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與考古材料的整合

在之前的訪談中，您提到中國考古學中自身古老而特別的傳統。您可否仔細談談，這種傳統主要的內涵是什么？我們在歷史時期考古的實際研究中，又應當如何圍繞著這種特征或傳統來展開研究呢？

霍巍：這種特征和傳統主要就是中國文明有別于其他文明的漢字體系，從甲骨文、金文發展到漢代的隸書，再到以后不同的字體。實際上這個源頭應該追溯地更遠一點，秦統一以前，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字體系，比如秦國的石鼓文，楚國的鳥蟲書，但它們也都還在一個大的體系之中。秦統一之后，文字在全國的統一實在功莫大焉，我們形成了非常完備的漢字體系，這個是中國文明非常重要的標志，有別于西方各大文明。其他文明并沒有一以貫之的文字體系和文獻體系，而只在我們中國有。所以在擁有這個體系的基礎上，今天我們以中國古史為研究對象的考古學，應當同樣重視對這些文字體系、文獻記載體系的梳理。

最近我看到馮時教授寫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他提出的一個觀點，我非常同意。他講到，要全面看待中國的文字體系。產生于中原地區的甲骨文、金文文字，成為我們文字體系的核心和主干，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地域中，那些很可能與甲骨文、金文同期，甚至更早一點——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的一些文字雛形。也就是說，文字體系的形成帶有多樣性，在書寫方面有不同地域的影響。當然，不同地域的文字，同樣一個字形，是不是表達同樣的意思、讀音還有待甄別，但至少在中國文明起源中，文字在各地的起源，以及最后形成的漢字體系，是這個文明最大的特征。這個特征可以說從史前時代一直到歷史時期，一以貫之，幾千年來體系都是穩固的，這是中國文明有別于其他文明最大的特點。所以雖然中國文明有過朝代的更替，統治集團也有變化，但是這個文字和文獻的體系，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化中非常堅固的一條線索。

這一點，在考古學材料上，也是得到充分反應的。那么歷史時期考古也好，史前時期考古也好，我們都應該很好地把這個特征抓住，圍繞著它予以行之有效的研究，這就涉及到之前談到的問題——如何去解讀文字和文獻的材料。這方面，我們的古人應該說做了大量的實踐，留給我們的金石學著作很多都跟這個有關系。因此我們在今天的歷史時期考古研究中，盡管有了西方的類型學、地層學方法，有了西方傳來的各種科技考古的技術，但是最終要解決歷史時期考古的問題，還是離不開文字和文獻。所以，我認為在方法論上，我們中國的考古學應該有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恰恰是在有文字以來的歷史時期考古研究中反映得最充分，不是簡單地用某種科技手段可以取代的。

要很好地利用文獻解決考古問題，我們一方面要客觀地看待“疑古”的觀念，也就是曾經由“古史辨派”提出的觀點。不可否認，這一理念中有合理的成分，但其針對的現象主要還是集中在上古時期。秦漢以后盡管也有文獻作偽，也有古史辨派所警惕的一些文獻存在，但總體來講，歷史時期考古可以使用的文獻十分豐富，可以參互比較，進而可以相對容易地甄別偽書或是過于片面的記載，這和上古時期完全不一樣。因此，要解決歷史時期考古的若干問題，我們就必須高度重視豐富的文獻材料，并加以利用。

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反對“考古學只是證經補史，是歷史學的附庸”這種認識。重視文獻價值的同時，絕不能忘了考古材料自身蘊涵的特殊價值與意義，所以我們的解決問題之道就是“整合”二者，而不是簡單地補充或對應。我在這里用了“整合”這個詞，所謂整合，應該是各取所長，各自發揮優長之處。文獻記載可以給我們一個宏觀的、整體的，比較有序列性的歷史敘事，但是往往沒有細節；而考古材料可以從細節上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發現很多文獻材料所不能提供的信息。

