代的英國考古學家眼里，他既是一位想要叛逆的嚴父式人物，又被尊為羽翼豐滿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權威。他浩瀚淵博的著作，以重點和方向的多變著稱，而由于不同原因，終其一生，也未能被同時代的考古學家所充分理解或接受。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對于他的著作意義所持的爭議，愈加熱烈。雖然，就時間上說，我們離柴爾德還是太近，而無法全然不帶感情色彩地評價他的著作，但是，我們能夠開始對其具有世界意義與持久影響的理論基礎做一番審視。

柴爾德于1892年4月14日出生于澳洲悉尼。1914年自悉尼大學畢業后，轉赴牛津大學求學。因為受到亞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和約翰·邁爾斯爵士（Sir John Myres）的影響，他的興趣由古典哲學轉向史前考古學。兩年之后，他回到澳大利亞。在那里，他參與了左翼政治活動，并一度成為新南威爾士州州長的私人秘書。1922年，他對自己祖國的政治感到幻滅而回到英國，并靠翻譯、兼任教職以及在皇家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的工作為生。但是，他的大部分心血都投入東南歐的史前研究上。1925年，他出版了《歐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翌年，它的姐妹篇《雅利安人》（The Aryans）問世。

1927年，柴爾德就任愛丁堡大學新設立的考古學阿伯克龍比教職（Abercromby Chair）。于是，他成為當時英國僅有的幾位專業考古學家之一。緊接著，他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奠定了他在歐洲和近東史前史的專家地位。

這些著作包括1928年出版的《最古老的東方》（The Most Ancient East），1929年出版的《史前期的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1930年出版的《青銅時代》（The Bronze Age），1934年出版的根據《最古老的東方》修訂并多次再版的《最古老東方的新認識》（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1927年以后，為了對他第二故鄉的史前史有更好的了解，他也參加了蘇格蘭許多地點的發掘，并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1935年出版的《蘇格蘭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Scotland）。

1930年代，柴爾德對文化進化論的研究興趣日增。這種興趣在他最暢銷的兩本書《人類創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1936）和《歷史發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1942），還有兩本比較專門的著作《進步與考古學》（Progress and Archaeology，1944）和《蘇格蘭人以前的蘇格蘭》（Scotland Before the Scots，1946）中體現出來。在這些著作中，他試圖從文化發展中描述各種規律。他希望借此有助于對歐洲過去的一個空白階段提供一種較為均衡的了解。

1946年，柴爾德離開愛丁堡大學，成為倫敦大學歐洲考古學教授和考古研究所所長。二戰后，他的注意力轉向考古學的概念問題。該趨勢反映在下列幾本主要著作里：《歷史》（History，1947），《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1951），《歷史的重建》（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1956），《社會與知識》（Society and Knowledge，1956）。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歐洲社會的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1958）里，柴爾德為歐洲和近東史前史的解釋，提出了非常新穎的洞見。

1956年，柴爾德從考古研究所退休，并于次年春天，在離家35年之后回到澳大利亞。同年10月，在攀登悉尼附近的藍山（Blue Mountains）時墜崖身亡。

柴爾德的聲望

在1920年代，柴爾德根據他對歐洲史前史，特別是公元前第二和第三千年的系統研究確立了他的學術地位。他對這些材料的綜述為一代乃至幾代歐洲考古學家開啟了如何對其進行研究的先河。在《人類創造了自身》出版之前，對柴爾德著作的了解主要限于歐洲考古學家。之后，他從一種唯物主義或理性-實用主義觀點為近東文明發展提出進化論闡釋，從而贏得了一種頗有爭議的和世界性的聲譽。

在美國，他有關歐洲史前史的著作鮮為人知，柴爾德常被看作一位近東的專家，對此他曾堅決否認。美國考古學家也認為他和自己的同人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一樣，是“新進化論”的奠基者之一。

