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古巴進入了雨季。新的住處仍舊在中哈瓦那區，新聞報道上的疫情高發區。從我的窗子看出去，能夠看到對面是一家蝸居的當地人，房子破舊窄小，磚砌的墻壁早已脫漆裂開，木制的窗子上全是密密麻麻因風吹日曬導致的裂紋。每天上午十點左右，我幾乎都能看到那家的妻子站在窗前晾曬衣服，那根孱弱的細桿上每天都會掛著不同的東西，大多數衣服和床單都已經洗得發白。疫情之下，還可以看到花色不一的自制口罩和圍巾每天在風中飄揚。我曾一度好奇且不解：自疫情發生以來，在古巴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已經越發困難，很多在古留學生甚至想出了一系列應對辦法，從“在家少穿衣換衣”“洗發水沐浴露香皂相互代替使用”到“剪短頭發”“洗潔精洗衣粉兌水反復用”等都成為了應對之策，在這樣情況下，為什么當地人還保持著這么勤的換洗頻率？

對面的古巴人家幾乎每天都會晾曬不同的衣服。

“有備無患”的華人與“得過且過”的古巴人

3月11日，古巴首次發現疫情案例，患者是三位意大利游客。消息一出，古巴華人圈中關于囤積食物與居家隔離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由于疫情全球傳播的時間差和地域差，古巴疫情發端之時，中國國內已經進入了冠狀病毒治理的尾聲，中國防控疫情最關鍵的“居家隔離”措施已經成為海外華人認可的有效方式。意識到古巴即將面臨的物資匱乏，滯留在古的留學生們從疫情初期便開始積極在微信群中分享有關于居家儲糧以及商店食品的信息，一時間，中國留學生集體出門團購成為了大街上的一道風景線。

彼時我所在的田野點龍崗老人之家（la Casa de los Abuelos）尚未關閉。這是島上興建起來的第一個華人養老院，位于哈瓦那老城的腹地位置，距離首都建筑國會大廈（Capitolio）不到一公里，是半個世紀之前古巴華人文化最鼎盛時期的核心地段。從1991年建立至今，它一直都是島上老一輩華人的主要聚居會所，目前容納了島上僅有的102個自然華人（chino natural）以及華人后代中的80個，平均年齡70歲以上。考慮到老年人是易受感染的群體，疫情之初我就開始向大家宣傳疫情防控信息。這里的老人們大多年老體衰，孤苦無依，從我進入該田野點以來，每天的陪伴使得這里的爺爺奶奶們對我就像孫女一般。老人們感受到我對他們的建議是出于真心關切，便積極地聽取并付諸實踐，當我通過當地人籌集口罩送到社團之后，他們也都配合著戴上，很多老人甚至流下了感動的淚水。在與社團主席協商老人之家的防護措施后，她也開始有意識地向協會的倉庫內購入了更多耐放的食材，如黑豆大米，面粉雞蛋等食品，以保證后期社團老人的三餐。

筆者從當地華商處籌集到口罩后送到老人之家，并教老人佩戴。

然而，與之相形成反差的是，我在古巴人中間進行的防治疫情宣傳卻不盡人意。當我跟古巴房東和鄰居說起需要囤積食物居家隔離時屢屢碰壁。他們對我的提議充滿了困惑和不解， 還表示“如果我一次買得太多，那我就沒有辦法吃到新鮮的食物了”。這種反應也不難理解，古巴一年四季天氣炎熱，同時又受到西班牙、美國、中國等地飲食習慣影響，主食為大米，以黑豆飯為特色，不吃辣，新鮮蔬菜做的沙拉幾乎是每頓不可缺的食物，香蕉和番石榴等水果和面包更是他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時也因為收入不高，儲藏糧食導致食物腐敗在他們的看來是一種極大的浪費，所以習慣于日常購買新鮮食材。而對于我至少應該儲存一些主食的提議，房東也表示了拒絕， “這些東西我們每個月都會到我們的糧店（Bodega）買到的，政府每個月給我們買的數量是有限的，我們想要多買的話價格會很高，而且如果我們多買了別的人就買不到了，別人也需要生活”。 最終我只能做出妥協，建議在家自制口罩保證自身安全。