您說了一個概念叫“整合”，那究竟該從哪些角度入手，將歷史時期考古出土的材料和豐富的文獻記載整合起來呢？

霍巍：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說明。例如張勛燎先生提出的道教考古。道教盡管有《道藏》，有大量的道書文獻，但過去的情況是，研究道教者不用考古材料；研究宗教考古的，往往不懂道書文獻。所以這樣一來，我剛才講的整合就沒有完成，各執一端，所以很多事實看不清楚。具體來說，天師道中有一套法術，是在墓葬里面利用朱書鎮墓瓶為人解注，其中的細節，在考古材料中有大量的反映，而這是文獻材料沒有弄清楚的記載。還有像天師道形成的地域、主要流行的范圍，道書文獻的記載和考古出土的材料之間，是不能夠兩相吻合的，這就需要加以整合，將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加以相互比較，才能夠對天師道的形成、影響范圍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再舉一個例子：早期佛教的研究。文獻典籍里講“明帝夜夢金人”，漢明帝晚上做夢夢到金人，這個金人頭頂上有項光，是佛。事實上現在的考古材料里面，發現了許多可能和佛教有關的早期圖像，這些圖像跟文獻材料之間也要加以整合，我們才能對早期佛教傳入中土的情況，形成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

我再舉第三個例子：中國古代的墓祭。古有墓祭？還是古無墓祭？墓上祭祀究竟是從什么時代開始的？這個問題，文獻記載中本來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結合考古材料，我們通過研究殷商時期的墓葬，戰國時期像中山王陵這樣的墓葬，就可以對中國古代墓祭制度的起源和發展形成一些新的認識。

第四個例子，是我最近正在思考的一個問題：陵前“神道”的形成。同樣如此，何為“神道”？那一定是通“神”之道。神道本身的形成，那一定和人們的靈魂觀念聯系在一起。但是中國從春秋戰國以來，文獻典籍里對靈魂的描述，就有著地理上的區別。北方的魯地、中原，南方的楚地、巴蜀，對于靈魂的態度就是不一樣的。對靈魂態度的不一樣，會直接影響墓葬的營設，也直接影響到神道的設置。

這些問題都是事關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大問題，在這些層面上，其實我們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是我們現在做得不夠好。這些題目過去曾被認為不是考古學的題目，我認為這是非常滑稽的。那什么才是考古學的題目呢。難道只有分型分式才是考古學的題目嗎？因此，我一直主張，考古學是一個整體，考古學的方法論不是排他的，考古學的方法論是以解決問題作為最終目標的，中國歷史時期要解決什么問題，就決定了歷史時期考古可以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其中對文字和文獻的高度重視，把對文字與文獻的詮釋，運用到考古材料的解讀當中，就是主要的方法之一。這個方法不能被忽略，而我們常常強調的史前時期的研究方法，未必會適用于歷史時期，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認為，上述的林林總總，都是目前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我們要去思考，同時反復地進行實踐。解決好了，我們才能夠真正把四十多年來，甚至更長時段內積累的大量考古材料，加以系統地梳理和研究，進而說明中國文明的發展與興盛，以及進入到高級階段后反映出的若干問題。只有做到這一點，歷史時期考古才能和史前考古并駕齊驅，為中國考古學做出貢獻。

目前坦率地說，我認為歷史時期考古，還遠遠不能跟史前考古做出的貢獻想比擬，就在于我們有這么多思想上的禁錮、理論和方法上的停滯不前。在研究視野上局狹，沒有很好地實現整合。所以也就沒有很好地利用考古材料去解讀中國文明的歷程，更沒有把中國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做一種橫向的比較。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兩條主線，一個是我們自身體系內的，對中國文明從起源、初期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過程中的若干觀察和思考；第二個就是我們這個體系跟其他文明體系之間發生的交流，剛才我也談了，技術層面、思想精神層面實際上都有交流。但這兩條線，在如今的歷史時期考古研究中，都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框架，這兩條時空關系，我們沒有用考古材料很好地和文獻材料加以整合。這里我要強調一點，考古材料的變化未必和文獻記載中的朝代更替同步，往往要滯后，所以不能完全跟王朝更替的政治史去對應，應該以一個獨立的視角去看待這個體系。

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的時代命題

您反復強調了中國歷史時期的獨有特點，以及歷史時期考古的古典主義傳統。但我們知道，考古學在中國形成一門現代學科，這與當時從西方傳入的理念、方法密不可分。那么今天，我們再反過來強調我們固有的古典主義傳統，其意義究竟在何處？

霍巍：這是我要特別指出的一點，就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所具有的當代價值。因為我們的中國考古學，曾經走過一個螺旋式的道路。最早，我們對“中國文明西來說”抱有強烈的抵觸，而且經過考古工作證明，中國文明確實是獨立發展的，是擁有自我根性的文明體系。