同輩考古學家尤其折服于柴爾德對歐洲和近東考古材料的詳細了解。為了獲得這方面信息，柴爾德經常周游歐洲，造訪博物館和發掘工地，借以積累專業知識和心得。他具有一種過目不忘的敏銳記憶力，這使得他能夠從相隔遙遠的區域器物中發現共性，而這種共性為那些地方專家所茫然不知。他有閱讀多種歐洲語言的能力，以在各種無名雜志里辛勤尋找材料，并在他《歐洲文明的曙光》的各修訂版中引用而著稱。歐洲考古學家對此也十分了解，把自己的著作寄贈給他。斯圖爾特·皮戈特教授聲稱，柴爾德最終將此視為不只是一種尊重更是一種權益，是對一名學者卓越成就的應得回報。

在他的整個學術生涯，柴爾德為世界各地的考古學家提供了他所發現的對他們自己材料分析有用的想法。因此，并不令人驚訝的是，他的離世引發了考古學界前所未有的悼念和追思浪潮。著名的美國考古學家稱贊他是“我們時代頂尖的史前考古學家”和“考古學界極少數最偉大的綜述者之一”。在英國，皮戈特克服了英國人的謙遜，形容柴爾德是“英國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史前學家”，而一位頑固的人文主義者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聲稱，柴爾德使得“對人類的研究幾乎成為一門科學，而且也被這剛愎自用的科學所承認”。在其故鄉澳大利亞，柴爾德被形容為“可能是最高產和被翻譯著作最多的澳大利亞作家”。他的書被翻譯成中文、捷克文、丹麥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蘭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

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從一種歷史視角觀察柴爾德工作各個方面的研究。這就使對他的了解變得很有必要，因為自他去世以來的時間流逝，已經能使今天大多數考古學家自動排除從其原始背景來看待他的這些著作。反而他的觀點因為與當時的爭議有關而有一種被斷章取義地引用或加以譴責的傾向。彼得·蓋瑟科爾提醒我們，這樣一種做法“有將歷史僅當作虛構來處理的危險或予以認可或加以嘲弄……以便證明時尚態度的正當性”。

本研究并不關注柴爾德對特定考古材料的闡釋，而是聚焦造就了這些闡釋的思想。其各個時期的思想對考古學的發展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不過，柴爾德思想的發展有足夠的連續性，而為了便于人們了解他一生的工作，任何將其歸于刻板階段序列的做法是高度主觀性的。我們無法將其思想以一系列范式的彼此取代來進行解釋，一如托馬斯·庫恩（T.S.Kuhn）描繪的一種科學學科發展的特點。

塑造一位社會科學家思想的那些影響的復雜性確保了考古學理論的發展，至少在短期內不會是一種線性的過程。在某特定時段看似重要或有吸引力的許多思想，從長遠來看會證明是錯誤的或毫無價值的。然而，思想的發生從塑造考古學理論的長遠發展而言，只不過像突變單獨對某生物物種發展所起的作用。考古學家最終會根據他們解釋體量不斷擴增的考古材料的功效來判斷這些思想。這個選擇過程有助于他們克服一時的錯誤和時尚，并發展一種累加的理論實體，以便增進和擴大對過去的了解。在不同考古學傳統中常見的理論趨同，見證了這一過程的力量和必然。任何對柴爾德思想的評價必須考慮，在何種程度上，他改善和擴展對考古材料理解的能力，與其時代的總體發展同步或比其超前。這一分析必須考慮當時他所能獲得的不斷增加的材料，以及他所掌握的發現和分析這些材料的方法。

我們將從觀察柴爾德思想的緣起，以及這些思想如何被他所修改，并形成較宏大的理論性系統陳述，并具有令同時代考古學家信服并獲得啟發的能力開始。那時，最重要的源頭，特別在其學術生涯的早期，是高度成熟的西歐考古學傳統。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它已經作為一門科學學科而確立。他的研究和著作主要采取的形式就是為這個傳統的發展做出貢獻。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來自蘇聯考古學、美國人類學，以及其他關系較為疏遠學科思想的影響。他對哲學和政治學有一種附帶的興趣，并比他同時代考古學家更加關注證明考古學的社會價值。他的思想過程也明顯受到他對當時社會和經濟問題所做出的個人反應的影響。