自古巴出現疫情以來，由于當地沒有醫用口罩出售，民間就在政府的指引下開始了在家自制口罩的風潮。房東家沒有縫紉機，我和她都沒有從別的國家帶入口罩的途徑，而在國營店上班的她一直沒有接到停止上班的通知，我們無法實現居家隔離。在這種情況下，自制口罩成為了最大程度上保護自身安全的唯一途徑。疫情剛開始時，房東的態度很無所謂，她一直對我說到古巴的醫療防御系統足以抵抗一切傳染病和流行病，古巴人民早已經歷了全國范圍甚至全球范圍內流行的疾病，多年來的數次疫情早已使得當地人自身的抗疫能力遠比世界上其它大多數地方的人都強，像當下仍然困擾著很多國家的登革熱和霍亂等傳染病已經是古巴人“見多不怪”的“日常小病”了。憑著這股“自信”，房東仍然過著像往常一樣的生活，早晨遛狗上班，下午上課約見朋友，家里的訪客如同往常一般絡繹不絕。

勸說房東重視疫情的工作在兩天之內通過各種形式上演，卻仍然無果。這種沖擊對于我來說是直接而猛烈的，在多次的無用功之后，我切實感受到了在突發危機與生死考驗之時，不同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塑造出的人們，從生活習慣到思維方式都有著根深蒂固的“不同”。想到這點讓我釋然，有關“古巴人民族性格”這樣宏大敘事在這些瑣事的拼湊中變得生動起來。“古巴華人”與“古巴人”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表現，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撞擊和融合、對抗和接納的外顯形式。

哈瓦那兩個月買不到米的時候，一名當地的老奶奶仍然在給街邊的流浪貓們喂食。

自制口罩：安全還是好看，這是一個問題

隨著古巴疫情的發展，確診案例從只發生在外國游客身上轉移到了本地人之中，并開始在整個古巴島嶼上傳播開來。房東對于古巴人“異質體質”的自信幻想終于被打破，一通關于意大利朋友逝世的電話終于使得她慌忙敲開了我的門，她憂心忡忡地跟我說，“Benita，我從鄰居家借了針線，我們在家做口罩吧”。

房東終于開始醒悟，我自然喜出望外，開心地邀請她一起看視頻自制口罩。口罩制作的教學視頻完整而簡潔，然而房東在看完視頻之后卻突然皺著眉頭說她還有別的事做，轉身就往沙發走去。我感受到她的不情愿，于是耐心地跟她解釋這事關我們倆的生命安全考慮，需要認真對待。她停頓了幾秒，好像是積蓄已久的不滿和壓力突然爆發，突然抬高聲音說：“我們倆都不會做這個，我能夠怎么辦？……如果我不擅長做這個，那么我就不會嘗試，因為如果我做的不好，我會感到羞恥。”我一時語塞，但想到她至少愿意戴上口罩也是一大改變，于是說我會給我們兩個人都做一個，這樣她出門的時候也安全了。她聽了之后就到沙發上坐著看電視了，留下我一個人在桌前笨拙地嘗試，最后終于完成了。房東時不時斜眼看我一下，但從始至終都沒有過來幫忙。當我將做好的口罩遞到了她手上時，她特別開心地戴上并激動地說到，“我們現在安全了。”

然而自制口罩帶來的安全感很快被打破了。房東下班回來時戴著一個單層“被單口罩”，還把我給她做的口罩還給了我。她說她戴的“被單口罩”是同事用縫紉機給她做的，她戴那個就可以了。很多中國朋友之前就跟我說過，單層床單布料做的口罩是無法過濾病毒的，我做的口罩中用了衛生巾里的防漏層，能夠阻擋飛沫。我跟她說，為了安全最好還是戴我做的這個口罩，她卻猶猶豫豫不愿意再接過去。我以為她是怕欠我人情，便安慰她說這為了我們兩個的安全，不用還我的。房東似乎再也無法忍受我單向度的“傳輸知識”和“夸大”疫情危險，最終向我坦白了緣由。她回答說，“今天早晨，當我戴著這個藍口罩出門上班時，哈瓦那大街上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戴上了各色各樣的口罩了，但是他們的口罩都很漂亮，有的是用圍巾做的，有的是用手帕做的，有的是用白色床單做好之后再在上邊繪上美麗的圖案…那時我突然就把這個口罩摘下來了，因為它使得我覺得我跟周圍的人群格格不入……大家的口罩都很有個性很好看，即使不好看，也顯得很優雅。我的頭發是紫褐色的，皮膚是棕色的，深藍色的口罩只會顯得我更加年老，我覺得不好看。” 她還說到古巴公共衛生部（Ministerio de Salud Publica）支持民眾佩戴這樣的自制口罩，“如果古巴的公共衛生部沒有反對，那就說明這樣的口罩是有效果的。”