但是一段時間內，我們又走進了另一面，就是言必稱西方，好像一切都是西方比我們強。我剛才也說到，在中國考古學的體系當中，也用西方傳來的現代考古學，或者叫田野考古學中的部分觀念來涵蓋一切。甚至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未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進步，就是要從西方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當中，找到我們的解決問題之道，比如“后現代主義考古學”，“新考古學”，要從這里面去拿東西，來形成我們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理論和方法。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有片面性的。因為西方的理論，尤其是英美的理論，包括新考古學、后現代主義考古學，往往研究的對象，都不是古典時代的，而是主要集中在史前時期，針對沒有文字記載的考古現象。

所以目前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體系中，要警惕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情況，應當非?？陀^、冷靜地去看待差異，既要吸納從西方傳入的現代考古學，或者叫田野考古學的科學基因；但另一方面，還要從我們自身的古典主義傳統中，繼承并發揚光大我們自身獨有的文化基因，這樣才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用以指導中國大地上的考古實踐。

這個任務很艱巨，我們的前輩學者沒有能夠最終完成，應該說這個歷史任務落到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考古學的中生代和新生代學者肩上。所以在今天，習總書記提出了“文化自信”，具體到考古學研究當中，我們文化自信在哪里？就在于中國考古學整體體系的形成之中，一定也有傳統文化留下的精粹之處。糟粕當然要排除，但是精要之處應該努力地加以繼承和發揚，這也是我們中國歷史時期考古一個時代上的命題。

歷史學與考古學

宿白、俞偉超先生都曾提出，要謹記考古學是歷史學科的一部分，您今天在這一問題上也談了很多。不過，我們觀察到有這樣的一個現象，一些歷史時期考古的研究，討論到最后，僅僅只是為了證明歷史學已有的結論，或者干脆把歷史學已有的結論照搬過來，用以解釋發現的考古現象。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如何避免？

霍巍：這個問題也就是西方學界曾經批評中國考古學的“歷史主義傾向”或叫“歷史主義偏見”。我剛才也談到，我們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實物材料，實物材料和文獻記載之間，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應關系。所謂“證經補史”，過去不少人對于歷史時期考古，往往就有這樣的看法。在我看來，我們很多考古學的研究，首先要用實物材料，來形成考古學自身的敘事體系。這一點就有別于文獻材料，或許我們觀察的只是一個片段，只是大歷史過程當中的一個小過程。但這凸顯的就是我們考古學的特色，否則就成了純粹的文獻研究。不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又不能完全地切開，你做的研究和歷史記載毫無關聯度，也會讓我們生疑。因此我反復強調，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一種整合。

所謂整合就是考古學的觀察要有歷史背景，請注意，只是背景，不能完全用歷史書寫來取代，只是考古材料與歷史背景相互照應。這樣觀察的側重點，和一般的文本敘事會有所差異。這樣的例子在考古學研究中很多，剛才我也舉過一些。如果僅僅只是簡單地套用文獻研究中已有的結論，簡單地借用一些歷史記載當中的觀點，給考古材料套上一個帽子，那不是我們的考古學，恰恰喪失了考古學應該具有的學科屬性和學科特點。究竟怎么去做，還需要我們從事考古學研究、受過考古學訓練的學者認真地進行思考和實踐如何和文獻材料建立整合關系，而不是簡單地套用某個模式。

舉例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家大族，確實是魏晉政治的一個特征。但是當我們運用考古材料進行研究時，應該選擇一個什么樣的著眼點？我們可以通過對世家大族墓葬的排列、墓室的營建、隨葬品的陳設等各個方面來觀察，這些世家大族在喪葬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是如何選擇和行動的，進而形成我們的一套表述。這個表述或許跟大歷史背景之間，有相互應和之處，但很可能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歷史記載所沒有涉及的，甚至有差異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堅持基于實物研究所得出的敘事。這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而不能簡單地貼標簽，戴帽子，那不是歷史時期考古的方法。

歷史時期考古還是考古學，當然，廣義上講，考古學還是歷史科學的一部分。但是考古學有自身的屬性，研究的對象是實物。實物形態是有質地、制作過程、色澤、類型變化等等若干可以觀察到的特征，這些完全可以跟歷史敘述之間形成一個整合關系，有分有合，凸顯考古學研究的學科屬性和特點。