爭議

考古學家對柴爾德工作不同方面的相對重要性一直有不同意見。許多英國考古學家視其理論除了為其解釋歐洲史前史的主要工作構建了主要框架之外沒有什么意義。皮戈特把他形容為“一位偉大的綜述者和系統分類者，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將整個歐洲史前史領域掌握在一個學者腦子里的人”。在其他地方，皮戈特談道，“對于專業考古學家來說，柴爾德首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年代學框架構建者，他能夠以學者的條分縷析來俯瞰歐洲全景，并總是能從考古學細目的史前密林中分辨出樹木”。這種觀點與傳統歷史學家如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相一致，后者認為事實是構建他們這門學科的堅實核心，而闡釋被認為與個人觀點無異。其他評論者如埃莉森·拉弗茨（Alison Ravetz）和彼得·蓋瑟科爾同意柴爾德在自己學術生涯之末所下的結論，即他對史前學最有用的貢獻是“闡釋的概念和解釋的方法”。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持中間立場。他稱贊柴爾德“根據對具體文化組合的詳細研究和非常清晰的方法論，用一種宏觀調查取代了民族主義有限研究爭論不休的矛盾”。倫福儒以持續不斷的努力來對柴爾德的成果進行再闡釋，其本身就是對柴爾德工作持久意義的證明。

與他們的觀點相同，柴爾德對區域史前史的綜述構成了他一生工作的核心，有些英國考古學家對其著作做了區分：技術性著作，主要針對學界同行；其他不太重要的推理性著作，主要針對大眾。大部分技術性著作被等同于他的區域性綜述，《歐洲文明的曙光》就是這類綜述的祖型（archetypes）。

柴爾德因聲稱《人類創造了自身》不是一本考古學手冊，而是寫給一般讀者看的一本書而助長了這樣的看法。這種說法沒有考慮到柴爾德的聲明，即他最重要的區域性綜述之一《蘇格蘭史前史》是為激發“蘇格蘭廣大民眾”對考古學的興趣而寫的。《最古老的東方》也是打算作為學生讀物和為“路人”而寫的一本近東考古學概論。

對于哪些書屬于通俗一類也存在分歧。大部分考古學家同意，《人類創造了自身》和《歷史發生了什么》屬于這類；格林·丹尼爾添加了《社會進化》，而皮戈特添加了《進步與考古學》、《歷史》與《歐洲社會的史前史》。拉弗茨十分正確地聲稱，柴爾德的“小冊子”不是對他區域性綜述的普及，而是他另一種學術性的表現。丹尼爾承認這點，他把《人類創造了自身》、《歷史發生了什么》和《社會進化》形容為“本世紀迄今為止史前史宏大綜述最重要的著作”。柴爾德的著作如不考慮這兩種題材就無法予以了解。

美國考古學家對柴爾德的思想做了一種相關的二分。羅伯特·布雷德伍德聲稱，“如要了解這個人，就有必要強調柴爾德在人文學科的早期訓練，以及他早年對歷史唯物論的期許”。歐文·勞斯（Irving Rouse）說，“在柴爾德的興趣與學術方法中有種尖銳而沖突的二分，這貫穿他整個學術生涯”。他認為，一方面柴爾德是一位人文學者，比他同輩的其他學者更好地利用了歸納法，從歷史學觀點來對考古材料做出綜述；另一方面，他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文化進化理論的強烈影響，這令他在撰寫理論著作時，從辯證唯物論的立場來解釋這些材料。勞斯認為，在后來的研究中，柴爾德采取了演繹法，這包括假設某些理論是真實的，并選擇考古材料來加以說明。他有這樣的看法，即柴爾德在采用這種方法時，無視與他理論相悖的事實。