我給房東做的口罩。

房東戴著同事制作的被單口罩。

房東一連串的回答讓我感到震驚。在疫情發生之后，她對 “體面”和“好看”的追求和我對于“實用”和“安全”的執著如同一條分界線始終將我分在兩邊。不僅是這次疫情，生死面前，古巴人對于“體面”的追求似乎是印在骨子里的“品質”。記得剛到古巴的時候，一個古巴朋友就跟我提到，兩年前的2017年9月，哈瓦那遭遇了一場叫做“艾爾瑪”的颶風。臨近夜里，加勒比海的海水突然翻過了馬雷貢海岸，向著內陸源源不斷地涌來，一直蔓延到中哈瓦那的中部城區。古巴政府立即采取一級防御系統警報，緊急救援海邊居民，那時在貝達多區馬雷貢旁的一棟建筑里，一對老夫妻在警察上門救援的時候卻毅然拒絕了救助，并主動讓警察放棄他們。他們說，海邊有這么多居民，你們去救別人吧，我們年紀這么大，現在只希望在床上“舒適”“體面”地死去，不想出去浸泡在海水里過沒電沒氣的日子，再遭受其它的苦難。隨后連著來了很多批救援人員，都沒能把這對追求“體面”死亡的夫妻帶走，最后海水灌入了他們的房中，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世了。那時盡管我對這個事件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它讓我想到了泰坦尼克號瀕臨沉沒時船頭優雅演奏著 “安魂曲”的交響樂隊坦然體面赴死的畫面。此時此刻，電影中的情節似乎正以另一種形式在現實中上演。

幾天之后，我準備出門時，看到房東正拿著針線縫補挎包，她使用針線十分嫻熟。我站在陽臺上，一種莫名的情緒襲來，不是責怪和埋怨，反而更加理解了房東說的那句話，“我不擅長做的，我就不做，如果做出來丑了，就將有失體面。” 由于美國常年的封鎖，古巴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搖擺不定，這里的人們早就養成了活在當下的態度，既然目光只放在今天，那么維持體面或許的確比臣服“未知的危險”更順理成章。

體面，講究，虛榮，迷失

古巴人講究體面，我對這一社會現象的關注由來已久，疫情只是加深了我對這兩種文化和思維方式差異的認識。2019年9月底剛到達哈瓦那的時候，我就發現這里和我過去的想象不同。在人們的印象中，古巴是一個“封閉”“落后”“貧窮”“人們吃不飽飯”的國家,經過幾個月的探訪，我發現這個“貧窮的國家”里幾乎每戶都有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甚至高壓鍋；這里的人家中不管住在高樓還是住在平房里，幾乎每天都會有家庭大掃除；人們家中除了生活必備用品之外，擺設裝飾必不可少，生活環境干凈整潔有序……

一個在本地待了7個月的中國留學生跟我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也發現古巴人有“窮講究”的毛病，明明沒什么錢，但出門一定要穿戴整潔，收拾打扮；商店里明明什么都會缺，但是唯一不會缺的是兩樣東西：朗姆酒和香水。大街上的行人從不匆匆忙忙，無論孩童還是老者，從內到外散發著的都是悠然自得、享受當下的氣息。我之后走訪的很多古巴家庭都備有香水和熨斗。即使是后來接觸到的生活環境較差的家庭，無論生活如何窘迫，古巴人始終穿戴得體，家中都收拾得干凈整潔，還有鮮花和小裝飾品點綴其間，飯桌上的食物一定講究顏色搭配和食材布局....對他們而言，“窮”和“體面”兩者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