理論究竟該如何形成

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英國考古學家希安·瓊斯的理論著作《族屬的考古》，他們的微信公眾號向讀者提了一個問題：“你認為，多少年后，中國將有自己的族屬考古理論？”我看到，大部分讀者都選擇了10年或20年，甚至還有不少人選擇了50年。我想，這一情況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我們中國考古學目前的一些狀況，那就是理論建設的相對薄弱。您剛才也談到了歷史時期考古缺乏宏觀理論的總結和指導，那您認為究竟該如何做，才能推動我們自身理論的形成？

霍巍：歷史時期考古的理論和方法是兩個概念。方法是多元的，所有的方法都可以用。但是什么叫理論？理論是經過若干個案研究以后，發現的具有指導意義的一種方法論層面的提升和總結。但是目前這個階段，就以你說的族屬為例，在方法論上，解決族屬考古問題的手段就很單調和欠缺。所以沒有若干方法的嘗試，我們很難在若干方法的比對當中，找到具有規律性和指導意義的內容，也就無法對若干方法進行總結、歸納和提升，以形成理論。

例如區系類型，現在看來完全可以稱之為一個理論。在一開始，蘇秉琦先生就是用區系類型的辦法，解決古部族，或者叫人群的問題。但通過這種區系類型的研究可以發現，各地確實存在不同的群團性。居住在巴蜀的人，有自己的群團性，居住在荊楚的人，也有自己特點的群團性。那么這個區系類型的方法，在考古學的若干實踐中證明可行，就上升成一個區系類型的體系，這就形成一個理論了。像族屬這一問題，目前首先在方法論上還比較欠缺，所以短時間內就更難談到理論的形成。要形成歷史時期考古的理論，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只有在具體問題中探索了多種維度的方法之后，才能比較好地總結、歸納出理論，進而再來指導具體問題的研究。

您曾在川大主辦的歷史考古青年沙龍中講了“考古學的‘守戒’與‘破界’”，這對我們今天談到的歷史時期考古研究有哪些啟示？

霍巍：考古學畢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先不談理論，從方法上講，考古學從獲取材料到解讀材料，都有自己獨特的手段?；镜牡貙訉W、類型學方法，在歷史時期考古中同樣能發揮自身的價值。誰疊壓了誰，誰打破了誰，都能很好地說明問題。比如在樂山麻浩崖墓中發現的佛像，之所以我們能夠確定是東漢的遺物，晚不到三國時期，就是因為兩座墓葬之間形成了打破關系，這座發現佛像的墓葬被另一座東漢晚期的墓打破了。所以說在歷史時期考古中，類型學、地層學這樣的基本方法還要繼續運用。

而破界是講什么呢？這個意思是說我們不要把自己牢牢地綁縛在類型學、地層學這兩個方法上。對于史前考古來講，確實器物的排列是重要的斷代方式。但是在歷史時期考古的研究中，有時一個墓碑，一塊墓志就可以解決時代問題。甚至沒有墓碑墓志，出土一個五銖錢也很能說明問題。

破界還有一個重要層面，就是在我們跟其他學科之間。我們要看看其他學科在考慮什么樣的問題。例如藝術史的研究，同樣用墓葬的考古材料，但是藝術史學者就會考慮到墓葬當中那些今天已經看不到、但是當時一定有過的禮儀程序：從迎喪、下葬、閉壙，到最后的祭奠。像這樣的視角，我覺得就是考古學應該學習的地方。要破就應該破這樣的“界”，使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

歷史學就更不必說了，歷史學提出的若干重大問題，我們都要去思考對比，和我們的考古材料之間有多大的關聯度，在歷史學者提出的某些重大命題的背景當中，有沒有考古學的痕跡。如果有，是什么樣的情況，是與那些重大命題互相呼應呢，還是完全兩碼事。比如說“唐宋變革論”，在日本學者最早提出來以后，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理論。但是在考古學上，有沒有所謂“唐宋變革”，這就是一個大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說明這個變革確實有，就要想想文獻梳理出的發起地域、發起方式、發起的階段性以及整個流程，在考古材料構建起的框架中能否看到。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至少應該予以關注。所以歷史時期考古，因為面對的社會確實更加復雜，材料也更加豐富，我們就一定要破畫地為牢之界，才能充分發揮考古學自身的作用，形成自己的書寫與表達。

（本文原載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此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