對他英國的考古學同人而言，“柴爾德最大的謎團是，在何種程度上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蘇聯，對他的著作也表現出不同的看法。《蘇聯大百科全書》稱贊他是“20世紀最杰出的考古學家” ，而考古學家亞歷山大·蒙蓋特（Alexander Mongait）在他題為《資產階級考古學的危機》的演講中，堅稱柴爾德沒有成功“克服資產階級科學的許多錯誤”，即便“他了解科學的真理是在社會主義陣營之中，并恬不知恥地自稱為蘇聯考古學家的學生”。實際上，蒙蓋特將柴爾德歸入受人鄙視的資產階級經驗主義者之列。拉弗茨認為，當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古典主義學者喬治·湯姆森（George Thomson）批評柴爾德沒有把階級沖突看作社會革命的一個基本要素時，他表達了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觀點，他們認為柴爾德并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因為他偏離正道，努力不夠” 。但是，《古與今》（Past and Present）的主編約翰·莫里斯（John Morris）斷言，柴爾德在他的考古學著作中曾設法“塑造馬克思主義哲學”，精力也許沒有白花。柴爾德在牛津時的好友帕姆·達特（R.Palme Dutt）說，柴爾德一直“與馬克思主義運動心系魂牽”，并聲稱正是柴爾德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使得他成為他的時代頂尖的考古學家。

蓋瑟科爾同意達特的意見，即馬克思主義是柴爾德第一本書中“貫穿始終的學術力量”，這使其著作成為一個邏輯整體。不過他認為，當柴爾德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變得越來越完善時，他以一種令人失望的有限方式，就用這種理解作為解釋歐洲史前史的一種工具。蓋瑟科爾特別指出，在他后來的著作中強調科學知識的客觀作用，柴爾德開始偏離了較為靈活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一種辯證互動。馬克思本人從未厘清技術和社會互動形態之間的關系，而任何社會都是以這種關系來生產社會成員生存所需的東西。然而，他視“生產關系”最終決定了每個社會的“社會意識”在政治、法律和宗教上的表現形式。拉弗茨在柴爾德19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和較晚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做了區分，她認為前者以一種天真、樂觀和機械的理解為特點，而后者較為巧妙和原創。她說，在該時期的著作中，柴爾德意識到不大可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現成地用于考古材料，他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考古學事實之間開啟一種較有成效的對話。拉弗茨將此視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項重要貢獻，其意義并未被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承認。拉弗茨似乎將柴爾德的著作視為當時西方學者中流行的較為自由的馬克思主義的早期表現。

大部分認識柴爾德的英國考古學家，傾向于降低馬克思主義在其著作中的重要性。惠勒說，馬克思主義為柴爾德的闡釋增色而非造就了這種闡釋。皮戈特認為，柴爾德不時地嘗試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發展的理論，并將這些理論看作是或許能證明對了解過去十分有用的模型。他也認為，“這位靦腆、理想主義和別扭的”澳大利亞年輕人很可能把共產主義視為社會的藍圖，其中知識分子享有一種光榮的地位，而里面的一位“外來者”會比較容易地承認其權威。盡管如此，皮戈特還是將柴爾德的大部分專業興趣說成是一種“復雜的智力笑話” 。格林·丹尼爾承認，柴爾德充滿情感和嚴肅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探索，以尋求考古學問題的答案。但是丹尼爾也指出，在他生命的終點，柴爾德對蘇聯考古學的學術性變得更具批判性，并認為這意味著他對馬克思主義也產生了厭倦。丹尼爾告誡說，因為柴爾德在政治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推測他在考古學上必然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是錯誤的。