一個在古巴呆了將近20年的華商告訴我，古巴人講究“體面”是有歷史原因的。倒推三代，作為“美國的后花園”，古巴人生活在“貴族”的環境中，那時在古華人的貿易活動也極大地推動了古巴的經濟發展；倒推兩代，古巴有“蘇聯大哥”罩著，當地人再不濟也是“貴族”的朋友；至于當下美國的封鎖加劇，“平均制度”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當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很多，從前的富足生活帶來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是難以改變的。他們的父母一輩，都曾是這片土地上“紳士”和“淑女”，延續著由來已久的生活習慣。與此同時中國的歷史發展卻恰巧相反，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不過是近幾十年才發生的事情， “吃苦耐勞”“憂患意識”與“未雨綢繆”等都是中國人的文化烙印。

一個古巴朋友向我解釋了是什么支持著古巴人維持這樣的“體面”。朋友說，在古巴幾乎每家都有洗衣機和電視機以及電冰箱的，但大多年代久遠，款式老舊，因為大多購買于半個世紀前的卡斯特羅在位時期，現在只有極少數富裕家庭才有新款式的這些電器。在半個世紀之前，卡斯特羅政府為了保證國內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實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度，糧本（libreta）制度便是其中之一。當時古巴政府在蘇聯的幫助下進口了大量電器，全民醫療系統也奠基于同一時期。古巴天熱，食物容易變壞，為了保障人們的飲食安全，冰箱成為了政府配給的必備品；熱帶氣候下人容易出汗，為了避免皮膚病等傳染病的發生，所以幾乎人人家中都配備上了洗衣機；而作為傳達政府綱領以及了解外界信息的來源，電視機也走進了各家各戶。在那個時候，每家每戶依靠糧本，可以像現在時興的“分期貸款”一樣，到糧油店中先購買到商品，然后每月向政府繳納少量的金額直到還款結束。糧本政策中包含的很多商品后來隨著國內經濟形式下滑就廢除了，但是它惠及當地民眾的痕跡在當下仍然清晰可見。

朋友出生在1987年，在蘇聯解體之后古巴最為貧窮那幾年間度過童年。因為在學校研修歷史課程和大眾傳媒專業方向，并且母親是前任文化局的局長的緣故，他對于古巴的歷史發展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當下的年輕人和老一輩古巴人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老一輩人的“體面”用“講究”來形容更貼切，那是古巴曾經富饒生活在當下的殘跡。而現在年輕人的所謂“體面”，則是一種混合了美國重金屬文化與網絡時代影響的“虛榮”。他說， “現在大街上隨處可見古巴青年男女們身上有著各種各樣的紋身，鼻釘耳釘眉釘等更是屢見不鮮，不少人身上戴著特別粗的金鏈子和金表，年輕一代的價值觀隨著古巴日漸開放之后早就開始變化了。”我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哈瓦那大街上很多青年，特別是男青年，戴著金表和金鏈子，腳上通常都是耐克的鞋子。我一度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可能都是便宜的仿制品。朋友告訴我，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金表和項鏈之類的都是真的，當下的古巴社會中不乏有權有勢的家庭，也存在家中連穩定居所都沒有的當地人。但年輕人的追求表面光鮮和及時行樂卻成為了常態，發了工資，很多人可能就去買一條金項鏈或去酒吧喝酒，盡管有時他們的家中貧困得無法開鍋。他接著說到，“其實也不能說是‘虛榮’，‘迷失’這個詞應該更加恰當一點。他們不知道在這個社會里他們該做什么，他們能做什么，如果辛苦工作賺來的錢跟渾渾噩噩度日賺來的錢一樣，如果一份體面低薪的工作與黑市小販不正當但卻富得流油的工作進行對比，如果想要做一些私人生意卻要膽戰心驚害怕被政府查封，如果每天的生活都受到這么多的不確定國際政治因素的擺波，人們為了不變‘瘋’，總要形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活在當下便是我們的生存之道。”

歷史和當下的故事在不同人的口中被講述，最終卻都導向了一個相似的解答：這里的人們在與其獨特的政治環境抗爭中，已經達成了與當下生活的和解。而這種“活在當下”的“追求體面”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在特定“場域”內形成的“慣習”，與其說是當地人的“苦中作樂”和“窮開心”，不如說是一種脫離了以時間觀念和金錢觀念為核心的現代性敘事之后的另類豁達的生活態度。

在哈瓦那街頭，當地人戴著口罩專心地閱讀報紙。