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是漢文化圈特有的藝術，長久以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蔚成體系，也自然應用在日常生活里，了無古今的隔閡。有關中國書法從古到今發展的歷程，始終是大家關心的課題。

澎湃新聞獲悉，今天（7月4日）起，“筆墨見真章——臺北故宮博物院書法導賞”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展出，展覽時間跨度從漢至民國，呈現歷代名家墨跡包括漢《曹全碑》墨拓本軸、傳晉王羲之《大道帖》卷、傳元趙孟頫 《書急就章》冊 、明董其昌 《臨十七帖》卷 、明湯煥 《游西山詩》冊等，從歷代書法發展的歷程出發，揭示其間的歷史脈絡。

秦漢時代是書法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三代以來古文大篆書寫、銘刻分歧的現象，歸于統一，產生標準書體小篆；另方面春秋戰國時代萌芽的新興書體隸書，也在此際從篆書簡省蛻化成熟，發展為漢代通行的書體。由于時代潮流趨向簡便快捷，隸書又持續蛻變分化，遂有草書、行書和楷書的形成。書體遞變原非朝夕立就，因此進入魏晉南北朝之后，過渡型書風以及各體參雜的混合書風時而可見，顯示書體蛻變遷延歲月，方能在結構和筆法上建立自己的規律。

隋唐時代是另一個關鍵時期，政治統一帶來南北各地書風會流，筆法發展臻于完備，從此楷書成為歷代通行的書體。入宋以后，為保存前賢書法長遠流傳，刻帖日漸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繼承傳統為足，書法取向表現個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繼起，轉而提倡復古，晉唐書法傳統得以延續。然而，不受傳統束縛的意念也活躍起來，至明代浮現縱橫跳脫的氣息。明人書法面貌至為紛雜，行草書尤其活潑自由，適與當時依循傳統法度者形成對比。其間突顯個性自成一格的書家，也走出實現自己的路徑，不為時代潮流所吞沒。

清代以降，三代秦漢古文篆隸陸續出土，堪稱是得天獨厚。在務實的學術風氣影響之下，清人摩挲碑版，從而與刻帖相互為用，書法發展的視野得以串聯古今，終能在篆書、隸書兩方面汲古創新，引領新方向。

此次展出歷代名家墨跡包括漢《曹全碑》墨拓本軸、傳晉王羲之《大道帖》卷、傳元趙孟頫 《書急就章》冊 、明董其昌 《臨十七帖》卷 、明湯煥 《游西山詩》冊等。其中漢《曹全碑》墨拓本全稱〈郃陽令曹全碑〉，篆額佚失不存。曹全，甘肅敦煌人，侍親至孝，任郃陽令時恩澤廣被，同僚頌揚高德，東漢靈帝中平二年（185），記其功績于碑石之上。此碑于明代萬歷年間出土。碑文結體勻整，筆勢流暢，逸致翩翩，優雅不失朝氣，遒古秀麗兼備，于沉潛中兼具流暢感，充分顯現成熟的書寫技法，是漢代隸書代表。

傳晉王羲之《大道帖》行草書兩行：“大道久不下，豈先未然耶。”拖尾有趙孟頫（1254-1322）至元丁亥年（1287）跋：“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此帖筆畫腴潤圓柔，第一行“大”字到“下”字，連筆而書，最后一字“耶”的末筆拉長，收筆加粗，成彎弧狀。由于王羲之（303-361）沒有這類書法風格的作品傳世，故多數論者認為可能是米芾（1052-1108）的臨仿之作。

傳元趙孟頫《書急就章》冊舊題為《元趙孟頫書急就章》，有學者指出應為俞和（1307-1382）晚年所書，然細觀冊后的題跋，應是俞和臨本。俞和，字子中，號紫芝生，寓居杭州。據傳少時得趙氏親授，書風相似，人莫能辨。漢晉章草于此作中，從古樸化為婉媚，長橫及捺筆處用波磔，短橫頓收，俞氏則于獨點處用磔法，短橫處提筆出鋒出之，筆姿變化靈活多端。

明代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江蘇華亭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善書畫，富收藏，尤精鑒賞。《臨十七帖》本卷未署年款，研究者指出應為《余清齋法帖》匯刻《十七帖》的臨本，時間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之后，可據以理解明代末期《十七帖》流行的時代背景，以及董氏臨古與考據并重的書學態度。

明代湯煥《游西山詩》書寫《秋日宿西山臥佛寺》、《游香山寺》自作詩兩首，書法受元代“雜體書”影響，混雜楷、行、草和章草四體，唯筆法更加自由奔放，獨樹一幟。湯煥（生卒年不詳），字堯文，號鄰初。浙江杭縣人，隆慶四年（1570）舉人。善書法、精篆刻，高士奇（1644-1703）謂其“以書法稱于時，蓋從晉人蹊徑而入者。”

展覽名稱：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

地點：臺北故宮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區　204，206

展期：2020年7月4日至2020年9月20日

（本文圖文資料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

附：展件清單

漢 《曹全碑墨拓本》軸

傳晉 王羲之 《大道帖》卷

晉 王羲之 《舊榻十七帖》冊

晉 王獻之 《中秋帖》冊

隋 曹植 《碑墨拓本》軸

傳元 趙孟頫 《書急就章》冊

明 文征明 《行草書七言詩》扇面

明 文彭 《行書七言詩》扇面

明 文嘉 《行草七言詩》扇面

明 董其昌 《臨十七帖》卷

明 湯煥 《游西山詩》冊

清 陳澧 《行書》軸

民國 于右任 《草書李儀祉先生全集序》卷

民國 龐國鈞 《行書七言聯》軸

民國 王濟遠 《篆書智者動仁者靜》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