格拉厄姆·克拉克對柴爾德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看法不以為然，并就這種立場對他著作的影響提出了有力的否定意見。他聲稱，馬克思主義被柴爾德用于考古學后，在他中年嚴重影響到他的學術工作。只是到他生命的終點，柴爾德才意識到“他的主張欺騙了他”，馬克思主義無法解釋文化過程。然而，克拉克所說的表明柴爾德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滅的這段話，實際上是指蘇聯語言學家和史前學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馬爾（Nicholai Yakovlevich Marr）的學說，1950年斯大林對馬爾進行了公開的批判。

當柴爾德的工作成果斐然時，就出現過許多不同的意見。勞斯顯然認為，他的功力在去世的時候達到了巔峰，而拉弗茨認為他最后幾年的工作是極具創造力的，如果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十分成功的話。克拉克說，柴爾德的創造性階段在1930年已經結束，他進一步的研究因為深陷馬克思主義而日趨衰微。馬爾瓦尼（D.J.Mulvaney）否認，柴爾德1936年之后的文章大體上都是對老的論題進行修改或完善。而蓋瑟科爾則認為，他1950年以后的著作因為拒絕考慮大量的考古學和民族志信息而存在瑕疵，他本應該用這些信息來檢驗他的假設。

其人其事

雖然柴爾德是一位高產作家，但是對于傳記研究而言，他是一個棘手的話題。他顯著的深藏不露、不愿透露其個人意見和反應，以至于在傳記問題中進而對他學術生涯評估的關注甚至都產生了問題。柴爾德對他工作僅發表過兩篇很短的評價如蓋瑟科爾所見，“過于約略，無法給予讀者有關他想法比驚鴻一瞥更多的線索，而這已經快接近他生命的終點”。其論著及大部分考古通信的非個人性質，賦予了蘊含其個人觀點的罕見表達以特別的重要性，就像他專著中的引人注目——常常是曖昧的點睛之筆。這表明，不管我們對其個人信仰和感情知道得如何之少，但是將柴爾德簡單看作其工作的具體表現是不對的。

對于柴爾德所謂的靦腆、社交上的笨拙以及缺乏親密朋友的傳聞很多。斯圖爾特·皮戈特對他的外貌著墨尤多，柴爾德本人對此否認。而馬克斯·馬洛溫（Max Mallowan）很不友好地形容他是如此丑陋，以至令他看一眼就感到痛苦。澳大利亞作家杰克·林賽（Jack Lindsay）覺得他的外貌“古怪而討人喜歡”，并同時認為這可以說明他的含蓄。但是，格拉厄姆·克拉克對這種推測表示懷疑，指出柴爾德“就像其他男人一樣喜歡照相”。皮戈特認為，柴爾德個人和學術關系被這樣的事實而弄得有點復雜：作為一名澳大利亞人，他在英國是外來者。克拉克和蓋瑟科爾將他與歐洲的學術及感情牽連說成是對他澳大利亞籍貫的一種逆反。然而，林賽對柴爾德的描述認為，他的個性早在他離開澳大利亞之前就已形成，他是在1921年認識柴爾德的。

最近，格林·丹尼爾對柴爾德是一個怪人和沒有朋友的看法做了及時的糾正，他說“柴爾德是極為友善的人，很好相處，很會享受美好的生活以及許多認識和喜歡他的同事和學生的友誼” 。莫蒂默·惠勒也同樣提到了他一貫和友善的熱情好客。雖然柴爾德常常被看作是一位特別不善演講的人，但是當研究生來找他時，他在時間上十分慷慨，在考古所的研究生中深受愛戴。在蘇格蘭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中，他和民眾有廣泛的接觸。在國外旅行中，他求助外國同行，并和他們交朋友。他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承認，柴爾德都能使自己融入各種場合，并為他的雅典娜俱樂部會員身份而感到高興。他喜歡聽戲劇、參加音樂會和打橋牌，并在朋友和學生陪同下遠足和開車。雖然柴爾德遠離政治，但是他小心謹慎地服務于各種雜志和協會的委員會。盡管他避免個人關系過近的糾纏，但是他顯然不是憤世嫉俗，對社會的熱情和責任也并非無動于衷。

雖然柴爾德十分明白他作為一位學者所取得的聲望，但大部分認識他的人都因為他的低調謙虛而對其印象深刻。這種性格也許可以解釋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還有就是他深受詬病的不修邊幅。然而，柴爾德的謙虛被他無處不在的幽默感所補償，從狡黠到滑稽模仿。他看來十分欣賞自己所穿的破舊而古怪的衣服。他曾穿著短褲冒犯過蘇格蘭人，并因身著澳大利亞寬檐禮帽和飄逸斗篷而讓芝加哥公交司機大吃一驚。有一次他告知布雷德伍德，他所穿的破褲子是他二十年前在訪問貝爾格萊德時所買，并想知道式樣是否還行。

他對自己的寓所也毫不在意。因為與他同名，他明顯對愛丁堡那家陰暗的“維爾旅館”（Hotel de Vere）十分心儀。在倫敦，他挑選了一處名叫“莫斯科大廈”（Moscow Mansion）的公寓樓居住了一段時間。從1927年到1946年在蘇格蘭工作期間，柴爾德把自己當作一個本地蘇格蘭人那樣寫作，在某種程度上無疑惹惱了那些反對任命一個外國人當愛丁堡大學考古學主任的人。他也喜歡炫耀自己的左翼興趣，在信件上用西里爾字體簽名，在漂亮的旅館里索取《工人日報》（Daily Worker），并在他辦公室里展示這份報紙，在公開演講里引用斯大林語錄。這些做法大體被說成是用一種頑皮的方式來嚇唬中產階級的朋友和聽眾，但也有人認為，這也很可能是故意所為，企圖來掩飾自己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嚴肅性，并避免可能產生的不利社會影響。更有可能的是，這種舉動只不過是他學術上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真實反映，基本上并不帶什么政治（因此無害）性質。

柴爾德的同時代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是如何將這種玩世不恭延伸到考古學寫作中去的。有人認為，《蘇格蘭人以前的蘇格蘭》中明顯的馬克思主義是被設計來詆毀蘇格蘭古物學會的聽眾，并在蘇格蘭人中制造分裂。皮戈特說柴爾德把這樣做看作是一種刺激的智力游戲，但是這種游戲容易讓那些并不認為這是游戲的人感到困惑。

柴爾德對他的觀點顯然并非采取同等嚴肅的態度。他為某些人獻身，對某些人試試分寸，并很可能仍然拿某些人開玩笑或認為他們有點古怪。然而，甚至今天的考古學家仍無法對他的各種觀點歸入哪種范疇而達成一致。雖然以比他對待自己更嚴肅的態度來對待他是不對的，但是猜測他對我們所不贊同的觀點不夠嚴肅也是危險的。一個比較客觀的辦法就是，確定他的哪些觀點在很長時間里一直受到青睞，而哪些觀點在他的著作中意義短暫。在下面的章節里，我將努力追蹤柴爾德較為重要的觀點在他學術生涯中是如何發展的，并依此來確定這些觀點的長遠意義，以及它們在不同時期里的相互關系。

最后，我試圖對柴爾德著作仍能對考古學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做一評價。這需要仔細厘清影響柴爾德最后思想的那些原則，以及我認為是最成熟的狀態。他的后期思想沒有詳細地應用于歐洲史前史的特定問題，這掩蓋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在此時，柴爾德發展出一套十分完整的概念，從許多重要方面預見了1960年代初以來在美國興起的新考古學的一些原理。但同樣十分明顯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不應與盲目信奉政治教條相混淆），令他采取了與新考古學直接相悖的立場。而這對于什么是考古學或它應該怎么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這點仍然是柴爾德思想爭議尚未探究的領域，并仍然是對考古學的一項重大的挑戰。

（本文摘自布魯斯·G.特里格著《柴爾德：考古學的革命》，何傳坤 、 陳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